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七年文学”(1949-1966)非常丰富而驳杂，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当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稳定的和平环境他们使渴望通过小说创作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和平的... 展开 “十七年文学”(1949-1966)非常丰富而驳杂，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当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稳定的和平环境他们使渴望通过小说创作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及革命意义诉求表达出来。而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急需精神文化的辅助，因此，唯有借助新文化建构才能把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信仰价值观进行普适性传播，以鼓舞新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于是，战争文艺尤其是长篇战争小说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的社会主义文化资本，进而确证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合法性、有效性与优越性。 但是，长篇战争小说文本诞生以后并不是凝固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由生产、流通、接受、反馈组合而成的包括版本修改、艺术(包括曲艺、话剧、戏曲、绘画、音乐、连环画、影视等)改编及传播推广的运动变异的状态，笔者把这种文本演变发展的动态流变过程称为“文本发生学现象”，而本文就是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 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文学生产、流通、消费的原初场景去梳理文本变异的历史过程，探寻革命意义重组和文化象征资本建构的各种可能性：为什么修改，怎样修改，文本修改取舍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为什么改编，怎样改编，作家、意识形态、时代审美与编辑出版之间的复杂博奕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系列问题要求研究者不仅考察“重述”与“转述”革命意义的差异与缝隙，更要穿越表象的话语情境和历史场追问它们是如何打造知识范式，从而寻找不同艺术版本的复调对话和文本间性，挖掘出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互动的历史以及作家幽暗的心理书写和精神滑变，进而重新阐释文本，丰富文学史的重写。 本文结构分为导言、上篇(三章)、中篇(四章)、下篇(四章)和余论四个部分，主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时空场域和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两个维度进行文本发生学现象的知识考古和演变探讨。 导言对“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半个世纪来的文本传播、版本变异与艺术改编进行了问题归纳，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了核心概念“战争小说”、“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文本发生学现象”及“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的理论内核，梳理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现状，进而确立了研究的视角、层次、方法与价值立场。 上篇试图对文本发生学现象的起点语境进行必要的外围梳理，阐释承载革命起源与革命意义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不断经典化生产和通俗化传播的过程。革命作家的少共精神、军人规范、侠客梦和青年气质等生命体验和创作特质与社会舆论导向建构起战争小说的经典化生产与打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艺报刊、艺术改编、教材教育等进行通俗化传播，由此产生了文本发生学现象。 中篇主要以4部长篇战争小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苦菜花》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半个世纪来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的变迁轨迹考察版本生成、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意义传播等问题。《铁道游击队》的版本修改由艺术完善的修改逐渐转向政治规范的继承，而艺术改编则从革命英雄儿女的形象塑造逐渐转向儿女情长的人性叙事，但作者刘知侠在文化与政治的夹缝中也坚守着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保卫延安》版本修改的核心就是使艺术更加完善，使英雄群像更加生动丰满，而艺术改编则是由1950年代重基层英雄形象塑造转向新时期以降的高级指挥者形象塑造。这种重心转移是随着历史评价与文艺观念的互动而变化的。在不同时期，《红日》的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在人性萌动与革命伦理的互为消长中进行取舍，作者及编导者的潜在写作部分消融了革命二元对立的强化。而《苦菜花》的文本发生学现象呈现出家族叙事、三角恋爱与革命伦理的多重变奏与取舍，女性情感的坚挺在政治规范裂缝中暗含着反抗男权的人格勇气，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改造”女性的单向度压抑，但1980年代以降的艺术改编重新操纵起男权话语，使得女性情感成为一种“花瓶”式的修辞。 下篇则从“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修辞策略、正文本修改、副文本变迁、艺术改编策略四个角度进行共时性的文本发生学现象探询，寻找这种流动叙述的背后缘由、动机以及意义，总结其文本发生规律。重点研究“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革命伦理、历史代述、神话隐喻与审美裂隙的修辞功能，并对小说正文本的修改原因、修改内容和小说副文本的封面画、插图画、内容提要、引语、序言、繁简字、版型等进行总体考察，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改编策略进行了挖掘。由此发现作家与艺术改编者在特殊语境下通过文化象征符码和革命意象体系的建构去生产读者所需要的相关革命知识，尽管文化资本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意义的滑变，但本质性内核不会发生变化。 总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作为一种“真理”和“经典”的生产、实践、传播与应用的过程，在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对其研究也永远是未完成状态。而且，文本艺术样态的再次转型、大众传媒的全面介入、手稿等新史料的挖掘、作家作品档案的开禁以及口述史的再现等都给该研究带来广阔的阐释空间。因此，笔者在余论中也提出了当下语境中的红色资源再利用和现当代文献学学科建构的可能与设想。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