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排序：

[学位论文] 杨帆华中科技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徐长生共40页

摘要 : 在西方的传统扭曲理论中，一般认为市场扭曲是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具有的调节功能失灵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市场之外的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本文试图找出不同经济体制下市场扭曲形成机制之间的差异，通过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将有西方传统的扭曲理... 展开在西方的传统扭曲理论中，一般认为市场扭曲是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具有的调节功能失灵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市场之外的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本文试图找出不同经济体制下市场扭曲形成机制之间的差异，通过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将有西方传统的扭曲理论扩展到分析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视角中去。本文在详细对比了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和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扭曲的形成机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市场扭曲形式，并对其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由此形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市场扭曲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所形成的体制性扭曲，并且这种体制性扭曲会对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最终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通过采用理论分析、比较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而言，经济运行中除具有一般性由于市场因素形成的各类扭曲之外，还存在着更广泛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非市场性因素所形成的扭曲，并且这种非市场性因素所形成的扭曲是导致我国现阶段市场扭曲产生的重要根源。（2）在对我国现阶段由于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衡、地区经济差距拉大和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等三个方面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市场扭曲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是存在的。（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现阶段我国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在逐步消除市场中存在的扭曲现象的同时，经济运行中各种市场扭曲的程度也正在逐步降低，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逐渐提高，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正在逐步地减小。本文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在对西方传统扭曲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背景，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扭曲产生的内在机理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西方以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假设前提的传统扭曲理论。（2）本文着重于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扭曲行为的计量研究，将各种影响市场扭曲的因素整合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测度，试图从市场扭曲这个反面角度来审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并揭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与传统的从正面说明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有所不同。（3）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分析过程中，本文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不仅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受到限制，而且在行业间的流动也受到限制，使得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无法在我国地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4）本文在分析市场扭曲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过程中，通过数理建模对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刻画，并运用计量的方法对结果进行检验，弥补了过去国内学者注重使用计量分析的不足。收起

关键词 : 体制转型时期市场扭曲形成机制宏观经济效应

2. 资产锁定、产能过剩与国际化治理研究

[学位论文] 谢彦明云南财经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24页

摘要 :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 展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进入性体制扭曲—过度投资—资产专用性/沉没化—退出性体制扭曲—强制投资—资产锁定—产能过剩”的逻辑，采集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运用纵向横向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制扭曲形成的低进入性壁垒和资产专用性形成的高退出壁垒及其二者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方面解析了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成因，并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方面明确了企业产能过剩治理的策略选择。首先，从年份、产权、区域和产业的多维视角，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2007～2015年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曲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东部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低，相对于轻工业，重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更低。其次，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体制扭曲越强和资产专用性越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而且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战略促进了企业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在构建企业产能过剩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FA、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互为因果循环累积叠加形成的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揭示以补贴强度为代理变量的体制扭曲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对补贴强度的情景依赖和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补贴强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0.81%，补贴强度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补贴强度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为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1.45%，可见，过度政府补贴导致企业的体制扭曲性产能过剩。资产专用性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以直接方式对国有企业、高补贴企业和高补贴的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和财务杠杆是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作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路径，而且资产锁定通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和财务杠杆的恶化效应的间接方式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为打开企业产能过剩的“黑箱”做了有益的尝试。最后，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视角，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企业内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产能过剩率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协同策略是企业产能过剩化解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揭示外向国际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外向国际化对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总体样本、补贴强度分组和产权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企业产能过剩的破解提出了国际化治理的思路。收起

关键词 : 产能过剩体制扭曲供给侧改革资产锁定国际化治理

3. 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

[学位论文] 李猛南京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沈坤荣共174页

摘要 :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非常显著。较为严重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如果经济过热，... 展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非常显著。较为严重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如果经济过热，那么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成本方面的透支将大幅增加;由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如果经济过冷，那么就业压力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克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国际学术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许多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波动理论体系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中国自身特有国情，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国内学者在探索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经验规律和路径方法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似乎仍然是一个“迷”，是一个“黑箱”，迫切处于深入研究和发现的状态。本文把研究的视角聚焦在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政府行为方面，具体而言:第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源究竟来自何处，哪些冲击因素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各种不同冲击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别，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什么样的走势?第二，为什么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诸多的扭曲行为，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具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些扭曲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些冲击具有怎样的特征?第三，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受到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影响，那么，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时应如何调整政府间纵向关系，应对和破解地方政府困境的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方案对宏观经济稳定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具有一种能够兼顾破解地方政府困境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改革方案?第四，地方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影响，那么，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时应如何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地区间的财政竞争和官员政治晋升竞争是否对地方政府冲击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地方政府冲击的形成机制究竟是什么，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学术界上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从政府行为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为兼顾经济转型与经济稳定的体制改革方案提供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来源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投资层面的“忽冷忽热”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从国内生产总值组成结构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来源于存货投资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比例分别达到39％和26％左右，来源于进出口波动的比例达到28％左右，中国居民消费的起伏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程度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的趋势，宏观经济稳定性趋于增强，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活动出现了稳定化的趋势。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的起伏波动而言，从长期看，大约有30％的部分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冲击，大约有60％的部分是来源于市场环境冲击，剩余10％的部分应归咎于地方政府和市场环境之外的其他冲击因素。第二，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根植于现行的制度环境，受到政府间纵向关系和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控制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俨然属于老鼠与猫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猫鼠博弈中，中央政府将游戏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而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游戏规则，并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选择自己的次优行为。在事务支出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谈判力，因此出现了诸多“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这些中央“请客不买单”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困境。面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能投身到“退而求其次”的地区间竞争之中。中国各地区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加之恶性竞争机会成本较低的这一事实，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扭曲行为，这种扭曲行为不仅表现在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方面，还表现在生态环境竞争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放松本地区的环境监管，以迎合企业在污染排放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环境监管方面的扭曲行为，将在区域间引起连锁反应，推动形成环保软约束，使得生态环境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还是区域经济层面看，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均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源，并且地方政府冲击表现出显著的跨时差异特征和地域差异特征。第三，要从根本上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就需要从政府层级体制、地方财政缺口、集权分权等方面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进行体制性的调整。从财政体制和政府层级体制看，如果地方财政缺口的绝对值越小，那么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并且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就越稳定;反之，则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越不稳定。在政府干预经济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多层级政府体制而言，扁平化体制具有“自动稳定”效应，地方政府的干预之手在扁平化体制下更稳定。如果政府支持系数与剔除政府支持系数的产出增长率正相关，那么相对于多层级政府体制而言，扁平化体制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如果政府系数与剔除政府系数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那么政府层级体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央对地方的分权程度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兼顾破解地方政府困境和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调整的关键点，在于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进行政府层级改革、缩小地方财政缺口并提高对地方政府的分权程度。第四，要从根本上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还需要从财税激励、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等方面对政府间横向关系进行体制性的调整。然而，仅仅调整财税激励和官员政治晋升激励还无法完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地方官员出于对贪污腐败、政治晋升和财税收入的考虑，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采取了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和赋予辖区企业预算软约束等政府行为，这些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宏观经济波动。本文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冲击与地区腐败犯罪案件数正相关，与财政分权程度负相关，与官员政治晋升的结果负相关。在5％的显著水平下，官员贪污腐败程度越高，则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也就越高;在官员贪污腐败、政治晋升和财税收入这三种地方政府激励中，官员贪污腐败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对于官员政治晋升激励而言，“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政治晋升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截然不同不同的影响，“一把手”政治晋升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二把手”。此外，地方政府冲击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地区开放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收起

关键词 : 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扭曲行为体制改革

4. 民间金融制度扭曲的原因探讨——以温州为例

[学位论文] 林小文浙江工商大学 2012年硕士导师: 朱海就共76页

摘要 : 民间金融作为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存在已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温州作为我国最早实行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地区，其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中小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95％以上，但是，其能从银行借贷到的资金却非... 展开民间金融作为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存在已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温州作为我国最早实行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地区，其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中小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95％以上，但是，其能从银行借贷到的资金却非常有限，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与其在金融领域中的配置极不相称。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小民营企业只能转向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成为中小民营企业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尽管民间金融支撑着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法律认可，一直游离于正式金融法律体系的边缘。因为民间金融没有被正式纳入法律体系，所以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人为的强制干预，使其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路径;而也因为没有相应完善的法律监管，民间金融的运行相对混乱，受到了很多私人不道德行为的破坏。 2011年温州爆发信贷危机，民间金融问题再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民间金融正规化、阳光化成为金融改革的主线。而温州成功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也使得民间金融的改革愈加值得期待。但是，我们要知道，金融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次的信贷危机，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革金融，就必须自上而下改革金融制度，只有正常演进的金融制度才能防止危机的一再发生。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亟需相匹配的制度环境，合法的民间金融制度的形成刻不容缓。本文以温州为例，以温州信贷危机为线索，全文共分为四章，探讨民间金融制度扭曲的原因。其中，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部分，主要阐述形成合法制度的两个前提。首先是阐述制度的性质，指出制度是一种“看不见的手段”，是个体与他人的“连接”。进而给出判断合法的制度的两个标准，即合法的制度是能够增进自由的，是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协调的。根据这两个标准，提出形成合法制度的前提是制度的自发演化及对一般性规则的遵循。因为人类的理性不及，即“人类对于事实性知识的永恒无知”，人们不可能完全构造出复杂的制度，所以，合法的制度一定是自发演化的，而制度自发演化的前提是对一般性规则的遵守。第三章主要以温州为例，探讨民间金融制度的扭曲及其原因。首先通过一些数据说明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金融制度扭曲的现实情况，进而通过与香港金融制度的比较，分析温州金融制度的缺陷，指出温州金融制度扭曲的最主要原因是缺少自由的市场环境，受到的干预较多。然后探讨温州金融制度扭曲的原因，既是人为强制干预和不遵循一般性规则。最后分析为什么扭曲的金融制度会形成经济危机，因为受到强制干预而导致的金融制度扭曲会使生产结构扭曲，而生产结构扭曲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第四章主要讨论民间金融制度回归常态的可能路径，并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首先根据前文的分析，指出民间金融制度回归常态的路径是消除强制和回归道德伦理。进而探讨了正当的金融监管和监管边界，指出监管绝不等同于管制，正当的监管应当保证金融规则的自发运行，监管范围应当以法律规定的范围为限。然后讨论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及发展前景，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在信贷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是自下而上的需求引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加体现了民间的诉求。但是，金融改革试验区必须让金融家去探索适宜的规则，同时加强信用社会、道德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只有社会制度相协调，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才能真正成为金融改革的乐土。最后是对本文的一个总结。大部分关于金融制度的研究都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而本文主要采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观点来探讨民间金融制度扭曲的原因，总体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民间金融制度扭曲的原因，指出合法民间金融制度的形成要消除强制，回归道德伦理，强调了制度自发演化的重要性。收起

关键词 : 民间金融制度发展模式运行体制扭曲原因信贷危机

5. 二元体制下组织目标的扭曲机制——基于中国银行信用卡组织目标决策与执行的研究

[学位论文] 丘昭中国人民大学 2012年硕士导师: 王水雄共73页

摘要 : 在我国诸多大型企业的运行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企业雄心勃勃制定的宏大发展目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某些相同或类似原因往往受到歪曲、转移甚至否定，导致最终的组织行为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大相径庭。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组... 展开在我国诸多大型企业的运行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企业雄心勃勃制定的宏大发展目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某些相同或类似原因往往受到歪曲、转移甚至否定，导致最终的组织行为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大相径庭。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组织目标的扭曲，这些因素与组织所处的环境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目标是组织努力争取达到和所希望的一种未来状态。它是组织开展活动的依据和动力，代表着一个组织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在组织内外各种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受到组织内部以及外界各种因素的交替影响，组织目标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扭曲。詹姆斯·马奇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提出组织目标的执行过程其实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过程。对于信息的策略使用使得组织的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偏离。资源依赖理论则让人们看到了组织采用各种战略来改变自己、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行为，它着眼于组织为了管理“依赖性”而采取的策略行动。而这种改变和适应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组织目标发生转换，或者在对目标执行过程中给组织目标带来偏差。而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则认为组织在运行以及生存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应其所处的技术环境，同时也要适应大的制度环境。两种环境在对组织目标执行的要求方面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尽可能地发挥潜能，提高自身效率;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在执行目标时必须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在这种冲突的作用下，组织在执行其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扭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在市场体制环境与计划体制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组织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来自制度、权威以及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扭曲。本文选取了中国银行信用卡发展目标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验证这一假设。研究组织目标决策和执行扭曲机制的前提是厘清组织在运行和发展中所处的二元环境，即上述所说的市场体制环境与计划体制环境，而对于这两种环境的考察又可以从组织机构的内部外部两个维度加以实施。就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市场体制环境而言，一方面消费市场虽仍存巨大发展空间，但信贷危机使得信用卡业务的发展面临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空前激烈，市场尤其是优质持卡人资源已基本挖掘殆尽，中国银行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反映了其顺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对于计划体制环境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基调以及中国银行自身的集中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制度等成为其信用卡业务发展目标扭曲又一股推动力量。中国银行董事会制定的信用卡发展总体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到2012年实现“排名进位，赶超建行”。对于这一组织目标的执行分析主要是围绕总行卡中心以及各分支机构的执行状况这两个层面来进行。总行卡中心作为该组织目标的具体责任人，其主要任务是对组织目标进行细化和分解，形成具有操作性的发展战略，指导各分支机构完成组织目标。然而，在卡中心的执行过程中受组织领导固有思维影响，不得不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将2010年的新增卡量目标制定得超出市场预期以及中行的承受范围。作为中国银行的次级组织，总行卡中心利用信用卡业务的特点，与中国银行总行其他强势部门进行资源交换，对于总行的组织目标有选择地加以执行，同时在对目标的解释上表现出了与往年以及与同业之间的趋同性特点，以求在组织内部谋取更多资源以及寻求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作为信用卡组织目标的最终执行者，由于受到总行各部门名目繁多的考核指标的重压，使得他们很难安排充足的人力和精力投入到信用卡拓展业务当中。目前各分支机构对于信用卡指标的完成仅仅停留在数量的层面，对于总行组织目标中要求的活动率、盈利性等质量指标根本无从顾及。与此同时，由于在风险控制等问题上的利益差别，各分支机构同与他们行政级别对等的总行卡中心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也给总行信用卡发展总体目标的执行造成了扭曲。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做出以下结论:一、在科层制结构下，作为合法性权威的体现的长官意志受到有限信息、个人经历、价值观、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组织决策的过程中未必能够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有时反而因为其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话语权的统治性成为组织目标扭曲的载体。二、由于各次级组织在组织中占有的资源不尽相同，地位高低不等，功能也有所区别，因而在组织运行以及组织沟通的过程中，各次级组织以及成员为占有更多资源或在组织中谋得更高的地位，往往会产生“私有利益”。在追求私有利益的过程中，次级组织的行为模式会影响到组织总体目标的执行，甚至对其进行扭曲。三、同时承载着市场体制环境与计划体制环境的组织制度，在二元体制的交替作用下已然不能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甚至有时反而为组织目标的扭曲提供了条件。四、执行者在组织目标执行过程中对于刚性指标的简单、表面化达成以及柔性目标的有意忽视，是组织目标在决策以及执行过程中受到扭曲的最大推手。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为在市场与计划二元体制下组织目标扭曲机制的研究提供实证价值，同时为组织结构相对复杂的大型企业建言献策，使其组织运行机制得以优化，从而提高组织目标的决策和执行效率。收起

关键词 : 银行信用卡卡组织目标决策扭曲机制二元体制

6. 体制弹性、二元经济与要素市场扭曲

[学位论文] 黄信灶厦门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靳涛共140页

摘要 : 中国经济快速且全面的增长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固然，投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体制变革的作用更是值得世人歌颂。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在其选择的体制变革道路上“走”的怎么样？就目前来看体制变革是更容易还是变得... 展开中国经济快速且全面的增长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固然，投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体制变革的作用更是值得世人歌颂。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在其选择的体制变革道路上“走”的怎么样？就目前来看体制变革是更容易还是变得更难呢？显然，增量式与体制外的变革方式已经不能如之前一样是我们变革的主旋律。渐进式变革进程中矛盾的积累使得体制僵化日益显现，且制度变迁本身所具有的路径依赖，使得变革越发艰难。为了刻画这种体制状态，本文在分析中国体制变革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提炼出体制弹性的指标，使用1982-2011年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捕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体制弹性的变化态势。发现中国的体制弹性正在不断弱化，且原有体制变革方式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增长空间已经日益狭小，体制变革已然进入“深水期”，使得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且中国具有改革初期的体制弹性，那么各省的理想产出水平至少是2011年的1.499倍。所以加快体制变革，中国的经济还具有快速增长的可能。中国选择的渐进式变革道路必然形成二元经济，且二元经济的存在与固化是渐进式变革不到位、体制弹性日益弱化的必然结果。而体制变革不到位下的二元经济下又必然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即使有体制内的各种政策优惠与照顾，两种经济体的效率差距依然无法消除。但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二元经济是否在不断融合昵？将企业的效率与其背后的体制支持结合考虑，使用1993-2011年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指标、资本与劳动市场要素扭曲的指标，测算出中国的二元经济走向。发现自1999年之后，二元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融合的趋势，反而加剧了。二元经济产生并能得以持续存在，在于其背后的体制支撑。由于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体制弹性的弱化，二元经济也就无法融合了。与许多学者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寄希望于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改革能消除二元经济是不可能的，二元经济的产生与固化是体制变革的结果，因此实现二元经济的融合也要依赖于体制变革的加速。而且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更多的资源流向国有部门，进一步造成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国有部门获得“超国民待遇”，二元经济自然就无法融合。因此二元经济的改善并不在于国有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而是在于加快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对二元经济的支撑方式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改革初期，低效率的国有经济主要依靠于计划经济调拨大量低于市场价的资源来得以维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这一方式逐渐被替代，国有经济退出了许多竞争领域，转向垄断要素市场或与地方行政权力的更紧密结合形成的垄断权力。二元经济的体制支撑已经济由显性方式转为更为隐性的要素市场扭曲方式。这种境况之所以一直存而难以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能从其中获得收益。但同时也带来社会产出的减少，因此政府同时也是这一收益的成本承担者，即“政府悖论”。因此，要消除二元经济，需要调整政府的效用函数。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进行体制变革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强烈。消除二元经济的根本方式也不在于国有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是减少并根除国有经济存在的体制偏向，加快体制变革的步伐。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完善要素市场，放开二元经济之间的栅栏，允许非国有经济同国有经济竞争，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的效率差距。二元经济的消除也为中国提供更富有弹性的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收起

关键词 : 体制改革弹性指标二元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经济增长

7.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与资本控制的相关性分析

[学位论文] 黄焱复旦大学 2000年硕士导师: 胡涵钧共79页

摘要 : 该文经过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并结合理论模型的研究认为:考虑到本身金融体系的客观状况,新兴市场国家应首当首先致力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并适当采用资本控制的政策为这一改革过程的进行,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一结论可以从智利和马来西亚资本控... 展开

关键词 :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控制金融体制改革国际资本流动市场扭曲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