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尝试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作一具体探讨。赋诗起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诗、舞、乐三位一体的典礼性赋诗远在《左传》所载最早的一次赋诗之前是无疑的。只是随着“礼崩乐坏”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典礼性赋诗被各种形式的... 展开 作者尝试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作一具体探讨。赋诗起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诗、舞、乐三位一体的典礼性赋诗远在《左传》所载最早的一次赋诗之前是无疑的。只是随着“礼崩乐坏”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典礼性赋诗被各种形式的会盟宴享所利用，赋诗摆脱了单纯的礼仪性的功能而凸现其文字意义。　　纵观《左传》赋诗，以鲁人、晋人、郑人等为主，兼有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宋人等。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郑人赋诗十八次，其中赋《郑风》八首九次，《郑风》在郑人所赋诗中达一半之多，其它各国无论赋诗还是引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可以看出郑人对《郑风》的重视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赋情诗能很好地调节外交场合中的氛围。鲁人赋诗最多，从鲁人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其对《诗》运用的娴熟程度。赋诗与礼乐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鲁人的赋诗昭示着其礼乐文明的发达程度。晋国与宗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晋人赋诗也较为常见，从赋诗就可窥见其灵活的外交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等也加入了赋诗的行列，虽然它们赋诗篇次较少，但赋诗及其附带的仪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促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对华夏民族的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赋诗对赋体的产生和发展，对《诗》的流传和阐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泛的用诗还加强了《诗》的权威性和经典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