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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赵晓芳河南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李伟昉共463页

摘要 : 自20世纪中叶始，整个加拿大英语文学构建起实力显著、特色独具，且变化无穷的文学世界，相关作品不断走出国门，日益得到世界认可。艾丽丝·门罗的作品（Alice Munro,1931—）作为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力量，她的小说继承、发展和创... 展开自20世纪中叶始，整个加拿大英语文学构建起实力显著、特色独具，且变化无穷的文学世界，相关作品不断走出国门，日益得到世界认可。艾丽丝·门罗的作品（Alice Munro,1931—）作为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力量，她的小说继承、发展和创新了加拿大安大略传统，对地域伦理风情有精准的描写，并从女性视角对“人如何生存”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讨，虽然其作品描写的主人公大都是生存于加拿大小镇的普通人，但他们的遭际实际上与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当代世界各地那些在庸常生活中逡巡挣扎的普通人并无二致，体现出此时代的人们在生存中面临的普遍伦理困境。作品中充满超越种族、阶层和时代的朴素真挚且敏锐智慧的现实主义生命伦理关怀精神，是文学创作从追求形式和后现代技法向追求现实主义和平实的乡土百姓生活的一种回归。因此，依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相关理论对门罗的作品进行伦理思想研究非常必要和有意义。遗憾的是，作为记录现代加拿大人历史的一种重要叙事资料，在中国和西方学者对其有关伦理思想的研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学者们或忽视其文本中隐含的伦理思想，只专注于作品的审美研究；或对此缺乏系统、清晰和深刻的认知。笔者之所以选择加拿大当代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门罗作品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以文学批评为经，以伦理学批评为纬，辅以叙事学、女性主义、空间批评、现代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批评方法，试图系统并清晰地揭示出文本的文学性与伦理思想的共谋关系，揭示作家特定的伦理思想认知对其文学创作内容和思想的影响和规范，以及门罗作品的伦理思想对当代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历史启迪。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3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从学科建设角度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得以可能的学科依据，确定研究对象和使用的理论方法，总结了国内、外门罗作品伦理思想研究的现状及其可待开拓的空间，最后界定相关概念，明确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进路。 “正文”包括6章。第一章政治伦理中的集体生存与个体生存，共分4节。前3节探讨门罗作品针对政治伦理提出的问题，第4节是对前3节问题的回答。第1节探讨了门罗作品关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对抗问题的思考，指出在门罗早期作品中，随着加拿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现代物质消费欲望的满足与心灵的惶惑迷失之间徘徊，门罗的“边塞”意识和“生存”理念在此初显。第2节探讨了门罗作品关于个人权益在群体权益挤压下艰难挣扎问题的思考，指出个人权益在现代生产方式变迁中受到集体权益挤压，而群体性力量中遍在的平庸之恶是导致作品主人公个体生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重要诱因。第3节考察了门罗作品关于社会文化对女性性别的规训和建构之问题的探讨，指出文化作为权力资本的一种，对作品人物的成长和生活起着无形却强大的性别规训和建构作用，只要性别文化结构不改变，社会压制就不会改变。第4节考察了门罗作品对知识英雄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重构中的失败和希望之问题的探讨，作品通过对两种知识英雄各自存在的瓶颈式缺点的描述，表明个体获取自身在社会中应有之权益和独立性的漫长与艰辛，及人逃离自身思想束缚与禁锢之难。第二章宗教伦理中的神、人之争，共分4节。第1节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宗教伦理困境与门罗作品中呈现的宗教矛盾之间的关系，指出门罗受到时代影响的伦理思想认知又影响和规范着门罗作品的创作内容和思想。第2、3节探讨门罗作品对宗教伦理提出的2大问题的思考，其中第2节分析了门罗作品关于现代宗教之神圣与庄严的消解问题的探讨，指出当现代人面对西方社会整个伦理秩序因失却了公认的神圣性而导致的秩序崩塌时，不仅体验到自由的欣喜，还体验到精神无所依附的焦虑；第3节分析了门罗作品对宗教之爱与生命之爱对抗关系的探讨，展现了门罗在中年和老年时期的作品中尝试将现代“意义共识”缺席的困境在终极意义上判断为“宗教性”，或说“超越性”，并在个体自觉的生命意义的实现基础上构建其生命哲学的宗教观的企图。第4节分析了门罗作品对以宗教之爱为名进行的杀戮和救赎问题的探讨，这是门罗在晚年作品中为宗教困境寻找的可能性出路，指出门罗在作品中有所保留地肯定了宗教对人的精神救赎作用，同时也区分了宗教与信徒之恶，体现出相对矛盾的宗教认知态度。第三章爱情伦理中的理想秩序消解与重构，共分3节。第1节和第2节分别考察了门罗作品对现代爱情诸多模式面临的两重困境的探讨，指出自由、放纵式爱情给主体带来的肉体、情感伤害，以及保守、自律式爱情中女性爱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和无法融合。第3节考察了门罗对爱情困境背后的现代社会深层痼疾的探讨，指出门罗作品在解构男性与女性共同为爱情虚构的现代幻象的同时，从女性自我保护和两性和谐发展的角度，建构了以仁爱和责任为基础的爱情伦理乌托邦，凸显出有道德责任担负之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强大救赎力量。第四章婚姻伦理中的两性情爱困境与责任担负，共分3节。第1节和第2节分别考察了门罗作品对婚姻关系中2类伦理困境的探讨，作品认为婚姻契约中的夫妻关系内涵是爱与责任的统一，女性/男性作为独立的个体与作为婚姻关系中的个体关系内涵是自由与自律的统一。第3节考察了门罗作品对自由与责任难以两全的伦理困境的思考，指出门罗思想的矛盾性，不过她最终为婚姻伦理困境寻到的出路是，主体要秉承审慎的原则，依境遇做出正当合理的选择。第五章代际伦理中的伤害、仁爱和责任，共分4节。第1、2和3节分别考察了门罗作品对代际伦理关系中3类伤害的探讨，作品认为父母对家庭责任的逃避是造成孩子精神孤独的恶，父母自由放纵的肉体欲望是造成孩子怨恨的恶，代际间爱欲与爱能的错位是造成代际间隔膜的恶，这3层问题中，成人缺乏自省、敬畏和仁爱之心是导致代际伤害产生，以及此类伤害在代际间传承的重要诱因。第4节考察了门罗代际伦理乌托邦的构想，门罗作品倡导将以家庭责任的有限担负、个人的自省、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他者的体谅相互结合，推进仁爱观念在代际间的影响和传承。第六章社会人际伦理中的怨恨、审慎和仁爱，共分4节。第1节考察了门罗作品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影响下人际关系中的怨恨本质的探讨，梳理了门罗作品中怨恨产生的背景、原因、动机、发展过程和结果，指出怨恨在人际伦理关系构建中的负面影响。第2、3和4节分别考察了门罗作品中对抗怨恨的方法，展现了作品以羞感、懊悔和敬畏作为社会人伦关系构建的情感基石，以“审慎”作为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首要法则，以“仁爱”作为构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思想核心等，并以此实现对怨恨的对抗等的思路，总结了门罗作品中经典的“无害的特殊者”形象，探索了门罗作品中以宗教式敬畏感为基础的生命之爱的伦理思想内涵。 “结语”部分共分3部分：第一，考察了门罗作品伦理思想基本内涵，即围绕“人如何生存”这个问题，强调在互动的人伦关系中，以审慎、敬畏、仁爱和责任不断提升和融合主体的爱欲和爱能，以对抗外在社会文化惯习和内在怨恨心理的负面影响，并完成现代自我身份的主体构建和生存方式与意义的探寻。第二，梳理了门罗作品伦理思想3方面历史价值，即：其思想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人之生存困境做了积极回应和有益思考，又因兼具普世性内涵和独特的民族特征而充满特别的审美魅力；这种探索体现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有效价值和意义。第三，提出门罗作品伦理思想3方面局限性，即创作视野上没有摆脱加拿大文学通有的封闭和保守感；内容上并不能涵盖加拿大文学的普遍特质；思想认知上体现出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性。收起

关键词 : 艾丽丝· 门罗小说创作伦理思想加拿大文学

2. 明清时期河南省级官员施政研究

[学位论文] 张玉娟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牛建强共449页

摘要 : 明清时期，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较大变革。明代督抚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原有三司统辖，各有分职的地方权力格局，督抚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领导者，而三司则变成督抚下僚。明政府为牵制督抚力量，不断加强品级较低的巡按御史的权力，二者遂成为地方的实际掌... 展开明清时期，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较大变革。明代督抚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原有三司统辖，各有分职的地方权力格局，督抚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领导者，而三司则变成督抚下僚。明政府为牵制督抚力量，不断加强品级较低的巡按御史的权力，二者遂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权者，且彼此牵制。清代初期裁撤巡按御史，意味着督抚在地方上失去了分庭抗礼的掣肘力量，一方独大。而河道总督的专设又给地方注入了新的省官血液，同时改变了地方的权力结构。守道、巡道逐渐脱离布、按二司的事实又是省级机构的一大变革，布、按二司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减，布政司成了名副其实的管粮部门。随着省级内部机构的裁设变动，两代省级官员的选任与考绩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省级官员权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即是其职能变化的过程。总体而言，布政司主管民政、按察司掌握刑政的大方面不变，督抚的设置使二者在办理各自原本事务之时多了受制力量。尽管如此，二者仍然有与中央直接对话的权力。河南作为中原腹里的省份，有与他省共性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上述省级官员权力的消长及职能的变化即是河南与其它各省共有的相同点。不同的是，各省根据各自省内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施政内容。元、明、清朝代更替之际，河南遭遇严重兵燹，流民载道，田多荒芜，开垦荒地以安置流民和增加其财政收入是省级官员的当务之急。明、清建国走上正轨道路之后，兵乱虽已减少，流民问题却始终存在，河南南阳尤为突出。因此，开垦土地、安置流民是两代省级官员施政的必修课程。赋税的收支是各省官员的分内事务。每省都会涉及夏税、秋粮、耗羡、盐规的收支情况，而省级官员的任务是处理这些银粮收支中出现的问题，处理方法各不相同。河南宗室繁多，省级官员与其交流较为频繁，需要解决支发禄粮及其连带出现的问题。河南省级官员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主要通过他们行使另一职能而进行，即司法职能。在其行使此项职能的过程中，省级官员对中央、府州县官员上传下达的作用体现地淋漓尽致。河南是黄河流经的主要省份之一。这就意味着治理黄河是河南省级官员的施政内容之一。因为，明清时期黄河在河南的决口异常频繁。他们需要不间断的抢修、护修河工，治理河灾。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时刻处理官吏、河兵、河夫人等造成的各种漏弊。治河方面，清代与明代的最大变化是后者开始专设河道总督，且设河东河道总督，专理河南、山东河务。这是省级官员体制的一大变动。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嵇曾筠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副总河。这又是河南治河官的一次调整，一改过去总河对河南河务鞭长不及的弊端。由此，清代河南出现了两条互不统属的治河省官体系。一是以河东总督为首的地方行政体系；一是以河东河道总督为首的河官体系。两者均有管理河务的权力，在通力协作的基础上难免会有矛盾，可说是利弊并存。明代河南军事治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矿盗和流寇的剿抚上。河南南阳府、汝宁府、汝州地势多山，盗贼易藏，且其地又有矿产资源，为盗贼的聚集创造了地利条件。清代河南的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邪教猖獗方面。不管是矿盗、流贼、邪教都是地方百姓在生活所迫的情形下铤而走险的行为，省级官员要剿抚并用。对纠众倡乱者、谋反朝廷者以及危急地方安全者采取严厉的剿灭手段，而对被迫为盗为匪者仍是以抚为主。河南省级官员的另项职能是考核属员，对廉能者举，对不职者劾。但是，省级官员自身亦有廉能和不职之分，这就决定了其举荐与弹劾具有不公平的成分。不该举被举、不该劾被劾的情形会有出现。这恰恰反证了省级官员具体的施政并不是与制度的规定始终吻合。在教育方面，河南省级官员根据本地区具体的情形进行治理，修建贡院、学宫、书院等教育场所，完善宗室教育，通过祭祀的方式实现教化的普及。省级官员是沟通中央与府州县的桥梁，在其每一方面的职能中都能体现其对上、对下的互动。要达到上下良好的互动性，省级官员的贤能与否尤为重要。对上、对下的互动有直接影响省级官员施政的效率。无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消长，终归要回归于百姓，回归到社会。对省级官员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给百姓做出实事，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是给行政向对方排忧解难，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省级官员施政方针权力结构

3.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

[学位论文] 龚奎林河南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孙先科共438页

摘要 : “十七年文学”(1949-1966)非常丰富而驳杂，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当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稳定的和平环境他们使渴望通过小说创作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和平... 展开 “十七年文学”(1949-1966)非常丰富而驳杂，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当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稳定的和平环境他们使渴望通过小说创作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及革命意义诉求表达出来。而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急需精神文化的辅助，因此，唯有借助新文化建构才能把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信仰价值观进行普适性传播，以鼓舞新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于是，战争文艺尤其是长篇战争小说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的社会主义文化资本，进而确证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合法性、有效性与优越性。但是，长篇战争小说文本诞生以后并不是凝固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由生产、流通、接受、反馈组合而成的包括版本修改、艺术(包括曲艺、话剧、戏曲、绘画、音乐、连环画、影视等)改编及传播推广的运动变异的状态，笔者把这种文本演变发展的动态流变过程称为“文本发生学现象”，而本文就是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文学生产、流通、消费的原初场景去梳理文本变异的历史过程，探寻革命意义重组和文化象征资本建构的各种可能性：为什么修改，怎样修改，文本修改取舍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为什么改编，怎样改编，作家、意识形态、时代审美与编辑出版之间的复杂博奕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系列问题要求研究者不仅考察“重述”与“转述”革命意义的差异与缝隙，更要穿越表象的话语情境和历史场追问它们是如何打造知识范式，从而寻找不同艺术版本的复调对话和文本间性，挖掘出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互动的历史以及作家幽暗的心理书写和精神滑变，进而重新阐释文本，丰富文学史的重写。本文结构分为导言、上篇(三章)、中篇(四章)、下篇(四章)和余论四个部分，主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时空场域和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两个维度进行文本发生学现象的知识考古和演变探讨。导言对“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半个世纪来的文本传播、版本变异与艺术改编进行了问题归纳，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了核心概念“战争小说”、“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文本发生学现象”及“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的理论内核，梳理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现状，进而确立了研究的视角、层次、方法与价值立场。上篇试图对文本发生学现象的起点语境进行必要的外围梳理，阐释承载革命起源与革命意义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不断经典化生产和通俗化传播的过程。革命作家的少共精神、军人规范、侠客梦和青年气质等生命体验和创作特质与社会舆论导向建构起战争小说的经典化生产与打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艺报刊、艺术改编、教材教育等进行通俗化传播，由此产生了文本发生学现象。中篇主要以4部长篇战争小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苦菜花》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半个世纪来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的变迁轨迹考察版本生成、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意义传播等问题。《铁道游击队》的版本修改由艺术完善的修改逐渐转向政治规范的继承，而艺术改编则从革命英雄儿女的形象塑造逐渐转向儿女情长的人性叙事，但作者刘知侠在文化与政治的夹缝中也坚守着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保卫延安》版本修改的核心就是使艺术更加完善，使英雄群像更加生动丰满，而艺术改编则是由1950年代重基层英雄形象塑造转向新时期以降的高级指挥者形象塑造。这种重心转移是随着历史评价与文艺观念的互动而变化的。在不同时期，《红日》的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在人性萌动与革命伦理的互为消长中进行取舍，作者及编导者的潜在写作部分消融了革命二元对立的强化。而《苦菜花》的文本发生学现象呈现出家族叙事、三角恋爱与革命伦理的多重变奏与取舍，女性情感的坚挺在政治规范裂缝中暗含着反抗男权的人格勇气，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改造”女性的单向度压抑，但1980年代以降的艺术改编重新操纵起男权话语，使得女性情感成为一种“花瓶”式的修辞。下篇则从“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修辞策略、正文本修改、副文本变迁、艺术改编策略四个角度进行共时性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探询，寻找这种流动叙述的背后缘由、动机以及意义，总结其文本发生规律。重点研究“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革命伦理、历史代述、神话隐喻与审美裂隙的修辞功能，并对小说正文本的修改原因、修改内容和小说副文本的封面画、插图画、内容提要、引语、序言、繁简字、版型等进行总体考察，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改编策略进行了挖掘。由此发现作家与艺术改编者在特殊语境下通过文化象征符码和革命意象体系的建构去生产读者所需要的相关革命知识，尽管文化资本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意义的滑变，但本质性内核不会发生变化。总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作为一种“真理”和“经典”的生产、实践、传播与应用的过程，在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对其研究也永远是未完成状态。而且，文本艺术样态的再次转型、大众传媒的全面介入、手稿等新史料的挖掘、作家作品档案的开禁以及口述史的再现等都给该研究带来广阔的阐释空间。因此，笔者在余论中也提出了当下语境中的红色资源再利用和现当代文献学学科建构的可能与设想。收起

关键词 : 多重讲述长篇战争小说文本发生学革命意象体系

4. 《全宋诗》重出误收研究

[学位论文] 朱腾云河南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佟培基共427页

摘要 : 《全宋诗》的重出误收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强调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广罗文献、甄辨真伪。从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大体多为个案研究和散论性质。作为学位论文，怎样把这些个案散论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纲举... 展开《全宋诗》的重出误收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强调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广罗文献、甄辨真伪。从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大体多为个案研究和散论性质。作为学位论文，怎样把这些个案散论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纲举目张，条分缕晰，有理有据，结构完备，既融通自然，又具备多向拓展研究的衍生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故本课题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到对重出误收整体特征的关照和分类属性的阐释，力求，以类见体，以例为用，使理论推演和实例分析自然融合，相得益彰。重出误收现象，在文献档案中大量存在，特别是古典文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自有文献之日，便是重出误收产生之时。纵观文献编纂的历史，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文献编辑活动，都会乙定刊正一些文献的重误，但同时又会不经意间产生一些新的重误。而文献积累演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总体层累扩展、局部老化消减，在这种文献的双向互动趋势中，重出误收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型诗文总集整理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宋诗与唐诗各擅其长，互补其阙。唐诗前有胡氏《统签》、季氏稿本，又有清编《全唐诗》总其大成，且《全唐诗补编》为其补苴罅漏，新编《全唐五代诗》荟萃名家，兀兀穷年，毕全功仍需时日，可见一代诗歌文献编辑总成之难。而宋诗自古无一代总集，北编《全宋诗》成书72册，收诗人约9206人，录诗约254247首，堪称盛世伟业，煌煌大观，其不仅收录有别集传世的诗人诗作，更广罗搜抉无别集传世的诗人散见各处的诗作。笔者在使用《全宋诗》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收录不全、重出误收、文献讹误、校勘粗疏等问题。读研后，在佟培基先生的指导下，加强了对《全宋诗》等相关文献的研读，积累了一些学术笔记和统计材料。特别是《全宋诗》“重出误收”问题，笔者先后发现《全宋诗》9877首(句)，4321组诗歌存在重出误收现象，当然这不应该是重出误收诗的全部。本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原则，不自量力，选择“《全宋诗》重出误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实希望有一隅之见，能补苴美玉之微瑕。论文主体由五章构成，本课题作为实证研究，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学位论文的要求，采用总-分-散的结构模式。第一章引论部分，以理论探讨为主；第二、三、四章分论部分，以类释例，以重出误收诗的考证为主；第五章散论部分，是对《全宋诗》重出误收现象的两个专题研究。第一章是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从“重出”、“误收”的范畴意蕴，宋诗文献整理与《全宋诗》的编纂，《全宋诗》重出误收诗的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及文献资料范围和写作要点四个方面进行研讨。其中，对两个关键专业术语的辨析和诗歌重出误收研究小史，是前人没有涉足的空白领域，可以说是本论文的创新点。但可资参阅的研究成果少，材料收集困难，又限于自身水平和时间紧迫，此两点研究理论演绎尚欠精细严密、分限较为简单粗疏。第二章是《全宋诗》重出误收的逻辑类型研究。从《全宋诗》重出误收诗的内在逻辑出发，分姓名讹误、亲朋讹误、诗句诗题丛脞讹误、其他讹误四个小节。诗歌的重出误收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文献讹误，其出现频度存在一定规律，基本上是沿着相似、相关、错讹、无绪四条线索，呈现散点不对称复合回归分布。本章以类释例，归纳诗歌重出误收的不同频度类型，提供查找线索，规范统计途径，为诗歌重出误收的文献统计和分析程序设计，提供数据和模型。第三章是《全宋诗》重出误收的时代情况。分误收前代诗，误收同代诗，误收后代诗，两收诗《全宋诗》不误，两收诗存疑五个小节。相比而言，第二章着重从重出误收诗的频度类型出发，注重考察重出误收诗的形式规律，以重出诗考证为主。本章着重从诗歌重出误收的时限特征、时序关联出发，以误收诗考证为主。第四章是《全宋诗》重出误收的原因探讨。分来源错误，编纂新误，其它因素三个小节。从《全宋诗》的具体情况出发，重出误收诗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延续旧误和编纂新误。历代文献典籍，或毁于火灾，或丧于兵燹，或残于虫蛀，或讹于俗手，残缺衍脱乙倒云糊之中，旧误在所难免。原始文献讹误是指《全宋诗》编纂时，能够采信的最早说法，最原始的出处，由于各种原因，本身并不正确，编者又未能准确断定是非，导致重出误收。而每一次大型文献的编纂整合，都会消除部分旧有讹误，但同时，有意无意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讹误，造成新的重出误收。来源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编撰者延续了旧误。总而言之，旧误也有可刊正者，也有不可避免者。底本问题及采信文献的错误，也部分的是编者失误。除此而外，编纂体例及集句诗、联句诗等特殊情况，也会带来一部分重出。第五章是《全宋诗》重出误收研究的延伸思考。本章探讨《全宋诗》重出误收现象的两个重要专题。“重见诗人研究”是针对《全宋诗》五代诗人入宋、宋诗人入金辽、金辽诗人入宋、宋金诗人入元等几种情况的分析研究。《全宋诗》收入诗人的断代问题，很有代表性，不仅有时限问题，还存在地域国别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在理论界定中，有很多疑难；在操作层面，某些诗人的断代，更是困难重重，难以准确定谳归属。本文从实证出发针对具体诗人，作一些考订甄辨。“化用传引与悬置存疑现象分析”是针对《全宋诗》重出误收的一些特殊情况进行归纳，比如诗句的化用、借用，佛子偈颂等等。另有余论部分，是对整个论文架构的简单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特别指明重出误收诗理论研究的拓展途径和学科走向，以及在高科技电子化条件下，诗歌文献编纂整理实践的可行性操作途径。收起

关键词 : 《全宋诗》文献考证重出误收分类属性

5. 朱素臣传奇研究

[学位论文] 张红霞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张大新共423页

摘要 : 苏州剧派在明末清初的戏曲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传奇比吴伟业等人的抒情剧更适合舞台搬演，比李渔等人的风情剧包蕴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从清朝开始，许多文人学者就开始关注以李玉为首的这个创作群体。诚然李玉的整体成就是苏州剧派其他... 展开苏州剧派在明末清初的戏曲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传奇比吴伟业等人的抒情剧更适合舞台搬演，比李渔等人的风情剧包蕴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从清朝开始，许多文人学者就开始关注以李玉为首的这个创作群体。诚然李玉的整体成就是苏州剧派其他传奇作家所无法超越的，但是对剧派中其他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推动整个剧派研究不可缺少的动力。朱素臣的传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苏州剧派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他现存十部传奇，数量仅次于李玉和朱佐朝；他的公案题材和爱情题材传奇的成就，在苏州剧派中罕有匹敌。但是，在众多关于苏州剧派的研究成果中，朱素臣传奇的专门研究非常少见，多是在剧派整体研究中捎带提及，少数的专门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十五贯》、《未央天》等几部传奇上，造成了朱素臣传奇整体研究薄弱，作品研究仅限于几部传奇的不均衡状况。鉴于朱素臣传奇研究的现状，笔者在论文中对朱素臣传奇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察，探究朱素臣传奇在本事来源、题材特色等方面的成就，挖掘其传奇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取得的艺术成就，介绍其传奇在后世的传播概况。论文首先对朱素臣传奇的本事来源进行考证辨析，理清其传奇在取材来源上的独特性和在相关故事流变中的关键作用，揭示朱素臣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上体现出的主观倾向。《聚宝盆》、《文星现》、《十五贯》等传奇的本事主要来源于前代文人的笔记杂传，朱素臣结合自己对素材的独特认识进行组合与重构，展示了他对前人相关记载的再创造；《朝阳凤》、《翡翠园》、《万年觞》等传奇的主要人物则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朱素臣围绕传奇中人物对其事迹进行虚构与敷衍，体现了他对相关历史人物及事件的重新阐释；《未央天》、《锦衣归》两部传奇事无所本，论者推测或有感于现实中事而作，在主题表现上侧重训世教化作用，在传奇叙事上则充分彰显中国古典戏曲叙事模式的特点，但是传奇在主题表达与客观叙事上却呈现出明显的悖离，存在着相互的矛盾。在理清本事来源的基础之上，笔者把朱素臣现存十部传奇按题材分为三类进行论析，揭示朱素臣不同题材传奇在苏州剧派中的独特性，挖掘朱素臣对明末清初世人普遍关注之时代主题的个性阐释。朱素臣的公案题材和爱情题材传奇的突出成就确立了他在整个剧派中的重要地位，本章首先展现了他公案题材传奇在平反公案的共同模式下不断求新求异，以独特的视角揭露社会现实、探究伦理规范的文化内涵；其次展示了他爱情题材传奇从探究情理关系入手，尝试调和情理矛盾，企图规避清理冲突，最终却走向李渔式的情理合一之路的尴尬和无奈。朱素臣的历史题材传奇在整个剧派中的成就并不突出，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朱素臣在顾恋旧朝的同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看到了新朝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认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步观念。朱素臣传奇在艺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笔者主要从他重视传奇结构的组织凝炼，专注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注意戏曲语言的本色当行，并以多种手段服务于舞台演出四个方面探讨了他的整体成就。艺术上对传奇舞台演出的重视，使得朱素臣的传奇从他生活的时代开始就在舞台上不断搬演，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影响极大。但是，由于相关舞台演出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从后世戏曲选本及曲谱中了解他的哪些传奇在舞台上常演不衰，从地方戏剧目中发现他的传奇经过民间演出传播的大概情况，从现存传奇版本的流变中寻绎他的传奇如何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再创造形成了今天看到的版本状况。论文对朱素臣传奇的研究建立在笔者对其现存十部传奇点校的基础之上，附录部分是笔者对朱素臣传奇整理的初步成果，一方面为论文主体部分的理论阐释奠定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阅读朱素臣传奇作品的便捷途径。收起

关键词 : 苏州剧派朱素臣思想内涵题材分类传奇创作

6. 宋代文选学研究

[学位论文] 郭宝军河南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王立群共417页

摘要 : 在魏晋六朝兴起的总集编纂氛围中，《文选》后出专精，成为后来文人学习、效仿与进行总集编纂参照的典范。《文选》收录了上自周秦下逮萧梁一百三十余家七百余篇经典作品，但是，时间的隔膜阻碍了时人对其中作品的完满接受。因此，在当时音义之学兴盛... 展开在魏晋六朝兴起的总集编纂氛围中，《文选》后出专精，成为后来文人学习、效仿与进行总集编纂参照的典范。《文选》收录了上自周秦下逮萧梁一百三十余家七百余篇经典作品，但是，时间的隔膜阻碍了时人对其中作品的完满接受。因此，在当时音义之学兴盛的背景之下，萧该出于家学传承的自觉，首先对《文选》进行音注而又有略及意义阐释。在《文选》成书后不久，萧该的《文选音》成为文选学的滥觞之作。其后，江都曹宪于扬州教授子弟，弟子魏模、公孙罗、许淹、李善等人，均有《文选>音义类的著作。在此基础之上，李善对《文选》注释发扬光大，善注问世。善注考索文本生成与文词背后的知识背景，本有炫博与汲汲仕禄的意图，却并未取得意料中的结果。相反，在唐朝的政治纷争中一再失意，最终泯灭了功名利禄追求，在汴、郑之间设帐，以《文选》教学，诸生来自四方，也由此宣告了文选学的正式成立。从发生学而言，选学内核是注释学，且唐代文选学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此。唐代科举考试中进士科地位的渐被重视使得《文选》作为示范功能的意义更加突出。然而，由于李善注本身的注释意图，并不适合社会一般知识阶层的需求，遂有开元六年的五臣注问世且在很长的时期成为士子学习《文选》的首要选择。李善注以文本之前的文本进行阐释，以陌生释陌生，违反了诠释的根本原则。五臣则以当时的语言，对此前文本进行阐释，以熟悉释陌生，卷帙适中，广受欢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唐代的《文选》是以口耳相传的讲课方式与记录、传抄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抄写、记录则打破口耳相传中传播者与传播内容不能分离的局限，由此可以进行地域更为广泛的传布，但同时也有可能使传播的内容以借名原注者的形式不断发生变更。在晚唐时期，据说李善注至少已经有五种繁简不一的本子。因此，当雕版印刷时代对《文选》进行刊刻时首先面临着诸本不一的尴尬局面，对《文选》及其注释进行校勘与清整就成为必然。从五代孟蜀时期毋昭裔整理刊刻五臣注开始，《文选》传播就开始进入了雕版印刷的时代。整理者首先需要对众本进行比较，选取认为较好的本子，参校他本，进行编纂，以刊版印刷的方式将其定型，这对传播内容的统一规范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可能脱离注释者原注的内容以刊本的形式获得了似乎合法的地位。五臣之后，李善注由国子监刊刻，国家对李善注的刊版并没有阻止五臣注的流行，对二家之注的不同需求以及二本的不同层面特征，促使合并本出现。元祐九年秀州州学的编纂与刊刻六家本使唐代公孙罗的努力方向真正落到了实处。秀州本以五臣注为底本，将李善注进行拆分，并入相应的正文之下，以存异为主，两家相同，则多删善注。此后的明州州学刊本，则是在秀州本系统内的局部修补，整体变化不是很大，对秀州本的编纂原则进一步贯彻，且有溢出编纂原则的倾向。南宋初年的赣州本，则是颠倒六家，强调李善注，在这一反一正的过程中二家之注的界域更加模糊。由于李善注的广博适应宋人重知识的需求，导致淳熙年间又一次出现了李善单注本。这次的单注本与宋初国子监刊刻之本之间的距离已经渐趋拉大，更具有广采博取的倾向。同时，在宋代《文选》传播之中，五臣注一直作为一种深层背景的方式的进行流布，它虽然在一些时期被凸显，但整体可以视为宋代文选传播的背景，在社会一般知识阶层中一直平稳地传承。对《文选》进行清整，对正文及其注释进行校勘、编纂，然后进行刊刻。宋代《文选》的刊刻成就卓著，这是《文选》版本史上的肇始与黄金时代，其刊刻的诸本成为后来众多本子的祖本。宋代《文选》的刊刻与繁荣一是由于宋代文化社会的建构与定型，二是因为国家政治系统中权益诱惑之下，科举考试中诗赋科目的地位被不断彰显。通过考究宋代《文选》刊刻，既可以发现南北不同的文化风俗的地域差异从而导致殊途同归的追求，也能发现南北士人在挤入宋代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不同努力手段与方向。宋代《文选》的传播与科举考试的导向密切关联。通过对天水一朝科举制度的变更与《文选》传播与刊刻的详细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中诗赋与策问、经义的地位变化直接左右着《文选》的刊布。当“《文选》烂”，得不到“秀才半”的回报时，或者“《文选》烂”与“秀才半”失去必然的联系时，《文选》的传播与接受就必然衰落。这在王荆公变法的熙、丰年间表露无遗。然而，正如历史展现的那样，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超越了他的时代，其对科举科目的变更随着其改革的失败戛然而止。此后的时期，文选学重获新生，尤其是在南宋初年以后的科举制度渐趋稳定以降，终宋一代，《文选》的传播也相对表现为一种非常平稳的态势。这种态势并不与后来学者所述的熙丰以后选学遂衰的结论相符。同时，对宋代不同注本的历时性考究，能够展现出时代因素、回报程度、文人领袖倡导等因素对《文选》不同版本选择的差异。宋代《文选>研究缺乏专书，《李善与五臣同异》作为较早的校雠著作，表现出原始的粗糙与不全面的特征。高似孙的《选诗句图》是为其子孙整理的学习材料，在摘句批评的形式中暗含了推源溯流与意象批评的意味。宋代《文选》研究缺乏专著，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的缺失，而是散入当时众多的笔记等著作中以短章的方式呈现的。通过对这些短章的搜捡，然后进行宏观的审视，可以发现，宋代的研究涉及到《文选》编纂、《文选》注家优劣、《文选》注文考订、《文选》文本评论、《文选》文体考察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宋人的研究均有可圈点之处。从“长时段”而言，这个时期成为文选学从注释转向考订的萌生并初步发展的阶段，也由此发现，清代文选之学的重兴在学术理路上不是突兀而至的。宋人对《文选》接受的深度与影响可以通过宋代对《文选》的改编、续书方面进行效果史的研究。从截取《文选》部分内容，比如诗歌、双字等，以此彰显《文选》部分内容，是宋人适应时代之需，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文选》接受的努力。而《文选》的编纂体例与编纂方式，则在深层影响了宋代及其以后的总集编纂。以“大文选学观”的视野，从追寻文选学的成立开始，对宋代《文选》注释编纂、刊刻、传播、研究评论、续编这样本身就是一个前后相继流程的诸多层面进行考察宋代文选学的实绩，可以确定，以往认为文选学平庸时代的宋代，确有许多不平庸的表现。收起

关键词 : 文选学宋代注释学科举制度五臣注

7. 北宋目录学研究

[学位论文] 白金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佟培基共413页

摘要 : 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编目实践、学科理论建设、图书分类方式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准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 展开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编目实践、学科理论建设、图书分类方式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准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到北宋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北宋处于唐宋变革期的重要节点上，北宋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北宋目录学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对目录学在北宋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即是对中国近古目录学源头的研究。这对了解中国宋代以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宋代以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参考。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目录学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北宋目录的发展背景，编纂成就、理论建树和学术特点。第一章，宋前目录学的发展状况。本章以时代为纲，简述了目录学自汉代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目录学在宋前的发展历经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汉魏时期从刘歆创制《七略》开始的六分法阶段：一个是在隋唐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四部分类法阶段。在这两个稳定期中间，是延续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分类法转化时期。宋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推力，也有文献学、目录学自身学术进化的内在因素。理清从汉到唐的目录学演进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目录学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变革路径。第二章，北宋目录学发展的背景。本章从北宋政治文化特点、北宋官方与民间的图书出版与藏书、北宋馆阁与图书校勘、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北宋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阐述。北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促使整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而与之相关的图书出版、收藏、整理事业也发展迅速。三馆秘阁是政府图书校勘与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机构，它校勘、整理、纂修了大量重要的书籍，带动了北宋官私藏书、校勘与编目活动的大发展，为北宋目录学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第三章，北宋的目录编纂工作。有宋一代编纂的书目数量相当可观。作为目录学的基本文献与研究内容，目录著作体现了目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本章将宋人编纂的目录分为官藏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五种类型，对各个类型()世目录与可考目录皆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其编纂经过、分类方法、分类思想与时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本章研究力图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出北宋目录编纂工作的整体面貌。第四章，《崇文总目》研究。《崇文总目》是北宋编纂的一部重要国家藏书目录。它著录的书籍基本反映了宋代仁宗朝时期国家藏书情况，是对北宋建国以来图书整理与收藏工作的系统总结与记录，也是自《开元四部录》以后由官方所编纂的著录最完备，体例最完善、解题也较为详尽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代表了北宋官藏目录的最高水平。《崇文总目》在图书分类法、著录体例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革新趋势，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对《崇文总目》的编纂过程、分类思想、著录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五章，《新唐书·艺文志》研究。《新唐志》是北宋史志目录中保存至今最完备的一种。该目录与唐人所编纂的《开元四部录》、《古今书录》等目录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唐代目录学的思想理念。同时，此目编纂于《崇文总目》之后，曾参编《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亦是《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者，所以它又具有北宋目录学的某些特征。本章从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三个方面对《新唐志》进行研究，特别关注了《新唐志》的分类思想在唐宋目录学发展变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第六章，综述北宋目录学的成就与学术特点。北宋目录学是在四部分类法已经发展数百年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从隋唐到宋代这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间，北宋学术思想的整体风貌与此前有了明显的差异。本章在前文对北宋目录编纂研究的基础上，从分类思想变革、体例创新、理论构建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北宋目录学的总体成就。同时，本章对北宋目录学与北宋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目录学本体的学术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收起

关键词 : 北宋时期目录学编纂理论文化转型

8. 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研究

[学位论文] 鲍颖建河南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佟伟华共386页

摘要 : 中原腹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将其考古学文化的整体区系类型构建起来，不仅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时期至龙山时代的聚落演变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对探讨三代文明产生的历史渊源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原新石... 展开中原腹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将其考古学文化的整体区系类型构建起来，不仅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时期至龙山时代的聚落演变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对探讨三代文明产生的历史渊源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原新石器文化发掘工作已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工作逐步深入，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宏观框架已基本建立，故对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综合研究的时机已然成熟。这项工作可以为中原腹地自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至龙山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进一步确认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对于推进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以现有考古资料为基础，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以河水流域为依据对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进行分区研究，可将中原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流域：豫东涡、浍河流域；豫西伊洛河流域；豫东南淮河上游流域；豫西南丹淅、唐白河流域；豫北卫沁河流域；豫中颍洪河流域。通过对各流域新石器文化谱系进行纵向梳理，在对比观察区域文化面貌差异的基础上划分出文化类型。本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务须以考古层位学为依据，运用类型学对典型器物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新石器文化各时期的典型遗址进行分段、期。另外，文化因素分析法亦是本文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尚需适当运用文化桥联的方法。中原腹地各流域均拥有各自独立的文化发展系列。豫东涡、浍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裴李岗文化→石山子文化→大汶口文化→造律台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存多分布于本流域的西部边缘地区，应属裴李岗类型；石山子文化早期遗存以红顶敛口弧腹钵、侈沿鼓腹罐、敞口宽沿盆、鸟首形或桥形器耳等为代表性器类，属石山子类型；石山子文化晚期遗存以折腹釜形鼎、（钵形、圈足、碗形）豆、小口双耳壶等典型陶器组合，属侯家寨类型；大汶口文化遗存以罐形鼎、背壶、宽肩壶、袋足鬹、镂孔豆等为代表性器类，属尉迟寺类型；造律台文化遗存以深腹罐、侧装三角形足的罐形鼎、甗、鬹、高领罐（瓮）、子口缸、平底盆、圈足盘等为主要陶器组合。豫西伊洛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存以夹砂筒形角把罐最具代表性，另有深腹罐、平底钵、圜底钵等，属班村类型；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以环形口平底瓶、夹砂弦纹深腹罐特征最为显著，属枣园类型；仰韶文化二期遗存以杯形口小口尖底瓶、夹砂鼓腹罐、筒腹罐、（宽带纹）平底钵、圜底罐形鼎等为典型器物组合，属东庄类型；仰韶文化三期遗存以重环口或斜置单环口尖底瓶、夹砂罐、曲腹或折腹碗、曲腹盆、敛口钵等为代表性器类，属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四期遗存以平唇口或喇叭形口尖底瓶、夹砂罐、敛口瓮、敛口钵、碗、花边钮器盖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属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以斝、釜灶、盆形鼎、罐形鼎、深腹罐、小口平底瓶等代表性器类；王湾三期文化遗存以深腹罐、鼓腹罐、乳足鼎、高领瓮（多附有双耳）、双腹盆、斝等为典型陶器组合，属王湾类型；三里桥文化遗存以单把鬲、双鋬鬲、单耳罐、深腹罐、双腹盆、单耳杯、斝为代表性器类。豫南淮河上游及唐白河流域共有两部分组成：豫东南淮河上游流域；豫西南丹淅、唐白河流域（删除）。豫东南淮河上游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裴李岗文化→石山子文化→屈家岭时期遗存→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存应属贾湖类型；石山子文化早期阶段遗存属石山子类型，晚期阶段遗存属侯家寨类型；屈家岭时期遗存兼具仰韶、屈家岭、大汶口多种文化因素，文化面貌呈现出复杂性特征；石家河文化陶器数量以罐、鼎、红陶杯、豆四者为最，淮河南岸遗存属栗山岗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属杨庄二期类型。豫西南丹淅、唐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坑南遗存→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坑南遗存属新石器早期文化；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以弦纹鼓腹罐、深腹罐、圆锥足罐形鼎、折沿盆、细颈壶、豆等为代表性器类，属大张庄类型；仰韶文化二期遗存以罐形鼎、深腹罐、敛口钵、束腰器座等为典型陶器，属八里岗类型；仰韶文化三期遗存以形制多样的鼎、折沿深腹罐、敛口曲腹钵、曲腹盆、圈足豆、敛口瓮等器类最具代表性，属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四期遗存以鼓腹篮（弦）纹罐、瓦状扁足盆形鼎、敛口钵、花边纽器盖等为典型陶器组合，属朱家台类型；屈家岭文化遗存以双腹盆形鼎、双腹豆、双腹碗、壶形器、花边纽器盖、高柄杯等器类最具特色，属青龙泉二期类型；石家河文化遗存代表性器类主要有腰鼓形深腹罐、高领罐、（竖道凹槽）扁足的罐形鼎、厚胎喇叭口杯、盆形甑、短颈袋足鬹或盉等，属青龙泉三期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遗存以高足鼎、单耳罐、双耳罐、小口高领瓮、圈足盘等代表性器类，属乱石滩类型。豫北卫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孟庄龙山早期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存以三足钵、深腹罐、腰鼓形罐、双耳壶、直口盂等为典型陶器组合，属花窝类型；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以鼓腹弦纹罐、蒜头壶、小口双耳壶、直口或敛口盂、红顶钵等为代表性器类，属下潘汪类型；仰韶文化二期遗存以红顶碗、红顶钵、鼎（罐形、盆形、釜形）最具代表性，属后岗类型；仰韶文化三期西部遗存属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四期遗存以彩陶折腹盆、敛口钵、彩陶折腹钵、花边圈足碗、侈口鼓腹罐等为代表性器类，属大司空类型；孟庄龙山早期遗存以花边口沿深腹罐、鼓腹罐、高领罐（瓮）等器类最具代表性；后岗二期文化遗存以深腹罐、袋足甗、罐形或盆形斝的特征最为显著，属大寒类型，豫北南部地区可细分出孟庄亚型；豫西北沁河流域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属王湾类型之西后津亚型。豫中颍洪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存以双耳壶、深腹罐、三足钵、平底钵为典型陶器组合，北部属裴李岗类型，南部属贾湖类型；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以鼓腹弦纹罐（少数附有双耳）、蒜头壶、束腰器座、鼎（罐形、盆形、折腹）等为代表性器类，属石固类型；仰韶文化二期遗存属后岗类型；仰韶文化三期遗存以鼎（罐形、盆形、釜形）、敛口彩陶钵、矮直领鼓腹罐、伊川缸等最具代表性，属阎村类型；仰韶文化四期遗存主要器类有罐形鼎、盆形鼎、折腹鼎、彩陶罐、折肩罐、彩陶曲腹钵、折肩钵、小口瓮等，属秦王寨类型；大河村五期文化遗存以敛口深弧腹罐形鼎最具代表性；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则以高足鼎、乳足鼎、直领瓮、鼓腹罐、浅盘豆、圈足碗、深腹罐等为典型陶器组合，属煤山类型。在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整体架构基础上，通过对遗迹、遗物的观察，发现中原腹地各流域新石器文化大体上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进程。最后，在考古学文化年代相对应的基础上，对中原新石器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可知中原腹地核心历史地位的确立是在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碰撞、影响中形成的。收起

关键词 : 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类型学考古学

9. 两周射礼研究

[学位论文] 袁俊杰河南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83页

摘要 :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 展开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举行的弓矢竞射礼和举行仪式的象征性的射箭礼仪。它包括射牲、射余获、射侯、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学射、军中射礼、巫术性射礼利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等。从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射礼有一个较长的肇起过程，大约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和军事民主制时期，射礼可能即已出现。最早出现的射礼是巫术性射礼，它借助巫术的力量，成了联盟盟主和最高君长考察、惩罚、驾驭方国部族首领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并和其它礼仪一道成为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联盟社会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甲骨金文记载，射礼形成于殷商时代。当时射礼的种类开始增多，不仅有巫术性质的射天、射帝和宗教性质的射牲、射牢之礼仪，而且以弓矢竞技为目的的射礼也流行起来。弓矢竞射礼既有王子身份的子射、王射，也有王暨多方贵族成员的竞射。其形式既实射动物，也射射侯。其行射地点与场所，既有水泽原野处及泽畔的建筑设施，也有比较固定的庠、序、射等建筑场所。殷商射礼的构成要素、竞射规则、行礼程序及仪节，与周代射礼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周代的一些射礼种类，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虽然它还带有田猎的一些传统习惯，但其仪节程序已开始规范化，并出现了子射、王射、获、亡废矢等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所有这些都说明射礼在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且有相当发展。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射礼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在尚武观念、宗主观念、神灵观念的支配下和学校射艺教育、奖赏与择士制度、战争与田猎环境以及周人长期推行德政和礼治等社会政治原因与背景的影响下，西周射礼无论种类、规模或仪节内容，都比商代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与目的或为巫术诅咒，或为军事训练，或为人才选拔，或为德行考察，或为笼络感情。其特点是种类多、规格高、场面宏大、仪节内容逐渐繁琐；射礼礼仪已完全程式化与制度化。不仅竞射有一定的技术标准，在举行程序与时间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与制度；而且射礼的政治目的非常强，宾射礼和燕射礼的娱乐性也日益加重。春秋时期，射礼呈现出多种性质、多种特点和多向发展的复杂局面。一方面随着王权的沦落，王室射礼已经荒废。随着诸侯国君权的旁落，公室射礼也日渐衰落，规格低、规模小，与西周时期往往由天子主持或亲自参射的高规格射礼的恢宏气势与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春秋射礼更加形式化、仪礼化，更加注重于礼仪和教育意义。仪节内容比西周射礼明显增多，有不少还都成为后世射礼的定式，并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宾射礼和燕射礼则更加娱乐化。射前之飨礼与燕礼有渐趋合一的倾向。投壶礼的出现和流行，也折射出贵族统治者在燕射、宾射等传统礼仪上的苟且和随意，以及对射术训练的荒疏和懈怠。另一方面随着私学射礼教育向平民普及和投壶礼向社会下层扩延，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同时受战争环境、尚武之风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也盛行起来。战国时期，曾经一度中衰的射礼，此时在诸侯列国之间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成为地主阶级、新兴官僚与士人阶层社会生活中经常举行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对此文献与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射礼画像图案多有记录和描绘。战国时期射礼非常流行，尤以两周三晋、齐鲁和吴楚地区最为盛行，而且射礼种类较多。受战乱、乡射选武士和奖励军功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更加盛行。由于贵族的膳食和贽见礼、婚聘礼、庶人荐新要用雁，弋射也甚为流行。随着传统封建政治的解体，旧的射礼等级制度已经彻底崩坏。随着列国集权政治的发展，战国时期射侯、获旌、植的形制多样化，射礼规模也大小不一。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经济的繁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射礼的使用已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射礼和投壶礼已在民间流行开来。随着地主阶级与士人阶层对射礼的青睐和投壶礼、弋射在社会各阶层的流行，战国射礼已经完全大众化和世俗化。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是对殷商、两周射礼的总结、整理与记录，但也对两周射礼作了一些修订取舍，它是两周射礼的延续、传承和再发展，也是两周射礼演变过程中的最后形态。其特点是射礼礼仪复杂化；射礼射义儒家思想化；射礼选拔人才和进爵益地或削地的目的十分突出；射礼树立和观察德行的目的也非常突出；射礼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制度更为明显。充分体现了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和君臣之义、长幼之序、优待国君、尊卑有别的人际关系，反映了鲜明的等级观念和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周王的权力和统治秩序。从射礼的性质特点与功能的变化来看，两周射礼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殷商——西周早期，为射礼的实用化时期。此时射礼注重射术训练，礼仪质朴，重在宣扬射技武功，其着眼点主要在竞射的结果上，以射中且贯穿侯的为贤，并对贤者实行奖赏。第二阶段，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为射礼的礼制化时期。此时射礼主于礼乐，重在礼仪展示，其着眼点主要在射者的仪容上，以(彉)不奸、亡谴为贤，以达到政治德行考察的目的。西周中期随着周王朝的制礼作乐，射礼已经礼仪化、程式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仅仪节增多，而且对矢射的结果与赏罚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与评判标准。穆王以后，随着周礼的形成，周朝便有了自己的射礼种类和礼仪制度。西周中晚期燕射礼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但总体上仍在制度化的可控范围之内。第三阶段，即春秋时期，为射礼的社会化时期。这一时期王室与公室射礼衰落、私学射礼教育发展、投壶礼开始出现。随着私学射礼向平民学生的传授，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开始从社会上层延至社会下层，由贵族礼仪风范，向平民礼仪发展。而投壶礼向民间的延及，则更加速了射礼社会化的进程。第四阶段，即战国时期，为射礼的世俗化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虽然射礼还保留着先前的礼仪形式，但举行射礼已没有了严格的等级约束，不仅地主阶级和士人阶层可以拥有礼器举行射礼，射礼也开始向民间发展，举办和参加者的身份日益平民化，而且投壶礼也已经成为间巷寻常人家聚会饮酒作乐的大众游戏。射礼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礼仪制度，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礼俗和礼仪文化在民间传播发展。东周礼书成书后，中国古代的射礼便进入文本化时期。射礼载于《三礼》，标志着射礼礼制的文本化。其行礼过程和仪节内容被文字载体记录下来，成为人们举行射礼的统一的固定模式和共同遵循的蓝本与经典文献依据，这就使射礼的传承得以跨越时空限制而极大地传播开来，同时也使射礼更加形式化，仪节繁复而流于形式，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现实功能逐渐丧失而成为徒具空壳的表演性质的礼仪。两周射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从天子、诸侯、孤卿大夫、士到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结构的转变和从天下共主到列国君主集权政治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两周射礼在中国古代射礼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射礼及社会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树立周天子的绝对权威，开展大规模的竞技活动，提高民众的习武意识和军中将士的战斗力以及对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也有一定作用。对国外射礼和儒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现代体育也有深远影响，立德正己，至今仍是现代体育所提倡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体作了六方面的工作：(1)对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民族志中有关商周射礼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搜集、甄别与梳理，力求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2)对两周之前的射礼作了延伸性探索，基本阐明了射礼的起源与形成及早期射礼的大致情况。(3)对两周射礼作了断代研究，基本究明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的种类、举行地点与场所、性质特点与异同、发展演变过程和各种射礼的流变。(4)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两周射礼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两周射礼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过去研究较薄弱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对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长期存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6)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尤为注重从礼学的角度分析史料，重新反思学者以往对史料的考释，力求准确理解史事的性质与礼仪的仪节内容，使所得结论能上下融汇贯通、左右不相抵牾，文义更加通畅。收起

关键词 : 西周春秋战国东周礼书射礼射箭礼仪礼仪制度

10. 秦汉里治研究

[学位论文] 张信通河南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381页

摘要 : 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 展开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方行政制度。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不存在后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制度。但西周时期的县、郡、乡、州、里等地域名称的出现,各级贵族直属领地管理机构的形成,宗族制下居民共同体的产生,为东周各诸侯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春秋时期,少数诸侯在各自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封建,而由臣仆设官分职实行垂直统治。县到春秋后期发生巨变,县成为行政区划正式名称定型于战国中晚期。郡到春秋时期,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完备,并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是一级行政机构。时值战国后期,除了齐国施行的是五都制之外,其他六国分别建立了郡县制,但都和郡的性质相近。战国末期,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基本上形成了郡(都)、县(州)、乡、里上下垂直统属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朝的行政区划,其基层政区是县和道;高层政区是郡,以郡辖县,为纯粹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制。秦楚之际实行的是按军功分封的新型封建制。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享有高度自治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直到汉景帝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行政管理权,只享有衣食租税权,其实质是把诸侯王国的郡纳入了郡县制体系,成为中央管辖区,这标志着封建制被郡县制完全取代,真正的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制到武帝朝就完全确立。自此以后两汉大部分时间施行的是郡县制,汉代的县级政区,有县、道、国、邑等数种名称。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后,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秦汉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基本内容包括郡、县、乡、里四级。汉代的诸侯国从汉武帝以后,基本等同于郡,被视为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一部分。邑是分封给皇太后、太后、公主等少数皇亲的汤沐邑,地位同县,由汉政府直接管理。上述皆为秦汉正式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汉的初郡和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区,其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略有不同。秦汉时期的属国,是中央政府给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特殊政区,其地位与郡平行。汉代的初郡设置于汉武帝时期。属国和初郡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属国到东汉初性质等同内郡,初郡到永和改制之后亦等同内郡。秦汉的乡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乡是一级政府组织。乡为县的下节分区,乡下辖里。秦汉时期的里是构成庞大帝国的基层最小行政单元,里有乡野自然之里和城邑之里之分,乡野之里是研究对象。秦代一个标准编户齐民居民单位的里,其里吏职位和职数设置包括:伍长二十人,什长十人;里监门二人;田典、里典各一人;里佐数目不定,多一至二人;社宰、里治中从事各一人。秦代的伍老一里一人,地位仅次于里典,但汉代不见这一里吏。汉代的里吏构成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里祭尊、里祭酒两种职位,其职数不定,通常一到两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秦代的伍老、汉代的里祭酒、里祭尊等是核心里吏,他们构成里部政权的中心力量。什长、伍长、里监门、社宰、里治中从事等是外围里吏,他们受核心里吏领导,性质上属半民半吏。在户数不满百户的里中,基层政府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合理的里吏职数和职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什长、伍长这四种里吏是基本职位,但什长、伍长未必是常设里吏。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里监门、什长、伍长是里行政内容的主要落实者。秦汉的里行政,是国家大部分行政事务的缩影,是国家行政的基础。从横向划分,里行政功能主要包括六大内容,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里行政的各项职能通常由全体里吏协同完成,但各个里吏的职责也有所侧重,主要职能由专职里吏主管。里吏的职责分工特点可概括为大合小分,以合为主。其一是户籍基础管理功能,其二是里部治安管理职能,其三是赋税征收功能,其四是协助上级政府落实劳役征发职能。其五是落实里部教化职能。秦代不重教化,两汉吸取秦亡教训,把教化职能列入里行政职能特殊之重,这是秦代进入汉代后里部职能的一大转变。这一职能的增加,为汉代步入盛世提供了条件。此外,里吏发放分配赏赐救济财物职能、里吏举荐特殊人员职能、里部吏民为爵位继承者担保职能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这些职能对于里部社会的发展稳定同样重要,只是因为在文献记载中少见,还不能系统论述。秦汉的里自治可以分为自发型里自治和引导型里自治两部分内容。前者在秦代和两汉均是构成里部编户民的重要生活内容,后者只存在两汉时期,这是秦代和两汉里自治表现出的重大差异。邻里居民的生产生活自治属自发性里自治活动,自发性里自治内容主要包括:邻里经济上互相救助;经济无偿施与;富民出资、穷人出力共建公共工程;邻里自由结合出资、出工共建公用工程;里人自愿结合而合伙从事商业活动;婚、丧、嫁、娶上的人力、财力互相支持,或富户无偿物资施与;邻里安全互救;邻里友好礼尚往来;自行调解邻里内部矛盾等。这些自治活动对维持里部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引导型里自治是两汉里部特有的自治内容,主要有五部分:其一是里部宗族亲戚自治,其内容包括宗族亲戚间经济无偿援助和收养宗族孤弱。其二是里吏组织的生产、公共工程建设,包括农业生产协作,实现畜力、劳力自愿结合互助;共买共用生产劳动工具;里吏倡导上户、中户捐款,下户出力出工合作,合力治理危及公共安全桥路墙垣等工程。其三是里吏组织的劳役、赋税自治,倡导组建正弹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利用富户捐款、公田收入、钱粮的利息收入等方式解决乡里民众繁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其四是解决里部吏劳务付出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于里部自身的经济收入,二是来自于基层的赋税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五是建立里部自治组织如父老单和孝悌单。其五是里部的祭祀自治,组织里部编户民参加社祭、求雨、止雨类活动,里吏倡导富户捐款,筹集资金解决祭祀的花费,弱化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里部还设有少年单、酒单两种自治团体。秦汉的里行政可从两方面去认识,其一是里行政制度,其二是里行政控制力。完善的里行政制度是强力里行政控制的前提,里行政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是两回事。西汉哀平时期、东汉桓帝之后到汉末,里行政制度未能落实好,其他时期这一制度基本能得到正常运行。秦汉的里行政制度不断发展:秦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里行政制度,从汉初开始,里行政制度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到平帝时基本平稳运作,而后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汉末。里行政的实际控制力大小,由里行政制度的最终落实结果来决定。里行政控制力的实际强弱是个复杂问题,国家制度是否完善是决定性因素。秦汉不同时期里行政控制力表现出的强弱大小,我们做大致轨迹描述:秦代比较强;汉初至景帝朝比秦代稍弱;汉武帝时期持续加强;昭宣时期趋势变弱;元、成二帝时期继续下行,哀、平时期持续变弱并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东汉初至章帝时期里行政控制力上升变强;安帝至东汉末,里行政控制力由于豪族因素的影响而下降并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有时上下略有浮动,但这一时期的里行政整体控制力比西汉一直处于弱势。纵观秦汉里自治的发展曲线,秦代的里自治成分含量最低,表现得十分微弱。西汉初至西汉中期为里自治的培育期,里自治功能不断加强。西汉中至西汉末期里自治发展到较高水准。东汉自光武帝度田事件之后到章帝朝,里自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献帝之后里自治转换为宗主督护下的坞壁形态,遂进入国家无力控制的不正常期。里行政制度和里行政实际控制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有一定关系,引导型里自治与国家的治国理念有因果关系,这一性质的里自治与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在基层推行教化有直接关系。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古代史秦汉社会社会治理里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