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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韦心滢北京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98页

摘要 : 商后期商王国属于中国早期国家，其政治地理结构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研究项目。本文拟依据“政治地理”的观念，探讨如下有关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几个问题:商王国的政治领域，即其“四土”所至;在此领域的地理空间... 展开商后期商王国属于中国早期国家，其政治地理结构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研究项目。本文拟依据“政治地理”的观念，探讨如下有关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几个问题:商王国的政治领域，即其“四土”所至;在此领域的地理空间中所体现的政治格局，即商王朝领土内之政治结构与王朝对地方的统治管理方式;商王国与周边方国的关系。通过这几方面的考察，希望能对在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王国—商后期王国之政治形态有一个更具体而真切的认识。依据上述主旨，本论文首先将商王国的政治领域之地理空间分成三个层次，即王畿、近畿与边域。此三层次的确立，是建立在商前期向商后期王国转变的基础上。商前期实行主辅都制—圣都与行都;盘庚迁殷，将圣都与行都合一，定安阳地区为惟一的都城，不仅改革了商前期的都城体制，也使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有了中心区域（商）与四土的领土国家观念。安阳小屯殷墟的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周围繁多的居址、族墓地、手工业作坊以及出土的大量甲骨（以商王为占卜主体的甲骨卜辞以及非王的商人子姓贵族的卜辞），都证明了安阳是商后期都城所在。但文献中有关沬邑朝歌的记载，黄组刻辞中“大邑商”名称的出现，都透露出殷末王畿地区内部出现重要变化。沬邑朝歌的兴用，使“大王畿”格局形成。安阳与沬邑朝歌两座大邑共同分担殷末商王国都城的使命，安阳更多的是担负“圣都”之职能，而沬邑朝歌则偏重于政治、军事功能，此形式颇近于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并存之态势。为了能更细致而深入地考察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本文设定了“近畿”之概念，用以指称王畿与边域之间的区域，即四土之内域。综合文献、甲骨刻辞与考古资料不仅说明了近畿的范围，且指出近畿内部的政治地理区域可分成商王直属区域和商人贵族占有区域（即其属地）两种类型。在商王直属区域中包含有王室农田（王田）、商王田猎区和商王常居地及行宫等，这些直属于王的区域多与商人贵族属地呈现插花交错状态。边域是商王国疆域最外围的部分，其政治地理形态呈现出一种未有明确边境线，商人与异族、敌方杂厕的条状区域，且具动态之扩张趋势。虽然如此，通过对多种史料的综合，仍能大致将商王国疆域之四至表述框定。在此种形态的边域中商王国设立有邑（中心大邑、围绕大邑的一般邑落和小邑），鄙（内有邑、田、牧场），奠（示）等具不同功能的政治地理区域。王畿内居民是由王室近亲成员（商王、王妇、未成年王子、公主等），为王室服务的王官、卜人、仆隶、臣妾，子姓与非子姓贵族、平民，常备军（多马、多射等）、手工作坊匠人等组成，其居民由商王直接控制或派官吏管辖。近畿内的居民是由与时王有较近血亲关系的子姓贵族家族，例如已发现的几种“非王卜辞”所属家族以及与子姓贵族通婚的异姓贵族家族组成。居住于近畿内的高级子姓贵族家族治理控制着自己领地内的族属、家臣与附属异族，近畿内直属商王管辖的土地则由商王派遣官员管理，两系统并存，互不干扰。边域内的居民是由一些历史悠久的商人雄族、外服职官（如候、田、卫、任、牧）及归顺方国（其酋长称“某伯”）所构成。这三个系统亦相互杂厕、互不相属，但皆听命于商王。上述三类政治地理区域对王朝担负的功能各有其侧重:王畿为王朝都城与商王室所在，是为商王国政治中心与从事宗教活动之中心或称祭祀中心。近畿内设有王田、牧场、商王田猎区，以保证王室与王朝军队、官吏所需粮食、肉类与皮毛等生活必须物质的供应。边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与异族方国接触，因此军事防御与拓疆便是此一区域之雄族及外服职官的重要任务，而广袤的边域因拥有丰富的物产与资源，自然也就承担着对商王朝多种贡纳之职责。商王国与周边邻邦在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不仅导致商王国外围领土，亦即边域之地理空间发生变化，当方国的侵扰情况严重时，甚至会成为影响商王国盛衰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或经济交换关系，促使商文化与周边异族文化进行广泛交流，不仅促进了商文明自身的发展，而且使商文化在东亚地区得到广泛的扩张。本文在最后，还依据上述对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认识，讨论了小邦周克灭大邑商的原因。商王国之覆灭与早期国家较为原始简单的政治体系和不稳定的边域在处于失序状态时的脆弱有直接关系。当王权不彰，导致对散布于边域与近畿之地方权力控制减弱时，则中央王朝即面临失去支撑力量的严峻考验，此时若有外力介入，则平衡将被打破，而走向失序灭亡的道路。本论文藉由分析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得出商后期王国这种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具有固定的领土，即王畿、近畿与边域。因与王都有不同的相对地理位置，而对商王朝担负不同的政治、经济职能之三类区域，这种形态已接近领土国家的特征，但其充满空隙、具变动性的边域状态，又使得中国早期国家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似可称为具中国特色的“早期领土国家”。收起

关键词 : 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历史变迁

2. 两周射礼研究

[学位论文] 袁俊杰河南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83页

摘要 :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 展开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举行的弓矢竞射礼和举行仪式的象征性的射箭礼仪。它包括射牲、射余获、射侯、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学射、军中射礼、巫术性射礼利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等。从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射礼有一个较长的肇起过程，大约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和军事民主制时期，射礼可能即已出现。最早出现的射礼是巫术性射礼，它借助巫术的力量，成了联盟盟主和最高君长考察、惩罚、驾驭方国部族首领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并和其它礼仪一道成为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联盟社会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甲骨金文记载，射礼形成于殷商时代。当时射礼的种类开始增多，不仅有巫术性质的射天、射帝和宗教性质的射牲、射牢之礼仪，而且以弓矢竞技为目的的射礼也流行起来。弓矢竞射礼既有王子身份的子射、王射，也有王暨多方贵族成员的竞射。其形式既实射动物，也射射侯。其行射地点与场所，既有水泽原野处及泽畔的建筑设施，也有比较固定的庠、序、射等建筑场所。殷商射礼的构成要素、竞射规则、行礼程序及仪节，与周代射礼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周代的一些射礼种类，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虽然它还带有田猎的一些传统习惯，但其仪节程序已开始规范化，并出现了子射、王射、获、亡废矢等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所有这些都说明射礼在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且有相当发展。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射礼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在尚武观念、宗主观念、神灵观念的支配下和学校射艺教育、奖赏与择士制度、战争与田猎环境以及周人长期推行德政和礼治等社会政治原因与背景的影响下，西周射礼无论种类、规模或仪节内容，都比商代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与目的或为巫术诅咒，或为军事训练，或为人才选拔，或为德行考察，或为笼络感情。其特点是种类多、规格高、场面宏大、仪节内容逐渐繁琐；射礼礼仪已完全程式化与制度化。不仅竞射有一定的技术标准，在举行程序与时间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与制度；而且射礼的政治目的非常强，宾射礼和燕射礼的娱乐性也日益加重。春秋时期，射礼呈现出多种性质、多种特点和多向发展的复杂局面。一方面随着王权的沦落，王室射礼已经荒废。随着诸侯国君权的旁落，公室射礼也日渐衰落，规格低、规模小，与西周时期往往由天子主持或亲自参射的高规格射礼的恢宏气势与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春秋射礼更加形式化、仪礼化，更加注重于礼仪和教育意义。仪节内容比西周射礼明显增多，有不少还都成为后世射礼的定式，并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宾射礼和燕射礼则更加娱乐化。射前之飨礼与燕礼有渐趋合一的倾向。投壶礼的出现和流行，也折射出贵族统治者在燕射、宾射等传统礼仪上的苟且和随意，以及对射术训练的荒疏和懈怠。另一方面随着私学射礼教育向平民普及和投壶礼向社会下层扩延，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同时受战争环境、尚武之风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也盛行起来。战国时期，曾经一度中衰的射礼，此时在诸侯列国之间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成为地主阶级、新兴官僚与士人阶层社会生活中经常举行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对此文献与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射礼画像图案多有记录和描绘。战国时期射礼非常流行，尤以两周三晋、齐鲁和吴楚地区最为盛行，而且射礼种类较多。受战乱、乡射选武士和奖励军功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更加盛行。由于贵族的膳食和贽见礼、婚聘礼、庶人荐新要用雁，弋射也甚为流行。随着传统封建政治的解体，旧的射礼等级制度已经彻底崩坏。随着列国集权政治的发展，战国时期射侯、获旌、植的形制多样化，射礼规模也大小不一。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经济的繁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射礼的使用已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射礼和投壶礼已在民间流行开来。随着地主阶级与士人阶层对射礼的青睐和投壶礼、弋射在社会各阶层的流行，战国射礼已经完全大众化和世俗化。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是对殷商、两周射礼的总结、整理与记录，但也对两周射礼作了一些修订取舍，它是两周射礼的延续、传承和再发展，也是两周射礼演变过程中的最后形态。其特点是射礼礼仪复杂化；射礼射义儒家思想化；射礼选拔人才和进爵益地或削地的目的十分突出；射礼树立和观察德行的目的也非常突出；射礼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制度更为明显。充分体现了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和君臣之义、长幼之序、优待国君、尊卑有别的人际关系，反映了鲜明的等级观念和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周王的权力和统治秩序。从射礼的性质特点与功能的变化来看，两周射礼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殷商——西周早期，为射礼的实用化时期。此时射礼注重射术训练，礼仪质朴，重在宣扬射技武功，其着眼点主要在竞射的结果上，以射中且贯穿侯的为贤，并对贤者实行奖赏。第二阶段，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为射礼的礼制化时期。此时射礼主于礼乐，重在礼仪展示，其着眼点主要在射者的仪容上，以(彉)不奸、亡谴为贤，以达到政治德行考察的目的。西周中期随着周王朝的制礼作乐，射礼已经礼仪化、程式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仅仪节增多，而且对矢射的结果与赏罚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与评判标准。穆王以后，随着周礼的形成，周朝便有了自己的射礼种类和礼仪制度。西周中晚期燕射礼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但总体上仍在制度化的可控范围之内。第三阶段，即春秋时期，为射礼的社会化时期。这一时期王室与公室射礼衰落、私学射礼教育发展、投壶礼开始出现。随着私学射礼向平民学生的传授，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开始从社会上层延至社会下层，由贵族礼仪风范，向平民礼仪发展。而投壶礼向民间的延及，则更加速了射礼社会化的进程。第四阶段，即战国时期，为射礼的世俗化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虽然射礼还保留着先前的礼仪形式，但举行射礼已没有了严格的等级约束，不仅地主阶级和士人阶层可以拥有礼器举行射礼，射礼也开始向民间发展，举办和参加者的身份日益平民化，而且投壶礼也已经成为间巷寻常人家聚会饮酒作乐的大众游戏。射礼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礼仪制度，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礼俗和礼仪文化在民间传播发展。东周礼书成书后，中国古代的射礼便进入文本化时期。射礼载于《三礼》，标志着射礼礼制的文本化。其行礼过程和仪节内容被文字载体记录下来，成为人们举行射礼的统一的固定模式和共同遵循的蓝本与经典文献依据，这就使射礼的传承得以跨越时空限制而极大地传播开来，同时也使射礼更加形式化，仪节繁复而流于形式，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现实功能逐渐丧失而成为徒具空壳的表演性质的礼仪。两周射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从天子、诸侯、孤卿大夫、士到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结构的转变和从天下共主到列国君主集权政治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两周射礼在中国古代射礼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射礼及社会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树立周天子的绝对权威，开展大规模的竞技活动，提高民众的习武意识和军中将士的战斗力以及对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也有一定作用。对国外射礼和儒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现代体育也有深远影响，立德正己，至今仍是现代体育所提倡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体作了六方面的工作：(1)对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民族志中有关商周射礼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搜集、甄别与梳理，力求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2)对两周之前的射礼作了延伸性探索，基本阐明了射礼的起源与形成及早期射礼的大致情况。(3)对两周射礼作了断代研究，基本究明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的种类、举行地点与场所、性质特点与异同、发展演变过程和各种射礼的流变。(4)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两周射礼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两周射礼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过去研究较薄弱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对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长期存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6)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尤为注重从礼学的角度分析史料，重新反思学者以往对史料的考释，力求准确理解史事的性质与礼仪的仪节内容，使所得结论能上下融汇贯通、左右不相抵牾，文义更加通畅。收起

关键词 : 西周春秋战国东周礼书射礼射箭礼仪礼仪制度

3. 《逸周书》新研

[学位论文] 张怀通南开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79页

摘要 : 《逸周书》是一个概称，按照各个历史阶段内涵的不同，可以细分为由周王朝档案文书改编而来的"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性质是"周史记"的《周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引的当作古文文献来对待的《逸周书》，魏晋之际孔晁所注古本《逸周书》... 展开《逸周书》是一个概称，按照各个历史阶段内涵的不同，可以细分为由周王朝档案文书改编而来的"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性质是"周史记"的《周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引的当作古文文献来对待的《逸周书》，魏晋之际孔晁所注古本《逸周书》，南宋中期以后将古本《逸周书》的孔注本残本与没有孔注的白文本残本合编而成的今本《逸周书》。从周王朝档案文书到"周书"，再从"周书"到《周书》，是《逸周书》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西周时代，部分"周书"由档案文书改编而成，并在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有:教学材料，资政材料，论说依据。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些"周书"受到了加工，所载史实与语言文字之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脱节现象。春秋末年、战国时代是这些"周书"的定型时期，所以其语言文字有战国时代的风格。今本《逸周书》现存五十九篇中，《世俘》等八篇是制作于西周时代的篇章。《作雒》是制作于春秋后期的篇章。《大武》等八篇是制作于春秋末年以前的篇章。《程典》、《大聚》等篇是战国时人在"周书"或西周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篇章。《明堂》等十余篇是制作于战国时代的篇章。《小开》等二十余篇的开头都有纪时词语，与西周中后期的纪时词语类似，但这些篇章所载史实大多无从考证，而且语言有战国风格，因此其时代不能一概而论。从"周书"的制作、流传、定型的文化背景中来观察这些篇章的时代问题，应当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世俘》等篇真实地记载或反映了商周之际、西周时代的一些重大史实，比如武王伐纣、三监之设、周公东征、康叔封卫、穆王宠嬖、厉王专利等。《大武》等篇的"武"的观念，是春秋末年以前军政合一体制下的产物。《大聚》等篇记载的徕民政策中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家族制度。《明堂》等篇无论是想像构拟、借古喻今，还是追根溯源，都体现了战国时人的思想观念。《尝麦》是西周篇章，其中所讲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属于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很高的可信度，可以视作中华文明史的开篇。今本《逸周书》部分篇章的制作方式，显示了上古文献形成的途径。主要有:在西周时代由纪录周王及其他统治者言行的档案文书改编而来，如《世俘》;春秋后期时人根据所见所闻"写作"而来，如《作雒》;由世代积累的职业经验加工而来，如《大武》;战国时人在流传于世的西周材料基础上整理而来，如《大聚》;战国儒家依据自己对西周礼制的理解构拟而来，如《明堂》;战国时人假托圣贤写作而来，如《谥法》。今本《逸周书》部分篇章的流传方式，显示了上古文献受到后世影响的情况，主要有:改一般称呼为尊称，改难懂的字为易懂的字，改所指宽泛的词为所指精确的词，在正文之上增加类似于序言的文字以说明制作原因，整理者将自己的认识或所用参考资料附缀在正文之后等。今本《逸周书》部分篇章显示的战国以前古文献形成途径与受后世影响的情况，与一些学者从传世古文献与出土简帛佚籍总结出来的战国以后古文献的形成规律，正好上下贯通起来，使人们对我国古代文献形成规律的认识向着全面、深入的目标再迈近一步。收起

关键词 : 史料评论《逸周书》历史价值

4. 东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杨文胜南开大学 2006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24页

摘要 : 本文对东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对中原地区不同时期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情况的统计，量化分析了东周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中各器类在不同时期的普遍重要性和层阶重要性，对具体随葬器物之“权重”进行了——测定，进而系统分析了... 展开

关键词 : 古代礼制东周葬礼青铜乐器礼乐平衡

5. 性别视角下的商周婚姻、家族与政治

[学位论文] 耿超南开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15页

摘要 : 以往研究商周历史往往采用阶级阶层分析、民族分析以及文化分析等方法，本文尝试使用性别分析方法来突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商周社会。这种方法的运用能挖掘很多以往被人忽视的资料，为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亦能更深入... 展开以往研究商周历史往往采用阶级阶层分析、民族分析以及文化分析等方法，本文尝试使用性别分析方法来突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商周社会。这种方法的运用能挖掘很多以往被人忽视的资料，为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亦能更深入得了解或者还原历史的细节，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商周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从性别视角重新解读此时期的历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当时社会组织结构与政治组织形式的认识，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源;也可以明确中国性别差异与两性关系模式的历史渊源。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来探讨商周社会的婚姻、家族与政治，正文内容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研究商周时期家族内的性别观念、两性关系及其对家族形态、家族制度的影响，按年代顺序分为三章。由殷商时期贵族阶层的一夫多妻、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尚未形成;至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的一夫一妻、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开始形成并逐渐成熟;再至战国时期小家庭的独立、维护夫妇家庭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可见商周时期两性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家族形态的演变与家族制度的变化。本部分通过具体分析商周各历史阶段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进而研究性别因素在社会基本组织形态从家族到家庭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下编主要探讨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亦按照年代顺序分殷商、西周和东周三个阶段分别研究。殷商时期“王妇领兵”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国同构”的血缘政治模式与当时并不完善的政治管理机构;至西周时期，由于“夫妇二位一体”观念的增强以及“世族世官”制度的形成，王后虽然在政治领域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但已不需要从事军旅之事，而是以周王的辅助者与代表者出现;再至东周时期，虽然贵族阶层的性别关系对政治的影响在诸多方面均有体现，但贵族妇女在政治领域中的独立身份是逐渐丧失的。可见商周不同历史阶段贵族妇女对政治的参与均与两性关系的存在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也表明了自殷商、西周、东周，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是不断深化的。深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其一，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演变;其二，“女祸论”的产生、发展、强化;其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从典籍、甲骨和金文资料、田野考古资料等入手，主要探讨了商周性别观念、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于家族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尝试对商周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形态的发展演变作出新的阐释。收起

关键词 : 商周时期婚姻观念家族形态政治制度性别差异

6. 论秦统一的文化因素

[学位论文] 陆青松北京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310页

摘要 : 秦人不仅占领了原六国统治的疆域,还占领了巴蜀和部分戎狄族群活动的区域,大大扩展了帝国之疆域。秦帝国疆域的统一和扩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亦是重要原因。本文以秦献公至秦始皇统治时期,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为跨度,分析了传统观念、区域文化差异与制... 展开秦人不仅占领了原六国统治的疆域,还占领了巴蜀和部分戎狄族群活动的区域,大大扩展了帝国之疆域。秦帝国疆域的统一和扩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亦是重要原因。本文以秦献公至秦始皇统治时期,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为跨度,分析了传统观念、区域文化差异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学术文化、礼仪文化、基层社会文化和少数民族(或族群)地区的文化变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秦统一六国的原因,阐述了秦帝国在六国故地和巴蜀戎狄地区建立统治秩序的文化原因。秦人国家至上的观念、功利主义的趋向以及务实开放的胸怀,对秦国的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制度变革,彰显了制度的先进性: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虎狼之师”以及涌入秦国的外来人才,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国七雄实力的消长过程,与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作为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民俗,以及区域文化之间的不同特征,对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以个体自由和神巫文化为特征的楚文化,突出“民本”和“民主”思想的齐文化,以及杂糅了儒家和道家文化因子的三晋法家文化,均不敌以国家利益至上和“专制”著称的秦文化,这是秦统一六国最根本的文化原因。诸子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诸子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贡献有: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推动了秦地功利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军事策略,从而保证了秦统一六国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军事优势。秦在帝国统一的前后,又在吸收和扬弃诸子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着天下统治模式的尝试和实践,并最终建立了影响后世王朝的“大一统”模式。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礼仪文化的演变反映了君臣关系的调整。秦国礼仪文化演变的总体趋势是:君主礼仪得到强化、臣礼衰落。这表明:秦国君臣关系的调整导致了秦国呈现出君强臣弱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保证了秦在统一六国期间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战国中期以后,发生在关陇地区和六国故地基层社会中的文化变迁,凸显了文化变迁对秦统一所产生的作用:在“耕战政策”影响下,关陇地区的秦人葬俗简化,价值观趋于功利化,这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秦在占领区内推行秦制、改造当地文化的措施,加速了秦与六国文化的融合,加深了六国民众对秦统治的认同,深化了秦在六国故地的统治。秦能够在巴蜀和一些戎狄地区建立统治秩序的文化原因有二:相似的生态、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维系了秦与巴蜀戎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移民等因素,推动了以秦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农耕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这种传播加速了文化之间的趋同,增强了秦的统治基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秦汉王朝的边疆格局。收起

关键词 : 秦国文化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管理模式

7. 吴越史新探

[学位论文] 张志鹏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285页

摘要 : 笔者综合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并充分吸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吴越两国的若干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讨论的过程中，首先对有关吴、越两国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收集与详细整理分析，去伪存真，力求研究资料... 展开笔者综合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并充分吸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吴越两国的若干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讨论的过程中，首先对有关吴、越两国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收集与详细整理分析，去伪存真，力求研究资料的真实可靠。全文由吴史新探、越史新探、吴越关系研究三编构成。上编吴史新探首先讨论太伯之吴和苏南吴国的关系，就太伯之吴的地望、苏南吴国之姓以及太伯出奔的原因和路线等进行了考辩和探讨。我们认为太伯、仲雍为避祸出奔所建之吴国为苏南吴国的传统认识是可靠的，此吴之最初地望在今江苏南京江宁和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横山一带。吴王世系及称谓在学界的研究中一直纠葛不清。历代吴王的称谓常常表现为一人多称，笔者认为这种一人多称实为名、字、号之别，并对数位吴王(如寿梦、诸樊、余祭、僚、阖闾)的名、字、号作了考证。此外，对历代吴王之间的承继关系和数代吴王的在位年代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关于吴国疆域的变迁，在确定相关古地名今地望的基础上，分五个时段就吴国灭国夺邑、开疆拓土的过程进行仔细梳理，弄清了吴国疆域变迁的详细过程。在吴王寿梦以前吴国的疆域北邻郯国一线；西部与钟吾国、徐国、钟离国、州来、淮南群舒之地相邻；向南大概在黄山、天目山，太湖北部一线与越国相邻。吴王寿梦在位时期，原为楚国控制的淮南群舒之地的大部为吴国掌控，吴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抵达楚国本土。吴王诸樊、余祭、余昧和僚在位时期，于淮河两岸和江淮之间大力经营，夺取州来、巢、钟离等楚国东境重镇，解除了吴军西进的藩篱。吴王阖闾在位时期，北灭钟吾和徐占有其地，为日后吴国北上开拓铺平了道路；其后在联晋攻入楚长城之后，继续南下攻楚入郢，几乎灭楚，后虽被迫东归，但也使楚国丧失了与吴抗衡的实力，淮河两岸和江淮之间尽入吴国。吴王夫差即位后，败越于夫椒，一度并越，后又分封越王勾践百里之地，并连续增封，基本上恢复了越国原有疆土。从前494年至前482年间，通过吞并邳国、割占宋(包括偪阳国故地)、鲁(包括鄫国故地)等国疆土，吴国北部的疆域得到很大的开拓。越灭吴后，越、楚、鲁、宋等国瓜分了吴国故地。吴破楚入郢之战是春秋晚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战前数代吴王励精图治而使吴国国力强大，并持续实施伐楚国策，特别是吴王阖闾为伐败楚国精心谋划。而楚国的滥刑造成本国人才大量流失为敌国所用，常常给楚国带来致命打击；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为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聚敛无度，政治的腐败大大削弱了国力；对外扩张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一直在北上与东进之间摇摆，结果导致吴晋联合持续抗楚的局面。笔者通过考察并对比吴楚两国战前的国情，指出了此战吴胜楚败结局的必然性，并就此战对晋、楚、吴、越、秦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中编越史新探首先讨论了越王世系和称谓。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历代越王的称谓也常常表现为一人多称，笔者认为这种一人而多称实际上同样是名、字、号、谥之别，并弄清了数位越王(如允常、勾践、鹿郢、朱句、翳、不寿、无余之、无颛)的名、字、号、谥。此外，又对历代越王承继关系和数位越王的在位年代中存在纠葛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明确。与吴国疆域一样，越国疆域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变迁的过程。春秋晚期以前，越国疆域是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周边广大地区。但随着立国于宁镇地区的吴国的不断壮大，越国在太湖地区的疆土逐渐被吴国蚕食。到越王允常以前的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已经形成了以太湖南岸为界的格局。越王允常时期，吴越两国继续保持以太湖南岸为界的对峙局面，越国开始向南开拓疆土，占据了浙江全境。越王勾践兵败夫椒后，越并入吴，越王勾践仅有吴王夫差所封的百里之地，但后来连续得到吴王夫差增封，疆域基本上恢复到战败前的程度。勾践灭吴后，除归还原来吴所占楚、鲁、宋地之外，故吴地尽入越国。勾践迁都琅琊后，在鲁南泗上削莒、割齐、灭滕、郯、鄯，大力开拓疆土。但随着霸业的衰落，鲁南泗上越地先后沦入齐国之手；在江淮流域越国也不断失地于楚。秦灭楚后，剩余越地成为秦国疆域的一部分。越王勾践灭吴后，越国霸业兴盛。但自越王翳迁都于吴以后，越国霸业逐渐走向衰落。不顾国力盲目称霸以及对外扩张最终导致不断丢失疆土，加速了越国的衰落；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王权而接连残杀是越国衰落的直接原因；而实行落后的分封制则是越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越国究竟灭于何国何时是一个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令人无所适从。其实，尽管越国曾在楚威王、怀王以及考烈王时期失地于楚，但是并未亡于楚，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才最终灭于秦。下编主要探讨吴越关系的相关问题。据文献记载，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到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的七十余年间，吴越两国之间发生了十次战争，其中包括两次越从楚伐吴战争。越国在吴越战争中从被动挨打到从楚伐吴，再到试探性进攻吴国以致独立伐吴且能在战争中取胜，体现了吴越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吴越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越王勾践自吴归国后励精图治使越国国力增强；二是吴王夫差长期的争霸战争导致吴国国力凋敝。吴国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称王，在其强盛之时，破楚、臣越、制齐、威晋，称霸一时。然而在吴王夫差后期，吴国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败于昔日的臣服之国越国，并最终为其所灭。吴王夫差败越之后，一改前代吴王将灵活的外交策略与战争手段相结合的谨慎务实作风，不顾国力，为争夺霸主而穷兵黩武。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吴王夫差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一心灭越到败越后的荒成不盟，再到封越及不断增封，先后出现一系列重大转变。吴王夫差在即位之初为报父仇还能励精图治，但在败越之后逐渐表现出来骄奢淫逸的本性。在争霸问题上，吴王夫差急于事功却又刚愎自用且胸无长策。而越王勾践在处理对吴关系上指导思想明确，一切以存越、强越为宗旨。在入吴三年归国后，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卧薪尝胆、招贤纳士、从谏如流，发展壮大越国以待吴弊。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从前494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到前482年越王勾践入吴，吴由强转弱，而越由弱转强。在吴越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越国用五年的时间通过三次战争最终灭吴。收起

关键词 : 吴国越国吴越关系历史事件战略格局

8. 《三礼》及《诗经》郑玄笺注之史学研究

[学位论文] 郑子良北京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271页

摘要 :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先秦经籍作了较为全面的注释，在注释中既充分反映了两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同时也有对先秦史事的辨析及对上古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阐释，融汇了许多珍贵的先秦史料。本文以郑玄笺注（主要以《三礼》注及《诗经》笺为主，兼及部分... 展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先秦经籍作了较为全面的注释，在注释中既充分反映了两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同时也有对先秦史事的辨析及对上古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阐释，融汇了许多珍贵的先秦史料。本文以郑玄笺注（主要以《三礼》注及《诗经》笺为主，兼及部分辑佚的相关资料）为主，以典型课题分析方式，充分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结合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和人类学资料，对郑玄笺注的史学价值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并客观评估其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主体内容分六章: 第一章以郑玄学术渊源及笺注的主要材料来源为切入点，重点探讨郑玄在注经方法上能秉承古文经学重史实考证、重典章制度资料收集和补充等优良传统，兼纳诸家所长，择善而从，已体现出史学方法，这是郑玄笺注具有史学价值的重要前提。第二章着力探讨郑玄笺注（包括《诗谱》）在先秦史事的考证与补叙方面的内容，阐述郑玄在先秦及两汉具体史事的辨正上，已然具有相当的史学意识和历史观念。第三至第五章则分别从商周社会形态、宗教思想与礼俗、礼乐制度等方面，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主，较全面、系统分析了郑玄笺注对先秦史研究的具体贡献:其中在社会形态研究方面，郑玄笺注通过对两周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及家族形态和社会阶层变迁等方面的阐释，补充和诠释了相关重要史料;在商周宗教与礼俗研究方面，郑玄笺注通过细致阐发祖灵观念，揭示祭祀礼仪的具体环节和心理，对了解先秦宗教习俗及宗教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在礼乐制度方面，郑玄笺注既充分利用已有的先秦史料，同时也借助汉代史料进行阐释，是了解先秦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凭借。第六章则进一步探讨了郑玄笺注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将其与笺注之史学价值结合起来加以论述。郑玄的历史观主要表现对夏、商、周三代“礼”的发展变化规律的阐释，在掌握“礼”之损益变迁的基础上，能通古今之变，显示了郑玄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同时，由于迷信《周礼》为周公所作，加之其对上古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存在僵化的一面，因而在阐释中存在不少构拟或臆测的成分，从而降低了笺注的史学价值。围绕考述郑玄笺注在先秦史研究领域之研究价值这一主旨，本文大部分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析，并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如从史学方法的角度审视郑玄之学术渊源、治学特点与笺注材料来源等问题，以典型案例系统论述郑玄笺注在先秦史研究上的促进作用等等。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则属首次提出的研究课题，如郑玄笺注对具体史事的考订和编排，郑玄历史观之分析等，其中从史观的角度来分析郑玄笺注之局限性，就有别于以往多从具体诠释问题而提出批评的做法。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郑玄是一个富有史学素养并具备相当史学意识的经学家，比较重视辨析和考证经文所涉史事，并掌握了一定的史学方法，再加上他延续了古文经学家重实证的传统，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儒家经典为依托，有意识开展先秦时期相关史料的收集、辨析、补充和诠释工作，这种补充和诠释远超出后世一些注家对经籍的曲解。郑玄笺注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特别是在商周社会形态、宗教礼俗及礼乐制度等方面，史学价值尤为突出。本文最后还结合郑玄笺注史学研究的启示，就先秦史研究如何科学利用汉儒经注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收起

关键词 : 先秦时期《三礼》注《诗经》笺史学价值郑玄

9. 先秦城市长时段研究——关于商周城市的起源、分布、形态与功能的演变

[学位论文] 李鑫北京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263页

摘要 : 随着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整理，有关先秦城址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城址与城市始终被认为存在着紧密联系。目前，对先秦城市的研究其实着重于对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研究，因此在资料的选取上偏向于对考... 展开随着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整理，有关先秦城址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城址与城市始终被认为存在着紧密联系。目前，对先秦城市的研究其实着重于对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研究，因此在资料的选取上偏向于对考古学资料的使用和研究。而城址与城市虽然联系紧密，但毕竟含义不同。本文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中的一些研究视角，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这些理论方法的启发下，本文以先秦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资料选取上试图整合与先秦城市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以期对先秦城市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先秦城市的研究包罗广泛，本文只是在长时段理论的启发下，选取了四个方面，即起源、分布、形态与功能的特征和演变。本文第一章着力探讨了先秦城市起源的原动力问题，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与经济交换中心的形成有关，并对其后龙山时代和夏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分析。第二章详细探究了城市的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某些稳定关系，对商周时期城市的地理分布格局和选址原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理论性阐释。第三章选取了商周城市形态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防御设施、政治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对其进行了专题式论述，试图揭示出这四方面在长时段的结构性演变。第四章则从较新的视角对先秦时期城市的功能特征进行探讨，详细揭示和探究了先秦城市诸多功能特征中的两点主要特征，即集聚整合功能与制度变革功能。纵观全篇，本文对上述诸问题的探讨都基本揉合了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前辈学者较少关注的先秦城市的经济因素上，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线之一。从长时段看，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交换与先秦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在先秦城市形态中，政治性建筑占据核心地位，且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在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烙印，但先秦城市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为一体的复合形态则表明，中国早期城市在起源和发展中并非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而是集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集合体。以往学者对先秦城市单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中国早期城市要想获得持续深入的研究，综合性的探讨是必然方向。本文也只是沿着这一路线进行了一番探索性工作，希望能对后来者提供一点点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收起

关键词 : 先秦城市长时段理论城市起源功能演变

10. 中国早期医学思想源流

[学位论文] 李蜜北京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朱凤瀚共238页

摘要 :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研究，多指它在战国时期形成基本框架以来而论。然而在先秦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中都存在着关于疾病医疗问题的观念，这些观念为何种形态，与后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又存在何种关系值得探讨。这些问题不止从属于中国医学本... 展开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研究，多指它在战国时期形成基本框架以来而论。然而在先秦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中都存在着关于疾病医疗问题的观念，这些观念为何种形态，与后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又存在何种关系值得探讨。这些问题不止从属于中国医学本体发展的内部逻辑，从更广泛的思想史角度考察，传统医学思想实是通过与中国先秦时代以来各类思想观念长期互动脱胎而来。这些思想史上的历程与变化问题也应为历史学者所关注。本论文基于这样的考虑，尝试还原先秦时代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末叶社会中关于疾病、治疗等问题认知的细节，兼而辨析中国传统医学思想中一些重要观念、理论和认知的起源及流变经过。本文第一章由古史传说入手，引入对中国古代医学起源问题的讨论，考证古史传说折射出中国医学在早期某阶段的形态，并论断其时代背景因素。在第二至四章中，依照历史发展的年代顺序纵向展开，进行断代研究。文章由甲骨材料至传世文献再到简帛文书，依次展现由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而后至春秋、再至战国各个时期不同国族中有关疾病的认识与相应的治疗活动，描绘多样的历史风貌，并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动因，并揭示几类重要疾病观念的发展变化脉络。文章重点讨论了商人的疾病占卜系统结构，以探究时人的疾病观念，由此证明贯穿先秦时代疾病观念中祖先崇拜与鬼魂恐惧两大要素的起源。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作为新旧疾病观念的交替和并存的时期，外在的治疗形式与相应的医学观念都存在相当的复杂性，文章对其中的情况作出了细节性的探讨。第四章中重点论述了医学思想中的理性观念自春秋中后期萌芽后的发展与演变情况，并由巫医职业的分途与并用阐明不同疾病观念的共存状况。第五章与第六章是相对独立的两种专题研究。第五章着重讨论中国早期医学观念与政治思想的互动关系，指出二者间存在强烈的双向影响，并最终形成了趋向一致的譬喻结构。第六章以简帛材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为例，专注于五行观念进入医学思想体系后的一则特殊演变历程，显示出脱胎于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医学观念通过不断结合进步中的临床医学知识，最终走向具有学科独立逻辑性的发展之路。依照上述考察的结果，本文认为，早期疾病观念中具有祖先崇拜与超自然思维的强烈特点，它们在先秦时代始终存在，但在春秋中后期理性化的医学思想出现之后，前者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并未在医学思想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以之作为观念背景的一些治疗术则由于传统习惯延续的力量在后世继续存在，甚至以几乎未曾改变的形式出现于晚近的文献材料中。早期医学观念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的逐步理性化过程中，与当时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发生了强烈互动，从中借用了许多概念作为自身理论的核心观念，同时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等思想产生明显的反馈作用。当这些本源于哲学政治等思想的观念被纳入医学思想体系之后，它们逐渐结合了大量来自临床实践的医学理论，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传统医学思想特有的逻辑结构。这些与先秦时代哲学及政治理论同源而出的思想观念自此又按照具有医学学科特色的路径持续发展。收起

关键词 : 医学思想逻辑结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