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朱翠萍云南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55页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受体制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具有很大的粗放性，偏好速度而产生的投资“饥饿症”以及粗放经营、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突出。在经济... 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受体制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具有很大的粗放性，偏好速度而产生的投资“饥饿症”以及粗放经营、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突出。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不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而且劳动力供给也存在“水平效应”逐渐递减的特征，这些都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尽管以知识增加和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上的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主张也由来已久，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根源在于低要素价格、低环境价格和低成本外溢价格基础上的“掠夺性激励机制或价格扭曲机制”激发了人的“掠夺性价值侵蚀行为”，从而导致了成本外溢基础上的经济失衡和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持续存在。所谓增长方式转变，无非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提出，表明人的“行为失范”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偏离了正常轨道而需要进行调整，否则根本谈不上“转变”问题。短期经济增长的代价不断累积，将逐渐形成长期经济发展的成本，最终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罗默的创意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强调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现实中，尽管微观主体的趋利行为会导致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并通过溢出效应导致规模收益的增加。但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如果一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不是偏好于将其所拥有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理性地配置到价值创造性活动领域而是价值侵蚀性领域，即潜在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本，再多的知识和技能，再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也难以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价值侵蚀行为不仅表现为对他人财富的掠夺(攫取资源、成本外溢、腐败、寻租等)，还普遍地表现为价值创造性活动的减少(如偷懒)，这也是我国在过去近30年中教育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个人而言，除非存在某种激励或约束，否则“成本外溢”和“搭便车”就会作为一种负面的隐性“掠夺性”利益分配机制而自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面对“增长的烦恼”，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是制度安排，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也是制度安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环境和报酬机制在个人从事价值创造活动和价值侵蚀活动的利益权衡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是理性经济，同样需要一种价值理性作为指导。如果失去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导致理性的迷失和人性的泯灭。从这个角度，一种观念的形成，一种文化的传承，同样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能找到办法提高人们对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的认可度以及形成人们“为己利他”的观念，如果能想方设法提高人们从事价值创造努力的偏好，降低侵蚀性行为的效率，则能够使更多的“人力”转化为“资本”并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而实现劳动力“垂直效应”提高基础上经济的“和谐增长”。因此，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使更多的人从知识积累和价值创造的努力中收获财富，实现个人财富“生产性努力增长”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增长”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呼唤，也是我国目前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目标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毕竟只有合法的利益才能带来和谐的增长，只有和谐的增长才能促进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本文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背景，重点分析和论证了人力资本理性配置在提高经济效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如何通过制度预设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将个人的经济行为转换到总量水平，在降低成本和从事价值创造的努力中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收起

关键词 : 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掠夺性价值经济增长

2. 中国信托业发展优化的制度分析

[学位论文] 熊俊云南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40页

摘要 : 信托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灵活自由的财产管理方式，历经数个世纪的演变与传播，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横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世界性制度。追根溯源，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迄今已逾百年，但其间可谓是起起伏伏、时有时无，“舶来品”始终难以“本... 展开信托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灵活自由的财产管理方式，历经数个世纪的演变与传播，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横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世界性制度。追根溯源，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迄今已逾百年，但其间可谓是起起伏伏、时有时无，“舶来品”始终难以“本土化”，直至1978年，信托业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之下恢复发展，并尝试性的踏上了产业化发展之路。但令人遗憾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信托业与“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渐行渐远，最终沦为乱业经营的“金融杂货铺”，并时常弱化和冲击着国家宏观调控，由此招致了三番五次的行业性清理整顿，加之呈现出来的“边缘化”弱势状况，社会各界对信托业逐步产生了“中国信托业是金融界的‘坏孩子’吗?”、“中国到底需不需信托业?”、“中国信托业路在何方?”三大疑问，久而久之成为严重困扰和制约信托业稳健规范发展的全局重大问题。鉴于此，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在将信托业视为一个复杂有机制度系统的基础上，从其三大子系统即制度变迁系统、制度实施系统和制度创新系统从发，全面系统、深入细致一一剖析了上述信托业三大基本问题表象背后的实质，尝试着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将矛盾各个击破，对我国信托业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思考。经由分析，本文认为：其一，把信托业展业不佳的所有罪责归因于其自身，有失客观公正，必须要为其正名，方能以正视听，同时要通过市场化最大限度的消除路径依赖性，助其与制度环境动态相容，加快制度内生进程；其二，信托业功能定位与监管模式不匹配是导致信托业存在与否隐忧的制度根源之一，我国不仅需要信托业，更需要进一步将其做优做强做大，搭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与“功能监管”相称的基本框架，这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三，信托业要以信托制度及其法理的比较优势和特许价值为基点，通过公募、私募、资产管理以及其他方式途径对业务模式进行转型升级，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的不同选择金融控股集团、银信联盟等组织模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托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差异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收起

关键词 : 信托业财产管理可持续发展组织模式银信联盟

3. 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研究

[学位论文] 尹晓冰云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37页

摘要 : 本论文集中研究了决定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相关因素和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理论模型及相应经验检验，并给出了促进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相关建议和看法。尽管之前有一些分散的观点和孤立的理论涉及到企业价值成长，但它们不是逻辑不完整就是缺乏系统... 展开本论文集中研究了决定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相关因素和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理论模型及相应经验检验，并给出了促进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相关建议和看法。尽管之前有一些分散的观点和孤立的理论涉及到企业价值成长，但它们不是逻辑不完整就是缺乏系统性的。决定企业价值成长的相关因素是不清晰的，而且企业价值成长的理论模型也是不成熟的。因此，论文首先系统研究整理了新古典企业价值成长思想和新制度企业价值成长思想。新古典企业价值成长思想或CRE理论把企业视为黑箱一样的生产函数，它认为在市场竞争压力之下，企业经营行为将如同理性人那样是理性而确保充分的效率，从而能够促进企业价值成长的只有企业家主导的创新活动。这种观点忽视了企业行为在很多方面受到行为主体有限理性的制约。它也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不完全契约等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制约。新制度企业价值成长思想或TCBRIE理论断言企业是利益相关者契约集合，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效率是企业价值成长的基础。在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有限理性及行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企业行为不是完全理性和足以确保运行效率的。早先的新制度企业价值成长思想主要强调了像管理层薪酬，特别是股权激励这些公司治理安排对企业价值成长的影响。这一结论源自于Jensen-Meckling代理成本理论或Berle-Means范式，主要适用于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美国和英国企业。此后，LLSV和Bechuk等发现了欧洲和东亚国家在股权相对集中情况下主要面临控制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问题。因此，近年来新制度企业价值成长思想更加关注如何设计公司治理安排以保护中小股东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来确保企业价值成长。然而新制度企业价值成长思想与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价值成长实践是不相吻合的。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及公司治理安排也被导入了中国。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习俗、政治体制、法律体制、金融体制、产权体制和所有权结构发挥着深刻的影响，这就导致积极引入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安排在运行当中往往流于形式而未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及其所处的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都是特殊的。国有企业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和信贷软约束，并可以从政府获得大量资源，存在着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造成效率损失，导致国有企业根本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其企业价值成长面临着难以持续的问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依靠与腐败官员的串谋在较差的法律实施条件下，不断地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随之产生的法律隐患使得民营企业同样面临企业价值成长难以持续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制度环境是决定中国企业价值成长模式的核心因素。在控制权收益分析框架下，结合来自于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结果，论文构建了若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基于剩余控制权收益分析的控制权收益模型，它们能够说明中国企业特殊的行为方式。论文的实证分析不但发现了股权激励对中国企业价值成长几乎没有作用，也发现了西方式的公司治理安排未能够促进中国企业价值成长，而以往推动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市场增长和大规模投资(过度融资)，从而可以断言是一种有瑕疵和隐患，不具备持续性的片面成长。这是本论文的一个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论文总结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逻辑模型：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的实施效率，实际得到运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利益机制，利益机制决定参与者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企业行为方式，进而决定能否促进或制约企业价值成长。这就说明文化、观念、习俗、政治、司法和经济体制等制度环境是否进步和文明是关乎企业价值成长的基石。落后和不合理的制度环境已经阻碍了中国许多制度安排实施效率的提升，从而导致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价值成长。这是本论文的一个理论研究成果，也是经常被前人研究所忽略的。综合前述研究结果，论文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文化的进步是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基本推动力，而包括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司法制度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是促进中国企业价值成长的重要突破口。国有企业的成长之路主要在于通过产权改革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化改造，而民营企业价值成长之路主要在于强化法律约束并引入独立工会等利益相关者综合治理。收起

关键词 : 中国企业价值成长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公司治理

4. 资产锁定、产能过剩与国际化治理研究

[学位论文] 谢彦明云南财经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24页

摘要 :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 展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进入性体制扭曲—过度投资—资产专用性/沉没化—退出性体制扭曲—强制投资—资产锁定—产能过剩”的逻辑，采集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运用纵向横向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制扭曲形成的低进入性壁垒和资产专用性形成的高退出壁垒及其二者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方面解析了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成因，并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方面明确了企业产能过剩治理的策略选择。首先，从年份、产权、区域和产业的多维视角，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2007～2015年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曲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东部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低，相对于轻工业，重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更低。其次，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体制扭曲越强和资产专用性越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而且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战略促进了企业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在构建企业产能过剩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FA、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互为因果循环累积叠加形成的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揭示以补贴强度为代理变量的体制扭曲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对补贴强度的情景依赖和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补贴强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0.81%，补贴强度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补贴强度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为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1.45%，可见，过度政府补贴导致企业的体制扭曲性产能过剩。资产专用性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以直接方式对国有企业、高补贴企业和高补贴的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和财务杠杆是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作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路径，而且资产锁定通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和财务杠杆的恶化效应的间接方式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为打开企业产能过剩的“黑箱”做了有益的尝试。最后，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视角，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企业内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产能过剩率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协同策略是企业产能过剩化解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揭示外向国际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外向国际化对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总体样本、补贴强度分组和产权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企业产能过剩的破解提出了国际化治理的思路。收起

关键词 : 产能过剩体制扭曲供给侧改革资产锁定国际化治理

5. 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的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李亚玲云南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12页

摘要 :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并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而其中的重点当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一国在某一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要从... 展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并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而其中的重点当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一国在某一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对于客观分析和评价以及全面地理解我国的银行产权制度变迁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一直缓慢，尽管它效率低下，国家却为何长期没有改变其国家垄断的产权制度，而现在最终又不得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银行产权制度如何改革?其未来变迁趋势如何?这需要我们对我国银行产权制度变迁规律进行全面地认识。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国现代银行业组织体系的变迁路径分析，透视了中国现代银行业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改革后，我国银行业打破了由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和多功能的银行体系，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伴随着对银行产权结构的不断变革的过程。金融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激励了国家扩展其金融产权边界的行动，而且对在分权改革中出现的所有利益主体(集团) 都产生了强烈刺激。基于此种情况，在国家金融产权形式之外出现了一大批其他类型的金融产权形式。本文对中国各类银行产权安排的绩效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较之新型产权形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微观绩效低下，但是宏观性经济绩效却很显著。四大国有银行对中国国有经济的支持和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以及对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稳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它们能够在较低的微观企业性绩效的情况下产权结构能够长期不变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和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稳定是国家的最大效用。当然，国家究竟是追求微观绩效还是追求宏观绩效，取决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效用最大化的阶段性变化。其次，通过建立国家(中央政府)效用函数、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和政治银行家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探讨左右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路径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解析我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及特征。本文认为，形成这种变迁路径的原因在于各种利益主体效用函数的变化及力量对比的消涨，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均衡条件是国家(中央政府)效用函数、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和政治银行家个人效用函数的统一。由于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特殊的均衡条件，使得这一变迁呈现特殊的变迁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较为科学的预测中国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再次，通过选择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并将利益集团理论引入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建立起了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然后利用此理论框架对改革后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经验验证。本文认为，银行产权制度的每一次变迁都始于原有制度的外部利润；人是制度变迁中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在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中，人按照利益取向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组织(政治银行家)等利益集团，如果说交易环境是制度变迁的背景，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起约束作用，那么利益集团对潜在利润的追逐和博弈则是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最后，沿着既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线索，本文在分析中国现行银行产权制度内在缺陷的基础上，比较了国外的银行产权制度，以从中探寻出许多普遍存在的规律用以指导我国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国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形成机制的特点，通过建立一个银行产权制度渐进转轨的动态模型并基于左右中国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各利益集团效用函数中各变量的变化趋势和我国交易环境的变化趋势，对中国现代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选择进行了分析。我国的银行产权制度将向一个股权结构多元化的以体制外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渐进性地演进；各利益主体的收益获取将由控制权收益向市场收益演进。总之，银行产权制度怎么改革，不能忽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深层次制度、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差异，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在借鉴他国银行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研究自己的改革路径。除了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性特征外，还必须遵循中国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特征，符合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因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种制度安排是一国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收起

关键词 : 银行产权制度交易费用效用函数动力机制制度变迁动态模型

6. 城市化红利分配“失衡”及其“纠正”机制探索

[学位论文] 李帆云南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210页

摘要 : 在资源城乡流动的背景下，要素向收益递增空间集聚产生的积极后果称之为城市化红利。城市化红利可正可负。城市化红利推动城市化进程: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依次经历顺红利的“有益”失衡期、顺红利的“有害”失衡期、逆红利的“有益”失衡期、逆红利的... 展开在资源城乡流动的背景下，要素向收益递增空间集聚产生的积极后果称之为城市化红利。城市化红利可正可负。城市化红利推动城市化进程: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依次经历顺红利的“有益”失衡期、顺红利的“有害”失衡期、逆红利的“有益”失衡期、逆红利的“有害”失衡期，循环往复,直至城市化红利消亡，整个城市化过程才算结束。本文以城市化红利、红利分配现状和新城市化阶段论为背景，以土地、资本、政策与城市化红利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紧紧围绕城市化红利，构建红利的测度及红利配置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当前城市化红利分配现状，最后，以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市化红利分配失衡为目的，探索城市化红利的返利路径体系。 “城市化红利”和“分配失衡”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是本论文成立的基础和核心。本文在第一章中探讨了城市化定义的变迁历程，对城市化做了再定义，同时定义了城市化红利，讨论了红利的时间变化、红利的方向与城市化阶段，定义了红利分配“平衡”与“失衡”，讨论了新城市化阶段论及其重要意义。第二章是理论综述部分，围绕城乡差距、土地与城市化、金融与城市化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相关文献做了回顾和评述。第三章是本文的现状描述部分，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特点;阐述了城乡在投资、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差距，根据城乡差距判断城市化红利是否失衡;根据城乡在投资、收入和消费三个指标的时间变化，判断我国当前的城市化阶段，得出有关城市化红利的现实结论。第四章是本文的逻辑起点，构建了土地产权结构与土地红利、金融市场资本非均衡流动与城乡经济增长、城市倾向政策与城乡经济增长的关系框架，为在中国式特殊土地产权结构、金融市场城乡分割、政策城市倾向的条件下测度城市化红利、探讨分配现状和探索纠正机制奠定基础。第五和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模型部分，分别构建了两个单部门模型和一个两部门模型，根据资源在城乡可否自由流动测度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并且判断红利的具体配置情况。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根据已经构建的单部门模型和两部门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化是否产生红利？红利有多少？产生的红利在城乡之间又是如何分配的？其配置是否是失衡？第八章是本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围绕“增长失衡”和“流动失衡”，分别从城市和农村内部寻找导致城市化红利分配失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纠正”路径。本文从现实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红利分配是失衡的，而且当前的城市化位于“有益”失衡期;通过理论模型的数据模拟得出结论是:城市化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红利，城市化处于“有益”失衡期。现实结论和理论结论一致。根据城市化红利分配失衡的现实，本文提出了单一措施建议和组合措施建议。单一措施建议包括:提高农村资本产出弹性，降低农村资本楔，调整农村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这三项措施单独实施，都可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当前的红利分配格局。组合措施建议包括:(1)适当提高土地红利、降低农村资本楔、降低农村的税收或者提高农村转移支付比例;(2)适当提高土地红利，降低农村资本楔，适当降低城市的税收或者提高城市的转移支付比例，同时降低农村税收、提高农村转移支付比例，使得农村成为财政净入地区;(3)提高农村资本产出弹性，提高土地红利，降低农村资本楔，适当降低农村和城市的税收，或者提高农村和城市的转移支付比例。收起

关键词 : 城市化红利分配 DSGE模型数值模拟纠正机制失衡期

7. 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李娟云南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196页

摘要 :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目标与收支规模的决定、财政职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集权与分权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支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内容:中央与地方... 展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目标与收支规模的决定、财政职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集权与分权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支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内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Central-LocalRelations)中最为基础的关系,其调整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理顺搭建了国家政治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和理顺,直接关系到财政体制(Fiscal System)的运行效率及其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及经济稳定,并且还事关国家的稳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亡等终极问题。毋庸置疑,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始终体现出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路径分析,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透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过程。在中国,如何在中央控制和省级自主之间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博弈的结果表现为有时相互冲突,有时相互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和理顺就是要做到全盘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即尽量减少冲突并增加互补效应,从而实现均衡发展。当前,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使其发挥其应有的制约功能;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均衡。其次,从国家理论入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中的政府(国家)的作用,从而提出: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国家职能对财政职能的影响,进而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影响,亦即: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变迁源于国家职能需求反映的直接推动作用,是基于国家职能调整下财政职能调整而对应进行的制度行为选择。由此分析讨论如何既让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要同时限制国家的“掠夺之手”这一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再次,从制度环境入手,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的相关制度因素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非正式制度如:儒家文化传统元素缺乏导致财政体制制衡观念和财政监督、“人治”对我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沿着既有的理论逻辑框架和历史逻辑线索,本文在分析中国现行分税制内在缺陷的基础上,比较了国外的经验和做法,以从中探寻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从而用以指导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并对中国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目标模式选择提出自己的思考。总之,财政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下的产物。因此,无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怎么改革,我们不能忽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深层次制度、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也必须在借鉴他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这就规范了我们改革的方向:除了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性特征外,还必须遵循中国财政关系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特征,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路径既要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又要契合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才能实现既定目标。收起

关键词 :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关系财政集权财政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

8.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学位论文] 褚中志云南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172页

摘要 : 本文力从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及土地储备制度的产生与创新入手进行土地制度创新研究，在此之前，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关于制度创新与土地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土地制度创新理论，提出潜在地租存在论这一新的理论，并以此... 展开本文力从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及土地储备制度的产生与创新入手进行土地制度创新研究，在此之前，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关于制度创新与土地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土地制度创新理论，提出潜在地租存在论这一新的理论，并以此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点进行下一章的土地制度问题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进行土地制度创新的最主要动力是潜在利益的存在，从产权关系来看，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各个地方政府，但是从国家整体角度来看，全国的城市土地的最终所有者的代表人又是中央政府，故建立和制定新的制度安排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土地征用制度是中国目前唯一合法的土地产权变更的制度安排，但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旧有的征用土地制度的非合理性严重损害了部分经济利益主体的效用，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和市场的非均衡。因此，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新的土地征用制度”是本文研究制度创新的内容之一。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土地粗放式经营，造成了严重的土地浪费。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是新时期的土地制度创新，通过土地储备调节土地供给，依据土地供需平衡机制对土地市场进行规范与调控，从而达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建立城市集约化用地方式。另一方面，新的土地征用制度与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为政府利用土地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基本的手段，因为新的土地征用制度可以调节土地增量的供需平衡，而形成土地储备制度使得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为利用土地参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最基本的政策工具。尽管土地参与政府宏观调控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中国土地产权的特殊性，以及土地市场的不成熟性，使得中国政府利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方式及目的有别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行为。收起

关键词 : 城市化进程土地制度制度创新经济学分析

9. 分权化、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

[学位论文] 吴静云南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168页

摘要 : 地方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是当地经济顺利运行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商业银行制是地方金融改革的核心，为此研究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轨迹并归纳其变迁的特点，对于我国地方金融制度的变更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 展开地方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是当地经济顺利运行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商业银行制是地方金融改革的核心，为此研究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轨迹并归纳其变迁的特点，对于我国地方金融制度的变更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权化改革的角度，运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问题。在介绍国内外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中国分权化改革、中国银行制度、地方商业银行的演变过程，发现在分权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既是地方商业银行制度供给者又是需求者，地方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呈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双重特征。随后，分析了我国的分权化改革(财政分权、行政分权与有限金融分权)是如何催生地方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本文认为财政分权下的财政压力、有限金融分权下的剩余权争夺以及行政分权下的官员晋升压力是地方政府发展地方商业银行的动因，并因此推动地方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相机抉择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构建了体现诺斯“悖论”、国家理性、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经过分析发现，只要中央政府对国家金融垄断产权“增量”扩展的意愿降低，只要国家金融垄断产权在金融体系依然处于控制地位，中央政府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产权保护的边际收益总是大于边际成本，扩展地方金融机构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政治银行家都是有益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金融机构、与中央政府就金融资源配置权讨价还价的净收益进行权衡，其结果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国家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进而，本文归纳总结了分权化下我国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特征，讨论了我国地方商业银行制度进一步完善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思路，提出“立足于本地经济，立足于服务中小企业，促进产权结构多元化、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是完善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主要思路。最后，本文提出分权化下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应该是：以诱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辅，建立适应于本地经济发展需求，惠及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具有产权多元化，组织模式灵活化的地方商业银行，成为地方普惠性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撑。研究分权化下的地方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涉及对我国分权化改革、制度变迁理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多方面的理论。同时作为制度环境的分权化与地方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关系复杂，须考虑的的因素较多。为此，文章有不少缺陷和遗漏，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收起

关键词 : 分权化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制度变迁

10. 制度设计、管理者重塑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

[学位论文] 王玲玲云南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汪戎共158页

摘要 : 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严格意义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现行制度设计之下的制度安排将国有企业变成了具有特殊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依赖特殊资源配置和特定经营环境的具有经营任务的行政分支单位，从而造成政治化的角色、行政化的身份和等级化的... 展开

关键词 : 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制度设计管理者重塑经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