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古以来，统治者多将赏赐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之一。而武力是一个王朝建立并存在的保障。结合两者产生的军赏制度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人士气有着巨大推动力。它不仅是管理军队的重要手段，更与当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但前人多从军功爵和军法的... 展开 自古以来，统治者多将赏赐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之一。而武力是一个王朝建立并存在的保障。结合两者产生的军赏制度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人士气有着巨大推动力。它不仅是管理军队的重要手段，更与当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但前人多从军功爵和军法的角度研究秦汉军赏制度，视域或嫌狭窄，本文的研究能进一步丰富对此问题的探究。 首先，是秦汉军赏制度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出现提供必要条件。加之各国纷纷通过变法以奖励军功的方式废除世卿世禄制，尤其是商鞅变法中明确提倡奖励军功，并确立了计首授爵的赏赐原则，这就进一步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此外，法家的刑赏思想、兵家的励士思想也为秦汉军赏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秦汉军赏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身份性赏赐的赐爵、封侯食邑、职位升迁、赎罪；财物性赏赐的赐钱、赐实物；精神性赏赐的赐名号、赐姓、赐姻亲、赐“绝席”、赐兵器等象征性物件；“福利性”赏赐的腊赐等内容。其开始大致是秦朝以赐爵为主，这一时期伴随赐爵带来的不仅仅是土地、奴隶，还有职位的升迁。到了西汉，随着军功爵制的轻滥，统治者的赏赐多以黄金、封侯食邑、职位升迁等为主。尤其是尹湾汉简的出土更让我们了解到基层官员面对暴乱和起义时的军功升迁。东汉，军赏的内容更加多种多样，除了继承西汉的赏赐内容之外还包括除家人为郎、赐药、赐姻亲、赐谷物、赐金帛缯絮、赐兵车、赐朝见位次等。 再次，是获得秦汉军赏的条件和依据。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军功、劳绩、因死伤受赏、招募之赏和其他条件。其中的军功评定标准包括斩首捕虏、攻城略地、获旗鼓等指挥、传令器具、献计破敌、招纳劝降、暗杀敌方首脑、利用间谍以胜敌、捕盗共八个方面。平时获得军赏的条件包括军事考核中的达标表现以及日常工作中的优秀业绩。除此之外，还有战争中救主、背主之赏，斩获敌方首脑肢体之赏，战争中不失期、无所略之赏，因卜筮军事正确受赏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获得秦汉军赏的条件是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商鞅变法中单一的斩首标准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斩首捕虏，并被两汉所继承；两汉政府制定了平时军队赏赐标准即额外赐劳，进一步完善了秦汉军赏制度的内容。总之，两汉的军赏标准更加细化、成熟，更具有针对性，一部分内容甚至表现了秦汉政府朴素的人文关怀精神。 最后，是秦汉军赏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外戚、宦官专权破坏军队赏赐公平性，因争功出现互害事件，以掳掠作为变相赏赐，赏赐不及时到位，不赏之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秦汉时期，更是中国历代王朝军赏制度存在的通病。这主要是由于军赏制度与帝制时期的皇权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掌握刑赏大权是君主专制的一大表现。统治者通过军赏笼络了人心，但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与皇权对峙的“功臣集团”；另一方面，军赏制度也受到皇权的制约。皇权加强时，军赏往往能顺利执行实施，皇权衰落或被其他诸如宦官、外戚势力分权时，军赏制度的公平性就遭到严重破坏。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