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至今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尚未达成共识。就国内外现有研究而言，尽管对于财税政策效应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国内学者通常采用IS-LM模型或者SVAR方法估测财税政策效应，然而，无论是I... 展开 关于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至今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尚未达成共识。就国内外现有研究而言，尽管对于财税政策效应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国内学者通常采用IS-LM模型或者SVAR方法估测财税政策效应，然而，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SVAR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IS-LM模型属于静态模型，SVAR则属于非结构化模型，容易受到卢卡斯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凯恩斯或者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框架中，关于财税政策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长期以来都是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可是，无论是理论学术界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还是实践界制定的政策决策基本都是针对现实经济（公开经济）生活观察的启发所致，缺乏将“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变量考虑在宏观经济模型之中。然而，从古至今，隐性经济的广泛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中占据相应的比重，并且在常规经济中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社会领域的内容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此，本文以经济系统中同时存在常规经济和隐性经济为逻辑起点，以模拟检验财税政策效应为最终目标，并在参考国外经典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与我国实际经济情况相匹配的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财税政策实施有效性的政策空间。具体而言：一是明确经济循环系统中隐性经济的运行路径，在隐性经济与财税政策效应相关理论的指引下，沿用Ramsey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研究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构建的方法论基础；二是以国外经典DSGE模型为内核，引入了我国转型体制以及财税机制等相关规则，将动态系统中的行为决策主体分为家庭部门、生产部门以及政府部门三个主体部门。通过计算模型的均衡条件、对数线性化、参数校准、贝叶斯估计等一系列过程之后，进而分析技术、政府支出、税收、利率以及转移支付等外生政策变量对主要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以隐性经济的生产活动为主线，围绕如何将隐性经济这一变量加入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之中，重构财税政策效应的分析框架，再次检验我国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根据前述研究逻辑与目标问题，本文将构造七章内容。主要结论有： 第一，隐性经济与财税政策效应之间具有双向关系。一方面，财税政策会影响隐性经济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偷税逃税等隐性经济活动的存在，对税收努力和税收结构、规模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并且发现隐性经济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增加征税成本。 第二，在不考虑隐性经济时，基于构建的常规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模拟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可以发现：技术冲击对我国经济系统存在较强影响，并且以政府支出和税率描述的财税政策变量对技术冲击存在短期的响应时滞；与技术冲击相类似，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我国经济系统存在较强的瞬时效应和一定的全过程持续效应；与政府支出冲击相比，其不考虑隐性经济理论模型设计的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各类税收政策冲击的响应呈现总体偏弱的情况。 第三，在考虑隐性经济时，基于构建的隐性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模拟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可以发现与上述常规经济财政DSGE模型来检验我国财税政策效应相比，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通过我国相关经济理论的解释处于合理的区间，相关政策虽然可发挥调节作用，但隐性经济的存在会让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扭曲，出现“政策幻觉”。 第四，通过模拟当受到不同程度的外生冲击变化时，利用实证分析常规经济产出和隐性经济产出对于税收政策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一般减税政策对于经济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减税政策对过渡期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并且一般的减税政策对于防范隐性经济活动也是较为有效；在加强税收征管之后，不同的外生冲击对于隐性经济产出的变化是一致的，并且，加强税收征管与一般减税政策对于隐性经济活动的防范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的主要特色与贡献在于：第一，建立适合评价我国财税政策效应的模型系统。从国外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在财税政策效应分析过程中，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本文结合我国财税实践，在国外经典模型的基础上作了相应改造，为我国当前财税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第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包含隐性经济作为内生变量的财税政策效应DSGE拓展模型，其内在机制是建立涵盖隐性经济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较为全面的DSGE模型，有助于克服现有只包括公开经济的财税政策效应DSGE模型的内在局限性，为财税政策分析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工具。第三，本文除了构建两类财税政策效应的DSGE模型以外，另外一个贡献在于实现了模型的“一次研制多次使用”，随着经济环境和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在研制的基础模型上可以继续实现中国化改造，使研制的模型能够得到广泛地使用，努力解决模型的可复用性问题。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