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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汉里治研究

[学位论文] 张信通河南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381页

摘要 : 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 展开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方行政制度。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不存在后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制度。但西周时期的县、郡、乡、州、里等地域名称的出现,各级贵族直属领地管理机构的形成,宗族制下居民共同体的产生,为东周各诸侯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春秋时期,少数诸侯在各自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封建,而由臣仆设官分职实行垂直统治。县到春秋后期发生巨变,县成为行政区划正式名称定型于战国中晚期。郡到春秋时期,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完备,并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是一级行政机构。时值战国后期,除了齐国施行的是五都制之外,其他六国分别建立了郡县制,但都和郡的性质相近。战国末期,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基本上形成了郡(都)、县(州)、乡、里上下垂直统属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朝的行政区划,其基层政区是县和道;高层政区是郡,以郡辖县,为纯粹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制。秦楚之际实行的是按军功分封的新型封建制。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享有高度自治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直到汉景帝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行政管理权,只享有衣食租税权,其实质是把诸侯王国的郡纳入了郡县制体系,成为中央管辖区,这标志着封建制被郡县制完全取代,真正的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制到武帝朝就完全确立。自此以后两汉大部分时间施行的是郡县制,汉代的县级政区,有县、道、国、邑等数种名称。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后,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秦汉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基本内容包括郡、县、乡、里四级。汉代的诸侯国从汉武帝以后,基本等同于郡,被视为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一部分。邑是分封给皇太后、太后、公主等少数皇亲的汤沐邑,地位同县,由汉政府直接管理。上述皆为秦汉正式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汉的初郡和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区,其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略有不同。秦汉时期的属国,是中央政府给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特殊政区,其地位与郡平行。汉代的初郡设置于汉武帝时期。属国和初郡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属国到东汉初性质等同内郡,初郡到永和改制之后亦等同内郡。秦汉的乡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乡是一级政府组织。乡为县的下节分区,乡下辖里。秦汉时期的里是构成庞大帝国的基层最小行政单元,里有乡野自然之里和城邑之里之分,乡野之里是研究对象。秦代一个标准编户齐民居民单位的里,其里吏职位和职数设置包括:伍长二十人,什长十人;里监门二人;田典、里典各一人;里佐数目不定,多一至二人;社宰、里治中从事各一人。秦代的伍老一里一人,地位仅次于里典,但汉代不见这一里吏。汉代的里吏构成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里祭尊、里祭酒两种职位,其职数不定,通常一到两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秦代的伍老、汉代的里祭酒、里祭尊等是核心里吏,他们构成里部政权的中心力量。什长、伍长、里监门、社宰、里治中从事等是外围里吏,他们受核心里吏领导,性质上属半民半吏。在户数不满百户的里中,基层政府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合理的里吏职数和职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什长、伍长这四种里吏是基本职位,但什长、伍长未必是常设里吏。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里监门、什长、伍长是里行政内容的主要落实者。秦汉的里行政,是国家大部分行政事务的缩影,是国家行政的基础。从横向划分,里行政功能主要包括六大内容,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里行政的各项职能通常由全体里吏协同完成,但各个里吏的职责也有所侧重,主要职能由专职里吏主管。里吏的职责分工特点可概括为大合小分,以合为主。其一是户籍基础管理功能,其二是里部治安管理职能,其三是赋税征收功能,其四是协助上级政府落实劳役征发职能。其五是落实里部教化职能。秦代不重教化,两汉吸取秦亡教训,把教化职能列入里行政职能特殊之重,这是秦代进入汉代后里部职能的一大转变。这一职能的增加,为汉代步入盛世提供了条件。此外,里吏发放分配赏赐救济财物职能、里吏举荐特殊人员职能、里部吏民为爵位继承者担保职能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这些职能对于里部社会的发展稳定同样重要,只是因为在文献记载中少见,还不能系统论述。秦汉的里自治可以分为自发型里自治和引导型里自治两部分内容。前者在秦代和两汉均是构成里部编户民的重要生活内容,后者只存在两汉时期,这是秦代和两汉里自治表现出的重大差异。邻里居民的生产生活自治属自发性里自治活动,自发性里自治内容主要包括:邻里经济上互相救助;经济无偿施与;富民出资、穷人出力共建公共工程;邻里自由结合出资、出工共建公用工程;里人自愿结合而合伙从事商业活动;婚、丧、嫁、娶上的人力、财力互相支持,或富户无偿物资施与;邻里安全互救;邻里友好礼尚往来;自行调解邻里内部矛盾等。这些自治活动对维持里部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引导型里自治是两汉里部特有的自治内容,主要有五部分:其一是里部宗族亲戚自治,其内容包括宗族亲戚间经济无偿援助和收养宗族孤弱。其二是里吏组织的生产、公共工程建设,包括农业生产协作,实现畜力、劳力自愿结合互助;共买共用生产劳动工具;里吏倡导上户、中户捐款,下户出力出工合作,合力治理危及公共安全桥路墙垣等工程。其三是里吏组织的劳役、赋税自治,倡导组建正弹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利用富户捐款、公田收入、钱粮的利息收入等方式解决乡里民众繁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其四是解决里部吏劳务付出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于里部自身的经济收入,二是来自于基层的赋税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五是建立里部自治组织如父老单和孝悌单。其五是里部的祭祀自治,组织里部编户民参加社祭、求雨、止雨类活动,里吏倡导富户捐款,筹集资金解决祭祀的花费,弱化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里部还设有少年单、酒单两种自治团体。秦汉的里行政可从两方面去认识,其一是里行政制度,其二是里行政控制力。完善的里行政制度是强力里行政控制的前提,里行政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是两回事。西汉哀平时期、东汉桓帝之后到汉末,里行政制度未能落实好,其他时期这一制度基本能得到正常运行。秦汉的里行政制度不断发展:秦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里行政制度,从汉初开始,里行政制度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到平帝时基本平稳运作,而后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汉末。里行政的实际控制力大小,由里行政制度的最终落实结果来决定。里行政控制力的实际强弱是个复杂问题,国家制度是否完善是决定性因素。秦汉不同时期里行政控制力表现出的强弱大小,我们做大致轨迹描述:秦代比较强;汉初至景帝朝比秦代稍弱;汉武帝时期持续加强;昭宣时期趋势变弱;元、成二帝时期继续下行,哀、平时期持续变弱并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东汉初至章帝时期里行政控制力上升变强;安帝至东汉末,里行政控制力由于豪族因素的影响而下降并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有时上下略有浮动,但这一时期的里行政整体控制力比西汉一直处于弱势。纵观秦汉里自治的发展曲线,秦代的里自治成分含量最低,表现得十分微弱。西汉初至西汉中期为里自治的培育期,里自治功能不断加强。西汉中至西汉末期里自治发展到较高水准。东汉自光武帝度田事件之后到章帝朝,里自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献帝之后里自治转换为宗主督护下的坞壁形态,遂进入国家无力控制的不正常期。里行政制度和里行政实际控制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有一定关系,引导型里自治与国家的治国理念有因果关系,这一性质的里自治与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在基层推行教化有直接关系。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古代史秦汉社会社会治理里治制度

2. 明代基层社会里老人理诉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王玉峰安徽大学 2010年硕士导师: 卞利共30页

摘要 : 明初的统治者在推翻蒙古人的异族统治后，开始重建汉族国家。为了有效治理频繁发生的越诉问题，减轻官僚机构处理案件的压力，明朝统治者先是通过制定《大明律》等国家成文法律加以规范，甚至颁布《大诰》，运用严刑峻罚、法外酷刑等手段加以打击... 展开明初的统治者在推翻蒙古人的异族统治后，开始重建汉族国家。为了有效治理频繁发生的越诉问题，减轻官僚机构处理案件的压力，明朝统治者先是通过制定《大明律》等国家成文法律加以规范，甚至颁布《大诰》，运用严刑峻罚、法外酷刑等手段加以打击，但越诉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明政府在前期实施耆宿制的基础上，根据基层社会长期存在的解纷机制，也就是由乡里社会非官方力量处理基层简单纠纷的传统，在洪武二十三年“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词讼。”这就是里老人理诉制度的开始，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又用《教民榜文》的形式特别强予以强调。简单地说，里老人理诉制度的内容，就是明政府赋予乡里社会具有较高道德威望的老人审理简单纠纷的权力，不经老人审理，是为越诉，就要受到惩罚。《教民榜文》详细规定了老人的选任、任职资格、职权职责、受理范围、审判程序、判决效力及权力限制等方面。明政府建立老人理诉制度的初衷，是希望在州县衙门之下，由乡里社会具有较高道德威望的老人审理周围民众之间较为简单的纠纷，从而确立一种在官方司法程序之外的较为严格的案件审理程序，以此将大量的社会事务阻挡在州县之外，彻底解决越诉问题。但乡里社会并非真空，老人一开始不仅要面对普通民众，作为民众与官府沟通的桥梁与中介，由此形成“民主的同意权力”。另一方面，国家对这种“民主的同意权力”不是无条件的，相反，“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无时无刻不凌驾于其上，这才是乡土社会的正常的权力结构。老人的道德权威不能凌驾一切，具有半官方权力色彩的里甲一开始就取得了同老人一样的审判权，先于老人制实施的粮长地位也日渐隆重，最后也篡取了部分解决基层纠纷案件的职权。而且，老人还要承担来自官府要求的赋役等任务，尽管政府赋予了老人较为显赫的道德权力，却并没有同时匹配实现权力的保障。与政府官员相比，他们只有义务与职责，没有权利与可能升迁的仕途，和耆宿制下的老人相比，他们已失去了前者那种尊贵的政治地位，而沦为了政府的职役，成为官僚机构的工具，在官府面前形同“徒隶伍伯”，“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手中的监督监察权，可以左右官员的考绩，影响官员的升迁，成为“有权之有司”，进而和官员“猫鼠一家，奸犬同窖”。老人凭借官员的纵容，可以寻求私利，甚至为害乡里。这时候，老人个人素质日益下降就不可避免了。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稍有羞耻感的老人也不屑于位，而一些道德素质很低的人就会趁机占据老人的位置。以道德威望为基础的老人理诉制度遂走向瓦解与崩溃。从老人理诉制度的实践层面来观察，我们基本上找不到那种依据《教民榜文》的内容进行的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审判。早在该制度确立之初即洪武末年，就已经“奉行不谨，致令废弛”，宣德年间，该制度已基本废止，成为“旧制”，人们都直接到州县衙门那里去告状。至少在成化年间，州县衙门亲自审理民间纠纷已成为官员通识。明代中期的一些史料反映，老人仅仅在县衙的指派下承担验勘、调查等辅助性的工作，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如此，还有官员对老人的公正性、必要性表示质疑，并建议问刑衙门，对有文卷可查、众证明白者，务要躬亲问理，不许辄委老人保勘。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明代初年确立的老人理诉制度真正实施的时间十分短暂，大概为洪武末年到宣德初年这有限的三十多年，具体效果也不很乐观。明代中后期，老人虽然还存在，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已经相当有限。里老人理诉制度瓦解崩溃后，传统社会的解纷机制以新的形式仍然继续存在。粮长、里甲等半官方的权力角色一开始就具有与老人类似的职权。明代中后期，宗族得到迅速发展，宗族的领袖，即族长、约正等逐渐取得了在宗族内的管理权，甚至司法权。此外，地方士绅、各种社会组织、会社、行会等都在解决基层社会纠纷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收起

关键词 : 明代里老人理诉制度

3. 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杨依霖广西师范大学 2023年硕士导师: 钟铭佑共59页

摘要 : 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华传统社会治理色彩的乡里基层解纷机制，该制度以选任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主体，利用其社会地位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官方所设立的申明亭中调解民众所诉的民事与轻微刑事案件。其创设于明代初期，由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 展开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华传统社会治理色彩的乡里基层解纷机制，该制度以选任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主体，利用其社会地位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官方所设立的申明亭中调解民众所诉的民事与轻微刑事案件。其创设于明代初期，由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礼法并治”与“无讼是求”的思想沿袭发展而来。相较于前朝的老人制，明代的里老人调解制度更为完善，规定更为细化，明太祖通过颁布《教民榜文》亦为里老人调解制度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使其呈现出高度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治理中权力下放制这一模式的典范。明代初期里老人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秩序得以重构，有效化解了基层民众的纠纷琐事，维护了传统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虽然里老人调解制度于明中后期因自身的内在矛盾逐渐趋于衰落，但其在设立之初调解纠纷的运行模式和实践经验仍可为后世镜鉴。 “十三五”时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统筹推进，基层司法调解工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围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强乡村建设的时代主题中，“送法下乡”活动有序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各环节相互贯通，乡村基层群众的矛盾纠纷问题也得到了重视和解决。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就要求司法工作应尽量下沉，推动基层矛盾纠纷源头的化解工作，将人民调解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居今之事，志古之道，所以镜也。在结合当代时代背景下，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华法系历史上的某一制度，从中提取制度背后蕴含的理论脉络和运行规律并总结该制度的得与失，这对于当下社会制度设计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深化对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的研究，剖析出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践的成效及问题，可以为当下基层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在我国一以贯之的“无讼是求”诉讼理念下发挥本土化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来对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为里老人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概述。首先对里老人调解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而后追本溯源，探讨分析明代之前历朝管理基层事务模式的演化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总结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三老制度，而后该制度经过秦、汉、唐、宋、元历朝的变革和完善，至明代由《教民榜文》确立而趋于完备。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的产生顺应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同时满足了中央统筹地方治理的需要，符合社会基层“无讼”“息讼”的主流传统思想。第二部分为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法律文本渊源的剖析。里老人调解制度以《教民榜文》为官方所确立，亦为其主要依据的法律文本。《教民榜文》是明代的法律形式之一，是为部门法，其上位法主要包括了《大明律》和《明大诰》，榜文中的规定细则是明朝上位法规定的细化和延伸。通过解读上位法中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榜文的相关内容，可以分析反映出统治者的意志和国家治理思想，明确在当时基层纠纷解决的审判程序和主要方法。第三部分为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的实践执行方式。主要对里老人调解制度的审判场所、诉讼范围和调解流程进行综合概述。申明亭是里老人主要的调解和审判场所，亭内还设置了劣迹榜以示惩戒。与此相对的是旌善亭，亭内设置“红榜”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是为推行儒家道德教化。里老人所调解的范围包括了民事案件和部分轻微的刑事案件。明朝初期该制度的运行为前置调解模式，前置调解模式程序中里老人对案件的处理处于主导地位。而明中后期该制度的运行多为协助调查模式，协助调查模式属于一种辅助的形式，该模式下是以官府为主导，而里老人只是作为协助勘查的角色参与案件的处理，其并不具有司法审判权。第四部分为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的实效评估。主要研究分析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得与失。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了地方治理能力，节省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其消极影响在于，明代法律中缺少了对里老人的监督体系，易造成其内部的贪污腐败导致不公正的决断出现。另外由于经济保障不足，律令执行不力的原因也导致了该制度的衰落。第五部分主要是对明代里老人调解制度于当今社会启示的分析和思考。第一个方面的启示在于，应细化完善基层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保证基层调解工作有法可依，建立基层人民调解员的生活保障制度，赋予地方更多的执法权有助于基层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个方面的启示在于，应运用“礼法并治”思维于基层治理改革之中。明代“明刑弼教”与“礼法兼治”的治理思想仍可以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第三个方面的启示在于，应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培养，提高其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并加强对于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道德教育。同时从里老人调解制度自身的缺陷上来看，对基层调解制度还需要建立一定的监督体系和奖惩机制，防止基层调解工作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收起

关键词 : 明代里老人司法调解制度基层社会治理

4. 秦汉乡亭里制与基层社会整合

[学位论文] 文旭东湖南科技大学 2013年硕士导师: 夏毅辉共59页

摘要 : 中国古代对基层社会的整合,经历了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先秦时期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很不彻底,即便是周代国野之下的整合也很粗糙,带有明显的氏族社会的遗留。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各国开始加快了基层社会整合的步伐,最终也是整合的最... 展开中国古代对基层社会的整合,经历了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先秦时期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很不彻底,即便是周代国野之下的整合也很粗糙,带有明显的氏族社会的遗留。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各国开始加快了基层社会整合的步伐,最终也是整合的最为彻底的秦国统一六国,秦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基层社会整合由局部走向整体的过程。秦国在先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覆盖全国范围的基层社会制度——乡、亭、里制。此后,秦虽二世而亡,这一制度却为汉朝所沿袭,然而也因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也在继续进行,并最终以乡亭里制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整合。乡亭里制是我国古代统一政权全面控制基层社会的第一次尝试。作为郡县政权控制触角的延伸,乡里政权以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完全主导了基层社会的运转。负责赋役征发和社会教化的乡官里吏以及作为治安机构而存在的亭成为秦汉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基石。然而由于地方势力与国家力量对比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动,乡亭里制本身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制下的社会单位也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权威,而秦汉政府赖以维系基层社会的乡、亭、里制度也在中央权威崩溃之后一度瓦解。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故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为严密,也最为彻底;汉初崇尚黄老无为,地方势力得以迅速壮大,虽然在武帝时期一度逆转,然而血缘色彩浓厚的地方豪族势力毕竟深深扎根于基层,难以猝然扭转。汉王朝又以“孝”治天下,鼓励人们同族而居,而且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尊尊、亲亲”思想对地方势力的壮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持。这样,在限制地方势力上,政府的统治理念与施政政策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而以这些理念武装起来的地方豪族势力在中央权力削弱甚至消失之后就成了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秦汉政权完成的全面整合成果也最终崩溃,居民组织单位开始以新的面目出现。本文首先叙述了基层整合由局部到整体,形成乡亭里制,再到这一整合成果崩溃的过程。其间以乡亭里制本身为论述的重点,对这一制度的机构组成、职能以及运转情况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收起

关键词 : 基层社会制度整合秦汉时期乡亭里制

5. 秦汉里制研究

[学位论文] 王爱清苏州大学 2005年硕士导师: 臧知非共68页

摘要 :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来说,如何实现对基层百姓的有效控制和管理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秦汉时期,我国结束了春秋战国诸雄纷争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与统一和集权的时代特征相适应,国家继承了先秦已有的治国经验,通过对里这... 展开

关键词 : 秦汉时期里制封建制度基层统治

6. 明代治边策略研究——以朝贡制度为例

[学位论文] 曹茂庭四川师范大学 2016年硕士导师: 邓前程共65页

摘要 : 朝贡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和处理与周边属国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明朝借鉴历代治边经验，视朝贡为重要的治边制度之一。在元明交替之际和政权建立之初，明朝以境内各少数民族集团和周边属国是否向其朝贡作为是否归附臣服的标志;而在完成对少数民族... 展开朝贡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和处理与周边属国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明朝借鉴历代治边经验，视朝贡为重要的治边制度之一。在元明交替之际和政权建立之初，明朝以境内各少数民族集团和周边属国是否向其朝贡作为是否归附臣服的标志;而在完成对少数民族的地方行政权建制之后，明朝进一步完善朝贡制度，将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的按期、定员和定道朝贡作为治边政策的一项内容标准。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明朝根据其境内各地域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在明朝边疆民族地方格局中轻重作用的不同，通过朝贡制度差异性的实践，从而达到对不同地域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施政。本文以明政朝贡制度为视角，充分借鉴学界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地区朝贡制度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差异进行对比，以期进一步探讨明朝的治边策略。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明朝的边疆民族格局及治边体系的建立“为题，以此分析明王朝的边疆形势，以及明政府对疆域管理体系。从而为明朝实施差异化朝贡制度的原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第二章:“明朝朝贡体系的建立“为题，通过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归附过程以及朝贡制度的具体规定的总结，说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归附是以朝贡与否作为判断标准;以此明政府根据自身形势所制定出了针对不同地区的治理方式。第三章:“不同区域朝贡制度的差异”为题，以大量的史实为材料，梳理了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与制度规定的差异现象，以此体现明政府以差异化的朝贡制度为治边手段，现实“以夷制夷”、“恩威并施”的策略。第四章:“明朝地方朝贡与属国朝贡的差异”为题，通过对部分属国的朝贡制度在制度规定上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与地方朝贡制度相比较，揭示出了明朝与属国建立朝贡关系的目的是为满足其“天下中心”的自尊心，是地方朝贡制度的沿伸。第五章为结语，是对明朝以差异化的朝贡制度作为治边手段的成败进行总结。认为，朝贡制度是以强大的国力为支撑。中央政府一旦势衰，之前无论优待或严控，明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就力所不及。收起

关键词 : 明朝时期治边策略朝贡制度

7. 改革后的农民利益与农村制度变迁

[学位论文] 李明波复旦大学 2002年硕士导师: 胡雨春共25页

摘要 : 该文首先简要地分析了人民公社化体制下的农民利益及其行为,由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民一直是推动者的角色.随后,该文着重分析了改革完成后农民利益和农村土地制度及乡政村治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 展开

关键词 : 农民利益土地制度乡政村治制度

8. 连云港开发区企业信用监管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姜海清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2022年硕士导师: 高井祥共75页

摘要 : 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而企业的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信用监管的不匹配问题日益显现。企业信用缺失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更阻碍社会的整体进步，如何... 展开

关键词 : 商事制度企业信用监管多元共治体系

9.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企共治模式研究--以孝义市梧桐镇为例

[学位论文] 师荣荣山西大学 2023年硕士导师: 张民省共67页

摘要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当前，乡村振兴在国内正以一种蓬勃的气势进行着，不少农村地区正围绕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 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当前，乡村振兴在国内正以一种蓬勃的气势进行着，不少农村地区正围绕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发力，打造活力新农村。乡村振兴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既需要政府掌舵，也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中，企业在推动农村产业、资本、人才和市场发育成长方面，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种地“老龄化”现象严重，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难题，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发展道路，梧桐镇的“村企共治”模式无疑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研究范本，也给我们观察村庄的有效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视角。本文通过对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的跟踪式调查，试图还原个案“村企共治”模式生成及运转的整个逻辑图景。文章除引言外，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合作治理理论和城乡统筹理论，即通过理论去阐述村企共治模式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孝义市梧桐镇的基本情况、梧桐镇“村企共治”模式的具体做法以及取得的治理成效，重现了梧桐镇由“村在企中，企在村中”的发展困境到“居民新区”和“工业园区”布局合理的变迁过程；第三部分对梧桐镇“村企共治”模式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即梧桐镇“村企共治”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企业的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村民的积极参与，以及在此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治理格局的形成；第四部分根据我国农村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村企共治”模式的推广提出了建议，即要坚持党的领导，引领村企共治，在正确方向的指引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村企共治的实践要求，妥善处理村企共治中政府、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最后通过建立健全村企共治的制度化体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收起

关键词 : 村企共治模式乡村振兴制度化体系

10. 基于治理理论的大学多元主体共治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侍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年硕士导师: 周德群共61页

摘要 :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建设已经从规模外延式向内涵质量提升转变，由此而引发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与完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着眼于治理理论视野下我国大学管理的制度创新研究。首先，对大学组织本身和治理理论... 展开

关键词 : 治理理论大学制度多元主体共治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