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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汉里治研究

[学位论文] 张信通河南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381页

摘要 : 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 展开本文对秦汉里治进行了研究。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方行政制度。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不存在后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制度。但西周时期的县、郡、乡、州、里等地域名称的出现,各级贵族直属领地管理机构的形成,宗族制下居民共同体的产生,为东周各诸侯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春秋时期,少数诸侯在各自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封建,而由臣仆设官分职实行垂直统治。县到春秋后期发生巨变,县成为行政区划正式名称定型于战国中晚期。郡到春秋时期,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完备,并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是一级行政机构。时值战国后期,除了齐国施行的是五都制之外,其他六国分别建立了郡县制,但都和郡的性质相近。战国末期,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基本上形成了郡(都)、县(州)、乡、里上下垂直统属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朝的行政区划,其基层政区是县和道;高层政区是郡,以郡辖县,为纯粹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制。秦楚之际实行的是按军功分封的新型封建制。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享有高度自治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直到汉景帝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行政管理权,只享有衣食租税权,其实质是把诸侯王国的郡纳入了郡县制体系,成为中央管辖区,这标志着封建制被郡县制完全取代,真正的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制到武帝朝就完全确立。自此以后两汉大部分时间施行的是郡县制,汉代的县级政区,有县、道、国、邑等数种名称。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后,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秦汉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基本内容包括郡、县、乡、里四级。汉代的诸侯国从汉武帝以后,基本等同于郡,被视为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一部分。邑是分封给皇太后、太后、公主等少数皇亲的汤沐邑,地位同县,由汉政府直接管理。上述皆为秦汉正式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汉的初郡和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区,其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略有不同。秦汉时期的属国,是中央政府给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特殊政区,其地位与郡平行。汉代的初郡设置于汉武帝时期。属国和初郡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属国到东汉初性质等同内郡,初郡到永和改制之后亦等同内郡。秦汉的乡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乡是一级政府组织。乡为县的下节分区,乡下辖里。秦汉时期的里是构成庞大帝国的基层最小行政单元,里有乡野自然之里和城邑之里之分,乡野之里是研究对象。秦代一个标准编户齐民居民单位的里,其里吏职位和职数设置包括:伍长二十人,什长十人;里监门二人;田典、里典各一人;里佐数目不定,多一至二人;社宰、里治中从事各一人。秦代的伍老一里一人,地位仅次于里典,但汉代不见这一里吏。汉代的里吏构成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里祭尊、里祭酒两种职位,其职数不定,通常一到两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秦代的伍老、汉代的里祭酒、里祭尊等是核心里吏,他们构成里部政权的中心力量。什长、伍长、里监门、社宰、里治中从事等是外围里吏,他们受核心里吏领导,性质上属半民半吏。在户数不满百户的里中,基层政府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合理的里吏职数和职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什长、伍长这四种里吏是基本职位,但什长、伍长未必是常设里吏。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里监门、什长、伍长是里行政内容的主要落实者。秦汉的里行政,是国家大部分行政事务的缩影,是国家行政的基础。从横向划分,里行政功能主要包括六大内容,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里行政的各项职能通常由全体里吏协同完成,但各个里吏的职责也有所侧重,主要职能由专职里吏主管。里吏的职责分工特点可概括为大合小分,以合为主。其一是户籍基础管理功能,其二是里部治安管理职能,其三是赋税征收功能,其四是协助上级政府落实劳役征发职能。其五是落实里部教化职能。秦代不重教化,两汉吸取秦亡教训,把教化职能列入里行政职能特殊之重,这是秦代进入汉代后里部职能的一大转变。这一职能的增加,为汉代步入盛世提供了条件。此外,里吏发放分配赏赐救济财物职能、里吏举荐特殊人员职能、里部吏民为爵位继承者担保职能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这些职能对于里部社会的发展稳定同样重要,只是因为在文献记载中少见,还不能系统论述。秦汉的里自治可以分为自发型里自治和引导型里自治两部分内容。前者在秦代和两汉均是构成里部编户民的重要生活内容,后者只存在两汉时期,这是秦代和两汉里自治表现出的重大差异。邻里居民的生产生活自治属自发性里自治活动,自发性里自治内容主要包括:邻里经济上互相救助;经济无偿施与;富民出资、穷人出力共建公共工程;邻里自由结合出资、出工共建公用工程;里人自愿结合而合伙从事商业活动;婚、丧、嫁、娶上的人力、财力互相支持,或富户无偿物资施与;邻里安全互救;邻里友好礼尚往来;自行调解邻里内部矛盾等。这些自治活动对维持里部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引导型里自治是两汉里部特有的自治内容,主要有五部分:其一是里部宗族亲戚自治,其内容包括宗族亲戚间经济无偿援助和收养宗族孤弱。其二是里吏组织的生产、公共工程建设,包括农业生产协作,实现畜力、劳力自愿结合互助;共买共用生产劳动工具;里吏倡导上户、中户捐款,下户出力出工合作,合力治理危及公共安全桥路墙垣等工程。其三是里吏组织的劳役、赋税自治,倡导组建正弹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利用富户捐款、公田收入、钱粮的利息收入等方式解决乡里民众繁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其四是解决里部吏劳务付出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于里部自身的经济收入,二是来自于基层的赋税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五是建立里部自治组织如父老单和孝悌单。其五是里部的祭祀自治,组织里部编户民参加社祭、求雨、止雨类活动,里吏倡导富户捐款,筹集资金解决祭祀的花费,弱化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里部还设有少年单、酒单两种自治团体。秦汉的里行政可从两方面去认识,其一是里行政制度,其二是里行政控制力。完善的里行政制度是强力里行政控制的前提,里行政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是两回事。西汉哀平时期、东汉桓帝之后到汉末,里行政制度未能落实好,其他时期这一制度基本能得到正常运行。秦汉的里行政制度不断发展:秦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里行政制度,从汉初开始,里行政制度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到平帝时基本平稳运作,而后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汉末。里行政的实际控制力大小,由里行政制度的最终落实结果来决定。里行政控制力的实际强弱是个复杂问题,国家制度是否完善是决定性因素。秦汉不同时期里行政控制力表现出的强弱大小,我们做大致轨迹描述:秦代比较强;汉初至景帝朝比秦代稍弱;汉武帝时期持续加强;昭宣时期趋势变弱;元、成二帝时期继续下行,哀、平时期持续变弱并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东汉初至章帝时期里行政控制力上升变强;安帝至东汉末,里行政控制力由于豪族因素的影响而下降并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有时上下略有浮动,但这一时期的里行政整体控制力比西汉一直处于弱势。纵观秦汉里自治的发展曲线,秦代的里自治成分含量最低,表现得十分微弱。西汉初至西汉中期为里自治的培育期,里自治功能不断加强。西汉中至西汉末期里自治发展到较高水准。东汉自光武帝度田事件之后到章帝朝,里自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献帝之后里自治转换为宗主督护下的坞壁形态,遂进入国家无力控制的不正常期。里行政制度和里行政实际控制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有一定关系,引导型里自治与国家的治国理念有因果关系,这一性质的里自治与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在基层推行教化有直接关系。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古代史秦汉社会社会治理里治制度

2. 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抑研究

[学位论文] 李秋香河南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296页

摘要 : 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所谓秦汉民间信仰，... 展开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作为秦汉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及认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俗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地域文化史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所谓秦汉民间信仰，它的信仰者不仅仅包括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而且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和皇室上层。秦汉民间信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民间信仰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即传统神祗与新造神灵并存；信仰对象等级性限制的减弱与世俗化特征的加强；神灵地域性特色的相对减弱与一统性特色的凸显；异地神灵与宗教神灵影响的逐渐扩大等。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而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便是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是文化控制的前提，而文化控制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两者又都是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之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其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控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异地文化认同。首先，秦汉时期，基层民众以所在地域的基层社神、两个或多个地域的民众以所在地的跨地域人神为信仰对象，围绕着此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此类神灵的祭献及外在的仪式等群体活动，从而找到了人群的身份归属即实现了彼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其次，秦汉时期的华夏一汉族群以始祖神为共同的信奉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形式，通过流播有关祖先的创世伟业等神话传说，从而实现了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复次，秦汉时期的多个社会阶层以古圣贤为信仰对象，围绕着信仰对象的物化象征，通过对古圣贤事迹的重新构建和传播，从而实现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此即民间信仰所发挥的历史文化认同功能。最后，秦汉时期的各社会阶层对西王母这位来自异地的神灵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为我所用，随着信仰圈的扩大，西王母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对象，成为正式宗教在中原诞生或普及之前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一位民间信仰神灵，或者说西王母被异于自身的文化所接受和改造。此为民间信仰的异地文化认同功能。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分别在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维护家庭和谐、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减缓社会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由强变弱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的渐趋增强等方面。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先秦到秦汉之际，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文化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迅速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作用。而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是导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等文化功能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因。简言之，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是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控制功能不仅体现为共时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而导致变迁的动因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收起

关键词 :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秦汉文化史文化认同文化控制功能变迁

3. 秦汉家庭继承研究

[学位论文] 曹骥河南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261页

摘要 : 秦汉的家庭继承制度由宗祧继承、爵位继承、户主继承和财产继承四个方面构成，而宗祧继承是其核心。宗祧继承延续血脉、祭祀祖先的内容决定了家庭继承与宗族、家庭等社会因素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宗族制度总体特征为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 展开秦汉的家庭继承制度由宗祧继承、爵位继承、户主继承和财产继承四个方面构成，而宗祧继承是其核心。宗祧继承延续血脉、祭祀祖先的内容决定了家庭继承与宗族、家庭等社会因素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宗族制度总体特征为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度的合一。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变革，这种宗君合一式的宗族制度遭到彻底破坏。随着郡县、乡里等地域组织的演进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巨变，秦汉的宗族已无宗法可言。这一时期的宗族主要以高祖至玄孙的五服以内族亲，即所谓的“九族”为主要范围。秦汉的家庭已脱离宗族组织的束缚与国家政权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家庭从规模上来说，以个体小家庭为主，从形态上来说则是多样性的。父家长权在秦及汉初非常“弱”，不过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汉代正朝着重塑父家长权威的方向前行。先秦是宗法盛行的时代，由于宗法与政治组织是合一的，所以，无论是政治、社会身份的承袭还是财产的继承都是以宗祧的继承为前提的。相比于先秦时期的宗祧继承，秦汉时期的宗祧继承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很大的转变。秦汉的祖先祭祀与先秦宗法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墓祭取代庙祭成为秦汉时期主要的祭祖方式，宗庙制度仅在皇帝、诸侯王、列侯这一小范围内实施，并且远不及先秦祭祖礼制规范、严格。祭祖权力由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扩大，“庶子不祭”的传统被打破，每个家庭都成为独立的祭祀单位。并且，每个家庭对祖先的祭祀都有自主权，不受礼法的约束。秦汉时期对宗祧继承仍然比较重视，但是在无后立嗣问题上与先秦及后世的大多数王朝相比却不够严格规范，具体表现在对同宗内嗣子选择不以昭穆次序进行以及礼法对异姓为后这一行为并不禁止上。盛行于宗法时代的嫡长继承制，在秦汉时期依然是主流，并且，此时已不仅限于贵族阶层，而是已深入民间了，变成普遍的社会遵行原则。中国古代婚姻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种宗祧继承行为，与宗祧继承关联性最为紧密的“同姓不婚”制，至秦汉时已难以为继。但同宗近亲之间的婚姻仍受到礼律的禁止。二十等爵制在秦汉的政治舞台上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有个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作为二十等爵制一部分的爵位继承制度，自然会随着爵制的变化而变化。据《二年律令》，汉代的爵位继承遵循嫡长继承、可能的继承者并非机会一律平等和血亲继承三大原则。嫡长继承原则就是就是按照嫡长次序继承爵位的原则，这是调节诸子继承矛盾的一个原则。继承并非一律平等原则是嫡长继承原则的深化，就是区分“后”和非“后”诸子。“后”的爵位继承除彻侯和关内侯外实行的是降级继承。非“后”诸子均实行降级继承，而且又区分出“二子”与“它子”。血亲继承原则主要表现为正常情况下的亲子继承，就关内侯以上的高爵来说，两汉均严格贯彻了亲子继承原则，不过东汉绍封的发展和分封的出现，实际上削弱了亲子继承的作用。特殊情况下（死事），爵位继承会突破血亲原则，姻亲也能继承爵位，然而仍以血亲继承为主。秦代的爵位是可继承的。秦王政六年出现的“公卒”社会层级，证明秦国时期已实行了降级继承，不过在具体的继承规则上可能和汉代有出入之处。户主继承相对于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更具有普遍性。秦汉户主继承人的范围远比爵位继承要宽泛，其继承次序依次为:子男→父→母→寡→女→孙→耳孙→大父→大母→同产子（同居数），在“户绝”情况下，被放良的奴婢亦可代户。户主继承人的范围之所以如此宽泛，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秦汉宗祧继承之不严格，为其时代户法的制定减少了阻力，而这样的代户法也易为民间所接受。二是国家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宽泛的户主继承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扩大纳税和服役口数。因此，秦汉的户主继承原则虽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兼顾姻亲关系的特性，但却贯彻着秦汉国家政治控制的意图。秦汉时期财产继承的形式主要为诸子均分家产，但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及史实依据，秦代的家产均分目前还停留在理论上，还不能说秦代实施了唐户令中所言的那种“诸子均分制”。汉代的家产继承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然而，在汉初名田宅制下，田宅还不具有完整意义上家产的性质，田宅的继承与身份等级挂钩，因此，诸子并不能均等继承田宅，不过，田宅以外的其他财产的分割还是以均分的形式进行。由于分家的时间、契机不同，均分的家产未必能一次实现，因此，秦汉的家产继承也就存在以“生分”为特点的二次性继承和父母过世后的一次性继承两种方式，这两种继承方式对当时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汉女性既能从娘家继产也能在婆家继产，其继产的实现并不像唐宋以后的女性那样受到诸多限制。在对所继婆家财产的处置上，秦汉寡妻相对于唐宋以后寡妻也拥有较多权利。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秦汉与后世相比，女性在继产及对所继财产的处置上受到来自于国家、宗族的制约较小，其权利能够得到较好保障。除去普通家庭成员外，家庭内部还存在着诸如妾、赘婿、婢生子、奸生子这样非正规家庭成员，与唐宋以后的古代社会相比，秦汉妻妾地位相差并不甚悬殊，妾亦享有一定财产继承权，但赘婿、婢生子、奸生子的继产权并不如唐宋以后那样充分。中国古代财产所有制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家产制”。在“家产制”下，家产为公共之产，原则上排斥任何家庭成员对家产拥有排他性权利，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却是不平等的，父家长凭借强大的权力有时会对家产做出有损法定继承人继承期待权的行为来，这种处分有无效力，主要看以法律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承不承认。就秦汉的情况来看，国家律令对父家长自由处分家财的行为是认同的，那么体现自由处分财产的遗嘱继承制度也是存在的。秦汉时期的家庭已不再是一纯粹的亲缘、血缘性组织，在家庭的外部还笼罩着一层公权力。作为家族秩序内容之一的家庭继承必然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影响。整体上看，秦汉的宗族是不断发展的，宗族的发展，使宗祧观念逐渐增强，这种情形的出现与秦汉国家不同时期的宗族政策有一定联系。与秦汉国家的宗族政策对家庭继承产生的间接性影响不同，秦汉国家对置后的立法，则体现了秦汉国家对身份继承的主动介入，这与对财产继承的间接制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收起

关键词 : 秦汉时期家庭继承宗族制度国家律令

4. 秦汉士人隐逸思想研究

[学位论文] 谭慧存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龚留柱共261页

摘要 : 隐逸思想，是士人所含有的隐逸指向(价值取向)的观点、看法、心态甚至倾向性等等。隐逸思想作为仕进思想的对立补充思想，区别于士人传统的、主流的入世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出世的价值取向。隐逸思想的产生，根源于对现实无力改变... 展开隐逸思想，是士人所含有的隐逸指向(价值取向)的观点、看法、心态甚至倾向性等等。隐逸思想作为仕进思想的对立补充思想，区别于士人传统的、主流的入世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出世的价值取向。隐逸思想的产生，根源于对现实无力改变而又不甘与此共同堕落的逃避与对抗。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泛政治化”倾向使得即使是作为与仕进思想相对立补充的隐逸思想，它的产生、发展与变化都与中国的政治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秦汉时期，是我国专制体制的初建及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与前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士人隐逸思想的发展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秦汉时期士人隐逸思想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秦及汉初，专制体制初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对士人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士人普遍表现出参与政治的热情，积极用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占据了士人思想的主导，隐逸思想一直都不曾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统倾向，极端的集权及专制体制给士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皇权专制而带来的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操控，使得士人在积极用世的期望得不到实现时，隐逸的情怀便应运而生。因此，专制体制形成的初期，虽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据了士人思想的主导，但在这一过程中，士人的隐逸思想也在潜在的存在与发展着。西汉中期以来，专制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完善，士人普遍被纳入官僚体制中，官方统一意识形态也在逐渐形成，专制体制的完善使士人自由游走的政治空间进一步缩小。学、仕、禄三者的结合使士人被体制牢牢控制，士人一方面表现出因政治空间缩小而产生的压力感，并由此而导致隐逸思想的出现；另一方面，士人普遍表现出欲隐而不舍，虽客观存在隐逸倾向但却并无真正隐逸行为的特点。士人在仕与隐两种不同的选择中，不断地与体制的发展相调适，出现了东方朔的“朝隐思想”，成为隐逸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流变。西汉后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及西汉王朝的由盛而衰，出现了秦汉国家一统以来的第一次隐逸高潮。这一时期士人隐逸思想的产生既有传统隐逸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开始受到“不仕二姓”观念影响，表现出了统一国家意识在士人心中的影响。隐逸思想也因此受到国家意识的干预，东汉前期奖励名节，倡导隐逸的行为，便是政府有意将隐逸人物及其思想纳入到国家控制中来的有效尝试，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隐逸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此后，在王朝的更替时，士人的隐逸不出，其思想与行为中便包含了对前政权的忠诚，这恰是国家有意识倡导的结果。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隐逸思想中所含有的对抗精神。在政府的提倡与奖励中，东汉一朝的隐逸风气甚为盛行，隐逸人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汉，且贯穿于东汉王朝的各个时期。东汉政府对隐逸人物精神气节的提倡，一方面促进了东汉士人重名节的风气，真正的隐逸之士得到了世人的礼敬；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士人借隐逸以求名、求利的假隐现象的出现，成为隐逸思想发展上的一大流弊。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及东汉政权的瓦解，消解了统一国家对士人所形成的巨大向心力，隐逸思想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政权的有意识的疏离。这也迫使他们在隐逸中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士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觉醒。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使得隐逸思想中所蕴含的独立与自由的内在价值得到了的体现，这为隐逸思想在魏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收起

关键词 : 秦汉时期隐逸思想专制体制价值取向士人

5. 西汉朝贡体系演变研究

[学位论文] 谢良河南大学 2016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19页

摘要 : 朝贡体系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古代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要优于周边国家，并为这个体系的秩序稳定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古时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觐见天子，天子以赏赐和册封诸国来表现其天下共主的地位，... 展开朝贡体系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古代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要优于周边国家，并为这个体系的秩序稳定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古时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觐见天子，天子以赏赐和册封诸国来表现其天下共主的地位，朝贡诸国则以贡献方物来表明其对天子权威的承认与尊重。古代中国通过这一方式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构建与运行是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进而向四方扩张。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时代，朝贡体系初步形成。汉初，承秦之弊，西汉的实力远逊匈奴，以往的“王者无外”思想受到现实的挑战，故不得不与匈奴结为“昆弟”，出现了“华夷”并尊的格局。故此时在东方世界中，并存着匈奴与西汉两个朝贡体系。然而汉匈关系的实质则是西汉短暂地和亲纳贡于匈奴。“华夷”尊卑的失序致使汉武帝意欲于打破这种并尊格局。经过数位皇帝的苦心经营和百年征伐，汉廷终于构建了一个独尊之下的朝贡体系。至王莽篡汉，改汉旧法，朝贡体系终致崩解。西汉帝国构建朝贡体系的演变轨迹，是汉王朝实力由盛到衰的体现。汉廷在国力强盛之时，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的“王者无外”思想作为构建和扩张朝贡体系的理论依据。当国力衰颓之时，又以“夷夏之防”作为实行羁縻之策的借口。汉廷采取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措施，以构建、扩张和维护朝贡体系的运行。在政治制度上以朝贡-册封和纳质制度来维系朝贡体系。在军事制度上以完善骑兵和马政，修筑亭障、烽燧提供扩张朝贡体系的军事保障，实行以夷制夷的战略来控制诸国，防范其联合以抗衡汉廷，削弱其反抗汉廷的实力。在经济上的发展为其扩张提供了财力支撑，贸易的发展可以诱惑和激励藩属国和外国积极将自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朝贡体系在西汉帝国的构建之下，规模初成。但对中国古代来说，由于处于形成时期，汉廷对于朝贡体系只是一种探索，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再建之东汉及以后之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皆受到西汉帝国朝贡体系的影响，对朝贡体系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朝贡体系的发展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儒家文化尚未远播。至隋唐时期，大一统格局再建，儒家文化影响渐深，诸国皆慕中国政治文明而来，经济则转为其次。收起

关键词 : 西汉帝国朝贡体系格局演变革故鼎新

6. 秦汉军赏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张丹丹河南大学 2019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09页

摘要 : 自古以来，统治者多将赏赐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之一。而武力是一个王朝建立并存在的保障。结合两者产生的军赏制度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人士气有着巨大推动力。它不仅是管理军队的重要手段，更与当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但前人多从军功爵和军法的... 展开自古以来，统治者多将赏赐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之一。而武力是一个王朝建立并存在的保障。结合两者产生的军赏制度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人士气有着巨大推动力。它不仅是管理军队的重要手段，更与当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但前人多从军功爵和军法的角度研究秦汉军赏制度，视域或嫌狭窄，本文的研究能进一步丰富对此问题的探究。首先，是秦汉军赏制度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出现提供必要条件。加之各国纷纷通过变法以奖励军功的方式废除世卿世禄制，尤其是商鞅变法中明确提倡奖励军功，并确立了计首授爵的赏赐原则，这就进一步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此外，法家的刑赏思想、兵家的励士思想也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是秦汉军赏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身份性赏赐的赐爵、封侯食邑、职位升迁、赎罪；财物性赏赐的赐钱、赐实物；精神性赏赐的赐名号、赐姓、赐姻亲、赐“绝席”、赐兵器等象征性物件；“福利性”赏赐的腊赐等内容。其开始大致是秦朝以赐爵为主，这一时期伴随赐爵带来的不仅仅是土地、奴隶，还有职位的升迁。到了西汉，随着军功爵制的轻滥，统治者的赏赐多以黄金、封侯食邑、职位升迁等为主。尤其是尹湾汉简的出土更让我们了解到基层官员面对暴乱和起义时的军功升迁。东汉，军赏的内容更加多种多样，除了继承西汉的赏赐内容之外还包括除家人为郎、赐药、赐姻亲、赐谷物、赐金帛缯絮、赐兵车、赐朝见位次等。再次，是获得秦汉军赏的条件和依据。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军功、劳绩、因死伤受赏、招募之赏和其他条件。其中的军功评定标准包括斩首捕虏、攻城略地、获旗鼓等指挥、传令器具、献计破敌、招纳劝降、暗杀敌方首脑、利用间谍以胜敌、捕盗共八个方面。平时获得军赏的条件包括军事考核中的达标表现以及日常工作中的优秀业绩。除此之外，还有战争中救主、背主之赏，斩获敌方首脑肢体之赏，战争中不失期、无所略之赏，因卜筮军事正确受赏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获得秦汉军赏的条件是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商鞅变法中单一的斩首标准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斩首捕虏，并被两汉所继承；两汉政府制定了平时军队赏赐标准即额外赐劳，进一步完善了秦汉军赏制度的内容。总之，两汉的军赏标准更加细化、成熟，更具有针对性，一部分内容甚至表现了秦汉政府朴素的人文关怀精神。最后，是秦汉军赏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外戚、宦官专权破坏军队赏赐公平性，因争功出现互害事件，以掳掠作为变相赏赐，赏赐不及时到位，不赏之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秦汉时期，更是中国历代王朝军赏制度存在的通病。这主要是由于军赏制度与帝制时期的皇权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掌握刑赏大权是君主专制的一大表现。统治者通过军赏笼络了人心，但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与皇权对峙的“功臣集团”；另一方面，军赏制度也受到皇权的制约。皇权加强时，军赏往往能顺利执行实施，皇权衰落或被其他诸如宦官、外戚势力分权时，军赏制度的公平性就遭到严重破坏。收起

关键词 : 秦汉时期军赏制度军功爵制皇权主导

7. 秦代“隶臣妾”社会地位研究

[学位论文] 任燕飞河南大学 2018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07页

摘要 : 隶臣妾，是形成于秦代的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秦代社会贱民阶层中的一部分。隶臣妾，从其字义解释，即隶属于官府的奴隶或刑徒。但在以往隶臣妾问题的研究中，因忽略对“隶臣妾”字词本身的分析，经常会出现史料混用的情况。因此，在对秦代隶臣妾社会地... 展开隶臣妾，是形成于秦代的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秦代社会贱民阶层中的一部分。隶臣妾，从其字义解释，即隶属于官府的奴隶或刑徒。但在以往隶臣妾问题的研究中，因忽略对“隶臣妾”字词本身的分析，经常会出现史料混用的情况。因此，在对秦代隶臣妾社会地位进行研究之前，应首先对“隶臣妾”字词及与其意义相近的词语进行辨析。通过对“隶臣妾”字词的追本溯源，可知“隶”、“臣”、“妾”三字本义即代表一定意义上的卑下位置，而“隶臣妾”与“臣妾”等词也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等同理解。因出土的简牍，均为人工抄写，所以会出现词语省略、漏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谨慎选用没有争议的材料，即研究隶臣妾问题，就只选用带“隶臣妾”字词的材料，以避免材料误用情况的出现。通过考证分析，隶臣妾与徒隶是隶属的关系，这对于秦代隶臣妾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秦代隶臣妾的社会地位，主要通过其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来体现。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可知，隶臣妾的经济地位，是其获得其他一切地位和权利的基础。而秦代隶臣妾的经济地位，表现之一即隶臣妾可以拥有财产权。这个财产权，包括隶臣妾自己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其与妻子共有的家庭财产。隶臣妾的经济来源，除包括官府发放的粮食外，还包括通过受他人雇佣、经营商业、抓捕罪犯等方式获得佣金、收入或赏金。秦代隶臣妾经济地位的表现之二，即隶臣妾从事工作的全面性。秦代隶臣妾工作的范围，基本包括秦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隶臣妾不仅可以从事生产性劳动，如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土木工程建筑等，也可从事非生产性的劳动，如担任仆养、传递文书、担任佐史、协助官府查案等。而隶臣妾在经济地位上的特殊性，也决定了秦代法律给予其一系列权利，以突显其社会地位。秦代隶臣妾的法律地位，涉及秦代官府对隶臣妾名籍的管理。秦代户籍制度，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本文对隶臣妾名籍讨论，先从狭义的户籍制度进行分析，指明隶臣妾不能立户，没有等同于编户民的户籍。但从广义来讲，隶臣妾的名籍归入隶籍，是在秦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下。这种情况是由于隶臣妾不具备完全的人格造成的，因此，隶臣妾在法律上获得的权利也有限。如隶臣妾的人身安全权只是得到一定保障，只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政治权方面，隶臣妾也只是拥有可以改变身份、提升自己或亲属社会等级的权利。与秦代平民相比，隶臣妾在这两方面获得的权利是不完全的。在婚姻权和乞鞫权方面，隶臣妾与平民有同等的权利。当隶臣妾再次犯罪时，按照“重罪吸收”、“限制加重”的原则进行处置。秦代隶臣妾的社会地位，是秦代社会制度特点的一个缩影。秦代隶臣妾的社会地位，是在秦代实行社会性劳动编制下形成的。在秦代社会性劳动中，隶臣妾作为主要的人力，作用凸显。秦代隶臣妾的社会性劳动以县、郡为基本单位，可分为中央性需求和地方性需求两大类。秦代隶臣妾的社会地位，对汉代的隶臣妾管理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汉代虽基本沿袭了秦代的隶臣妾制度，但是汉代隶臣妾的地位要高于秦代，原因之一是隶臣妾已经不具有官奴隶的性质，发展为有刑期的纯粹刑徒。在汉代，隶臣妾的一些权利虽未得到真正的实现，但是其可通过服兵役提高自身的价值。汉代征发刑徒服兵役，经历了从偶然到常态再到定制的发展过程。而隶臣妾作为刑徒，在汉代国防建设中的地位也逐渐加重。收起

关键词 : 秦代隶臣妾社会地位

8. 谢承《后汉书》研究

[学位论文] 解远文河南大学 2015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07页

摘要 : 谢承所著之《后汉书》，是继《东观汉记》之后第一部以“后汉书”命名的东汉史书。此书取材广博，为以后诸家后汉史书的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各家对该书亡佚的时间有不同看法，但此书的亡佚是个不争的事实。谢承《后汉书》现存的辑本主要有姚之... 展开谢承所著之《后汉书》，是继《东观汉记》之后第一部以“后汉书”命名的东汉史书。此书取材广博，为以后诸家后汉史书的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各家对该书亡佚的时间有不同看法，但此书的亡佚是个不争的事实。谢承《后汉书》现存的辑本主要有姚之骃辑本、汪文台辑本、孙志祖辑本、鲁迅辑本、周天游辑本等。由于该书早已亡佚，这些辑本又因作者所参照底本的优劣等原因，质量参差不齐，并且各个辑本也有较多异文，所以在研究此书的价值之前很有必要对这些辑本作一些整理工作。现存辑佚本主要是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和《水经注》、《三国志》裴松之注、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六臣注《文选》等古注中取资。这些现存的辑佚文献主要保存了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东汉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些辑佚文献便显得尤为珍贵，尤其是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所不载的内容。又谢承《后汉书》取材重视个人别传与郡国先贤传等更接近第一手资料的材料，可信度较高。故此书可以对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等东汉史书有一定的校勘价值。本论文分六个章节对谢承《后汉书》进行研究。研究一部书，首先要了解这部书的作者及这部书的成书情况。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考证谢承的生平和谢承《后汉书》的成书情况。通过对《会稽先贤传》、《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分析，本论文能大体把握谢承的生平事迹，进而解读谢承撰写《后汉书》的时代背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来分析谢承撰写《后汉书》的动机。谢承之所以撰写一部《后汉书》，是因为孙吴需要这样一部《后汉书》来巩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促成了谢承《后汉书》的产生。第二章则是通过正史《经籍志》、《艺文志》和公、私目录学著作对谢承《后汉书》的著录，以及公、私类书等对谢承《后汉书》的征引来考辨其流传情况。由上一章可知，该书应该只对孙吴有利，不符合司马氏代魏的正统，所以它会因不被重视而渐渐亡佚。由考证可知，谢承《后汉书》的亡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书最迟到明末清初还至少存在一个名叫《汉书》的版本和一个永乐间扬州刊本，虽然这两个版本可能都不是完本。本论文的第三章主要是对谢承《后汉书》的辑本进行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现存的姚之骃辑本、孙志祖辑本、汪文台辑本、鲁迅辑本和周天游辑本等的研究，来比较谢承《后汉书》现存辑本的版本的特征与传承，并指出周天游辑本是诸辑本中的集大成者。本论文的第四章是在第三章分析辑本版本的基础上，以周天游辑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补辑。本论文的校勘主要是对周氏书中一些条目的标点进行商榷，对个别词句提出不同看法，对周氏的某些注释提出不同的见解，对一些不当入谢承《后汉书》的条目提出疑议。本论文的辑佚是在前人基础上，从景宋本《太平御览》、宋代其他文献以及宋以后的诗文注疏中辑佚出谢承《后汉书》的佚文十二条。本论文的第五章是在第四章校勘和补辑的基础上，通过现存辑本文献的分析，推断出谢承《后汉书》的史料来源是以《东观汉记》为主，参考一些郡国耆旧传、先贤传和人物别传等传记，以及当时流行的佛教文献等宗教文献。受《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的影响，其体例是依次撰有《帝纪》、《志》、《列传》的纪传体。其中《志》包括《百官志》、《舆服志》、《地理志》，可能有《兵志》；其中《列传》有《东夷列传》，可能有《皇后传》、《宗室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在史评方面，谢承书沿用了《东观汉记》的“序”，而他自己的评论则是“诠”。本论文的第六章是对谢承《后汉书》的价值进行研究，主要分史料价值和文献学价值两个方面。从史料价值方面看，它保存了东汉时期的一些史料。在东汉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此书可以为研究当时的政治、学术、法律、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能补范晔书和袁弘纪的不足。从文献学角度来说，其主要价值就是对包括范晔《后汉书》、袁弘《后汉纪》以及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等现存其他后汉史书的一些文字和史实记载的校勘。收起

关键词 : 谢承《后汉书》辑本文献校勘价值

9. 秦汉通行凭证研究

[学位论文] 李晓伟河南大学 2016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04页

摘要 :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名物制度，通行凭证是统治者控制人民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它萌芽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使用期限有几千年之久。先秦通行凭证主要有节、符、传等，其产生原因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信物的象征；特殊情况... 展开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名物制度，通行凭证是统治者控制人民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它萌芽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使用期限有几千年之久。先秦通行凭证主要有节、符、传等，其产生原因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信物的象征；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稳定政权的需要；社会的重要等级标志；政令通达的保障。秦汉通行凭证主要有节、符、传、过所、棨、繻、致等。节在先秦秦汉间由一种普通凭证演变为高级凭证，对内代表皇帝的授权，对外代表国家。符可分为公务用符和私事用符，公务用符又可分为出入符和执勤符。符的形制为一分为二，有刻齿，合符而行。公务用符有编号，可事先制作。私事用符主要是吏家属符，上面详记家属的姓名、年龄、样貌和所带物品情况等，没有编号。传可分为门籍用传、公务用传和私事用传。门籍用传按照使用场所的不同，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临时出入宫禁的棨传；第二种是出入禁苑的传书。另外，作为一种荣耀，还有出入王莽府第的传。公务用传可分为由御史大夫签发的传信和由地方郡县级官员签发的传。传信有编号，按照官员身份的差异及所办事务的不同，可以享受规定的传车、传食、传舍等服务；其他公务用传则没有编号，可以享受的待遇也有限。私事用传也没有编号，先由乡级官员申请，然后由县级官员批准，加盖印章，一般不能享受传车等待遇。符和传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加封才有效，使用情况都需要定期汇总向上级报告。过所由传演变而来，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繻的本义为彩色的缯帛，后演变为通行凭证，形制为一分为二，可事先制作，出关时合验才能成行。繻和传的关系体现在“复传”这一词中，即“传”入关时要进行录副，出关时要核对信息，因繁琐，故用繻代替。致的本义为送诣，后演变为秦汉时期的一种文书名称。致的使用场所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输送某些重要物资时，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告知、说明情况；二是和通行证配合使用，起辅助文书的作用。当吏民个人出关时，只需要通行凭证；但当其携带物资过多时，就需要向上级申请“致”以说明具体情况。出入津关时，关吏要同时查看传和致，二者都有才能成行。籍为秦汉常见文书形式之一，是同类文书的汇总。致籍就是对同类内容“致”的汇总文书。秦汉通行凭证带有鲜明的等级性和稳定政权的目的性，奖惩结合，形成了高度成熟的文书行政体系，还对后世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收起

关键词 : 秦汉时期通行凭证文书行政秦汉简帛

10. 汉代豪族的儒学化过程研究

[学位论文] 于津懿河南大学 2018年硕士导师: 龚留柱共101页

摘要 : 豪族作为两汉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其形成、发展以及转型都对两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豪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本身的儒学化也是与之并行的。汉代豪族的儒学化不仅是豪族自身以及儒学自身各自发展的结果，也与专制皇权的介入有着紧... 展开豪族作为两汉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其形成、发展以及转型都对两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豪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本身的儒学化也是与之并行的。汉代豪族的儒学化不仅是豪族自身以及儒学自身各自发展的结果，也与专制皇权的介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皇权主导下的汉代豪族与儒学的结合，对于汉代社会阶层的固化，皇权的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的加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豪族儒学化的过程中，皇权起着主导的作用。即指无论是儒学的发展，还是豪族形态的转变，都是在皇权的支配下完成的。随着儒学地位的确立和察举选官制度的成立，也为豪族的发展找到了新的路径。他们通过习儒通经，利用察举制度，大批豪族及其子弟成为国家官僚，这为豪族与皇权的结合找到了便利的途径。至西汉中期，官僚、地主、商人多位一体的新豪族开始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豪族的儒学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到东汉时期，豪族与儒学的结合更为密切，豪族与皇权的关系也进入新的阶段。这时出现了世代通经的家族，他们通过创办私学，为豪族的儒学化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豪族开始逐渐由世代通经向世代官宦转变，豪族的儒学化加速推动了豪族官僚化和官僚世族化的双向进程。在汉代，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在豪族儒学化的过程中，地域性差异显著。以关东、关中、江淮为主的中原地区，凭借政治中枢和文化中心的位置便利，豪族儒学化发展的程度明显高于四边其他地区。豪族的儒学化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中原地区豪族的儒学化对四边地区产生了辐射的作用，而且更倾向于文质化；西北和北部地区豪族的儒学化并不纯粹，多是文武兼修；西南地区豪族的儒学化由于地域原因发展缓慢，与中原地区相比，相对封闭；江南地区的豪族儒学化则主要是在东汉末年以及魏晋时期，儒学化后继发展强盛。总的来看，在汉代豪族儒学化的过程中，以关中、关东、江淮等地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四边地区则次之。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豪族先是由汉初成分芜杂的、与中央离心离德的一股庞大的地方社会势力，到西汉中期转变为官僚、地主、商人多位一体的新豪族，再到东汉后期，则进一步转变为在中央和地方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完成了一个“三级跳”。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皇权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豪族的儒学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汉代社会的整体气质，由“武质”化向“文质”化逐渐转变，无形中促进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进程，豪族的儒学化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研究两汉时期豪族的儒学化过程，对于加深理解西汉中后期的社会转型以及汉代豪族最终向魏晋门阀士族的嬗变，有着深远的意义。收起

关键词 : 汉代豪族儒学化察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