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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晚清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得以形成的土壤。曾国藩“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治学思想是形成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曾国藩在形成自己的治学思想后，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因素，大力刊刻经史典籍，振兴... 展开晚清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得以形成的土壤。曾国藩“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治学思想是形成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曾国藩在形成自己的治学思想后，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因素，大力刊刻经史典籍，振兴义理之学，提倡文教复兴，影响了晚清学术的发展。本文旨在梳理曾国藩的人生经历，探析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勾勒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发展特点及与晚清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文共有四大章节，第一章《京官时期：学术思想系统化》，主要论述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人际往来的关系。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治学体系，除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及个人的政治地位有关外，还与他在京期间的人际往来有很大关系。唐鉴、何绍基、刘传莹、吴敏树等均是在此时期与曾国藩相识相交，曾国藩在理学大师唐鉴提点下，治学以义理为依归。何绍基“艺道一也”的诗文创作理念，为曾国藩喜好诗文的个人兴趣提供了依据。刘传莹看待门户之见的豁达，帮助曾国藩正视汉学的价值。吴敏树是曾国藩一辈子的文字交，但二人在古文创作理念上却未能达成共识。曾国藩正是在汲取他人学术精华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义理”、“考据”、“经世”、“词章”相结合的学术体系。第二章《安庆时期：学术思想实践化》，主要探究了未平定战乱之前，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以及曾国藩刻书活动的开展情况。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开始了领兵生涯。战争的残酷让曾国藩看到了人材与西学的重要性。他开始大力招揽人材，张文虎、莫友芝、刘毓崧、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赵烈文、周腾虎、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等纷纷投奔。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组织刊刻《船山遗书》与《仿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二书，这是曾国藩复兴文教的前奏。对曾国藩自身而言，他从未因军事斗争的艰苦而放弃读书，经过军事洗礼的曾国藩，益发坚定读书以经史为根，对读书与做人，也有了更深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曾国藩此时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第三章《金陵时期：学术思想政治化》，主要论述了曾国藩是如何实现学术与治术的融合，如何将自己的治学思想转化为政治口号。攻克金陵后，功成名就、居安思危的曾国藩考虑更多的是复兴文教，号召士绅阶层为清王朝服务。一方面，他正式成立金陵书局，招揽汪士铎、刘寿曾、戴望、刘恭冕等入书局，并加大刊刻经史典籍的力度，《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十三经注疏》、《曹集诠评》等均在此时期成书。另一方面，曾国藩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条件，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明确提出“义理为先”的治学理念，原本属于个人的治学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政治口号。曾国藩希望通过重塑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改变世风日下，吏治败坏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政治化的真正目的所在。第四章《曾国藩与晚清学术中兴》，主要分析曾国藩对晚清学术中兴的贡献与影响。在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后，曾国藩实现了由“学习者”向“传承者”的角色转换。作为传承者的曾国藩，恪守儒家文化阵地，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坚持传统的教育方式、固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积极扶植古文力量以及以吏治浸润儒术的人才培道之道。虽然在战争中看到了西学的价值，但他对西学并非推崇，仅视为“技艺”而已。曾国藩幕府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幕府之一，其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学术舞台。曾国藩在保持自己学术思想独立性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容纳了多种声音。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中，莫友芝、张文虎、汪士铎、赵烈文是极具代表性的。从学术思想的异同出发，为探讨曾国藩幕府文化活跃的原因以及曾国藩的文化影响力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曾国藩创造的晚清中兴，为军事与文化两大战场的中兴。在军事斗争中，他以文化为思想武器，又凭借军事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影响，并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效应——官书局的兴盛。投奔的文人墨客大部分成为是曾国藩文化战场的主力。之所以选择曾国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的社会冲击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一则传统的“读书—科举—经世”人生理想被搁浅；二则原有生活平衡被打破，贫穷加剧。人生理想的破灭、安定生活的荡然无存、离乡背井的苦闷以及个人命运在战争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为力，都压迫着莫友芝、张文虎等博学之士不得不寻求强大的政治力量以求庇护。他们无不支持曾国藩的平叛之举大唱赞词，对曾国藩的文教事业竭尽全力。对曾国藩而言，人材是兴国的关键。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作，才有了曾国藩创造的晚清中兴。收起

关键词 : 晚清时期曾国藩金陵书局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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