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陈杰郑州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441页

摘要 : 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 展开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众联系密切的歌谣，发起歌谣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和十月革命影响，发动了深入基层进行民众启蒙的“到民间去”运动。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合力助推了歌谣的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倡导和创作的革命歌谣，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传统歌谣政治化和革命化的产物。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重要苏维埃区域，该苏区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历史上经过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开放、多元、包容的传统歌谣。鄂豫皖边区革命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歌谣宣传教育策略的引导下，当地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歌谣的宣传效力并在全区加以推广，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先导，文化宣传干部为主体，普通工农群众为补充的革命歌谣创作群体。革命歌谣的创作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产物，一方面借鉴传统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填入大量表现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新内容，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文艺形式。在革命歌谣创作群体与苏区民众的广泛互动下，鄂豫皖苏区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歌谣传播体系，即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和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这种传播体系呈现出上级组织与底层民众相结合，自觉与自发相结合，现代传播路径为主、传统传播形式为辅的特点。革命歌谣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的改变以及表达不同革命情感的需要，在歌词、曲调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丰富了革命歌谣的演唱形式，增强了其表现力和传播力。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革命歌谣形塑和启蒙的本质是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动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在不同场景中动员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反应，即民众如何应对革命歌谣的动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苏区民众面临着“公”与“私”的权衡和博弈。在苏维埃政权的因势利导下，大批民众能够接受革命歌谣的集体主义观念而积极参加、拥护革命，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基于个人家庭、情感等“私情”考虑而没有响应革命歌谣的宣传和动员。苏区政府为了应对民众的消极反应，及时采取教育、制度、组织、物质、法律等多种途径弥补革命歌谣动员的局限，最大限度保证苏区民众沿着革命动员的方向行进，反映出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歌谣，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偏重实践性而缺乏理论阐释，偏重通俗性而缺乏专业水准，具有极强的地域传统文化烙印。二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缺乏整体规划，但更加契合实际；创作群体层次普遍较低，但更接近民众心理；宣传具有地域性，但对地方民众记忆影响深远。实践性、通俗性、地域性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创作和运用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成为历史记忆，不同文化群体基于保存革命记忆、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动机，在鄂豫皖边区范围内发起三次革命歌谣搜集和整理热潮，并通过文本形式对革命记忆加以定型，完成由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导向、记忆局限以及新民歌创作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意或无意重构革命歌谣的现象，以服务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形塑的需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歌谣政治化产物的革命歌谣始终围绕着政党和国家发挥不同的政治功能。步入二十一世纪，革命歌谣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战争年代中共运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实践和经验，或许能够为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重返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提供有益借鉴。收起

关键词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政治功能传播体系鄂豫皖苏区

2. 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问题研究（1927-1934）

[学位论文] 张雷郑州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306页

摘要 : 鄂豫皖苏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区，北带淮河，南濒长江，西扼平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与湘鄂西、湘鄂赣苏区互为犄角，同中央苏区遥相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种植的... 展开鄂豫皖苏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区，北带淮河，南濒长江，西扼平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与湘鄂西、湘鄂赣苏区互为犄角，同中央苏区遥相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种植的可供食用的农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大麦、花生以及各种杂粮，其中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总体而言，在社会稳定、政策得宜的情况下，鄂豫皖苏区的粮食生产情形可以满足自给的需要。但苏区内各地的粮食供求状况并不平衡，有的地方刚够自给，有的地方有余，有的地方不足。粮食有余的地方每年输出粮食，粮食不足的地方则需要输入粮食来满足需要。鄂豫皖苏区长期面临着粮食危机的困扰。早在其创建时期，鄂东北地区、豫东南地区、皖西地区就都分别发生了粮食危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此同时，红军和跑反群众的粮食供给也缺乏保障。在巩固和发展时期，主要是1931年春夏，鄂豫皖苏区爆发了一次全面的粮食危机。无论是鄂豫边苏区还是皖西苏区，全都受到波及，甚至就连皖西的苏维埃政府也没有饭吃。在坚持斗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粮食危机越发深重，不仅群众大批饿死，红军的粮食也完全没有保障。到白区打粮成为苏区群众和红军获取粮食的主要方式。粮食危机的发生影响了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和群众无法坚持斗争。同时也使革命武装的行动受到粮食供应的支配，战斗力受到削弱。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的发生，既有国民党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国民党方面将制造苏区的粮食危机作为打击苏区的重要手段，并通过破坏苏区的粮食生产与粮食储藏，阻碍苏区的粮食流通来实现这一目的。就中共自身而言，财政的困难、土地政策的失当、反富农斗争的开展、脱产人员增多加剧粮食供需矛盾以及苏区粮价过低导致粮食外流也都是导致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尤其是阶级政策之下反富农斗争的长期存在，极大抑制了苏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水、旱、虫、冰冻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也是造成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其中旱灾的危害最大，1928年、1929年与1934年，鄂豫皖边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导致粮食减产。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鄂豫皖苏区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一是通过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解决劳动力、生产资料的缺乏问题，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开展粮食生产运动来加强粮食生产。二是通过征发富农粮食与向农民借粮，征收农业累进税，宣传动员群众捐献粮食，夺取敌人粮食来积极筹措粮食。三是通过设立粮食管理机构，注意粮食储藏与节省，加强粮食运输，开展粮食救济，管控粮食流通，保障伤病兵的粮食供给以及提供金融支持来改进粮食管理。四是开展包括强制借粮斗争、直接分粮斗争、武装保粮斗争、抗租减租等多种形式的粮食斗争。这些措施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征发富农粮食时侵犯到中农，借农民粮食不还，到白区乱打土豪，频繁动员以及强迫、命令群众捐献粮食等。针对这些问题，鄂豫皖苏区都及时进行了纠正。总体而言，鄂豫皖苏区对粮食危机的应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鄂豫皖苏区能够发展壮大并坚持斗争的重要保障。但在不同时期，主要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鄂豫皖苏区应对粮食危机的效果又有所不同。具体说来，鄂豫皖苏区成功应对了1931年春夏的粮食危机，不仅顺利度过了粮食危机，而且当年的秋粮也获得了丰收。这一方面是由于鄂豫皖苏区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成功应对粮食危机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为鄂豫皖苏区全盛局面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鄂豫皖苏区却难以根本化解坚持斗争时期的粮食危机，仅仅能够做到勉力维持。这主要是因为，长期战争破坏导致的苏区劳动力大幅减少与土地大面积荒芜，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恢复，进而使加强粮食生产这一应对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没有实现的可能。解决粮食困难始终是红二十五军选择新根据地时的重要考量因素。鄂豫皖苏区的粮食危机始终无法得到根本化解，从而使部队发展壮大的前途变得非常渺茫，是红二十五军最终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就是要始终高度重视并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危机压不垮，苦难中开花。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鄂豫皖苏区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积极应对，铸就并彰显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大别山精神是鄂豫皖苏区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应继续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收起

关键词 : 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粮食生产粮食储藏

3.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

[学位论文] 刘素娟郑州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84页

摘要 : 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 展开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 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 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 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 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收起

关键词 : 中西文化观文化传承马克思主义冯友兰

4. 赵纪彬学术思想研究

[学位论文] 吴春苗郑州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49页

摘要 : 赵纪彬(1905-1982)，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革命者、学者、大学校长的身份使其学术气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既有其独特性，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 展开赵纪彬(1905-1982)，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革命者、学者、大学校长的身份使其学术气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既有其独特性，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道路上艰难探索，产生了《中国哲学史纲要》《哲学要论》《中国哲学思想》《论语新探》《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等合著)、《困知录》《困知二录》，以及三卷本《赵纪彬文集》等丰硕的成果著述。本文以赵纪彬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梳理为主线，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分别从赵纪彬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赵纪彬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四个部分，对赵纪彬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致力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是赵纪彬所追求的反映客观真理的科学的哲学研究，亦即赵纪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出发，赵纪彬始终将哲学发展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法则和辩证法法则，作为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这成为赵纪彬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赵纪彬以发现中国哲学中辩证法、唯物论要素的发展法则、建立中国唯物论史为自觉。193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体系完整，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研究视角和线索鲜明清晰，确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范例。《论语新探》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论语》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是赵纪彬毕生最为重视、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推介。赵纪彬《论语新探》，在文字统计和训诂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人”和“民”是春秋末期两大对立阶级为基本立论，进而以“人”之内部的“君子”与“小人”的派别分裂、经济基础、思想路线的矛盾斗争等作为对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古代前期儒家的阶级基础、哲学思想体系及历史地位等问题的分析论述，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60年代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哲学论战中，赵纪彬从1964年开始，先后撰写《释一二》系列文章七篇，通过对先秦诸子“一”“二”哲学思想的阐释，探索先秦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斗争及发展规律，系统阐释了他关于“一”“二”哲学思想的观点。作为侯外庐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主要的合著者之一，赵纪彬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突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阶级分析，挖掘了王充、范缜、吕才等许多过去不受重视的“异端”思想家，突出了他们与正统思想斗争的唯物主义战斗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赵纪彬对先秦名辩逻辑思想的发端、发展及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卓有创见的研究：(1)通过研究名辩和推类思想在先秦的发生和发展,对先秦逻辑的理论特点和成因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勾画出了先秦逻辑的发展轮廓，初步揭示了秦以后中国古代逻辑逐步衰亡的原因；(2)研究了“类”、“故”等逻辑思想与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联系,在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等学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出发研究中国古代逻辑，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梳理出不同的哲学、政治等观点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关于“类”、“故”的观念,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逻辑理论。这一研究视角和路径,对中国逻辑史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名长期在中共领导的文化教育领域工作的学者，赵纪彬在20世纪30、40年代关于抗战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基于“旧瓶装新酒”的思想，提出了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推动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发展。此外，赵纪彬重视教育的宣传和政治功能、注重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的相互促长、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专业教师的进修等教育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收起

关键词 : 赵纪彬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

5. 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

[学位论文] 任中义郑州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35页

摘要 : 本文对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进行了研究。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来中国之前，她经历了贫困潦倒的童年生活、艰辛曲折的求学之路。早年的曲折经历造就了她坚韧不拔、反抗压迫的性格。她同情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1928年底... 展开本文对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进行了研究。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来中国之前，她经历了贫困潦倒的童年生活、艰辛曲折的求学之路。早年的曲折经历造就了她坚韧不拔、反抗压迫的性格。她同情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1928年底作为记者来到中国。之后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革命之中，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史沫特莱来到中国不久，即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建立了联系。她曾多次参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秘密活动，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她以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方式，掩护、救助中共地下工作者，并千方百计为中共筹集医药物资，积极帮助中共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在“左联”成立之后，她同鲁迅、茅盾、夏衍等左翼作家密切交往，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上海，史沫特莱成为一名中共的党外“交通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史沫特莱终于获得了进入“红区”的机会。在延安，她以极大的热情采访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掀起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第一个高潮。她参与创建延安的两座图书馆，发起健康运动，传播交际舞等西方的娱乐方式。对于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来说，史沫特莱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延安单调枯燥的生活。她为延安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成为延安“新生活”的积极推动者。抗日战争期间，史沫特莱深入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场，从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史沫特莱奔走于山西境内，采访报道八路军的抗日战况。1938年1月到10月，她往来于武汉、长沙等地，参加集会、发表演讲为八路军募集捐款、呼吁医疗援助。在她的呼吁下，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国际友人也伸出援助之手。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奔波于新四军华中敌后根据地，宣传报道在游击区的见闻，为新四军募集医药、救治伤员，并呼吁外界援助新四军。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美国。她到处参加演讲、发表文章以告诉美国同胞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并呼吁援助中国抗战。她常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被邀请演讲，但每次都将所有收入寄到中国以救济战灾孤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史沫特莱依然坚持支持中共，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由此，她不但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陆军部的调查，还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排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邀请她前来中国，在转道伦敦途中因病逝世。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国际友人，不忘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史沫特莱在英国逝世后，中共将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召开隆重的追悼会，《人民日报》也连续刊文以示悼念。改革开放后，在中共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三S即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以研究他们的事迹及作品，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既是对史沫特莱的纪念，也是对后人的激励。收起

关键词 : 中共党史文化交流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6.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

[学位论文] 韩东云郑州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20页

摘要 :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 展开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

7. 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朱晓东郑州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20页

摘要 : 本文对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进行了研究。选官制度作为用人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维系一个政权的稳定运行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民国北京政府的选官制度，是在清季铨选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的某些内容，逐步建立起来的。民国北京政府... 展开本文对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进行了研究。选官制度作为用人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维系一个政权的稳定运行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民国北京政府的选官制度，是在清季铨选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的某些内容，逐步建立起来的。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向近代选官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上承清季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变法思绪，下启南京国民政府的选官制度，既反映了近代社会巨变下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又折射出西风东渐后观念转移对制度变革的影响，以及与相关制度、军绅政治等多层面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变化日亟的时局是选官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面对混乱的社会格局，晚清政府不断对原有的铨选制度进行调适。在铨选途径上严格限制保举，停止捐纳，停止学堂奖励、留学生考试授职；在铨选机构上裁撤兵部、吏部，极力限制地方督抚的用人权。但由于清季铨选途径芜杂，呈现出多途并进、新旧杂糅的复杂态势，加上入仕潜规则大行其道，由此造成铨选机构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官员选拔标准多元化，候选人队伍畸形膨胀，官场紊乱不堪，显然这种调适并不成功。晚清政府对于铨选制度的种种变革，虽然随着清廷的覆灭戛然而止，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建构。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面临的内外困局与清季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选官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时局或主动或被动的因应与反馈。从国际环境而言，外敌环视，边疆告警不断，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步彰显。从国内政治环境来看，政局变幻莫测，内阁变更如同儿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复辟之声如阴魂不散；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接踵而至；各地实力派争权夺利，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甚至左右中央政局。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是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制订与实施的大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选官制度实施的最终效果。选官制度与政治生态、官制改革等有着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订了大量有关选官制度的法律草案，基本上是直接移植西方模式，来不及考虑国情，也没有时间去通过和实施。民国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在中央政府组建的过程中，人员的南北与新旧问题杂糅在一起，使中央政府的组建过程显得混乱无序。北京临时政府试图通过省制、省官制的制订来限制地方权力，重塑中央威权，但效果并不明显。民国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以后，为澄清仕途，保障政府用人行政的顺利开展，试图建立完备的选官制度。民国北京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依据法令举办了4届县知事考试，2届4次文官考试，同时注重通过甄用与保荐来选用文官。对于军官的选拔，也制定了明确的法案加以规范。在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过程中，尽管选材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清季以来趋新求专的思想潮流，但人才新旧之争的矛盾依然不断凸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是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建构过程中的一大症结。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选官法案，但章程文本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权威不断弱化，军阀权力日涨，各地得以自行其是。此外，相关法案没有很好地与国情结合、传统封建因素的影响等都是重要原因。尽管民国北京政府建构选官制度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为之后民国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历史民国政府人事管理选官制度

8. 民国时期河南学校教育研究

[学位论文] 刘克桥郑州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218页

摘要 : 河南处于中原腹地，素有中州之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数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进程中，河南始终扮演者极为关键的角色，不仅长期占据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还以发达的学校教育成为全国人才的摇篮。清末民初，... 展开河南处于中原腹地，素有中州之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数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进程中，河南始终扮演者极为关键的角色，不仅长期占据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还以发达的学校教育成为全国人才的摇篮。清末民初，随着国家政治、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统治的崩溃，教育的思想、载体，面向的群众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教育则成为了近代教育的重要部分，其教育模式、教育思想和理念、教育形式和成果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经过了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运动等等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后，古老的土地上逐渐开始酝酿着革新的种子。科举制度也不再是铁板一块，逐渐出现了革故鼎新的局面。清末新政的实行，民国的建立，教育法案的修订，壬戌学制的出现，国民政府的普查活动，都有助于河南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近代的河南学校教育，体现了重视学生发展，重视课程建设，重视地方乡绅与教育互动等方面的特点，使大量学生得以接受教育。而河南学校教育的建设，利用了社会资源，集中了社会各方的力量，共同推动近代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如果不是因为不断的战争对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摧残，在河南众多热心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的努力下，近代河南的教育会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良好局面。从1902年到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不足10年的时间里，河南各地热心教育人士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一场蓬勃的兴学运动，既为河南培养了新式人才，又从思想上，一步步瓦解着清朝的统治，使得咸与维新逐步成为社会潮流，为辛亥革命的道路积蓄着力量，为中华民国时期河南教育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癸卯学制颁布以后，河南兴办新式学堂的步伐开始加快，面对省内各地学子高涨的需求，这种全新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让学生们接触到了新的知识和思想，成为一批有新式知识的文化人。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对变革有着天然的亲近和好感，他们毕业后，很多人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外，清末的这些新式学堂，是民国时期河南学校教育的先声，为民国时期的河南学校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河南的仁人志士，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他们发起的河南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河南的教育经费自从1922年将全国契税划归教育专款以来，由于独立征收，再加上会计制度日趋完善，可以说逐渐成为河南教育行政的一大特色。教育经费收入也在逐年增加，当然，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河南的教育事业将是一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之景象。但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将战火逐渐燃烧到中原大地，隆隆的枪炮声将琅琅的读书声完全遮盖。河南的教育事业，那些原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要么损毁，要么迁移。随着日军的推进，原本富庶的豫北地区25个县以及豫东开封等18个县，相继沦为游击战区，再加上花园口决堤之后，豫东又遭受灾荒，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全省的契税收入日渐减少，河南的教育事业更是由此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教育事业是育人的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建设的推进，离不开一批热爱教育，热心教育的仁人志士的推动。如冯玉祥、李时灿、王敬芳、王黄石、董作宾、郭须静、张震东、王陵南、张嘉谋、李敬斋、杜秀生、凌冰、郑树桐等等，在不同时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近代河南的学校教育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在并不稳定的环境下取得可喜的成绩。河南的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利用自身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民国时期河南在学术方面的成绩。即便是在受战争的影响，河南的众多学校被迫迁移到豫西的山区期间，河南的众多学校也仍然在利用着自身的优势来为河南的经济建设做着贡献。另外，河南的职业学校发展也很可观，只是社会人士大多对其不太注意，加上学校本身条件也不太好，比不上同等的中学，所以从人数上讲，和同样的中学相比自然是有差距。但是后来经过整顿，学校逐渐起色，设备也日渐增多和完善，尤其是对于职业学校学生亟需的实习机会，学校则尽量予以提供，同时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的成绩开始逐渐进步。但总体来说，近代河南地区的学校教育受到战争、瘟疫、灾荒的不利影响，在曲折和波动中发展，其中20世纪20年代是河南地区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发展的高峰，其中学制的建设，机构的完善，成员的扩大，课程结构的设置，都比以往学校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值得深入研究。收起

关键词 : 民国时期河南地区学校教育学制建设

9. 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研究

[学位论文] 陈杰郑州大学 2015年硕士导师: 吴宏亮共183页

摘要 : 本文对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进行了研究。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是活跃在鄂豫皖边区的具有上下级组织关系、共同的革命信念和彼此往来密切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员构成的整体，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养人才并派遣回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回乡播撒革命火种并... 展开本文对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进行了研究。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是活跃在鄂豫皖边区的具有上下级组织关系、共同的革命信念和彼此往来密切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员构成的整体，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养人才并派遣回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回乡播撒革命火种并领导武装暴动，中共中央派遣党军干部领导苏区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早期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鄂豫皖苏区早期革命领导核心，上级部门派遣干部逐渐掌握苏区党军机构最高领导权，基层工农积极分子是苏区干部的重点提拔对象，地方精英归附势力也有力充实了苏区干部群体。该苏区干部群体内部结构复杂，层次多样。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后，受中央派遣前来领导苏区革命的上层干部对于建构苏区干部思想认同的努力从未停止，主要通过推行干部教育、完善报刊制度以及干部的任命与选举等途径来进行，同时加强对本地知识分子干部的改造和工农干部的提拔。然而，长期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本地干部难免受到农民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地方观念和农民意识等思想局限性，无形中阻碍了苏区干部改造的进程。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苏区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对苏区干部改造的诉求更为迫切。他们不能容忍本地干部的思想局限和不良作风，当温和的干部改造遭遇本地干部的强力反弹甚至威胁到中央分局的绝对领导权威时，中央分局以南下之争和许继慎案为突破口，借鉴苏联肃反和清洗运动经验对以本地干部为主的苏区原有干部进行强行改造，酿成了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苏区干部改造遭遇挫败是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重要诱因，即使没有南下之争，这种通过激进的肃反方式对苏区干部进行改造的现象也极有可能在另一种场合发生。张国焘等中央分局干部所犯的错误主要在于干部肃反的扩大化和发动清洗运动，导致缺乏理性的基层工农干部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狂热。最终造成苏区肃反的失控，大批苏区干部在肃反和清洗运动中被无辜杀害，给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从整个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形成、来源、发展、演变过程来看，革命是贯穿始终的信念。正是有了革命这一共同目标，这一干部群体才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后来由于内部难以调和的思想冲突和离异而导致大肃反运动，但是肃反的本意是消灭反革命，在苏区有很大的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仍是出于革命的目的，苏区肃反的最终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肃反本意之间的一种背离。无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遭遇怎样的挫折，干部如何缺乏，苏区干部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使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转身投入抗日的洪流中去。收起

关键词 : 中共党史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思想建设

10. 朝鲜战争若干问题再研究——以美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

[学位论文] 孟涛郑州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吴宏亮共178页

摘要 :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内战爆发，27日，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政府派兵入朝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朝鲜战争史和亚洲冷战史学者关... 展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内战爆发，27日，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政府派兵入朝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朝鲜战争史和亚洲冷战史学者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研究成果也颇丰。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档案的逐步解密，许多中国学者在充分使用中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的解密档案，使得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角度和档案文献资料引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外，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国还有大批记录朝鲜战争过程的绝密档案没有对外公布，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利用在美访学期间，查阅和收集了大量英文原版的档案文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试图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同时结合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朝鲜战争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术界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进行再考察，以便厘清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当前社会，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汲取朝鲜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对解决局部冲突、国际争端和维护世界的和平都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和意义，介绍了当代美国学者对朝鲜战争研究的概况，并且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朝鲜战争的起因和决策。本章主要是分别对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和参与国中、美、苏三国领导人毛泽东、杜鲁门、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后不同的政治和战略考虑以及对战争决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中，在论述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时候，文章从中朝关系、中苏同盟的结成和中美冲突的升级、以及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影响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偏颇观点，弥补了研究的不足。在对美国杜鲁门政府决策过程的论述中，本文着重对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朝鲜以及台湾政策改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有关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决策的论述，笔者通过对已有俄国解密资料的再梳理，利用发现的新证据分析了苏联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决策过程，驳斥了外国学者提出的“共谋论”。第三章是朝鲜战争过程中几个热点问题的再研究。本章主要是对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中争论比较多的有关美军在战争中是否实施细菌战的问题、苏联空军的作用问题和战俘甄别与遣返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特别是在中美有关细菌战争论的考察中，本文引用了大量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资料，利用美国档案文献中发现的有力证据，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朝鲜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达不成协议，本文通过对中美关于战俘遣返原则上分歧的原因与政治考虑的分析，以及导致中方在战俘遣返原则上做出让步背后的苏联因素的考察，来厘清停战协定最终达成的过程和主要原因。同时也在新发现的美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导致大批中国战俘前往台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得出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并且文章还从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背景和原因入手，对朝鲜战争中美、苏两国的空军战略与行动进行分析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另外，本章的最后又对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伤亡数据进行了再考证，从统计方法、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家间伤亡观的不同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美两国伤亡数字差异的原因。第四章是朝鲜战争的结局与反思。本章主要是对如何评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战争对美苏两国以及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影响。战争没有绝对的赢家，朝鲜战争既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因素和血的历史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认真、深刻地总结朝鲜战争的经验与教训，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半岛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关系，准确把握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走向，在最终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五章是结语。朝鲜战争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然而朝鲜战争的结局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一直存留至今。历史证明，那种试图以武力将自己的信仰和制度强加于别国的做法绝对是徒劳的。任何时候，军事战争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的。在当前核战争阴影存在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寻求限制局部战争的规模，努力维护和平，将显得更为重要。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也绝不惧怕战争。正如古人所言“忘战必危，好战必亡”，这正是“战”“和”辩证法的要义之一，只有认清了这种辩证规律，和平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总之，深入研究朝鲜战争问题既是历史的启示，又是现实的需要。收起

关键词 : 朝鲜战争美国档案文献资料政府决策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