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1. 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

[学位论文] 安蕾云南财经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李兴绪共1235页

摘要 :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 展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 ①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 ②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 ③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 ①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 ②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 ③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著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著。收起

关键词 : 动态投入产出表部门生产函数资本投入国民经济弹性系数

2. 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

[学位论文] 张莅黎云南财经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赵果庆共416页

摘要 : 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是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在回答且一直没有满意答案的命题。起初人类只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就可以实现增长，而随着分工的出现，市场的形成，资本、技术介入到经济增长中，使得生产函数变得日益复杂。经... 展开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是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在回答且一直没有满意答案的命题。起初人类只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就可以实现增长，而随着分工的出现，市场的形成，资本、技术介入到经济增长中，使得生产函数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学家们把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其他因素放入“余值”，全要素产生率也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后来，研究者又把制度、空间等因素从“余值”中分离出来。显然，随着生产从简单到复杂，市场从分割到连通，分工从单一到多样化，新的增长要素不断涌现，新业态的不断催生，产业关联也日益网络化，导致经济增长动因难以完全揭示。产业关联虽然没有被经济学所遗忘，从魁奈的《经济表》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从经济统计上已全面测度了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也可用于识别主导产业、产业的价值链位置等。然而，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究竟是如何促进一国或地区增长，仍是一个缺失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上的缺位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环节错配，更难解释一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孤立的产业是不存在的，产业只有在投入产出关联中形成产业体系才能发展。那么，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是否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为什么一国内部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发展得好，即规模大质量高？本文将从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全面揭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对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联系，提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假说，把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全要素”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增长因素，从而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从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视角探讨产业集聚的经济学原因，不仅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有效拓展，也为产业集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另外，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位置的不同导致了主导产业的不同，又进一步决定着经济增长动力与增长质量，从而解释了一国内部地区在相同制度安排下的发展差距，这对产业结构理论及地区差距成因理论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统计方法上，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通过构建产业关联距离的概念，进一步经计算得到产业关联矩阵，并将其引入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然后再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以中国规模以上、多所有制的34个工业产业和地区42个产业为样本，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进行全面测度，实证由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起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差距的形成。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全面的验证，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的结论：一是，在没有新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产出关联、资本关联和劳动力产联产生了增长效应，同时由于不同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所有制产业的关联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的构建，对2007~2012和2013~2018年两阶段中国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34个工业产业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自相关性进行测度，结果均说明34个工业产业间存在着显著正向的产业关联自相关性，并据此对产业关联集群进行分类，发现规模以上和多所有制的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存在差异性，并且不同时期因产业关联发生改变，也会使得产业关联集群内的产业存在差异。二是，中国工业产业的中心和外围产业关联集群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且在未考虑产业关联的情况下，普通经济增长模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或低估产业关联集群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剔除短期效应后，在长期协整均衡下得到的生产函数将更为真实地揭示出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工业产业的增长本质。三是，在产业关联下，不同组织制度安排的工业产业间产值、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联传递和溢出效应也明显不同。总体上看，关联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存在着负向效应，即一个产业的资本投入会抑制其他产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负面影响，而关联劳动则都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正面影响。四是，在相同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产业关联的不同导致了产业链上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也明显不同。从中国情况看，相对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高端，且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较明显，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低端。以全国、上海市、湖北省和云南省为样本，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得到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并从各地区划分出的四类产业关联集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地区中心产业关联集群的差异性。五是，一国内分区域和地区间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有所不同。首先就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受到最终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最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出口需求拉动最大。西部地区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经济增长受关联产业的消费需求拉动作用较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关联投资阻碍作用和关联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大。上海市经济增长受到最终消费的拉动最大，其次是出口和投资，而湖北省和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则受出口的拉动最大，其次是最终消费和投资。在产业关联的增长效应下，三个地区都受到关联投资的负向作用和关联出口的正向作用，除上海市外均受到关联消费的正向拉动作用。鉴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含义：首先是对于外循环，应打通产业链上各环节，加强产业关联同时强化价值链分割，推动制造业全面且深入的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重构中，在外循环中提升中国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潜在规模，提升产业链韧性以抗风险；其次是对于内循环，中国应打破产业分割以缩短产业关联距离，推动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在内循环中实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再次是要通过地区产业关联再造，实现欠发达地区产业链上中心——外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扩大中心产业关联集群集聚规模的同时，也要推动中心产业关联集群向高端移动，充分带动外围产业发展；最后是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政策，消除地区间产业转移障碍，通过国内价值链的内部循环以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内外双循环中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收起

关键词 : 经济增长投入产出表产业关联价值链

3. 云南边境傣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尚前浪云南财经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陈刚共271页

摘要 : 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旅游扶贫行动和兴边富民行动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许多边境省份都将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旅游开发活动... 展开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旅游扶贫行动和兴边富民行动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许多边境省份都将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旅游开发活动势必会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当地生计的变迁，而事实上关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复杂利益矛盾以及旅游的扶贫效果也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那么，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对当地社区和居民来讲是否能够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旅游发展之后的当地生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些都是政府和学术界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予以重点关注。可持续生计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的国际研究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宏微观结合的全新视角开展旅游影响研究也是近年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焦点。旅游发展宏观上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旅游对当地社区和居民微观层面上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可持续生计对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给予了重点关注，被认为是洞察旅游业复杂性和旅游如何消除贫困的重要研究方法。现有研究已经有了旅游发展与当地生计关系等方面的丰富积累，但是，尤其是应用于中国旅游发展研究时，现有研究在对旅游生计研究的理论拓展、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影响的动态过程、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对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关系的系统研究还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边境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变迁”，围绕此核心问题，期望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适用性、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动态影响过程和具体表现、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内在影响机制等相关问题做出系统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洞察旅游发展宏观环境改变对民族村寨社区和家庭生计的微观影响，理解当地生计变迁的具体表现和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作用机制，还能更进一步的为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和边境民族地区的政策制定提供对策建议和参考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系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有助于完善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理论体系。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以“边境民族旅游村寨”为研究对象，围绕“旅游发展中生计变迁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定位，按照“旅游发展（环境变化）－（社区和家庭层面）生计变迁－（旅游对生计变迁）影响机制”的总体研究思路，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来村和德宏州喊沙村两个边境傣族村寨为案例，采用宏微观相结合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构建了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应用方法的基础上，剖析了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过程和表现，对比分析了案例地生计变迁的不同特征和影响因素，从旅游管理模式角度构建了旅游发展对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目的在于从生计视角审视旅游发展对边境民族村寨的影响，在旅游发展的进程中探究当地生计的变迁，深度讨论旅游发展与傣族社区和居民间的关系。论文在构建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制定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的分析框架指标体系，系统提出了资料收集和指标测量方法。通过对两个边境傣族村寨案例地的深入调查，收集了52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21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论文在分析生计变迁过程的同时，突出了社区和家庭两个不同层面的生计变迁表现，详细描述了社区内部不同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表现，对比了不同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作用差异，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结论。从边境傣族旅游村寨社区层面的生计变迁表现和过程来看：1.社区旅游生计策略直观上表现为农业生产为主向旅游经营为主的转型过程。2. 边境民族村寨生计变迁总体上受边境旅游、民族政策等宏观环境影响较大。3. 社区生计变迁受到当地旅游资源、人口、土地、文化等基础资源则约束。4. 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变迁影响具有很强的时间过程，旅游发展阶段不同会导致社区生计变迁程度不同。就边境傣族旅游村寨家庭层面的生计变迁的过程和表现来说：1. 家庭旅游生计策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过程。2. 家庭生计资本在旅游发展前后发生明显变化。3. 不同社区的旅游发展状况会影响家庭生计变迁。4. “旅游型”和“旅游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生计变迁表现更为明显。5. 居民生计活动选择出现代际差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探究了旅游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1.市场经济带来了旅游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是社区和家庭生计变迁的重要动力。2. 政府支持通过引导和支持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和提升谋生能力，营造了生计变迁的内外环境。3. 旅游开发的土地利用改变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关系，促使生计活动发生变迁。论文进一步对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行了讨论：1. 对分析框架进行了讨论和进一步优化。2. 从文化变迁视角探讨了生计变迁的过程规律趋势；讨论了旅游社区恢复力理论中的生计变迁，解析了社区生计与社区恢复力之间的关系。3. 对不同旅游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影响进一步讨论，基于研究主要结论与前人研究开展理论对话。论文最后展望，旅游生计研究领域需要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成果，通过跨尺度、时间序列和动态性研究深究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的关系，以及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共建共享旅游管理模式和社区治理研究。收起

关键词 : 边境地区傣族村寨旅游开发生计变迁

4. 隐性经济与财税政策效应:理论模拟与实证分析

[学位论文] 方铸云南财经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王敏共242页

摘要 : 关于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至今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尚未达成共识。就国内外现有研究而言，尽管对于财税政策效应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国内学者通常采用IS-LM模型或者SVAR方法估测财税政策效应，然而，无论是I... 展开关于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至今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尚未达成共识。就国内外现有研究而言，尽管对于财税政策效应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国内学者通常采用IS-LM模型或者SVAR方法估测财税政策效应，然而，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SVAR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IS-LM模型属于静态模型，SVAR则属于非结构化模型，容易受到卢卡斯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凯恩斯或者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框架中，关于财税政策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长期以来都是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可是，无论是理论学术界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还是实践界制定的政策决策基本都是针对现实经济（公开经济）生活观察的启发所致，缺乏将“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变量考虑在宏观经济模型之中。然而，从古至今，隐性经济的广泛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中占据相应的比重，并且在常规经济中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社会领域的内容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本文以经济系统中同时存在常规经济和隐性经济为逻辑起点，以模拟检验财税政策效应为最终目标，并在参考国外经典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与我国实际经济情况相匹配的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财税政策实施有效性的政策空间。具体而言：一是明确经济循环系统中隐性经济的运行路径，在隐性经济与财税政策效应相关理论的指引下，沿用Ramsey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研究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构建的方法论基础；二是以国外经典DSGE模型为内核，引入了我国转型体制以及财税机制等相关规则，将动态系统中的行为决策主体分为家庭部门、生产部门以及政府部门三个主体部门。通过计算模型的均衡条件、对数线性化、参数校准、贝叶斯估计等一系列过程之后，进而分析技术、政府支出、税收、利率以及转移支付等外生政策变量对主要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以隐性经济的生产活动为主线，围绕如何将隐性经济这一变量加入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之中，重构财税政策效应的分析框架，再次检验我国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根据前述研究逻辑与目标问题，本文将构造七章内容。主要结论有：第一，隐性经济与财税政策效应之间具有双向关系。一方面，财税政策会影响隐性经济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偷税逃税等隐性经济活动的存在，对税收努力和税收结构、规模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并且发现隐性经济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增加征税成本。第二，在不考虑隐性经济时，基于构建的常规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模拟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可以发现：技术冲击对我国经济系统存在较强影响，并且以政府支出和税率描述的财税政策变量对技术冲击存在短期的响应时滞；与技术冲击相类似，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我国经济系统存在较强的瞬时效应和一定的全过程持续效应；与政府支出冲击相比，其不考虑隐性经济理论模型设计的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各类税收政策冲击的响应呈现总体偏弱的情况。第三，在考虑隐性经济时，基于构建的隐性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模拟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可以发现与上述常规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相比，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通过我国相关经济理论的解释处于合理的区间，相关政策虽然可发挥调节作用，但隐性经济的存在会让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扭曲，出现“政策幻觉”。第四，通过模拟当受到不同程度的外生冲击变化时，利用实证分析常规经济产出和隐性经济产出对于税收政策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一般减税政策对于经济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减税政策对过渡期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并且一般的减税政策对于防范隐性经济活动也是较为有效；在加强税收征管之后，不同的外生冲击对于隐性经济产出的变化是一致的，并且，加强税收征管与一般减税政策对于隐性经济活动的防范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本文的主要特色与贡献在于：第一，建立适合评价我国财税政策效应的模型系统。从国外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在财税政策效应分析过程中，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本文结合我国财税实践，在国外经典模型的基础上作了相应改造，为我国当前财税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第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包含隐性经济作为内生变量的财税政策效应DSGE拓展模型，其内在机制是建立涵盖隐性经济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较为全面的DSGE模型，有助于克服现有只包括公开经济的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的内在局限性，为财税政策分析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工具。第三，本文除了构建两类财税政策效应的DSGE模型以外，另外一个贡献在于实现了模型的“一次研制多次使用”，随着经济环境和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在研制的基础模型上可以继续实现中国化改造，使研制的模型能够得到广泛地使用，努力解决模型的可复用性问题。收起

关键词 : 隐性经济财税政策效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5.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影响研究

[学位论文] 王亚男云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戴文涛共240页

摘要 :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入股国有企业能够对管理层和国有股东形成监督与约束，减少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过度干预等治理缺陷，与此同时非国有股东还能为国有企业注入新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决策质量... 展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入股国有企业能够对管理层和国有股东形成监督与约束，减少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过度干预等治理缺陷，与此同时非国有股东还能为国有企业注入新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决策质量，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即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够发挥监督约束和资源支持效应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的成长发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但在我国薄弱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其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与其实际的内部控制状况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内部控制缺陷识别阶段，企业对于内部控制缺陷未能及时、全面和准确识别；二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阶段，对于已经识别的缺陷可能存在隐瞒或者降低缺陷等级等选择性披露行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影响了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造成了内外部契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加剧资本市场的不稳定。公司治理水平与信息披露间关系密切，信息披露质量关乎公司治理机制能否高效运转，同时公司治理影响着信息披露质量。本文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为切入点，从股权结构以及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检验非国有股东入股国有企业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是否能够抑制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影响的路径和机理是怎样的？国有企业股权存在异质性时，非国有股东参与高层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2012-2019年我国资本市场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信息披露理论，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成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国有股东持股、委派董事以及超额委派董事比例越高能够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即非国有股东能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维度影响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民营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能有效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而金融类、外资类、自然人类以及其他类型股东持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作用不明显；非国有股东委派监事和经理人也具有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作用。第二，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够优化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功能，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约束并为管理层提供决策咨询，即通过监督约束和资源支持效应影响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监督约束视角下，非国有股东能够优化董事会的监督功能，从而抑制经理管理防御并进一步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资源支持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提升董事会资本并进一步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不仅能够降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提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能够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前置因素即缺陷认定标准产生影响，促进了缺陷认定标准严格化。第三，国有资本保持对国有企业控制权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抑制作用更为有效；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能够相互制衡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抑制作用更为有效；非国有股东股权多样性导致股东经营目标、决策偏好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的积极影响；相对于股权结构，非国有股东参与高层治理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抑制作用更有效。本文的贡献和可能的创新点如下：首先，本文聚焦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研究，在研究视角、变量和内容上实现了创新。现有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以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作为其实际的内部控制状况，忽略了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与实际的内部控制状况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聚焦于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与实际的内部控制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提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概念，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以企业违规被证监会处罚，年报发生重述，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非无保留审计意见作为企业实际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将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状况与之对比构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和偏差程度两个变量，实现了研究变量的创新；从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和披露入手，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影响因素，实现了研究内容的创新。其次，本文聚焦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方式的研究，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维度分别探索了非国有股东入股的治理效应，并对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维度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股权结构维度或高层治理维度单一层面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效果。本文考察了非国有股东持股、委派董事以及超额委派董事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的影响，为现有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最后，本文构建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并对影响路径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立足于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功能，一方面以监督约束效应为视角，沿着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经理管理防御——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展开研究；另一方面，以资源支持效应为视角，沿着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董事会资本——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展开研究，在研究框架上实现了创新。收起

关键词 :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差

6. 基层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学位论文] 张蓉云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伏润民共239页

摘要 : 三农问题是我国民生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三农”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2008年，我国农村历经30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随着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发展不平衡... 展开三农问题是我国民生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三农”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2008年，我国农村历经30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随着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三农发展的滞后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陈锡文，2018），而这种矛盾的背后实质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充分与供给的不平衡。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此战略作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大远景目标。与此同时，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战略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需要补齐农村短板，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要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成为补齐农村短板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作为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改善不仅能够保障农村居民的生存权，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还能增进社会福利。我国自2006年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特别地，我国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缩小了地区间供给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由此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逐渐收敛。然而在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却依然存在供给数量不足且供给质量不够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推进，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快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改革，不仅是应对政策导向的需要，也是解决我国现实问题的需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改革迫在眉睫。基层在国家治理中属于最末端的位置，同时也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国家可以通过基层实现有效组织、高效管理、治理有效的目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视角，基层治理都是确保地方稳定、安全、繁荣和发展的基石。历史上的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维护了乡、村的利益；现实中的以县为单位的县域范围内，乡镇的治理成为治理的基础，不仅是县域内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县域内和谐稳定的保障。加快推进我国基层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这也意味着，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不足和质量不够的问题，同样需要基层治理予以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基于此，我们将从基层治理的视角探索如何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体而言开展了如下的研究：第一，基础理论的研究。针对目前有关“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基层治理”等话题的讨论，在回顾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演进的基础上，以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府际关系、财政分权理论为基础，研究关于农村公共物品的内涵和范畴，重点构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层治理逻辑。第二，现状描述的研究。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分别包括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投入的总体现状以及分类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产出现状。第三，实证分析的研究。主要进行实证测度和问题分析研究，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运用实证模型加以检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从财政奖补制度治理层面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农村公共物品投入、农村公共物品产出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果三个层次进行检验，并探讨外部因素对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发挥效应的调节作用；二是从基层民主制度治理层面分析了基层民主下村干部特征、民主特征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将基层民主区分为基层民主下的村干部特征和民主特征。其中村干部特征包括村干部学历和村干部规模；民主特征包括选举特征和村民代表规模，并在识别方法上，将农村公共物品进行分类进行检验；三是以给予权力为主的预算制度治理：主要以参与式预算改革和村账乡管改革为例进行分析。前者主要以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豆沙镇参与式预算改革为例进行分析，后者主要以村账乡管改革对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的影响为例，研究管理责任上移到乡镇政府之后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的影响。探索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如何实施有效的预算管理和治理，为政府实施有效的干预，重塑政府的地位和能力提供一些经验支持。第四，对策分析的研究。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以及结合目前的相关政策导向，我们分别基于“基层政府能力重建”、财政奖补制度优化”、“村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基层民主建设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升”、“监督管理水平强化”六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根据上述四个大模块的研究，从概念内涵、现状结果以及实证等方面形成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农村公共物品是与公共物品一脉相承的物品，其供给区域集中在农村，根据农村公共物品的属性可以分为纯农村公共物品和准农村公共物品，即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也能改善村民的文体生活的公共物品，但相对于城市公共物品而言，农村公共物品不仅存在特殊性，而且在特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较大的复杂性。除此之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公共物品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内涵，农村公共物品不仅能够切实推动农业生产和发展等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和改善农村精神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需要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第二，基层治理是指乡镇政府、村一级、村民围绕同一目标，形成村民“自下而上”+乡镇政府和村一级“自上而下”的上下协商互动，采用正式的手段抑或是非正式的手段，通过协商一致，共同发力，最终共同实现目标的过程。基于基层治理的内涵，构建了“以权为主的预算制度治理”+“以资金为主的财政奖补制度治理”+“以人为主的基层民主制度治理”为主线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形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第三，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效，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差距看，围绕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以及共同富裕目标，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目标要求，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相比存在严重不足。二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果与《“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十四五”公共服务》有关公共物品供给提升居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满意度的目标还相去甚远。第四，基于基层民主制度治理实证研究发现：村干部特征和民主特征可以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原因在于村干部具有的学历特征或村干部规模特征能够改善村级投资环境，增加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民主特征具有的基层选举特征和村民代表规模能够强化村内的规范行为，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环境，但改善的效果在农村公共物品中存在异质性。基于财政奖补制度治理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有效改善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资水平，但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形成的显著度不高，尤其是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效果而言，进一步检验发现外部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从预算制度治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式预算管理改善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村财务管理责任上移可以改善农村教育公共物品供给，最终有利于提升长期人力资本水平，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责任上移强化了村集体资金的预算约束能力和农村居民的监督能力。收起

关键词 : 基层治理农村公共物品财政奖补农村基层民主预算参与

7.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债务风险研究

[学位论文] 彭雪霏云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陈红共226页

摘要 : 一直以来，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过去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探讨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大众对债务违约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社会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研究的一... 展开一直以来，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过去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探讨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大众对债务违约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社会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自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违规排放污染物等恶性事件被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的极大不满。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重塑社会各界的信心，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政策法规。在我国转型中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使企业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不仅在微观层面有利于降低企业自身的债务风险，从宏观上来看更有利于防患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政策制定者与企业较为重视的现实层面上的问题。考虑到债权集中度、融资约束、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是企业债务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故本文选取以上因素系统探讨社会责任履行对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同时，企业的运行也离不开其所处环境。因此，本文还探讨了处于同一地区和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履行是否会相互传染，以及社会责任履行的同伴效应对该行业和地区的债务风险产生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责任履行与债务风险领域的文献，对社会责任履行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起到补充作用，还有助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意识到社会责任是一项重要的企业战略，最后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本文研究内容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债务风险的总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产品市场竞争能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状况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社会责任履行对债务风险的抑制性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资本层、人力资本层的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会显著强于社会资本层的社会责任履行；在税收规避程度更高、处于金融危机期间、公司注册地在社会信任度更低以及市场化进程更缓慢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突出。第二，本文将债权集中度，融资约束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履行可以通过降低债权集中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进而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债务风险，这种效应在民营企业、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第三，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本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同伴效应。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业（地区）市场地位也是影响社会责任履行同伴效应的关键性因素。不仅如此，社会责任履行的同伴效应现象在高科技行业与东部企业中尤为明显。并且，该同伴效应对企业、行业以及地区三个层级的债务风险均存在显著的抑制性作用。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性社会责任履行具有同伴效应，并且会对上述三个层级的债务风险产生抑制性作用；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同样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同伴效应的出现，并提升行业领先者和地区跟随者对整个行业和地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力及对以上三个层级债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本文的贡献和创新可能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债务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分歧，从风险增加假说和风险降低假说方面系统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债务风险的关系。并梳理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的分层影响机制。第二，本文以债权集中度，融资约束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为路径，系统揭示和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影响债务风险的内在机制。第三，本文基于同伴效应的视角，研究处于相同行业（地区）的其他企业平均社会责任履行对本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外生性影响，拓展了社会责任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的认知。此外，本文基于单个企业债务风险的衡量方法，构建行业和地区层面债务风险的衡量指标，并实证检验了社会责任履行同伴效应对企业、行业以及地区这三个层级债务风险的影响，拓展了债务风险方面的研究。收起

关键词 :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债务风险产品市场竞争分层影响同伴效应

8. 云南经济增长要素效应测度研究

[学位论文] 晏鸿雁云南财经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李兴绪共224页

摘要 :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传统经济增长动能，特别是需求侧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已成为中国各方关注焦点，而研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找出能使经济增长的要素，测度出它们... 展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传统经济增长动能，特别是需求侧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已成为中国各方关注焦点，而研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找出能使经济增长的要素，测度出它们过去和当前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的大小、分析其未来的变化趋势并明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方向从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其极其重要。同时，云南省情特殊，既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的地区，且地处西部边陲，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相邻，地理位置既偏僻又前沿，这些特殊省情使云南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于国内其他省份，具有其自身特点，因此，要准确地找到促进云南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并明晰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方向，必须认真考虑其特殊省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选取1978年至2016年云南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借鉴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思想及国内外主要经济增长核算经验，刻画了云南经济增长的特征，测度了传统经济增长要素的贡献效应，同时，结合云南省情，运用SCAD方法、因子分析法等统计方法构建了民族团结进步水平指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数及与南亚东南亚经贸往来密切度指数（以下简称为三大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ully modified ordinary least square）和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将三大指数作为三个控制变量添加进云南经济增长要素效应测度的实证研究中，再次测度了影响云南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及效应。本研究立足于四条主线从全周期视角和分阶段视角分别就云南供给侧经济增长各要素效应测度问题展开了分析，这四条主线分别是:云南经济增长要素在各阶段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的测度;民族团结进步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及与南亚东南亚经贸往来密切度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测度及三者对传统各要素效应影响大小的测度;三大指数原始构成指标对云南经济增长贡献效应的测度;云南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及新动能培育方向。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几点: 1.云南经济增长与其特殊省情密切相关。相较于未添加三大控制变量的全周期模型和分阶段模型，添加了三大控制变量的各模型均呈现出更好的拟合度，各变量P值更为显著，说明云南三大特殊省情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同时，从云南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看，未添加民族团结进步指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数、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指数情形下的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云南2018年-2035年GDP年均增速为8.4％左右，而添加了以上三个变量预测结果为9.3％左右，说明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对云南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三大控制变量中，民族团结进步水平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2.索洛模型对云南经济增长解释力有限。依据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对云南经济增长特征的检验表明，云南经济增长特征中，既有符合卡尔多事实的特征，如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持续增长，同时也有不符合卡尔多的特征，如云南资本收益率变化趋势呈U型特征、国民收入中劳动占比逐步递减与卡尔多事实相符，因而用索洛模型来分析云南1978年-2016年经济增长相关问题效果有限。 3、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经济增长阶段性特点明显。无论是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还是运用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划分方法，计算结果均表明云南经济增长均呈现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且添加三个控制变量情形下的划分结果为:第一阶段（分位数在0-0.49区间），即1978年-1996年，该阶段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变量按贡献大小排位依次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经济结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知识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第二阶段（分位数在0.49-0.79区间），即1997年-2008年，依次是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经济结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知识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阶段（分位数在0.79至1区间），即2009年-2016年，依次是:物质资本、民族团结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经济制度、全要素生产率。从各阶段要素效应变化趋势看，物质资本效应呈现不断走强态势，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结构效应逐步减弱，知识资本效应始终为负，在第三阶段，人力资本效应开始超过劳动力，制度、民族团结进步对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显著。 4.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云南经济增长最关键、贡献最大的要素是物质资本，贡献最弱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在本研究中，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的模型测度结果都显示，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居前位。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情形下，1978年-2016年，各要素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大到小排位依次是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供给、结构供给、知识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在考虑控制变量情形下，排位则为:物质资本、民族团结进步指数、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供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指数、制度供给、知识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制度指数中，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结构指数中，产业结构最为显著;民族团结进步指数中，民族地区消费水平及工业化水平最为显著;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中，污染物排放总量最为显著;南亚东南亚建设指数中，边境贸易状况最为显著。 5.云南经济增长要素效应特点与全国、东中西部及民族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从物质资本看，云南与全国各地一样，效应逐步增强，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东部和民族地区;从劳动力看，云南与全国及其他地区不同，效应呈逐步递减态势，而全国和民族地区逐步递增，东部和中部成“倒U型”特征;从人力资本看，与全国、东部、中部和民族地区效应逐步递减不同，云南与西部出现了逐步递增态势;从知识资本看，效应变化趋势与东部和中部一致，均呈现逐步递增态势，但系数一直为负，差距越来越大;从经济结构看，效应在云南逐步递增，民族地区和西部呈“倒U型”特征，全国、中部和西部逐步递减;从经济制度看，除西部呈现先递减再递增态势，云南和全国、中部、东部及西部地区的效应均逐步提高。从上述差异和趋势看，未来云南物质资本效应仍将继续提高，短期内仍会是云南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由于劳动力效应在递减，人力资本效应在递增，因此，要注重提高人力资本效应;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增强趋势，因此，要加快优化经济结构和推进制度改革;知识资本效应一直为负，因此，要注重科技创新的力度和方向。论文的创新及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范式的创新。本研究的主题是云南经济增长要素效应测度，这一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研究时间范围及要素选择范围上。以往相关研究大多是从国家层面，选择某一时间段来研究特定的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省级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本来就不多，对选取的时间段进行阶段划分并分析每一阶段供给侧各生产要素的贡献效应的就更少，而本研究正是选择了云南这一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作为研究主体，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供给侧生产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有助于为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主题和方向。 2.研究框架的创新。云南省情特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地理位置紧邻南亚东南亚，这些特殊省情使云南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阶段与全国明显不同，为更准确地测度出供给侧各生产要素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本研究密切结合云南省情，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与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作为控制变量添加进模型中进行分析和测算，使测算结果尽可能地符合云南实际，这有助于某一特定地区经济增长要素效应测度相关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的创新，也能为各地如何更准确地找到本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提供有益借鉴。 3.统计方法应用的创新。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和合成、模型的选择和构建方面有所创新。一是使用了SCAD方法从与云南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水平和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相关的众多因素中将影响最显著的因素筛选出来;二是使用因子分析法将筛选出的关键因素合成为结构指数、制度指数、民族团结进步指数、生态文明指数和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度指数;三是在测度经济增长要素效应的时候，分别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和罗斯托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划分法对云南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划分，并基于供给侧角度测度了不同阶段云南各经济增长要素的效应。以上在统计方法方面的创新对经济增长要素变量的选择、设计、合成以及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方法的选择都有一定的贡献。收起

关键词 : 经济增长要素效应索洛模型阶段性特点分位数回归方法

9. 资产锁定、产能过剩与国际化治理研究

[学位论文] 谢彦明云南财经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24页

摘要 :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 展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进入性体制扭曲—过度投资—资产专用性/沉没化—退出性体制扭曲—强制投资—资产锁定—产能过剩”的逻辑，采集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运用纵向横向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制扭曲形成的低进入性壁垒和资产专用性形成的高退出壁垒及其二者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方面解析了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成因，并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方面明确了企业产能过剩治理的策略选择。首先，从年份、产权、区域和产业的多维视角，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2007～2015年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曲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东部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低，相对于轻工业，重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更低。其次，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体制扭曲越强和资产专用性越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而且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战略促进了企业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在构建企业产能过剩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FA、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互为因果循环累积叠加形成的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揭示以补贴强度为代理变量的体制扭曲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对补贴强度的情景依赖和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补贴强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0.81%，补贴强度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补贴强度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为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1.45%，可见，过度政府补贴导致企业的体制扭曲性产能过剩。资产专用性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以直接方式对国有企业、高补贴企业和高补贴的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和财务杠杆是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作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路径，而且资产锁定通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和财务杠杆的恶化效应的间接方式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为打开企业产能过剩的“黑箱”做了有益的尝试。最后，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视角，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企业内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产能过剩率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协同策略是企业产能过剩化解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揭示外向国际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外向国际化对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总体样本、补贴强度分组和产权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企业产能过剩的破解提出了国际化治理的思路。收起

关键词 : 产能过剩体制扭曲供给侧改革资产锁定国际化治理

10. 人民币对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场的视角

[学位论文] 胡祎黎云南财经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王智勇共222页

摘要 :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略的提出，推动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的直接兑换成为了提升人民币计价功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国西南周边国家作为融合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展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略的提出，推动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的直接兑换成为了提升人民币计价功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国西南周边国家作为融合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打通印太经济圈以及共建中国与东盟经济走廊的咽喉要地，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定价话语权的关键区域。而人民币对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提升金融为双边经贸服务的能力、降低贸易成本，还可以估测双边跨境金融风险、找到中国经济金融开放安全的着眼点。此外，人民币对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将为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定价锚效应提供有利支撑。因此，开展人民币对西南周边小币种货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是促进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经济金融一体化、提升中国经济金融开放自主性和安全性、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的内在需要。由于小币种国家实施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其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而中国尽管近几年来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但相较于成熟的金融市场，其市场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本文将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场视角对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展开研究。本文首先对中国和西南周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和主权信用风险是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人民币和小币种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情而定，而现行套算汇率脱离了经贸发展的实际，难以体现双边直接兑换面临的金融风险，尤其对于人民币与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的直接兑换交易而言，中方挂牌银行面临着较大的小币种头寸平盘困难，其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不足，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地摊银行对汇价权的主导降低了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安全性；传统汇率模型对实际汇率的拟合度较低，汇率模型的现实解释力不足。因此，本文认为对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应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场的现实状况和表现特征，从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着手分析均衡汇率的形成。其次，本文采用金融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后发现，在利率完全体现经济基本面作用的条件下，不完全金融市场的资本管制和主权信用风险是导致汇率变动与经济基本面变动脱节、传统利率平价偏离的因素。进一步地，本文采用VAR系列模型实证研究后发现，资本管制和主权信用风险会影响人民币对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的汇率。具体来说，本文采用LT-TVP-VAR模型实证研究后发现，风险溢价是中国渐进式开放过程中人民币资本管制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前提，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具有时变特征，因此，人民币资本管制对人民币汇率存在非线性影响。此外，本文通过采用S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资本管制增大了人民币对柬埔寨瑞尔的汇率波动，降低了人民币对缅币、人民币对越南盾的汇率波动。并且，人民币资本管制对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最大。随着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经贸往来密切程度的提升，人民币资本管制通过对市场预期的强化增强了其对人民币与小币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影响。而对于主权信用风险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当主权信用风险的变动不确定时，市场会出现多重均衡，汇率发生跳跃；而当主权信用风险确定时，不完全金融市场可形成唯一均衡汇率。进一步地，本文采用MS-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主权信用风险的变动与汇率变动同周期时，主权信用风险对汇率的影响增大；而当主权信用风险的变动与汇率变动不同周期时，主权信用风险冲击对汇率只是短暂微弱的影响。主权信用风险对汇率存在非线性影响。最后，本文将纳入资本管制、主权信用风险的不完全金融市场利率平价拓展模型嵌入到小型开放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以此估测人民币对小币种货币的均衡汇率。本文发现，若商品价格偏离一价定律所产生的风险溢价等同于不完全金融市场利率平价偏离所产生的风险溢价，一旦确定了不完全金融市场风险溢价的来源——资本管制和主权信用风险后，就可以确定经济体系的唯一均衡汇率。并且，相较于传统的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测的均衡汇率对基期选择、价格平稳性没有严格的限定，并且对金融市场的完备性也没有严格的限制。此外，本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测的均衡汇率在价格平稳的前提下会与购买力平价趋同，这符合模型均值回归的预设。进一步地，通过对人民币与越南盾均衡汇率的数值模拟分析，本文发现采用不完全金融市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测人民币对小币种货币的均衡汇率，相较于传统的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而言，更加吻合实际汇率的走势。收起

关键词 : 人民币西南周边国家小币种货币汇率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