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宋丽璇郑州大学 2023年硕士导师: 俞绍宏共868页

摘要 : 本文以信阳长台关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言，主要对竹简的出土、编排情况进行综合阐述，并从四个方面概述长台关简和葛陵简自公布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字编的编纂价值。第二部分为本篇论文的主... 展开

关键词 : 古代汉字长台关楚简葛陵楚简字形特征用字习惯

2.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演变和影响研究

[学位论文] 刘正印郑州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李运富共669页

摘要 : 本文在“跨文化汉字理论”“汉字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传承俗字和变异俗字理论”的指导下，采取穷尽搜罗法、数据处理法、文本字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法、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法、整体考察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法，使用越南汉字石刻文本、... 展开本文在“跨文化汉字理论”“汉字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传承俗字和变异俗字理论”的指导下，采取穷尽搜罗法、数据处理法、文本字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法、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法、整体考察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法，使用越南汉字石刻文本、纸质文本、中越文献史料、喃字字典等材料，对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演变、影响进行了探究，得出以下结论: 1.现存越南汉字材料产生时间较晚，石刻文本多集中在後黎朝(1428-1789)和阮朝(1802-1945)，纸质文本多集中在阮朝。还有一些文本亟待发掘，如圣旨诏敕、奏折朱批、外交信笺、民间契约、佛教典籍、科仪经书等。 2.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涵盖原因、途径、效果三方面内容。汉字在越南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历史上有大量中国人和汉字文本进入越南。汉字在越南传播的主要途径有颁经籍、建学校、开科举、赏士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效果显着，越南人对於汉字不但有充分的认识、能作简单的考辨，并且还可以运用汉字创作文献，对汉字进行翻译和研究。 3.汉字在越南的演变涉及形体、结构、职能。在形体上，汉字书写单位存在数量增减、交接变化、置向移换、变形与易体的情况。书写单位数量的增加包括避讳增繁、类化增繁、受俗体影响回改造成字形繁化、受简省符号影响增繁，减少包括省并笔画、减略构件、保留轮廓;书写单位的交接变化包括黏合与分离;书写单位置向的移换包括上下、左右、包围结构的变化;书写单位的变形与易体表现为“南字”。在结构上，汉字构件存在义化、音化、符号化的趋势。义化包括在原字形上增加义符、将原字形整体或部分改造为义符、将原字形中的声符变为义符、将表义不明显的义符改为表义明确的义符、将形体复杂的义符变为书写便捷的义符;音化包括在原字形上增加声符、将原字形的一部分改造为声符、将表音不明显的声符改为表音明确的声符、将形体复杂的声符变为书写便捷的声符;符号化是结构演变的主流趋势，“(丿丶)”是越南汉字中最具代表性的简化符号。在职能上，以扩展为主，具体有:借用汉字记录在本土没有记录过的新同音词、借用汉字直接记录越南语。 4.汉字对越南的影响体现在文字和文化方面。关於文字，喃字是在汉字影响下产生的。喃字在创制过程中，借用了汉字的现有字形和构造方法;喃字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和汉字类似的用字现象和字词关系。关於文化，一方面，汉字书法伴随汉字的传播进入越南，成为越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对近现代的国语字书法在笔昼和体型层面均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越南民俗中的字谶、扶乩、字谜、字形诗等皆是汉字影响的结果。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在材料上，发掘了一批尚未在国内刊布的原始越南汉字文献，其中有一部分是只有在特定机构才能阅读到的珍贵刻本文献。2.在理论上，将汉字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相结合，形成适合於域外汉字研究的“三阶段+三平面”理论框架。3.在方法上，将中国汉字材料的整理方法引入到越南汉字文本材料中，便於中越汉字进行直接比较，使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本研究的主要价值有:1.有助於了解中越汉字的传承变异关系。2.有助於确定越南汉字文本的年代和真伪。3.有助於大型字典的修订与完善。收起

关键词 : 汉字跨文化传播越南

3. 中原文化研究论著叙录1949～2005

[学位论文] 赵醒郑州大学 2006年硕士导师: 陈飞共577页

摘要 : 本文对中原文化研究论著叙录1949～2005进行了评述。文章认为，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著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著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著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著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 展开

关键词 : 文化历史中原文化文化创造

4. 宾组卜辞所见国族材料分类整理与研究

[学位论文] 杜佳浩郑州大学 2020年硕士导师: 王建军共485页

摘要 : 国族（方国部族）是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考古学文化研究等都要涉及的问题。在甲骨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对不同组类国族材料的系统整理，是其难点之一。殷人信奉鬼神，崇尚占卜，因而甲骨文所记录的内容极其丰富。宾组卜辞是《甲骨文合集》（以下... 展开

关键词 : 甲骨文国族材料宾组卜辞分类整理

5. 《大戴礼记》文本的生成、流传及思想研究

[学位论文] 马晓玲郑州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徐正英共471页

摘要 : 《大戴礼记》是一部重要的礼类基本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其编者及时代、与《礼记》关系、文本校释、各篇内容、研究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以来上博简、郭店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增添了新材料... 展开《大戴礼记》是一部重要的礼类基本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其编者及时代、与《礼记》关系、文本校释、各篇内容、研究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以来上博简、郭店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增添了新材料，提供了新机遇。本文结合传统研究成果及新材料，以《<大戴礼记>文本的生成、流传及思想研究》为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阐释。汉仪规划、礼制建构和礼学改革是汉代礼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后苍及其弟子戴德、戴圣是礼学传承的中坚人物。戴德生年不早于前99年，卒年大约在前37至前23年间，礼学成就有三:拟定《士礼》十七篇次第、撰写《丧服变除》、编选《大戴礼记》。担任太傅期间，为教导之便从《后氏曲台记》、《礼古经》、《礼古记》、《曾子》、《孔子三朝记》、《荀子》等文献中，选择相关篇章加工整理撰成《大戴礼记》，西汉戴德编《大戴礼记》的史实不容置疑。戴圣从《后氏曲台记》、《礼古记》、《荀子》、《曾子》中，选择相关篇章进行加工整理撰成《礼记》。“小戴删大戴说”、“驳斥小戴删大戴说”，均有一定合理性，“增广小戴说”不可信，“增广后苍说”较为合理，《大戴礼记》与《礼记》是戴德、戴圣各自编选的不同礼学典籍。《大戴礼记》在汉仪规划和礼制改革中的作用不明显，但仍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备参资料之一，促进了《仪礼》定本的形成和流传，地位虽不如《仪礼》、《礼记》，但不可或缺。《大戴礼记》现存40篇的成篇时代不同，《夏小正》、《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投壶》、《公符》等5篇约成篇于战国前期，《主言》、《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武王践阼》、《文王官人》等22篇约成篇于战国中期，《卫将军文子》、《五帝德》、《帝系》、《礼三本》、《劝学》、《曾子天圆》、《本命》、《易本命》等8篇约成篇于战国后期，《盛德》、《明堂》、《朝事》、《礼察》、《保傅》等5篇约成篇于西汉时期。《大戴礼记》与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43种先秦两汉典籍存在内容重见情况，重见类型大致可分为整篇重见、历史故事重见、经传结构重见、语教重见四类，之所以形成重见情况，既有义理和事理相同的普遍性原因，又有因戴德太傅教导职责博采众长融为己说的独特性原因。这些重见比较既有助于《大戴礼记》文本的校勘和说解，为重新校勘整理奠定基础，又可以为上古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还可以加深对先秦两汉的撰作方式和先秦两汉典籍体例的认知。《大戴礼记》文本有引述、传习、校勘、注解4种流传模式。东汉至明代引述者较多，北周时有卢辩传习，宋元明时朱熹、王应麟、杨简、方孝孺等人多单篇研究。清代戴震、卢文弨、汪中、王树枏、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专于文本校勘，孔广森、汪照、王聘珍、康有为、戴礼则精于文本注解。通过纵向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大戴礼记”名称的时代变化。“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至少有“大戴礼”、“大戴记”、“戴德礼记”、“礼记大戴”、“礼大戴记”、“太傅礼”等6种异称，每一种名称的背后，都包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大戴礼记”是名副其实的最规范名称。《大戴礼记》传世版本是13卷刻本，南宋韩元吉最早刊刻。韩元吉刊刻前至少产生过85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13卷本、10卷33篇本、10卷35篇本、13卷40篇本7种版本。卢辩注本的底本是桥仁编选本，汉晋古注和唐宋类书征引时依据的是85篇本，韩元吉将范祖禹藏13卷本与卢辩注本合刻的13卷本是今13卷刻本的源头。 85篇在西晋至北宋之间散佚，40篇从西汉流传至今，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如天道观、为政思想、君子之道思想、伦理思想、文学观等。天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自然法则是天然合理不可改变的，这是孔子重视天道的原因。礼是天道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方式之一，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礼的设计处处依效仿自然，礼与天道相符合，由此便取得形而上的根据，此为《大戴礼记》的天道观。为政思想侧重于三点，一是要成为合格的君王，成为合格君王既要成其身又要会爱人，二是隆礼，即尊礼、重礼，三是要尊贤重贤，即成身、爱人、尊礼、重贤。为政的终极目标是推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大夫、士等阶层的行事之道，也是庶人效法和学习的为人之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把君子人格为修身的最高目标。伦理思想至少表现在孝道思想的阐发和伦理观的确立两方面，孝道思想包含有家庭伦理之孝、社会伦理之孝、政治伦理之孝三个层次，伦理观有仁爱观、道德观、男尊女卑观三种。文学观体现在四个方面:包含有语录体、问对体、品评体、铭、祝、谱牒等文体形式;使用了比喻、对偶、排比、顶真、象征等修辞手法，包含有修辞观的论述，例如“言不务多”、“达而勿多”，情文俱尽，是否符合礼义作为评判言辞好坏的标准;包含有一定的文学批评观，如伦理化的自然审美倾向，崇尚质朴，同时又贵本亲用，追求情文俱尽，而关于气的论述是后世文气说的滥觞。附录收录了研究《大戴礼记》不可或缺的资料，如相关的辑佚文献、出土文献、历代书目著录，辑录的序跋文献，研究论文提要补录(2000年-2013年)等。收起

关键词 : 《大戴礼记》文本生成历史流传文学思想

6. 《昭明文选》音注与版本双向研究--以李善、五臣雨家注本为中心

[学位论文] 韩丹郑州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刘志伟共466页

摘要 : 通过对《昭明文选》诸多版本中所存音注的研究，本文提出了音注与版本双向研究的新概念。这种"双向"考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李善、五臣两家《文选》音注在版本中演变脉络的梳理；二是从音注的角度对《文选》版本系统中尚有疑虑的问题进行验证；... 展开通过对《昭明文选》诸多版本中所存音注的研究，本文提出了音注与版本双向研究的新概念。这种"双向"考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李善、五臣两家《文选》音注在版本中演变脉络的梳理；二是从音注的角度对《文选》版本系统中尚有疑虑的问题进行验证；三是在对《文选》版本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并探索中古音韵文献中前人忽视或误解的特殊注音现象。本文首先拟测了李善、五臣两家音注的"原初形式"，认为"随注出音"与"正文夹音"分别是李善音注与五臣音注的形式特征。在从钞本到刻本的过程中，李善音注是层层累积的，而五臣音注则是增删不居的。两家音注进入合并本后，遵循音注数量上的"经济"原则和音注位置上的"显着"原则，注文中的李善音注不断地被删略并移入正文，最终导致了两家音注的羼乱。总的来说，钞本时期李善本中的音注相对比较稳定，而刻本时期五臣本中的音注则变化较小。通过这种时间维度上线性演变脉络的考察，以及对决定音注增删、移位、讹改等因素的系统分析，本文提出音注是独立于注本之外的另一个注释系统，它虽然依托于注本存在，但与其他注释在版本中的变化规则不同。音注系统在版本中表现出极强的诵读实用性，对原刊本与作注者的依附力较弱，这在明清的晚期版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音注性质而言，今见《文选》刻本应该分为单注本、合注本、杂糅本三类。在《文选》版本研究方面，本文对今存主要刻本均有涉及，主要讨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相应的观点和看法。（1）从音注位置和数量两个层面，为尤刻本的底本建构了"两相四类"的分卷模型，从其正文音的来源与分布情况，考察了尤刻本的李善注底本部分各卷的残烂度，以及其所参校的六臣注底本对各卷的干扰度；（2）提出吴棫《韵补》所引《文选》音注乃据李善注本，其中的音注与尤刻本"增音"相合，这为两宋之交可能确有别种李善注本流传的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3）发现尤刻本的初刻本与递修本之间存在音注移位的现象，并指出其结果是更接近而非偏离李善本原貌，从而推断尤刻本在递修过程中也是有李善本参照的；（4）论证了宋刻赣州本并无初刻、递修两个系列，所谓以"赣州本初刻本"为底本的文渊阁四库本，其实是据明翻六臣本钞录的，具有突出的将两家音注合而为一的晚期版本特征；（5）从两种五臣全本的相异音注推测陈八郎本所据"古本"盖为钞本，从陈八郎本溢出音注推测其所据"监本"非李善本，而其删略音注多集中在后卷则很可能是刊刻过程中的变化；（6）揭示了传统《文选》"旧音"观念的产生与明清版本流传的关系，辨正了各家《文选》"旧音"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古音韵文献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文选》版本中发现了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并通过综合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从《文选》的版本演变推知，音注的反切后缀大规模地改"反"为"切"始于北宋国子监本，其起点是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与之后一系列官方书籍的印刻。清儒所论隋唐"避反为切"并无注音证据支持，今见宋刻版本之前的反切格式皆为"某某反"或"某某翻"，"切"字只用于行文论音，并未成为音注的反切格式。北宋监本的影响使得"某某切"逐渐成为主流的反切格式，但"某某反"始终未被完全替代；（2）通过穷尽考察敦煌《文选音》残卷音注中切上下字与被注字重复的反切，发现这种反切是专门标记多音字的特殊类型，其特点以常读音注异读音。切上字重，则凸显下字的声调差异；切下字重，则凸显上字的清浊变换。其所注异读多与汉语音变构词相关，注音方式是以常读注异读，常读音义不出注。随着中古时期反切结构的改变，重字反切逐渐式微，文献中留存较少，后人遂以为讹误；（3）通过对敦煌本P.2528《西京赋》残卷中23处点发字例的分析，发现这是典型的四角标示声调的类型，结合文献记载可证平声点起于字之左下角。根据点发字例的音义匹配，提出可将点发之音归为"别义变读"和"语境变读"两种类型，同时通过反观卷内同字未点发的情况，得知点发是一种标记异读的手段，常读音不在点发范围内，通过语境可以明确读音的，也不需点发。最后，在具体音注的考证方面，针对五臣音注中与《切韵》系统不合的特殊声调和特殊直音进行分析，根据注音目的将之归纳为不同的类型，并进一步探索了这些音注所涉及的语言文字训诂和历史语音演变的相关问题。收起

关键词 : 古文献音注特征版本差异《昭明文选》

7. 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

[学位论文] 陈杰郑州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441页

摘要 : 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 展开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众联系密切的歌谣，发起歌谣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和十月革命影响，发动了深入基层进行民众启蒙的“到民间去”运动。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合力助推了歌谣的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倡导和创作的革命歌谣，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传统歌谣政治化和革命化的产物。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重要苏维埃区域，该苏区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历史上经过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开放、多元、包容的传统歌谣。鄂豫皖边区革命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歌谣宣传教育策略的引导下，当地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歌谣的宣传效力并在全区加以推广，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先导，文化宣传干部为主体，普通工农群众为补充的革命歌谣创作群体。革命歌谣的创作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产物，一方面借鉴传统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填入大量表现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新内容，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文艺形式。在革命歌谣创作群体与苏区民众的广泛互动下，鄂豫皖苏区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歌谣传播体系，即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和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这种传播体系呈现出上级组织与底层民众相结合，自觉与自发相结合，现代传播路径为主、传统传播形式为辅的特点。革命歌谣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的改变以及表达不同革命情感的需要，在歌词、曲调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丰富了革命歌谣的演唱形式，增强了其表现力和传播力。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革命歌谣形塑和启蒙的本质是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动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在不同场景中动员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反应，即民众如何应对革命歌谣的动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苏区民众面临着“公”与“私”的权衡和博弈。在苏维埃政权的因势利导下，大批民众能够接受革命歌谣的集体主义观念而积极参加、拥护革命，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基于个人家庭、情感等“私情”考虑而没有响应革命歌谣的宣传和动员。苏区政府为了应对民众的消极反应，及时采取教育、制度、组织、物质、法律等多种途径弥补革命歌谣动员的局限，最大限度保证苏区民众沿着革命动员的方向行进，反映出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歌谣，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偏重实践性而缺乏理论阐释，偏重通俗性而缺乏专业水准，具有极强的地域传统文化烙印。二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缺乏整体规划，但更加契合实际；创作群体层次普遍较低，但更接近民众心理；宣传具有地域性，但对地方民众记忆影响深远。实践性、通俗性、地域性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创作和运用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成为历史记忆，不同文化群体基于保存革命记忆、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动机，在鄂豫皖边区范围内发起三次革命歌谣搜集和整理热潮，并通过文本形式对革命记忆加以定型，完成由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导向、记忆局限以及新民歌创作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意或无意重构革命歌谣的现象，以服务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形塑的需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歌谣政治化产物的革命歌谣始终围绕着政党和国家发挥不同的政治功能。步入二十一世纪，革命歌谣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战争年代中共运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实践和经验，或许能够为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重返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提供有益借鉴。收起

关键词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政治功能传播体系鄂豫皖苏区

8. 曾国藩与晚清学术

[学位论文] 张鑫洁郑州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二月河共439页

摘要 : 晚清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得以形成的土壤。曾国藩“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治学思想是形成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曾国藩在形成自己的治学思想后，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因素，大力刊刻经史典籍，振兴... 展开晚清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得以形成的土壤。曾国藩“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治学思想是形成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曾国藩在形成自己的治学思想后，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因素，大力刊刻经史典籍，振兴义理之学，提倡文教复兴，影响了晚清学术的发展。本文旨在梳理曾国藩的人生经历，探析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勾勒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发展特点及与晚清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文共有四大章节，第一章《京官时期：学术思想系统化》，主要论述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人际往来的关系。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治学体系，除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及个人的政治地位有关外，还与他在京期间的人际往来有很大关系。唐鉴、何绍基、刘传莹、吴敏树等均是在此时期与曾国藩相识相交，曾国藩在理学大师唐鉴提点下，治学以义理为依归。何绍基“艺道一也”的诗文创作理念，为曾国藩喜好诗文的个人兴趣提供了依据。刘传莹看待门户之见的豁达，帮助曾国藩正视汉学的价值。吴敏树是曾国藩一辈子的文字交，但二人在古文创作理念上却未能达成共识。曾国藩正是在汲取他人学术精华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学术体系。第二章《安庆时期：学术思想实践化》，主要探究了未平定战乱之前，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以及曾国藩刻书活动的开展情况。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开始了领兵生涯。战争的残酷让曾国藩看到了人材与西学的重要性。他开始大力招揽人材，张文虎、莫友芝、刘毓崧、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赵烈文、周腾虎、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等纷纷投奔。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组织刊刻《船山遗书》与《仿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二书，这是曾国藩复兴文教的前奏。对曾国藩自身而言，他从未因军事斗争的艰苦而放弃读书，经过军事洗礼的曾国藩，益发坚定读书以经史为根，对读书与做人，也有了更深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曾国藩此时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第三章《金陵时期：学术思想政治化》，主要论述了曾国藩是如何实现学术与治术的融合，如何将自己的治学思想转化为政治口号。攻克金陵后，功成名就、居安思危的曾国藩考虑更多的是复兴文教，号召士绅阶层为清王朝服务。一方面，他正式成立金陵书局，招揽汪士铎、刘寿曾、戴望、刘恭冕等入书局，并加大刊刻经史典籍的力度，《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十三经注疏》、《曹集诠评》等均在此时期成书。另一方面，曾国藩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条件，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明确提出“义理为先”的治学理念，原本属于个人的治学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政治口号。曾国藩希望通过重塑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改变世风日下，吏治败坏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政治化的真正目的所在。第四章《曾国藩与晚清学术中兴》，主要分析曾国藩对晚清学术中兴的贡献与影响。在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后，曾国藩实现了由“学习者”向“传承者”的角色转换。作为传承者的曾国藩，恪守儒家文化阵地，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坚持传统的教育方式、固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积极扶植古文力量以及以吏治浸润儒术的人才培道之道。虽然在战争中看到了西学的价值，但他对西学并非推崇，仅视为“技艺”而已。曾国藩幕府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幕府之一，其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学术舞台。曾国藩在保持自己学术思想独立性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容纳了多种声音。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中，莫友芝、张文虎、汪士铎、赵烈文是极具代表性的。从学术思想的异同出发，为探讨曾国藩幕府文化活跃的原因以及曾国藩的文化影响力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曾国藩创造的晚清中兴，为军事与文化两大战场的中兴。在军事斗争中，他以文化为思想武器，又凭借军事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影响，并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效应——官书局的兴盛。投奔的文人墨客大部分成为是曾国藩文化战场的主力。之所以选择曾国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的社会冲击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一则传统的“读书—科举—经世”人生理想被搁浅；二则原有生活平衡被打破，贫穷加剧。人生理想的破灭、安定生活的荡然无存、离乡背井的苦闷以及个人命运在战争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为力，都压迫着莫友芝、张文虎等博学之士不得不寻求强大的政治力量以求庇护。他们无不支持曾国藩的平叛之举大唱赞词，对曾国藩的文教事业竭尽全力。对曾国藩而言，人材是兴国的关键。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作，才有了曾国藩创造的晚清中兴。收起

关键词 : 晚清时期曾国藩金陵书局学术思想

9. 汉赋名物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李小白郑州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刘志伟共437页

摘要 : 名物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之知识体系的物化，制度是人们适应自然而借助物化体系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然“三代损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因此，本文所谓“名物”，即指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一切自然及人文之“物”。所谓“制度”即指系统化... 展开名物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之知识体系的物化，制度是人们适应自然而借助物化体系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然“三代损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因此，本文所谓“名物”，即指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一切自然及人文之“物”。所谓“制度”即指系统化、经典化的规范、样式。“名物制度”就是人文精神对于“物”之渗透及观照，是对特定时代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乃至自然事物之制度的整体认知与把握。以体“物”为主要特征的汉赋，借助于“名物制度”的特定表达，将三代以来知识体系与文明成果，融汇于文学的艺术化系统构建中，从而使其文学创作真正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成为最能表现汉人文化心灵结构和审美风尚的重要文学载体。本论文首先对汉赋“名物”进行词频统计，以准确发现赋作家创作关注点;实地勘察以“活”化对文献资料与文学描写对象原貌的认知，最大限度还原文学生态;通过图像文字对比，以找出不同质文献间的异同，进而勘正其中存在的谬误。在此基础上，对汉赋典型名物及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考镜源流以求其真，训诂考据以求其流变，勘察文字以析辨其义，文献互证以参其谬伪，“左图右书”以详其情貌，最大限度地复原其文学本真样貌。论文共分十部分，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围绕汉赋名物制度考释，汉赋名物制度产生的背景与特征、发展及嬗变展开讨论。考释部分，按照天、地、人、事、物的传统类书编排顺序，分五章重点讨论汉赋天文类、地理类、都城官室类、生活类、动植类名物制度。第一章，对汉赋突出的天文名物进行疏证，分析其所蕴含的天象符命、分星分野、观象授时等制度，指出那些曾为史官、星官的赋作家，其赋作所描写的天文名物才具有特别象征内涵。第二章，主要围绕居中为尊、画野分州、山川信仰等地理制度，就古人注疏之阙漏、前贤考证之误解，予以剖明，分析其蕴含的中央四方、帝王巡狩制度以及山川文化符号、祠祭信仰对赋作的规定性影响，指出汉赋对承天应命、“天人合一”学说所做的宣政努力。并以“杜霸”“五陵”为例，探讨人文地理名物演变成为文学制度的轨迹。第三章，分别就京都赋之名物体现，揭示其遵循的建都制度及赋作家的政治主张;就五都赋呈现的名物，揭示其“天下一统”的货殖思想;就“三雍”形制问题，揭示“东都”赋中表达的礼制含义，找寻儒家经学观念以及谶纬学说对文学侵染之根源。第四章，通过屏风、几筵、燕器、乐器、舞具，以及天子出行所用车舆、卤簿和士人所服的冠履等名物，点明其蕴含的君王之仪、君子之制。并通过实证之法，析出既有文献所未发现之新义，揭示汉人礼乐复兴的努力、文化审美倾向的转变，以及士人独立意识觉醒对汉赋的影响。第五章，就草木象征的政治意蕴、搏伏猛兽蕴含的服猛意识、特殊鸟类的文化内涵等问题，进行深入发掘，阐释其中名物与文学制度之间的关系。第六章，详察汉赋名物制度凸显的时代原因，通过其名物描写的变化，揭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与主流思想变化对赋作家创作倾向的影响，进而辨明汉赋之名物并非只是赋作家们单纯的骋才炫博的事实，明晰了汉赋这一精英文学与时代主流思想的关系。第七章，结合汉赋名物分期特征，勾勒汉赋名物制度的发展轨迹;分析四百余年汉赋兴衰的根本原因;指出汉赋宣政功能与表情作用交替凸显的内在动因;揭示出在文化发展、文学自觉、士人努力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汉代文学逐渐走向成熟独立的事实;得出名物是汉赋的突出特征，制度是汉赋的精神所在的结论。第八章，围绕汉代建筑之壮丽、汉人衣冠之制度，汉代士人生存之状态三大主题，选取“阙”“屦履”“蓬庐”等汉赋经典名物，对其嬗变及影响进行研究，系统展示这些名物从源流到分派的文学历史，指出其名物制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总结，分析其对时代文学意境的固化与提升，以及在后世文学中的重要变化。借此来体现汉赋名物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力。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较为客观、科学的概括总结，指出汉赋以名物而著章、循制度而约文的基本文学特征，阐述名物制度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以及开展汉赋名物制度研究对今后汉代文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收起

关键词 : 汉赋文学创作名物制度编排顺序

10. 越南汉文写本俗字研究

[学位论文] 黄莹郑州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何华珍共433页

摘要 : 本文以目前越南国家图书馆公布的汉文写本文献以及中越学界已出版的影印版越南汉文写本等作为材料来源，按题材、字体等选择其中俗字字形较为丰富的一百余种作为本文的调查对象，考察越南汉文俗字现象及规律，探讨越南写本文献之文字特徵。目前我们能... 展开本文以目前越南国家图书馆公布的汉文写本文献以及中越学界已出版的影印版越南汉文写本等作为材料来源，按题材、字体等选择其中俗字字形较为丰富的一百余种作为本文的调查对象，考察越南汉文俗字现象及规律，探讨越南写本文献之文字特徵。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越南汉文写本，大多属於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笔写文献，其所用字体基本为楷书、行书与草书。越南汉文写本俗字研究为近代汉字研究的内容之一。文章除附录外，主要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为选题缘起、越南写本资源概说以及相关概念的说明。第二节交代本文所用的越南汉籍写本材料，随之论述本选题研究的文字学意义。第三节为相关研究综述。第四节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理论。第二章越南汉文写本传承俗字构形研究。越南写本传承俗字即中越通用俗字，对其进行构形研究，可参考我国俗字构形研究的相关成果。而我国俗字构形分析中尚存在一些争议的问题，故本章第一节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节则将越南汉文写本中的传承俗字分为简化俗字、繁化俗字、位移俗字、部件改换俗字、讹变俗字、揉合俗字、书写异化俗字、草书俗字、源於古文的俗字等九类，并分别举例探究。第三章越南汉文写本变异俗字研究。变异俗字代表了越南国别特色，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为变异俗字的构形研究，分为简省变异、形声变异、会意变异、符号变异、讹俗变异、草写变异、草书楷化变异、整体变异等类型。第二节为越南写本变异俗字的分层研究。运用文献调查与对比分析的方法，确定越南汉文写本中变异俗字的层次，分为核心变异俗字、一般变异俗字与扩散性变异俗字三种类别。第三节为越南汉文写本俗字释例，选取形体较为丰富的俗字字形进行描写与分析。本章发掘了一些越南变异俗字新字形，对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研究具有学术意义。越南写本俗字中，草俗字与简俗符号构成的俗字形体丰富多样且新颖，有重要的文字研究价值。本文遂列专章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即本文的第四章与第五章。第四章越南汉文写本草俗字研究。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为越南汉字书法及其特点。第二节为越南汉文写本草俗字字根探析，本节选取常用的草字字根，进行归纳分析，并与我国草字相对比，以此说明二者之间的传承与演变关系。第三节从偏旁入手，考察越南草字中偏旁变体以及偏旁之间的相混情况。第四节选取越南草字中有特色的部件进行描写与分析。第五节为草字相混述例。第五章越南汉文写本俗字的简俗符号研究。包括替代符号与重文符号在越南写本俗字中的构形情况。第六章东亚视域下的越南汉文写本俗字研究。符号替代类俗字，是东亚俗字构形中的一道奇异风景。本章将梳理越南俗字中的多种代表性替代符号，如草书符号“(ぃ)”“品”字形重复部件的简化、符号“匕”“寸”“厶”等，同时结合东亚汉籍文献，探讨符号替代类俗字在越南及日本、韩国等东亚汉字圈的源流变迁。第七章余论。分为三部分，本文的研究创新、研究不足以及今後的研究课题。附录《越南汉文写本俗字汇编》，深入调查了一百余种越南汉文写本文献，对其中的俗字进行调查采样，并辑录俗字字形与字形所在例句。收起

关键词 : 越南汉文写本俗字字形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