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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张玉娟河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牛建强共449页

摘要 : 明清时期，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较大变革。明代督抚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原有三司统辖，各有分职的地方权力格局，督抚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领导者，而三司则变成督抚下僚。明政府为牵制督抚力量，不断加强品级较低的巡按御史的权力，二者遂成为地方的实际掌... 展开明清时期，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较大变革。明代督抚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原有三司统辖，各有分职的地方权力格局，督抚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领导者，而三司则变成督抚下僚。明政府为牵制督抚力量，不断加强品级较低的巡按御史的权力，二者遂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权者，且彼此牵制。清代初期裁撤巡按御史，意味着督抚在地方上失去了分庭抗礼的掣肘力量，一方独大。而河道总督的专设又给地方注入了新的省官血液，同时改变了地方的权力结构。守道、巡道逐渐脱离布、按二司的事实又是省级机构的一大变革，布、按二司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减，布政司成了名副其实的管粮部门。随着省级内部机构的裁设变动，两代省级官员的选任与考绩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省级官员权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即是其职能变化的过程。总体而言，布政司主管民政、按察司掌握刑政的大方面不变，督抚的设置使二者在办理各自原本事务之时多了受制力量。尽管如此，二者仍然有与中央直接对话的权力。河南作为中原腹里的省份，有与他省共性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上述省级官员权力的消长及职能的变化即是河南与其它各省共有的相同点。不同的是，各省根据各自省内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施政内容。元、明、清朝代更替之际，河南遭遇严重兵燹，流民载道，田多荒芜，开垦荒地以安置流民和增加其财政收入是省级官员的当务之急。明、清建国走上正轨道路之后，兵乱虽已减少，流民问题却始终存在，河南南阳尤为突出。因此，开垦土地、安置流民是两代省级官员施政的必修课程。赋税的收支是各省官员的分内事务。每省都会涉及夏税、秋粮、耗羡、盐规的收支情况，而省级官员的任务是处理这些银粮收支中出现的问题，处理方法各不相同。河南宗室繁多，省级官员与其交流较为频繁，需要解决支发禄粮及其连带出现的问题。河南省级官员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主要通过他们行使另一职能而进行，即司法职能。在其行使此项职能的过程中，省级官员对中央、府州县官员上传下达的作用体现地淋漓尽致。河南是黄河流经的主要省份之一。这就意味着治理黄河是河南省级官员的施政内容之一。因为，明清时期黄河在河南的决口异常频繁。他们需要不间断的抢修、护修河工，治理河灾。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时刻处理官吏、河兵、河夫人等造成的各种漏弊。治河方面，清代与明代的最大变化是后者开始专设河道总督，且设河东河道总督，专理河南、山东河务。这是省级官员体制的一大变动。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嵇曾筠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副总河。这又是河南治河官的一次调整，一改过去总河对河南河务鞭长不及的弊端。由此，清代河南出现了两条互不统属的治河省官体系。一是以河东总督为首的地方行政体系；一是以河东河道总督为首的河官体系。两者均有管理河务的权力，在通力协作的基础上难免会有矛盾，可说是利弊并存。明代河南军事治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矿盗和流寇的剿抚上。河南南阳府、汝宁府、汝州地势多山，盗贼易藏，且其地又有矿产资源，为盗贼的聚集创造了地利条件。清代河南的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邪教猖獗方面。不管是矿盗、流贼、邪教都是地方百姓在生活所迫的情形下铤而走险的行为，省级官员要剿抚并用。对纠众倡乱者、谋反朝廷者以及危急地方安全者采取严厉的剿灭手段，而对被迫为盗为匪者仍是以抚为主。河南省级官员的另项职能是考核属员，对廉能者举，对不职者劾。但是，省级官员自身亦有廉能和不职之分，这就决定了其举荐与弹劾具有不公平的成分。不该举被举、不该劾被劾的情形会有出现。这恰恰反证了省级官员具体的施政并不是与制度的规定始终吻合。在教育方面，河南省级官员根据本地区具体的情形进行治理，修建贡院、学宫、书院等教育场所，完善宗室教育，通过祭祀的方式实现教化的普及。省级官员是沟通中央与府州县的桥梁，在其每一方面的职能中都能体现其对上、对下的互动。要达到上下良好的互动性，省级官员的贤能与否尤为重要。对上、对下的互动有直接影响省级官员施政的效率。无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消长，终归要回归于百姓，回归到社会。对省级官员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给百姓做出实事，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是给行政向对方排忧解难，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省级官员施政方针权力结构

2. 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实践研究

[学位论文] 陈二峰河南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牛建强共330页

摘要 : 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实践是国家政令在地方运用的过程，地方社会各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国家政令既有顺从，又有抵制，甚至公然的抗拒。但是，国家政令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得以保存，社会各阶层都是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运行的。 ... 展开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实践是国家政令在地方运用的过程，地方社会各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国家政令既有顺从，又有抵制，甚至公然的抗拒。但是，国家政令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得以保存，社会各阶层都是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运行的。清廷统治下的河南地方，巡抚以及州县官担负起主要的司法责任。社会各阶层寻求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冲撞、争斗，不但造成了各种矛盾纠纷，也对体制产生作用力。具有优势的绅士豪民势力膨胀发展，基层小民则日渐贫苦破产，他们成为突破社会法律体系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与官方奉行法治的矛盾冲突中，社会趋于分化瓦解。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各种事件都与法令相结合，形成各类型的司法事件。无论是日常事件被纳入法律程序，国家权力渗透地方事务，还是体制内的抵制活动，亦或暴力的违法行径，都是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司法事件不仅对社会阶层有塑造作用，同时也深受各阶层的影响。河南地方司法场域的律例结构，不但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规则，而且在律文、定例、成案的互动过程中更具有灵活适应性。地方习俗是影响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受到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在现有法令缺失的情况下，律例规则和地方习俗都不同程度上显露自己的优势与缺点，两者相互结合，促进法理互动下的例案创制，并且促使司法场域内知识的演进。在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实践中，律例适用范围非常广，各府州县的案件相对较为均匀。同时，律例的执行效果也很明显，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秩序，对地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司法实践过程中，地方法令的产生、演变、发展不但对本地区产生作用，而且对国家法令产生影响。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实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央集权体制是地方活动的准则，深刻干预地方的司法活动。同时，社会文化亦影响司法活动，祭祀活动对停刑的要求，教育对具有功名者的保护，都改变着司法活动的形态。司法实践的内在矛盾不但聚焦了社会发展的种种困难，同时也展现出河南地方丰富的社会生活，使得冷冰冰的执法行为，带来一定的生机活力，孕育社会变迁的动力。收起

关键词 : 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司法实践司法场域律例规则

3. 明代官员谥号研究

[学位论文] 田冰河南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牛建强共239页

摘要 : 本文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明代的谥法规定、官员得谥因素、官员得谥方式及官员谥号类型、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总结明代官员谥号的规律及其与国家政治演变的动态关系。明代官员谥号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谥号的基础... 展开本文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明代的谥法规定、官员得谥因素、官员得谥方式及官员谥号类型、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总结明代官员谥号的规律及其与国家政治演变的动态关系。明代官员谥号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谥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谥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中国礼治全面确立的西周，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是避讳尊者生前之名的一种称谓，所以，谥号一开始就是尊者的文化、贵族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导致“礼崩乐坏”，为整治这种纷乱不堪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主张正名，于是谥号不仅仅为尊者死后的称谓，还要根据尊者生前的行为赋予善恶褒贬之意。秦始皇结束诸侯争霸的乱世，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为强化专制，树立皇帝独尊的称号，取消谥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鉴于秦抛弃礼治、专以法治速亡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先秦时期谥号对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作用，结合当时的礼治需要，严格百官谥法，采取爵位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再次陷入长达三百八十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各个政权为了造就自己的强势，把谥号作为延揽人才的措施之一而利用，谥号突破汉代的爵位谥，把得谥的机会更多地给予那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文武官员；再者，汉族政权赐谥严格，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赐谥较宽，谥以美为主，恶谥极少。唐宋谥号明确官员得谥品级，设有专门的议谥定谥机构太常寺，议定官员谥号，同时，议谥、驳谥之风盛行，这一时期官员的谥号字数由以前的一字谥为主转变为二字谥为主，谥以“文”字为美，这与唐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与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后统一全国的元朝，在谥号运用上有严、有宽，特别是元朝政权追谥前朝名臣和本朝宠臣的亲属，对明代官员谥号产生一定的影响。明代谥号在继承前代尤其唐宋谥号的基础上，结合本朝政治发展需要，形成具有本朝官员特征的谥号：明代皇帝亲掌官员赐谥大权，这与明代强化皇权政治是高度一致的；明代三品以上的两京文武大臣，品行业绩突出，为官期间未被弹劾，方得谥，四品以下的官员有特殊贡献也可特恩赐谥，但非常难得；严格意义说明代官员无恶谥；明代议谥、驳溢之风很弱，虽有个别议谥、驳谥现象，也被皇权政治熄灭；明代官员二字谥成为定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段，明代官员的这些溢号特征呈现出差异性。明代官员的谥号特征是在与各类人物的谥号比较中所独有的，因此，研究明代官员谥号必须把它置入公谥群体中审视，方能更好地把握明代官员谥号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此，首先要理清官员得谥的主次因素，当然，谥法规定的官员品级是得谥的主要因素，但是，官员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在官场左右上下的人际关系有时也对官员的谥号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官员得谥的早晚及不同身份的官员如何得到应得的谥号，所以就存在正常得谥、追谥、常例谥、特谥、比例谥多种得谥方式。明代官员不管以哪种方式得到的谥号，都能根据生前行迹及其所得谥号归类，通过对官员谥号分类的考察，可以窥见明代国家官员应具备的素质。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洪武时期，惟武官有谥，严格品级及爵位，归因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右武政策，谥号以“武”、“忠”字为主。永乐以武力争取到本不属于自己的皇位，仍以赐谥武官为主，得谥文官仅四人，这是由朱棣的政治生涯决定的。洪熙以后，文官得谥逐渐增多，直到天顺朝仍未超过武官得谥人数；成化以后，文官得谥数量超过武官，成为得谥官员的主体，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成化朝以后，官场上趋炎附势、贪污腐化之风已经公开化，追谥前朝政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官员明显增多。同时，也打破天顺以前赐谥官员谨严的原则，一些邪恶官员死后窃取谥号的美誉，至此，谥号对于特权官员仅是政治工具而已。这对嘉靖以后赐谥官员产生极坏的影响。嘉靖朝赐谥当朝去世的官员已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世宗对于站在自己政治立场上的官员赐以美谥，对于异己势力或不附己的官员不赐谥或赐下谥。在明朝走向灭亡的万历至崇祯时期，国初确立的各项制度自成化以后日益遭到破坏，官员谥法也不例外，失去它既有的严肃性：该谥的不谥，不该夺谥的夺谥，不该给谥的给谥，赐谥的原则遭到破坏，权力左右着官员谥号的予夺更为明显；国家倡导公举应议应谥前朝官员及本朝谢世官员，采取集中议溢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议谥之风盛行，实行五年一次集中给谥的措施，但落实起来困难，导致一些官员的谥号久拖不决，谥号的激劝世教功能日渐衰落，成了官员之间扯皮推诿的工具，所以，崇祯朝随着国家内忧外患局势的恶化，很少有人再公举应谥官员。南明政权是大明政权的延续，仍把谥号作为褒扬官员的手段，大量追谥前朝死节、谏言的官员，但此时追谥过滥，四品以下的官员占半数以上，在明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南明政权大量追谥前朝官员应客观看待，不能一概持否定态度，多少也会激励当时一些官员誓死反清复明。收起

关键词 : 明代官员官员谥号谥法爵位谥

4. 明清开封城市研究

[学位论文] 武明军河南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牛建强共221页

摘要 : 开封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自战国时期直到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整体上是趋于上升的，并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出现了长达160余年的盛世景况。金元以降，随着战乱不断，朝代更替以及黄河水灾等因素的影响，开封城市的优势不断丧失，地位逐渐下降，并... 展开开封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自战国时期直到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整体上是趋于上升的，并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出现了长达160余年的盛世景况。金元以降，随着战乱不断，朝代更替以及黄河水灾等因素的影响，开封城市的优势不断丧失，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失去其国都的地位。明代开封城市，在历经宋金、金元等多次兵燹之后，破败不堪，然由于开封曾为数朝国都，“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加上便利的陆路交通，开封城市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成为明初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使得开封城市能够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后，开封虽未能再次成为明代的国都，但仍然是全国的重要城市之一。周藩作为藩王被朱元璋分封于开封，与整个明代相始终，对开封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明代后期，随着河患的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及洪水的决城，对开封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开封城市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开封城市是在一片废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并再次趋于繁荣。道光二十一年水灾，开封再遭灭顶之灾，此后虽有恢复，然其衰落趋势已经不可挽回。清代开封城市，在全国的地位也是急剧下降，并没有能够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是逐渐放缓，并日趋落后。经济上，明代开封经济繁荣，是继北宋之后又一个发展高峰，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性城市。周王府对开封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代开封经济有所恢复，尤其是朱仙镇的兴起，成为清代开封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开封出现了商人群体和商帮，尤其是山陕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开封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然总体上，清代开封经济呈衰落趋势，在全国的地位更加落后，呈现边缘化的态势。文化教育上，明清两代开封的文化均有一定的发展，仍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清代末期，开封地区出现了新式教育的萌芽，这是开封城市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然由于开封有着深厚的宋学渊源，且深处内陆，相对封闭，故和东南地区相比，这种转变是相对缓慢的。总体而言，开封之教育文化是随着其经济的不断衰落而衰落的。宗教信仰上，开封人民信仰广泛，形成了以神祇崇拜、先贤信仰、名宦信仰、水神信仰构成的信仰体系，城市内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宫观、祠庙等建筑，同时也出现了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并且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多宗教共存的局面，这是明清开封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和当时的开封城市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概而言之，明清时期是开封城市继北宋发展至顶峰之后的缓慢恢复发展时期。以区域论之，开封城市在河南地区仍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明清频繁的水灾以及战争等因素，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在不断丧失的，其省城地位也有所动摇，出现了数次迁城之争。以全国形势论之，明代开封城市仍是全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清代以来，其地位进一步下降。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封相对封闭，未能迅速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封城市的地位更是区域边缘化。和东南的古都城市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宗教信仰

5. 明清河南地方士绅与方志纂修研究

[学位论文] 秦元元河南大学 2015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91页

摘要 : 中国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地域文化载体，地方士绅参与纂修地方志，既是一种政治诉求，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明清时期地方志纂修通常是受到中央命令，由县志、到府志、到省志，一级一级往上汇编，终成《一统志》，从而使中央能更好的把控地方。... 展开中国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地域文化载体，地方士绅参与纂修地方志，既是一种政治诉求，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明清时期地方志纂修通常是受到中央命令，由县志、到府志、到省志，一级一级往上汇编，终成《一统志》，从而使中央能更好的把控地方。除此之外，地方官为了更好的了解地方，或者出于流芳百世的目的，也积极修志。但修志绝非一己之力，鉴于地方士绅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影响力，官员通常会邀请士绅参与修志甚至使其担任主纂一角，于是官绅配合修志形成常态，河南修志亦不例外。明清是地方志纂修的繁荣时期，通过对河南方志内容和体例的考察，明清的交替更迭在地方志中也留下了痕迹，方志的体例内容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到渐趋成熟的过程。整个明代和清前期地方志在内容上尚“简”，而清中期到后期内容就越来越精细，最突出的就是河南方志从明到清内容上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如山水志、风土志、人物志、金石志等等。尤其是风土志在光绪朝大盛，除了与清廷的倡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士绅的民族意识有关。促成一部方志的纂修是多方力量共同的结果。真正的落实并修成一方之志，需要人的实际操作并相互配合，这个纂修过程为研究修志的实际操作者和实施者提供契机。通过对所能看到的现存明清河南方志中的228种方志中修志姓氏及序言的考察，得出明代修志总人数约为257人，地方士绅约168人。清代修志总人数约为7062人，地方士绅约4764人，由于种种原因统计数据尚有不完善之处。其中明代地方士绅占修志总人数的大约65%，清代地方士绅占修志总人数约67%。可以看出，从明到清这个长时段纂修地方志的地方士绅在纂修方志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且呈总体平衡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文化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志书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士绅除了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外，还不忘通过编修志书使自己变成封建伦理道德建设的切实维护者和倡导者。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可以说，地方士绅是既出钱、出力又出智的一个群体。之所以这么积极投入，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高尚，而是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纽带，他们要极力去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力和拓展新的潜在利益。士绅参与纂修地方志刚好可以展示自己的地方影响力并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从而提升自己甚至整个家族在地方以致更上层的威信。政府通过方志这种文化载体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教化民众的效果，可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双赢局面。在传统社会，地方士绅是连接社会的纽带，是传承和维系地方文化传统的主体。地方志的编修是士绅从事文化活动、攫取文化权利的一种工具和手段。通过分析明清河南地方志纂修的原因，探索方志体例和内容的变化，进而考察士绅在纂修方志中的身份，包括纂修方志过程中的主动性及其对方志内容本身施加的影响等，可见地方士绅与地方政府在某种契机下的积极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河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河南志书纂修地方士绅

6. 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录群体研究

[学位论文] 王大帅河南大学 2016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64页

摘要 : 本文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录群体进行了研究。《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朝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专门领域。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纂修耗时十余年，前后参与誊录者近4000人，完... 展开本文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录群体进行了研究。《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朝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专门领域。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纂修耗时十余年，前后参与誊录者近4000人，完成七部书（北四阁和南三阁）。参与四库全书誊录的庞大文人群体的作用不言自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七部书中保存较好的一部。其抄书工作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为保证抄书质量同时兼顾效率，考试选取誊录者逐渐步入正轨。此外，誊录者多从参加顺天乡试者和国子监中直接挑取。当然誊录者身份多样。非汉字誊录中，翻译生占主体。汉字誊录中，单一身份者2583人，监生达2521人。此外两种身份者197人，三种身份的仅11人，他们可能是抄书过程的直接受益者。誊录须按规定样式，用“端楷”抄书，还得自备资斧。四库馆对其要求非常苛刻，严厉处罚写错字或字迹不端正者。另外规定五年期满时，未完成任务者必须补足方得议叙，写足字（165万）者，仅议叙为二等，达200万字者为一等。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大多书系由多人合作完成，仅参与3本书内的誊录者高达66.8%，结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期满议叙者占60.7%，可推知多数誊录者参加了其他阁的抄书工作。究竟参与抄书的有多少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渊阁四库全书中，非汉字誊录者44人，汉字誊录（包括绘图）2789人。令人吃惊的是，可疑的有344个之多。故保守估计总数不超过2835人。朝廷为求“速成”，准许佣书，并给予其丰厚佣金----千字四钱，并承诺期满者论功授官，主要为州同、知县和县丞等官。当然也有通过捐纳或科考谋取出路，还存在馆臣参与抄书的现象。“速成”为先、分工细致、奖惩得当、终身负责，这些章程保障了四库全书的顺利完成。誊录者抄书，客观上促进了馆阁体的传播，推动了楷书的普及。但是只准写“端楷”，反过来也抑制了誊录群体的创新思想，阻碍了书法艺术的进步。然而瑕不掩瑜，在四库馆的组织机构和分工模式下，389名馆臣和2835名誊录者高效地完成文渊阁四库全书，这对大工程建设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收起

关键词 : 中国文化史清代著书四库全书誊录群体

7. 明清晋东南二仙信仰研究

[学位论文] 秦鼎河南大学 2020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37页

摘要 : 二仙信仰是晋东南地区典型的民间信仰之一。该信仰发源于唐朝末年壶关县的紫团山下，发展壮大于两宋之际，成熟完善于明清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仙信仰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地方民众，以二仙庙宇为核心展开的祭祀仪式和募化活动也得到了社... 展开二仙信仰是晋东南地区典型的民间信仰之一。该信仰发源于唐朝末年壶关县的紫团山下，发展壮大于两宋之际，成熟完善于明清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仙信仰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地方民众，以二仙庙宇为核心展开的祭祀仪式和募化活动也得到了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明清时期的晋东南地区，二仙庙宇较多地分布在商业集镇、交通沿线和地方村社等附近区域，因为这些地区能够为二仙信仰的发展提供便利的商业、交通和人口条件。二仙信仰以这些庙宇为基础，向四周区域传播扩散，吸引信徒，逐渐形成了以壶关县神郊村真泽宫为核心的区域信仰网络，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二仙信仰的传说在某些地区也发生了本土化的改变。庙宇是民间信仰重要的载体，庙宇数量的多少、规制的宏阔与否都是这个信仰兴衰成败最直接的反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新的庙宇被创建，有年代久远的庙宇被重修，也有无人问津的庙宇逐渐坍塌、消失，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下，二仙庙宇能够得到多次的重修、补葺、增扩，从而保留至今，其关键在于重修工程得到了地方民众的广泛参与。无论是求雨、祈晴、求子还是去病，民众们发现，但凡有所祷求，只要进入二仙庙中向二仙娘娘虔诚叩拜，愿望总会被得到满足，因此乡民为了吸引二仙娘娘来村内驻跸，不惜花重金修建宏阔的二仙庙宇。地方官员希望二仙能保佑其政绩优良、帮助其推广风俗教化，工商业者希望二仙能保佑其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村社民众希望二仙能凡有祷求无所不应，故二仙庙宇在重修之时，晋东南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皆能积极参与其中，广为捐施，为重修工程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庙宇即是村社组织的办公地点，同样也是维系村社系统的核心所在，故每当庙宇遭受风雨剥蚀、即将倾塌之际，村社社首总会提出倡议，凝聚全村社的人力财力，协调安排，组织分工，为庙宇的重修提供组织上的保障。明清两朝处于传统社会末期阶段，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晋东南地区作为华北乡村社会的代表区域，其社会风俗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明初以来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民众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社会风俗由俭入奢。明清易代，晋东南地区在饱受兵火摧残之后，社会风俗经历了由崩坏到重塑、由俭再次入奢的循环之中。在社会风俗变迁的背景之下，二仙信仰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以二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同社会风俗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地方民众的精神世界。而在社会风俗变迁的影响下，晋东南地区的村社组织也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运行方式，企图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社会变迁

8. 明清基层吏役与地方社会秩序

[学位论文] 张光辉河南大学 2017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27页

摘要 : 明清时期的吏役群体，没有进入品官队伍，在官制当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述。对于这一“非制度安排”的群体而言，吏役研究，学界多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挖掘剖析。吏役人等的社会性格多定位于“请托收受，危害地方”。然而这是否是吏役人等的全貌？是否是吏... 展开明清时期的吏役群体，没有进入品官队伍，在官制当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述。对于这一“非制度安排”的群体而言，吏役研究，学界多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挖掘剖析。吏役人等的社会性格多定位于“请托收受，危害地方”。然而这是否是吏役人等的全貌？是否是吏役作为社会人存在的全部？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明清时期制度建设空前完善。明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不断加快，社会风气变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吏役阶层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时也开始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及应对时代变革的措施。在基层社会中由于其“长于乡间，执事衙门”的特殊性，对于乡里的事务多有参与，并且具有话语权和主导权。这样一来围绕吏役形成了一种常态的生活秩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吏役的活动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即州县行政上制度安排的需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作为官与民之间的桥梁，吏役的上传下达，起到了维系官民的纽带作用。在衙门行政运行中，同样也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维持了衙门事务的日常运转，乡里日常活动中多有其参与。但是，我们在一些研究中看到，学者为了吸引眼球，有意无意的制造概念、制造紧张的关系，利用这些紧张来表达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多有抓住个别事例从而否定和扭曲了吏役的作用和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对吏役在地方社会秩序中的角色扮演与具体活动进行分析探讨。进而探究吏役与明中叶以降至有清一代的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吏役阶层若以权利和身份为依据划分，在纵向的官僚行政运行中处于末枝。而吏役所参与的以经济活动为主体同时又伴随衍生出诉讼等其他事务，则属横向的以经济关系为依据的划分。横向与纵向的交织则形成了网格状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必然有一定的规范即秩序。明中后期直至清前期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社会秩序的重新树立及时风世态的发展，亦可以通过吏役的政治功用和经济媾和等角度给予一定的解释。随着明清史料的丰富和田野考察的进一步广泛深入，基层吏役研究的视角可以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大背景出发，突破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范式，深入地方政府机关的内外环境，联系其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策略，转向薄弱的州县衙门运行的研究层面。本文试图从吏役的组织与役务、吏役的存在环境、吏役与地方事务的参与，即吏役与田赋征收、吏役与司法诉讼、吏役与地方文教、吏役与地方士绅宗族互动关系以及吏役的社会影响等方面，以社会史的角度来深入探究吏役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我的研究意欲通过对这些它相的追寻，更为真实的呈现出明清易代之际基层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变化。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基层吏役地方社会生活秩序

9. 明代河南土地研究

[学位论文] 刘文文河南大学 2014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21页

摘要 : 主要通过对明代河南各个时期土地面积与明中后期的丈地均粮、折亩研究，探讨明代河南在各个时期土地面积的变动、明代中后期丈地均粮、折亩在明代河南的实态。在传统社会里，土地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前，最主要的部门就... 展开主要通过对明代河南各个时期土地面积与明中后期的丈地均粮、折亩研究，探讨明代河南在各个时期土地面积的变动、明代中后期丈地均粮、折亩在明代河南的实态。在传统社会里，土地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前，最主要的部门就是农业。而农业可以称作是土地开发与利用的产业。河南地理位置处于九州之中，在中国进入文明阶段以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人口最为稠密、土地开发利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宋以来，河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衰退，政治地位和文化再不复之前的强大影响力。元末明初河南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摧残，大量的土地荒废待垦。经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明政府有组织的强制移民，使得地广人稀的局面得到了较大的改变。许多易垦地区土地开发利用迅速。尽管政书和方志显示的土地数据增长不是特别明显，不过河南耕地面积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近44万顷增长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73万顷，到万历十年(1582)的近100万顷，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不过，河南各个府州增长幅度并不是同步的，主要是开封府、南阳府、汝宁府土地的增长速度惊人。明初以降，河南的土地总体利用状态表现为从“荒地”（非耕地）到“熟地”（耕地）的过程。此外，关于河南明初144万顷土地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上，很有可能是定位错误而导致的结果。在现存的史料文献中，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明初北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履亩清丈后而编制的鱼鳞图册，终明之世也始终没有中央法令规定每个州县必须攒造鱼鳞图册和定期的更造制度。明中期以来，随着土地开垦殆尽，不同亩制却承担相同的税率的矛盾逐渐激化，有志州县官开始了丈地均粮运动。从嘉靖初年开始，到万历年间，河南进行了大规模的丈地均粮运动。伴随着丈地均粮运动，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折亩运动，折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原额下的税则调整，尽管折亩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一般百姓持续的均税均役的强烈要求往往大于阻力，这是折亩州县不断增加最主要的原因，万历中后期河南进行折亩的州县超过一半以上，并且展现出了复杂性与多样性。收起

关键词 : 履亩清丈明代河南丈地均粮耕地面积

10. 明代豫东地区插花地研究

[学位论文] 王小岗河南大学 2019年硕士导师: 牛建强共109页

摘要 : 明代豫东地区的人口变化、土地利用和区划变迁与插花地的产生关系密切。从元未明初至明未清初，豫东地区的人口数量经历了快速增长到缓慢增长，再到急剧下降的过程，土地开垦速度也由明初快速增长过渡为缓慢增长，继而到明未的快速下降。明代豫东地区... 展开明代豫东地区的人口变化、土地利用和区划变迁与插花地的产生关系密切。从元未明初至明未清初，豫东地区的人口数量经历了快速增长到缓慢增长，再到急剧下降的过程，土地开垦速度也由明初快速增长过渡为缓慢增长，继而到明未的快速下降。明代豫东地区的政区变迁则表现为明初降级、合并或裁减转向中后期升级与增设。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高于土地的开垦速度，间接导致异地开垦的出现，而政区变迁则直接导致边界接壤地区插花地的出现。明代豫东地区插花地成因包括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这些因素的程度影响了插花地的分布。插花地形成的自然因素是黄河多次决口冲毁边界，导致泛滥区疆界不清，插花地归属不明。人为因素包括明初的“永不起科”垦荒政策、军屯、藩府庄田，以及寄庄和土地侵占等。总体上，插花地的分布遍及豫东地区的多数州县，但类型与数量方面却有着明显差异，这与插花地的成因有关，如卫所所在地的由军屯形成的插花地较多，而藩府所在地由庄田形成的插花地较多。插花地不利于地方管理。首先，插花地对里甲体系造成危害。插花地造成土地的地籍与户籍分离且相距较远，有时还会跨县越府，使里甲赋税征收不便。明中后期人口流动加快，里甲体系控制人口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插花地对里甲体系赋税征收功能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代里甲体系的崩溃。其次是影响土地数据的准确性。人口和土地数据关系到国家的赋税征收与摊派，所以数据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在插花地大量存在的地区，土地数据会出现剧烈波动或不同时期前后矛盾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插花地所在地和所属地的官员都将此地纳入或都不将此地纳入本县册籍，这样造成的数据重复叠加或漏登，使当地册籍中的土地数据混乱或前后不一，进而影响到赋役的征收和摊派。再有就是为土地隐匿提供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之风的蔓延。明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之风本已十分严重，土地兼并通常伴随着飞洒、诡寄等手段，目的是为了逃避赋税。在插花地大量分布的豫东地区，土地隐匿现象也十分严重，原因在于户主通过侵占或购买等方式获得的插花地往往既考虑到了土地质量，同时又为了逃避赋税，而在外县拥有的插花地就可以通过自身特权或者两相影射的方式达到这种目的。插花地还极易引发土地纠纷，严重危害地方治安。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又是赋税征收的依据，关系到自身的切身利益。垦荒政策造成的插花地在明初是不用征税的，而在明中后期开始征税，此后围绕这部分土地赋税的归属问题引起的矛盾逐渐显露，而且日益严重。土地所在地往往坚持赋税应当就地摊派税粮，理由是土地在本县疆域内，目的是平均本县赋税减负担。而土地所属方又坚持应当向本县纳税，原因同样是为了减轻本县的赋税负担。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双方争论数十年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明中后期，豫东地区的丈地均粮活动对部分藩府、勋戚或缙绅侵占形成的插花地进行了清理，但在定额税制的影响下，插花地没有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足够重视，因此一直到明代灭亡都没有得到完全厘正。通过明代豫东地区插花地的形成过程、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可以从更深层次理解插花地内涵，还可以从侧面了解明代土地、赋税、卫所在地方社会中的运行实态，从插花地引发的田土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还可以反映明代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当代中国境内依然存在数量不斐的插花地，它们也是由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导致。但与明代豫东地区插花地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同，当前存在的插花地可以解决中国现存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研究历史上插花地，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当前插花地利用过程中扬长避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收起

关键词 : 明朝时期豫东地区插花地异地开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