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马晓玲郑州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徐正英共471页

摘要 : 《大戴礼记》是一部重要的礼类基本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其编者及时代、与《礼记》关系、文本校释、各篇内容、研究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以来上博简、郭店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增添了新材料... 展开《大戴礼记》是一部重要的礼类基本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其编者及时代、与《礼记》关系、文本校释、各篇内容、研究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以来上博简、郭店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增添了新材料，提供了新机遇。本文结合传统研究成果及新材料，以《<大戴礼记>文本的生成、流传及思想研究》为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阐释。汉仪规划、礼制建构和礼学改革是汉代礼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后苍及其弟子戴德、戴圣是礼学传承的中坚人物。戴德生年不早于前99年，卒年大约在前37至前23年间，礼学成就有三:拟定《士礼》十七篇次第、撰写《丧服变除》、编选《大戴礼记》。担任太傅期间，为教导之便从《后氏曲台记》、《礼古经》、《礼古记》、《曾子》、《孔子三朝记》、《荀子》等文献中，选择相关篇章加工整理撰成《大戴礼记》，西汉戴德编《大戴礼记》的史实不容置疑。戴圣从《后氏曲台记》、《礼古记》、《荀子》、《曾子》中，选择相关篇章进行加工整理撰成《礼记》。“小戴删大戴说”、“驳斥小戴删大戴说”，均有一定合理性，“增广小戴说”不可信，“增广后苍说”较为合理，《大戴礼记》与《礼记》是戴德、戴圣各自编选的不同礼学典籍。《大戴礼记》在汉仪规划和礼制改革中的作用不明显，但仍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备参资料之一，促进了《仪礼》定本的形成和流传，地位虽不如《仪礼》、《礼记》，但不可或缺。《大戴礼记》现存40篇的成篇时代不同，《夏小正》、《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投壶》、《公符》等5篇约成篇于战国前期，《主言》、《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武王践阼》、《文王官人》等22篇约成篇于战国中期，《卫将军文子》、《五帝德》、《帝系》、《礼三本》、《劝学》、《曾子天圆》、《本命》、《易本命》等8篇约成篇于战国后期，《盛德》、《明堂》、《朝事》、《礼察》、《保傅》等5篇约成篇于西汉时期。《大戴礼记》与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43种先秦两汉典籍存在内容重见情况，重见类型大致可分为整篇重见、历史故事重见、经传结构重见、语教重见四类，之所以形成重见情况，既有义理和事理相同的普遍性原因，又有因戴德太傅教导职责博采众长融为己说的独特性原因。这些重见比较既有助于《大戴礼记》文本的校勘和说解，为重新校勘整理奠定基础，又可以为上古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还可以加深对先秦两汉的撰作方式和先秦两汉典籍体例的认知。《大戴礼记》文本有引述、传习、校勘、注解4种流传模式。东汉至明代引述者较多，北周时有卢辩传习，宋元明时朱熹、王应麟、杨简、方孝孺等人多单篇研究。清代戴震、卢文弨、汪中、王树枏、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专于文本校勘，孔广森、汪照、王聘珍、康有为、戴礼则精于文本注解。通过纵向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大戴礼记”名称的时代变化。“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至少有“大戴礼”、“大戴记”、“戴德礼记”、“礼记大戴”、“礼大戴记”、“太傅礼”等6种异称，每一种名称的背后，都包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大戴礼记”是名副其实的最规范名称。《大戴礼记》传世版本是13卷刻本，南宋韩元吉最早刊刻。韩元吉刊刻前至少产生过85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13卷本、10卷33篇本、10卷35篇本、13卷40篇本7种版本。卢辩注本的底本是桥仁编选本，汉晋古注和唐宋类书征引时依据的是85篇本，韩元吉将范祖禹藏13卷本与卢辩注本合刻的13卷本是今13卷刻本的源头。 85篇在西晋至北宋之间散佚，40篇从西汉流传至今，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如天道观、为政思想、君子之道思想、伦理思想、文学观等。天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自然法则是天然合理不可改变的，这是孔子重视天道的原因。礼是天道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方式之一，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礼的设计处处依效仿自然，礼与天道相符合，由此便取得形而上的根据，此为《大戴礼记》的天道观。为政思想侧重于三点，一是要成为合格的君王，成为合格君王既要成其身又要会爱人，二是隆礼，即尊礼、重礼，三是要尊贤重贤，即成身、爱人、尊礼、重贤。为政的终极目标是推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大夫、士等阶层的行事之道，也是庶人效法和学习的为人之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把君子人格为修身的最高目标。伦理思想至少表现在孝道思想的阐发和伦理观的确立两方面，孝道思想包含有家庭伦理之孝、社会伦理之孝、政治伦理之孝三个层次，伦理观有仁爱观、道德观、男尊女卑观三种。文学观体现在四个方面:包含有语录体、问对体、品评体、铭、祝、谱牒等文体形式;使用了比喻、对偶、排比、顶真、象征等修辞手法，包含有修辞观的论述，例如“言不务多”、“达而勿多”，情文俱尽，是否符合礼义作为评判言辞好坏的标准;包含有一定的文学批评观，如伦理化的自然审美倾向，崇尚质朴，同时又贵本亲用，追求情文俱尽，而关于气的论述是后世文气说的滥觞。附录收录了研究《大戴礼记》不可或缺的资料，如相关的辑佚文献、出土文献、历代书目著录，辑录的序跋文献，研究论文提要补录(2000年-2013年)等。收起

关键词 : 《大戴礼记》文本生成历史流传文学思想

2. 上博简孔子言论研究

[学位论文] 常佩雨郑州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徐正英共380页

摘要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是指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来的一批战国楚地竹简。这批竹简包括lOO余种战国典籍,绝大部分是历史上未流传的珍贵文献,包括儒家、道家、兵家等各类文献。其中涉及孔子言论(包含“予曰”、“... 展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是指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来的一批战国楚地竹简。这批竹简包括lOO余种战国典籍,绝大部分是历史上未流传的珍贵文献,包括儒家、道家、兵家等各类文献。其中涉及孔子言论(包含“予曰”、“孔子曰”、“夫子曰”等)的文献目前已整理发表13种。本文主要利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及语言文字考释方法,对《鲁邦大旱》、《仲弓》、《孔子见季桓子》、《君子为礼》、《弟子问》等五篇上博简孔子言论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一、考察各篇孔子言论竹简的形制特点;二、总结前期上博简整理、研究成果,尝试对散乱残缺的简文进行简序编联与缺字增补,对简文进行文字隶定考释与文本整理;三、分析上博简孔子言论的语言学、文献学、思想及文学价值。引言部分:论述本选题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论文框架及研究方法等。第1章《上博简(鲁邦大旱)考论》:《鲁邦大旱》记载了孔子为鲁哀公抵御旱灾所献“正刑与德”对策的言论.体现了孔子的刑德观与宗教观。其精神实质是神道设教、德刑并重而以德为主,赞同用珪璧币帛祭祀山川的宗教仪式。《鲁邦大旱》中的孔子言论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第2章《上博简＜仲弓＞考论》:《仲弓》是久佚的先秦儒家文献,它全面阐述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对于探讨《论语》成书问题及认识孔子政治思想有重要文献价值。本章考察了《仲弓》的形制,指出其保存了简牍篇题及编联状况的真实资料。对简序进行重新编排和分段疏证,并探讨孔子政治思想的若干重要内容:孔子重视政治与人民、宗教的关系,重视政治集团内部上下级的关系,重视选贤、身心修养与政治的关系。《仲弓》作者当包括孔子、仲弓及无名文本写定者,文本写定者当为仲弓弟子或再传弟子,文本写定时间应在战国早期或早中期。就文体发展看,《仲弓》开创了记载孔子言行的风气,多采用商周史官记言文的对话体,标志着我国说理散文在孔子第一、二代弟子手中逐渐走向成熟。第3章《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校理》(一):本章包括简文形制、简序编联两节。简文共27简,557字,与其他各篇相比,篇幅较长,弥足珍贵。简文集中反映了孔子法古兴鲁、仁政赐爱、司不失人等政治观、伦理观、管理思想,尤其是论及“二道”(“仁”与“不仁”)观念,对恢复先秦鲁国史与儒家政治哲学具有独特价值,大大丰富了孔子作为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第4章《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校理》(二):本章立足《孔子见季桓子》竹简字形,大量考察简文字形的形体变化(包括甲骨文、金文、传抄古文、其他战国文字等字形),对第一编联组(简1、4、20、3、24、21)简文中22个疑难字形进行深入探讨,整理出该篇文献的基础文本. 第5章《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校理》(三);本章立足《孔子见季桓子》竹简字形,大量考察简文字形的形体变化(包括甲骨文、金文、传抄古文、其他战国文字等字形),对第二编联组(简16、9、6、10、8)简文中14个疑难字形进行深入探讨,整理出该组文献的基础文本。第6章《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校理》(四):本章立足《孔子见季桓子》竹简字形,大量考察简文字形的形体变化(包括甲骨文、金文、传抄古文、其他战国文字等字形),对第三编联组(简12、2、7、26、14、11,22、19、17、18、13)简文中32个疑难字形进行深入探讨,整理出该组文献的基础文本。第7章《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校理》(五):本章立足《孔子见季桓子》竹简字形,大量考察简文字形的形体变化(包括甲骨文、金文、传抄古文、其他战国文字等字形),对第四编联组(简15、5、27)、散简组(简25、23)简文中7个疑难字形进行深入探讨,整理出该组文献的基础文本;对新校理简文进行翻译;探讨《孔子见季桓子》的思想内涵。第8章《上博简＜君子为礼＞考论》:本章考察了《君子为礼》这篇孔子言论文献,认为其集中反映了孔子的礼学观念。对其进行简文释读,简序编联;比照传世文献,探讨其礼学内涵:孔子认为君子行事当依于仁,言、视、听、动均合于仁,才有益于修身;君子须与人分享智、贵、富;多得严师益友砥砺修身。此篇文献对研究早期儒家礼学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具有重要价值。第9章《从上博简＜弟子问＞看孔子的言行观》;《弟子问》作为一组孔门师生课堂答问的真实记录,集中展现了孔子的言行观。孔子提出“言行相近,然后君子”,“巧言令色,未可谓仁也”等论题,与《论语》、《孔子家语》等传世文献及上博简其他孔子言论若合符节。通过与传世及出土文献比观,可见孔子的言行观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建构,包括言语要信实,出言要慎重,反对巧言令色,言行应高度一致等。孔子通过言行观教育来培养君子人格。本章尝试补足了两处阙文。《弟子问》为系统认识孔子言行观及政治思想提供了新材料,对全面辨正“《孔子家语》伪书”说,尤具重要文献价值。第10章《上博简孔子言论价值考论》:分别讨论了上博简孔子言论文献的语言学、文献学、思想及文学价值。包括上博简孔子言论在内的出土文献,为研究早期儒家提供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新材料,有助于人们准确释读同类楚系文字与其他古文字资料,科学校读先秦秦汉古籍,为考察原始儒家思想奠定文献基础,重新考察先秦散文发展史,极具重要的语言学、文献学、思想及文学价值,值得充分重视。附录第1章《上博简等孔子言论观照下的＜孝经＞成书时代与作者复议》:《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地位独特,影响深远。从文本的名称、传播、体裁、思想源流、衍生形态等方面推测,《孝经》当成书于战国早期。关于《孝经》作者,大约有九种说法:孔子自撰说、曾子所录说、子思所作说、七十子之徒遗书说、齐鲁间儒者附会说、孟子门人所著说、汉儒所作说、折中说、曾子门人编录说等。从先秦古书成书体例、思想内容、出土文献旁证等方面考察,尤其是以新出土上博简孔子论孝言论为参照,我们认为,曾子门人乐正子春编录说较为妥当。附录第2章《上博简等孔子言论观照下的＜论语·子罕＞首章句读新论》:《论语·子罕》首章大约有八种代表性句读方法。通过综合分析《论语》文本、尤其是以上博简等出土文献中多种孔子言论为参照,我们发现,孔子很少说到“利”,而多次谈论“命”、“仁”。孔子信从命与仁的观念。《子罕》首章句读应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以上博简为代表的孔子言论出土文献,在帮助研究传世孔子文献时,发挥了值得重视的独特作用。总之,本文通过对五篇上博简孔子言论文献的探讨,获得了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新认识,加深了人们对于原始儒家及春秋战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了解。这一探讨将有助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收起

关键词 : 战国时期楚地竹简孔子言论文献整理文学思想

3. 唐代试判研究

[学位论文] 陈勤娜郑州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徐正英共282页

摘要 : “判”是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之一，在唐代以前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其产生之初，原本是政府官员用来处理行政司法事务的公文，在唐代用于取士选官，便产生了“试判”这一特殊类型。本文所研究的唐代“试判”，既包括唐代官方主持的各类... 展开 “判”是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之一，在唐代以前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其产生之初，原本是政府官员用来处理行政司法事务的公文，在唐代用于取士选官，便产生了“试判”这一特殊类型。本文所研究的唐代“试判”，既包括唐代官方主持的各类选官活动中创作的官试判，又包括唐人为了在这类考试中取得优秀成绩，私下练习自测的私试判和用来参考模仿的程式试判。由于铨选制度的影响，试判在唐代极为兴盛，成为唐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唐代试判，对全面理解唐代文学和文化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取士选官的政治制度入手，从考试学的角度，对“试判”这一文本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主要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唐代判文概述根据文献资料，对唐代判文文献进行梳理，分别考证论述亡佚和传世的唐代判文文献，梳理出唐代判文文本约一千三百篇。将唐代判文分为试判、案判和杂判三类，其中现存试判文本为一千一百八十五篇。其它为案判和杂判。第二章唐代试判制度考述本章分别对唐代流外入流、春关、铨选和书判拔萃科以判为试项的选官活动进行论述，通过参加选官活动的考生人选及其知识构成、考试录取的比例、试判对选官活动的影响，分析试判在选官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流外入流的考试对象是以勋戚子弟为主的流外官，试判难度低，录取标准宽松，常被批评流于形式;春关试判主要针对刚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的及第者，试判优劣影响他们参加铨选时间的早晚;相比而言，试判在铨选活动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铨选要求每位选人试判的水平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不予授官。而且，达到一定标准的选人，试判的优劣高下还影响到他们所授官职的好坏。唐人参加铨选需要符合一定的年限“资格”，如果擅长试判，则可以提前参加书判拔萃科的科目选试，完全由试判成绩来决定是否登科和相应的授官结果。所以说，试判在唐代取士选官中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的。第三章唐代试判的形式体制本章将唐代试判的结构分为篇名、判目和判对三部分。首先，篇名疑为后人所加，从略。关于试判的判目取材，根据来源出处的不同，分为公务案牍式、经籍古义式和僻书曲学式三种类型。其中，公务案牍式指以州县案牍、时事疑议为判目的模式;经籍古义式是以官方指定的经史典籍为判目的模式;僻书曲学式是指以偏僻典籍和隐伏之义为判目的模式。唐代试判，最初取材于公务案牍，不数年的时间，其取材迅速转向经史典籍和僻书曲学，之后多种模式的判目并存。所以，由此造成相应的试判难度的变化，也是由易到难，之后保持着较为适中的难易程度。其次，分析判目的结构，将它们从内容上分为涉案人物、事件背景、事件过程、异议处断和抗辩词五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存在繁简程度不同的复杂式和简略式，所形成的判目也就呈现出详略不同的变化。应当注意的是，同一则判目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繁简程度往往是不同步的:有些判目对事件背景和事件过程的叙述较为详细，而抗辩词较为简略;也有些判目人物和事件简略，而疑议处置和抗辩词稍详。总之，各个组成部分的繁简程度常常是不同步的。涉案人物和基本事件是判目的核心组成部分，虽有繁简程度的不同，一般不会完全省略，而另外三部分都存在被完全省略的情况。另外，一些判目还存在同时省略多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再次，将判对的结构分为“判头”、“判项”和“判尾”三部分。其中判头也称为开题词，用于开篇对判目中的人、事、地或物进行背景定位;判项包括承接语、述题语和析题语三部分，是对文最重要的组成结构，用于复述案情，并进行援经据典的论证说明;判尾又称判决词，对判目案情进行是非曲直的裁判和断决。最后，分析“判对”的文学特征，其中包括判文语言形式的发挥和陈述表达的艺术性。语言形式上的发挥，包括对偶的精致和讲究，音韵的平仄和谐等;判对的陈述方式，有对事件背景由来的铺叙说明，有对人们遭遇的关心同情，有以古典故事为例的说理论证。既表现出作者临政治民的吏能，又展示了其文学创作的才华。第四章唐代试判的题材通过对试判文本的分析，我们引进现代法律学概念，按照判目中提供的“案件”性质的不同，将它们分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及其他案件几个方面，论述唐代试判涉及的题材内容。并且，我们还对比试判题材与唐代现实案件的不同，分析试判题材作为考试内容的特殊性:既与现实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内容的判断有一定的难度，又有相对一致的答案;试判有很多出于经史典籍的材料。我们分析，这些特点都与试判用于取士选官的活动有关。第五章唐代试判的判断依据本章主要分析唐人试判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及其特点。首先，唐人以律、令、格、式等形式的律法作为判断是非曲直、裁断功过赏罚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试判依据律法进行判决，表现出取近舍远、取高舍低的特点:即对某一事件的规定，在不同时间颁布的不同律法发生矛盾时，以离事件更近的律法为主;在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和普通规定有矛盾时，取更高级别的规定为依据。其次，我们分析认为，唐人以承载儒家精神的“经史”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内在的依据。唐人以经史为依据，首先表现为经史中记载的古代制度，其次是儒家经义的崇礼、仁爱、孝悌、忠义等精神，以及承载这种精神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如圣贤、圣贤子弟，儒学大师、循吏良吏等。人们在不同的儒家精神之间，取为判断依据时，往往以仁爱和孝悌为其中的最高依据。再次，通过实际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唐人除了严格依据律法、经史的内容来判决外，还常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时度势的变通。最后，我们发现，不同人对同一件事，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处理意见。通过对文本的详细分析，认为这种同事不同判的现象，是由人们判断事件时依据律法还是经史、处置的宽严、是否变通等原因造成的。收起

关键词 : 唐代时期试判文本选官活动形式体制判断依据

4. 明清中原《诗经》学文献研究

[学位论文] 曹自斌郑州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徐正英共225页

摘要 : 对于明清中原《诗经》学的考察，本文分为十二章，每章又分为若干小节，论述涉及重要学者十一人，计有:陈耀文、朱睦(桴)、汤斌、张沐、冉觐祖、刘青芝、武亿、陈孚、张调元、王嗣邵、魏寅采;重要学术流派有三个，即以汤斌为代表的“潜庵学派”、以张... 展开对于明清中原《诗经》学的考察，本文分为十二章，每章又分为若干小节，论述涉及重要学者十一人，计有:陈耀文、朱睦(桴)、汤斌、张沐、冉觐祖、刘青芝、武亿、陈孚、张调元、王嗣邵、魏寅采;重要学术流派有三个，即以汤斌为代表的“潜庵学派”、以张沐为代表的“起庵学派”、以武亿为代表的“授堂学派”。通过对主要学者《诗经》学方面的文献著作梳理以及主要学术流派中门人、弟子、交游等相关的《诗经》学论述的整理，研究中原《诗经》学学者《诗经》学思想的来源、自身《诗经》学著作的思想特点及治学方法，以及他们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最终形成对中原《诗经》学地域特色的探讨。具体分章如下: 第一章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原《诗经》学文献的整理，对已佚和现存的《诗经》学文献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并对明清时期的《诗经》学作以整体性的概述。第二章通过对陈耀文学术思想来源及其《经典稽疑》的分析，认为在明中后期复古思潮影响下，部分学者开始重视恢复“汉学”的治学方法。陈耀文的《诗经》学研究重点在于训诂考证，征引材料翔实可信，所得结论未必全然，但在“心学”影响下能够潜心采用“汉学”来研究《诗经》则难能可贵。陈耀文本于“汉学”研究《诗经》的理路，对当时中原《诗经》学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第三章通过对朱睦(桴)学术思想来源及其《五经稽疑》的分析，认为与陈耀文生活差不多相同时代的朱睦(桴)在治学方法上也深深被复古思潮影响，以复古“汉学”为己任，采用“汉学”的治学方法，考证诗文本义。虽尊“汉学”却不拘泥于汉儒所论，能够杂采众家以求义理于经文，也是朱睦(桴)《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与陈耀文一起，对中原《诗经》学在“心学”影响下，采用“汉学”研究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第四章通过对汤斌生平、门人弟子、家学及其学术思想来源的考察，认为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到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其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其《诗辑解》对于《诗经》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治学方法上形成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准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第五章通过对张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张沐学术出于“阳明心学”而又归于“程朱理学”，与孙奇逢学术思想应同出一流。通过对张沐《诗经疏略》的梳理分析，认为张沐是清初中原学者中十分坚定主张遵《序》以解诗的学者，其认为《序》为孔子所删定，必须以《序》解诗才能准确阐释圣人之道。并且提出“诗有敷陈断论二体说”。张沐在《诗经疏略》中具体的解诗方法以“心学”思想为主，又参之以“程、朱理学”，又采用了一些训诂考据的方法，对于先儒的论述，不专主一家而杂采众说。张沐弟子众多，其《诗经》学论述及其治学方法对其弟子如李经世、黄本訥、杨得秀、王章、阎良弼、马昌、邓九龄、史赞明、刘承业、黄之锡等人影响深远。第六章通过对冉觐祖学术思想来源的考察，认为其所涉及博而大，但其论述却言简意赅，经学方面兼采汉、宋而旨归于朱熹。其《诗经》学方面的著作九十四卷本《诗经详说》可视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但其中又间或辨证了朱熹解诗的观点，这说明冉觐祖在遵重朱熹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前者，有着自己的考证和论述。冉觐祖的《诗经详说》是明清时期中原《诗经》学最为详尽的一部著作，详至字义剖析，大至诗旨解读，参考众家学说，此书编排体例清晰，清代中原《诗经》学影响深远，对于清代官方修订诗经方面的著作也有参考价值。第七章通过对刘青芝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其学术思想主要为家传，刘青芝父亲刘宗泗与中州名儒张沐、冉觐祖、田兰芳以及关中大儒李颙交游深厚，其学术思想应是来源于中原学者较多。通过对刘青芝的《诗经》学著作《学诗阙疑》梳理分析，认为刘青芝的《诗经》学论述主宋代苏辙，对于《诗序》也主要采用一二句，具体解诗则参考有郑玄《毛诗笺》，结论主要攻击朱熹《诗集传》。第八章通过对武亿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其学术思想来源主要是“大兴二朱学派”，朱筠主治经学，注重文字训诂，认为经学本于训诂，读书必先识字的学术思想对武亿影响很大，主要是以字义求经意，以金石文字佐证训诂，解经宗汉，旁涉唐宋这几个方面。通过对武亿《群经义证》《经读考异》的梳理分析，认为武亿的《诗经》学思想及治学方法主要有:主张“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诗》通圣人之道;推崇郑笺，但并非盲目服从，能够疏通孔颖达碍滞不通处;对于《毛诗故训传》有辨证，有采用;杂采唐宋，有采用，有摒弃;精于训诂，长于金石文献佐证《诗》义的阐释等几个方面。而以武亿为代表的“授堂学派”，门人弟子学术也多有所成，如授堂家学武穆淳;授堂门人李洲、李渡;授堂私淑张宗泰。张宗泰能够在武亿《诗经》学论述的基础上尊诗序，纠宋儒之失，又能辨证武亿《诗经》学论述不恰当的地方，推动了整个学派《诗经》学研究的发展。第九章通过对陈孚及其《诗传考》的考察，认为陈孚的《诗经》学思想主要是遵《序》以解诗，所引用的先儒观点主要有郑玄、孔颖达、朱熹，解诗过程中又有考证。其最大的亮点是以《韩诗》佐证《诗》的解读而且数量很多，这种《诗经》学方法是清代中原《诗经》学著作中较少见的。第十章通过对张调元及其《京澳纂闻·毛诗》的考察，认为张调元的《诗经》学思想主要是遵《序》解诗，主张《序》不可改;重于训诂，采用“汉学”治学方法而多攻击朱熹《诗集传》。第十一章通过对王嗣邵学术思想的分析，认为清中叶后期“徽派朴学”进入中原，王嗣邵经学思想主要受其影响。王嗣邵治经方法主要受到阮元、王念孙的影响。其《毛诗析疑》主要是以训诂考证为出发点，参考诸家学说，以《毛诗诂训传》为旨归，辅翼《毛诗诂训传》而作。受阮元还原经文原貌的学术思想影响，王嗣邵又析经、传各行其本，重新编校《古毛诗》以及《毛诗诂训传》。第十二章通过对魏寅采及其《毛诗古韵谱》的考察，认为魏寅采的《诗经》学研究有着清代“朴学”特色，也更多地受到了“徽派朴学”以古音求古义的影响。魏寅采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入手，重新划分韵部，逐篇逐句分析《诗经》中诗文的用韵情况，把《诗经》用韵情况归为六大类:“领韵”“虚字”“缓急韵”“夹韵”“分承韵”“上句用韵”。明确标注诗文中古音的读法，并且辨证了朱熹“叶韵”中诸多不恰当的地方。收起

关键词 : 明清时期《诗经》学术流派治学思想地域特色

5. 《礼记》人文精神研究

[学位论文] 李晓东郑州大学 2014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90页

摘要 :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传统积淀深厚，它展开于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道德论等诸多领域。《礼记》作为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它揭示了一个涵盖性很大的人文精神，从个人、家庭到族群、到社会、... 展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传统积淀深厚，它展开于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道德论等诸多领域。《礼记》作为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它揭示了一个涵盖性很大的人文精神，从个人、家庭到族群、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乃至宇宙万物。研究《礼记》所揭示的儒家人文精神，对于更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道德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意义。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观念也在逐步发展、变化，人们在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对天地鬼神的崇拜，以及对宗庙祭祀的理解中，理性意识逐渐觉醒。在天地人之间，《礼记》强调天地人一体，同时又推崇人在天地之间的特殊地位，中华文化逐渐发展出以人为主体的传统;在人神关系上，《礼记》强调以重人为主，以敬神为辅，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有明显增强;在祭祀理念上，逐渐由早先狭隘的祖先崇拜，发展为人文气息浓郁的社会伦理规范，发挥着敬奉先人、凝聚家族、安抚民心、和谐社会的功能。先秦儒家扬弃了传统“礼”文化中的神权思想，注重探求神道之中的人道意蕴，开始讲求重德设礼，使得中华礼文化实现了从宗教型文化到人文型文化的转变。先秦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关切。这种自我关怀，表现在个人上，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礼记》揭示了理想人格范式和实现路径，不管是塑造的“君子”形象，乃至更高层次的“圣人”形象，都无非是给人们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做人标准，确立一个人生的目标;这种自我关怀，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是试图依托“礼”来规范行为准则，构建一个家庭本位、亲情至上、男女有别、家国一体的安伦尽分的社会秩序;这种自我关怀，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反映了先秦儒家的正义感、责任感，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收起

关键词 : 《礼记》人文精神社会伦理规范理想人格

6. 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

[学位论文] 路雪莉郑州大学 2007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78页

摘要 : 第一章,较为系统全面地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历史.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着"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爱奇"取向等几个问题进行,而对每个问题的讨论几乎都分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整体而言,古代的讨... 展开第一章,较为系统全面地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历史.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着"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爱奇"取向等几个问题进行,而对每个问题的讨论几乎都分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整体而言,古代的讨论还较为肤浅,主要表现为评多而析少,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行为的褒贬,多于对"发愤著书"理论本身的褒贬,以评班固的评"《春秋》笔法"代替评"《春秋》笔法"本身等.近现代研究的范围基本是古代研究的延续而又略变狭窄,其根本变化在于对司马迁诸说均持肯定态度;其表现形式的变化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司马迁研究专著和单篇研究论文,新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亦始设司马迁文学批评专节;这一时期著名的研究者有梁启超、鲁迅、范文澜、郭绍虞、李长之等.当代表现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的全新特点,可划分为"文革"前转型、"文革"停滞、"文革"后兴盛三个阶段;丰硕成果集中于近三十年,表现形式以单篇论文为主,综合性司马迁研究专著和文学批评史、美学史著作中亦多设专节;传统课题的研究或继续深入,或时隐时现;近年‘‘传纪文学理论"论题的开辟、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及其审美观的集中阐释,都标志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层次的提高. 第二章,集中探讨司马迁的"立言扬名"情结.从其对礼乐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视、泛论君子以名不扬为耻、以"三不朽"理念说服朋友、以立言不朽自励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立言扬名"情结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并就其该情结形成的原因作了多方探索. 第三章,集中探讨了司马迁的文学自觉意识.一则,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对《史记》中关于纯文学与学术及经学区别使用的术语作了竭泽而渔式的清理、搜剔与认真辨析,以证司马迁已有明晰的文学意识.二则,系统清理分析了司马迁对屈原、贾谊、司马相如、邹阳、李斯、乐毅、鲁仲连、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司马穰苴等近二十人及其作品所作的文学性评价以证其文学自觉;三则,对《史记》中征引诗歌、歌谣、谚语数量之巨作了全面搜集统计,并统计了《史记》对文学活动细节的描述,以印证其文学意识的自觉.第四章,集中探讨了司马迁的文学生成理论.这一讨论仍以"发愤著书"说为核心,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系统的阐发. 第五章,集中探讨了司马迁的传纪文学创作论.分别就"实录"精神、"《春秋》笔法"、传纪创作中的"实录"与"爱奇"的统一、以人为审美核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褒善与贬恶的统一、材料的剪裁取舍、语言艺术的运用等问题作了系统条理的分析. 第六章,对司马迁的文学功能观列出了探讨提纲.认为司马迁已认识到文学的宣泄情感、张扬个性功能,歌功颂德功能,讽刺批评功能及陶冶性情功能. 第七章,列出了司马迁的文学风格好尚提纲.认为司马迁主张文品与人品高度统一,崇尚文采灿烂,推崇阳刚风格等. 第八章,讨论了司马迁的文学史观.探知司马迁有"时代盛衰决定文学盛衰"论,"地域文风差别"论等文学史观. 总之,本论文的框架是按博士论文设计的,力图在全面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集大成式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专著,然而在目前条件下,仅能做出少数成熟的章节,全部章节的完成当俟来日. 收起

关键词 : 司马迁文学思想历史回顾系统研究

7. 《诗经》中原七国国风研究

[学位论文] 陈昭颖郑州大学 2012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72页

摘要 : 《诗经》十五国风,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桧风》七国国风产生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稳定的历史、地理区域,也是我国文化和文明的发源地,更是《诗经》产生时期我国重要... 展开《诗经》十五国风,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桧风》七国国风产生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稳定的历史、地理区域,也是我国文化和文明的发源地,更是《诗经》产生时期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中原区域的七国国风不管在地域、历史、文化、诗歌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和相似性,从而区别于其他国风和《雅》《颂》。本文的重点便是以中原区域为关注点,将七国国风放在“中原”这一框架中做整体的考察,研究其产生地域、时间、作者身份,并在此基础之上,尽力还原国风产生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七国国风所共有的区域性的艺术特色。本文首先通过对七国国风中出现的地理方位名词、时间的信息、有关人物身份的字句进行研究,确认各国国风所产生的大致区域、时间和作者身份。产生区域是一首诗歌的地域背景,产生时间则可以研究出诗歌的历史、政治背景,其作者身份则代表着诗歌所表达的阶层信息,三者是确认一首诗歌情感表达的重要依据。于七国国风而言,其产生地域大致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时间是西周末至春秋的初中期,而作者大多为上层贵族。七国国风产生之际,正值七国国势不断走向衰微。首先,王室的没落,导致这些追随王室、因循守旧的老牌诸侯失去庇护和依赖,国势渐弱。其次,各诸侯国统治者本身又荒淫无度,篡乱相乘,缺乏积极向上的斗志和精神,因此逐渐落后于新近崛起的秦、楚、齐、晋等国,失去了乱世争霸的资格,而只是困顿于中原地区,抱残守缺,最终成为诸侯争霸的陪客甚至是牺牲品。处于这一历史变革中的中原贵族,敏锐的感受着这一无可逆转的变化和堕落而无计可施,只有付诸诗歌,以表达自身或消极、或哀怨、或冷漠、或清醒的情感。因此,中原区域的诗歌总体上来说是中原区域各诸侯国没落的贵族哀歌,以及他们在末世之际有意或无意的狂欢。中原各国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在当时代表着最顶峰的华夏文明。但是,物极必反,从中原各国的诗歌中,我们读到了古老文化的不断衰弱,是一种当文明渐至顶峰之时而出现的疲惫和塌软。不管是鬼神文化还是礼乐文化,都在渐渐的走向抛物线的另一端。但是,也正是因为古老文化的塌软和疲惫,以及当时国势衰落而导致的混乱与狂欢,使得七国国风之中出现了新鲜的文化元素,即关注人性和关注自我,抛却宗族、国家和社会等一切的大情感,将诗歌的注意力转向人本身,转向作为一切之主体的人自身的小情感,如男女之情、亲情和友情等。这是七国国风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转变预示着人这一主体开始走向文化关注和文学关注的中心。七国国风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与其他国风一样,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丰富的情感表达、多彩的人物形象、多样的行文方式以及多变的句式章法等都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但是其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一直被视为“郑卫之音”的艺术特色。《诗经》中的诗歌,或质朴,或古雅,但是中原国风却于质直古雅之中独具细腻柔和之感,仿佛是《诗经》中的“江南”,词调婉转、情感柔腻,具体在表现手法上如叠词和“兮”字的运用等。这一点是中原国风与其他国风以及《雅》《颂》在文学成就上的最大相异之处。收起

关键词 : 《诗经》中原七国国风艺术特色

8. 《左传》赋诗研究

[学位论文] 毛振华郑州大学 2005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66页

摘要 : 作者尝试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作一具体探讨。赋诗起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诗、舞、乐三位一体的典礼性赋诗远在《左传》所载最早的一次赋诗之前是无疑的。只是随着“礼崩乐坏”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典礼性赋诗被各种形式... 展开作者尝试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作一具体探讨。赋诗起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诗、舞、乐三位一体的典礼性赋诗远在《左传》所载最早的一次赋诗之前是无疑的。只是随着“礼崩乐坏”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典礼性赋诗被各种形式的会盟宴享所利用，赋诗摆脱了单纯的礼仪性的功能而凸现其文字意义。　　纵观《左传》赋诗，以鲁人、晋人、郑人等为主，兼有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宋人等。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郑人赋诗十八次，其中赋《郑风》八首九次，《郑风》在郑人所赋诗中达一半之多，其它各国无论赋诗还是引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可以看出郑人对《郑风》的重视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赋情诗能很好地调节外交场合中的氛围。鲁人赋诗最多，从鲁人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其对《诗》运用的娴熟程度。赋诗与礼乐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鲁人的赋诗昭示着其礼乐文明的发达程度。晋国与宗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晋人赋诗也较为常见，从赋诗就可窥见其灵活的外交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等也加入了赋诗的行列，虽然它们赋诗篇次较少，但赋诗及其附带的仪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促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对华夏民族的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赋诗对赋体的产生和发展，对《诗》的流传和阐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泛的用诗还加强了《诗》的权威性和经典性。　　收起

关键词 : 《左传》赋诗活动春秋时期社会功能

9. 《史记》引用《左传》研究

[学位论文] 吕俊郑州大学 2012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64页

摘要 : 司马迁私淑孔子,典范《春秋》,撰成《史记》。《史记》作为史书,记事源自史实,不会凭空杜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如何编史时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罔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展开

关键词 : 司马迁《史记》《左传》取材春秋时期史学观

10. 《洛阳伽蓝记》人物研究

[学位论文] 胡姝梦郑州大学 2014年硕士导师: 徐正英共63页

摘要 :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齐民要术》、郦道元《水经注》被称为北魏三部杰作。《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京洛佛寺的兴衰，反映当时的政治、风俗、掌故以及地理等情况，具有很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全书分为五卷:卷一城内、卷二城东、卷三城南、卷... 展开

关键词 :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北魏文学人物分类跨地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