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孙平中山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501页

摘要 : 监狱是一个既威严又神秘的地方，它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由于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社会控制的需要，监狱历来处在封闭之中，较少有人进入其中进行深入的研究。站在人类学的角度看待监狱，监狱本身具有的文化形态是独特的，特别是监狱的亚文化形态一般不... 展开监狱是一个既威严又神秘的地方，它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由于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社会控制的需要，监狱历来处在封闭之中，较少有人进入其中进行深入的研究。站在人类学的角度看待监狱，监狱本身具有的文化形态是独特的，特别是监狱的亚文化形态一般不为人所知。监狱亚文化是监狱中的犯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与主流文化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它是犯人自己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造成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也使得城市的容纳能力明显不足。许多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和社会治安的动荡时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珠江三角洲监狱关押的犯人总数超过了国内任何一个地区，因此，选择珠江三角洲的监狱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地点，可以透视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监狱文化的形态，因为它是中国监狱发展的一个标杆。文章以监狱亚文化为主线，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及视屏观察等方法的运用，描述了监狱亚文化比较突出的狱霸、自杀、暴力、造作伤与伪病、性和文身等文化现象，分析了监狱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存在的状况，探讨了解决监狱亚文化问题的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对监狱问题的研究，由于文献的限制以及调查者经历的限制，往往出现定性描述的多，但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第一手材料的支撑，往往以讹传讹，互相转载率高，没有人对这些事实及数据进行考证。实证研究强调的是第一手材料，要通过调查者的个案收集、事例分析、数据整理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田野调查恰恰满足了实证主义研究的要求，也是人们通过对事实描述的分析开始对监狱的事物有更全面的认识，文章也更有说服力。文章认为，监狱一直以来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对监狱亚文化现象的熟视无睹和认识不清，是导致狱内管理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监狱是亚文化特质最为密集的地区，监狱亚文化的膨胀与扩散不仅对犯人的改造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对今后犯人走上社会也会带来极大的障碍。文章最后认为，监狱既具有惩罚和改造的功能，同时又存在传播罪恶习俗的功能。监狱执行自由刑的过程，也是监狱亚文化习得、传播的过程。监狱的存在与其设置的初衷形成了悖论。不要将任何犯罪的人都送往监狱，监狱押犯的膨胀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国家应考虑刑罚多元化的问题，应将不同的违法犯罪人员放到不同的场所或区域进行改造，追求刑罚的个别化。文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宣扬监狱亚文化，而是试图通过监狱亚文化的研究，找到解决中国社会的犯罪与惩罚问题的办法和途径。收起

关键词 : 监狱机构亚文化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

2. 折翅的山鹰——西南凉山彝区艾滋病民族志

[学位论文] 周如南中山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89页

摘要 : 本文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日益泛滥的海洛因和艾滋病问题发生、发展、后果、地方和国家应对以及这些议题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动力。其核心问题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民族地区的彝族如何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动中发生人口流动和文化变... 展开本文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日益泛滥的海洛因和艾滋病问题发生、发展、后果、地方和国家应对以及这些议题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动力。其核心问题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民族地区的彝族如何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动中发生人口流动和文化变迁，这一流动和变迁过程中伴随着怎样的社会调适和文化重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与社会文化结构及其变迁之间有着怎样的潜在联系。通过对凉山民族地区昭觉县竹核片区伍合村的场景描述和历史追述，本文试图说明艾滋病问题既是民族地区自身社会转型失败之痛，也是国家-社会、传统-现代、城市-乡村、汉族-少数民族等多重结构关系调适失败之后果，更是伴随着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在民族地区的集中表现。首先，以区域历史叙事的框架描述了凉山地区的国家化过程。试图结合历史文献和传说对大凉山彝族社会自身的历史与结构进行梳理。这是一种与中央王朝书写的历史并不完全一致的"他者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现当今彝族社会的运行规则和知识体系，才能理解一些与现代艾滋病相关的地方应对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1)通过对彝文文献、汉文文献和口传历史的解读，试图还原传说时代的彝族演变和王朝时期的国家与地方互动中"中心"与"边缘"的建构历程。(2)试图描绘清末民初时期，在西南中国这一"世界鸦片市场和最大鸦片生产地"的鸦片种植、运输和消费过程中，近现代国家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指出鸦片的泛滥有力的支持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人移民定居者对国家权力渗透的抵制。(3)揭示了共产党新政权建立以后，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武力打击结合的方式平息凉山地区的彝民抗争，并通过包括禁毒运动在内的系列运动将国家政权建设深入基层，将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植入人心，从而建构出民族地区对整体民族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其次，以社会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一个村庄的故事叙述对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地区毒品(海洛因)的再次出现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带来的人口流动，是"问题"出现的背景。人的流动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是"问题"出现的原因。(1)描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竹核坝的彝族青年的城市生存过程。通过个人故事、类型化叙事以及空间分析的手法对他们在都市中的冒险主义生活进行了阐述。(2)指出通过对传统社会资源的异空间移入和对情境中社会关系的再整合的空间实践，外流的彝族乡村青年在都市生活秩序中生产出自我群体的认同和日常生活空间，这一过程伴随着犯罪与毒品。(3)对海洛因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原因、过程和后果进行了论述。同时，基于城市化与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位于凉山腹地的竹核坝社会结构特殊性与现代境遇进行反思。第三，对村庄中因海洛因滥用引起的艾滋病后果进行了宏观把握、微观统计、趋势预测和风险评估。(1)调查到村庄所有死于海洛因、艾滋病或相关原因的年轻人情况，并观察了村庄所有尚在世的艾滋病人生存状况。同时对吸毒与艾滋病死者遗留下的残破家庭生活和活在死亡阴影中的存世艾滋病人家庭生活进行了描述。文章试图指出，艾滋病村庄的社会结构已经残缺。从海洛因到艾滋病，受到伤害的对象包括了个体、家庭、家支、社区乃至整个彝族族群。(2)村庄的艾滋病流行已经呈现出从吸毒的男性感染者通过性途径向配偶或其他性伴侣传播的趋势。(3)指出凉山彝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的文化属性。性的社会网络建构与当地的社会结构、婚姻形式、居住方式、家庭结构、家支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性行为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和认知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具有民族和区域特点的性的社会网络也在深刻影响着艾滋病病毒在当地彝族人身体上的流动风险。第四，从地方文化传统应对艾滋病的角度对凉山地方社会基于传统医学和宗教系统的艾滋病治疗和关怀行为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彝族的民间医疗体系、家支社会结构和生死观在面对艾滋病时的文化反应。(1)对彝族社会"神药两解"治疗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对毕摩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工具和逻辑的分析，呈现出神解疾病的地方性知识。(2)对彝族社会艾滋病无歧视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化体系中对"洁净"与"危险"的认知思维以及社会结构中的"家支整体主义"是出现无歧视的艾滋病的深层原因。(3)通过对艾滋病人葬礼过程的仪式观察，深入探讨了彝族社会中独特的生死观、鬼神观和祖先观念，指出艾滋病人死亡处理与其他死因处理的异同以及灵魂归属的终极关怀问题。第五，对基于传统的民间禁毒协会、基于资源整合的精英式非政府组织、国家结构性医疗体系以及国家动员式的禁毒防艾和"文明新生活"运动进行艾滋病防控视野下的解读，呈现出多元主体围绕艾滋病防控主题所展开的社区拯救行动。(1)对自下而上的禁毒组织的出现、发展和转型进行了描述，指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中禁毒和艾滋病防治事务的全盘接管挤压了民间自治空间。(2)以凉山本土最早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为例展现了地方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通过资源整合开展民族自救行动的过程，指出中心开展项目的目的在于从社会自救到文化自觉，实现顺利现代转型，拯救民族前途。(3)对国家、州、县、乡、村等不同层级的疾病防控部门的艾滋病应对进行描述。提出要发挥民族主体性，进一步整合国家与民间资源，跨越制度性与结构性的障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形成更为有效地艾滋病社会控制机制。(4)考察了声势浩大的"摘帽工程"和"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两项活动。认为国家运动式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由于和民众传统文化基础的割裂，有其失败的必然性。应当从民间禁毒协会和凉山彝族妇女儿章发展中心的经验与教训中觉醒，重视地方社会民众和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倡导社会自救、文化自觉、民族自强的发展理念。收起

关键词 : 彝族地区艾滋病毒品市场社会转型

3. 凤凰山畲族——族群认同与族群文化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谌华玉中山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87页

摘要 : 本文探讨研究粤东凤凰山畲族的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内容主要来自作者与有关人员于2003至2007年间利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在粤东凤凰山区开展的田野调查记录。本文的研究对象粤东畲族是新中国政府确立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也是近一个世纪来被... 展开本文探讨研究粤东凤凰山畲族的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内容主要来自作者与有关人员于2003至2007年间利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在粤东凤凰山区开展的田野调查记录。本文的研究对象粤东畲族是新中国政府确立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也是近一个世纪来被人们普遍认为汉化程度很深、族群文化特征十分淡薄的一个少数民族。畲族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变迁经历和现状，因此成为开展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研究的一个首选课题。粤东凤凰山畲族群体由当今散居在该地区方圆近百公里的八个畲族村的两千多名畲族村民组成，其中七个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识别确定为畲族，另一个村在1988年才被政府识别确认为畲族。从田野调查资料来看，凤凰山畲族的族群认同一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即原生根基，另一方面也富有显着的功利特色即工具性特征，是当地畲族村精英群体与代表国家的地方权威部门长期互动协调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族群、民族尤其是散居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的形成、维持和变迁，与其说是原生发展或生物遗传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协调或文化建构的产物。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中国政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推行相关福利政策而识别确定的民族成份，如今已成为中国公民世袭的认同资产。因此即使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已消失不见，民族的名称、认同和性质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民族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划分、确立、维持和变更，必须经过政府官方的正式确认，这是当代中国族群认同与西方族群认同现象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使发轫于西方社会的各种族群理论如族群原生论、工具论、想像论等理论假说的普遍适用能力受到挑战。族群概念、理论和假说的普及推广，需要面对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族群认同实践和文化变迁形态的挑战。中国古代尽管改朝换代频繁，但社会群体却处于相对独立和隔绝的人文环境中，因此族群边界即汉族与非汉族，以及非汉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界线相对明确。但在当代中国源流复杂、生物遗传混杂、文化经济高度开放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族群的认同归属和族群特征的识别，却给各种族群研究的理论假说提出了严峻考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组织开展了长期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依据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思想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识别四大原则，还包括国人熟练运用了上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即群体文化程度高低的判别标准。用“文化”即文以化之程度的高低，尤其是儒家文化程度的高低，来区分和确立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等级，是中国上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政府结合西方民族识别原则和中国社群分类标准，最终在国内确立了包括汉族和畲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单位，使中国公民从此有了不可随意更改的民族身份认同。正因为如此，凤凰山畲族的族群文化特征尽管早已十分稀薄，而且眼下正在面临消失，但畲族的族群认同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本文使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收集和分析使用的材料不仅涉及许多间接的文献记录，还包含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口语文本、观察笔记和图片、照片等资料。通过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以及客位和主位的立场探讨研究畲族的族称由来、边界确立，以及当今粤东三个主要畲族村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认同实践经历和社会文化变迁过程，本文详细呈现和揭示了当今畲族族群认同的“畲文化记忆与汉文化现实”这一本质特征，说明凤凰山畲族村民的族群认同基础首先是畲族村的少数民族属性在政府部门获得的认可，是畲族族称及其所表征的实体在国家总体社会结构中的合理存在。尽管在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畲族群体和个人是各种活动的主体，是体现认同和变迁的载体，但村庄作为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对个人和群体的认同实践和文化变迁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透过村落层次探讨研究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问题，从中可见个人的族群认同意识、行为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以村为单位的集体决策行为，而集体决策尤其是涉及到集体归属和族群性质问题的协商和决定，通常又是由村中的权威和精英人士对大局把握和利益权衡的结果。当代凤凰山畲族村庄集血缘、地缘和行政功能等多重特征为一体，因此成为透视分析畲族个人和群体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的最佳单位。收起

关键词 : 畲族群体族群认同文化变迁工具性特征

4. “落后”与发展——广西背陇瑶村寨的生计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杨建银中山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66页

摘要 : 本研究是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发展的人类学研究。论文以文化持有者为陈述主体,发展者的发展政策、措施为地方性发展展开的社会背景。在文化持有者的实践中呈现地方性发展的内在文化机制。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背陇瑶,田野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展开

关键词 : 背陇瑶生计地方性发展

5. 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南坝个案研究

[学位论文] 夏少琼中山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37页

摘要 : 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于四川省平武县“五一二”地震之后社区恢复与重建的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于南坝镇震后四年里所经历的恢复与重建状况，探讨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与逻辑。文章从地震前的社区社会生活入手，探讨地... 展开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于四川省平武县“五一二”地震之后社区恢复与重建的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于南坝镇震后四年里所经历的恢复与重建状况，探讨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与逻辑。文章从地震前的社区社会生活入手，探讨地震及随后的恢复重建两大事件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并从个体心理、家庭生活、家族邻里、人口流动、社区组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认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惊，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惶恐过后的人们拥有了不同的价值观、生死观与财富观。短暂无常的人生及难以预知的未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然而重建所带来的稳定预期又帮助绝望与无助的人们找回了生活延续的可能。政府具有强烈计划性的重建行为与美好的重建承诺给人们信心，同时也给人们的依赖心理与行为奠定了伏笔。灾难对于人们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个体层次的价值观与情感，更逐步扩展到以家庭为核心的多项关系中。夫妻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人们对于婚姻与生活有了更为洞彻的理解，离婚率及再婚率都迅速上升;惨重的伤亡更是促使倡行已久的独生子女观念发生改变。丧子家庭以再生育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更多家庭则在寻求更多的子女数量以增加心理安全预期。政府为抚慰丧子家庭所给予的医疗支持也让试管婴儿这一新技术进入到小镇，成为许多家庭最后的希望。地震与重建激起的圈圈涟漪不断外扩，家族、邻里与社区关系也卷入其中。地震带来的利益损害及重建带来的利益分配成为影响这一层次关系的核心诱因，而社区生活原有历史积累中某些未曾解决的议题也借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重建逐步成为利益争夺的平台，从而对社区伦理产生一定的刺激，并引发社区的警觉与自我调适。地震与重建导致社区人口分布的改变。灾后四年，社区人口同时进行水平与垂直等双向流动。前者是地震所带来的推力及重建所带来的拉力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是人们寻求更好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原有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集中趋势的延续。而垂直流动则是由于地震与重建所带来的阶层差距的扩大。阶层分化的动因不仅包括灾难损害的不均匀分布，还包括重建机遇与资源获取的差异，更不可忽视重建政策的差异性偏向。另外，灾难与重建还促进了社区组织的发展。重建中大量的社区公共事务催生了各类社区组织。此类组织虽然形式不同，运作思路与发展道路也各有不同，最终结果也有所区别，但是这类因为应急性需求而产生的组织在目标达成的同时也为社区提供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经验，从而促进了原子化农村社区的合作实践。至此，全文通过对震后四年社区恢复与重建的全程跟踪完成了对于灾难、重建与变迁之间关系的框架搭建，最终回归至本文伊始所提出的议题。就三者关系而言，灾难与重建带来社会变迁，但是这些社会变迁既是灾难的表现，是重建的结果，同时也是应对灾难的积极举措。而就社会变迁所言及的范围与程度而言，目前所观察到变迁尚不能称之为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变迁，其对于社区的长远影响还需要假以时日。另外，社区具有足够的弹性以应对灾难，重建作为对于灾难的缓解与救助，同时也是对于社区恢复能力或者社区弹性的补充与强化，当然也可能是消减与弱化。因此，需要全面立体理解重建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够对于重建进行更为客观到位的分析。收起

关键词 : 社区管理社会变迁重建行为灾难防范

6. 财富与他者——广西扬美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

[学位论文] 吕俊彪中山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25页

摘要 : 清末民初，广西南宁市以西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是当地有名的繁华商埠，为左江中、下游地区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的主要集散地。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这座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七十二条村”的壮族人的洗劫，... 展开清末民初，广西南宁市以西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是当地有名的繁华商埠，为左江中、下游地区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的主要集散地。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这座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七十二条村”的壮族人的洗劫，自此衰落。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壮族村寨的社会生活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透过对导致“四月初九”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分析，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问题。通过比照各类文本的记载以及当地人的口述，文章对“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描述，同时考察了扬美古镇现实的市场体系与扬美墟市的商品交换，并对扬美人及其周边村寨壮族人的生计方式、族群认同、财富观念图式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文章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于地方政权的更迭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却主要源于扬美人与当地壮族人财富观念的差异。在扬美古镇从军事据点到商埠、再到村落的历史进程中，想象的祖籍、历史记忆、自然资源状况以及当地人特定的谋生方式，促成了扬美社会内部多重向度的族群认同以及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异质性，从而奠定了扬美古镇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并由此构建了扬美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与此同时，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历史遭遇，紧密的亲属关系网络以及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结构，催生了扬美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念，使之难以接纳以谋取现实的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交换。“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使得扬美人更为注重商品交换的物质利益，而这种价值取向与喜欢“有福同享”的壮族人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两种不同财富观念冲突的结果。文章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物物交换，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经济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固然有着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但同时也嵌合着交易者的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生计取向以及财富观念等诸多非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交易者对于财富的不同想象以及对于商品交换的不同期待。在客观文化特征逐渐趋同从而使族群认同面临某种表述性危机之时，不同的生计取向、不同的财富观念图式甚至会成为区隔族群、建构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工具。文章在导论部分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对于人类学有关交换问题以及中国农村市场交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同时对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宋代以来扬美古镇的社会发展历程，并对“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第二章对扬美人之于“名门之后”这一共同体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的实在性进行了描述和探讨，同时概括性地介绍了扬美古镇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第三章简要介绍了扬美古镇周边壮族村寨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状况。第四章介绍了扬美古镇的市场体系以及扬美墟市的商品交换情况。认为扬美人对于经商的期待，并没有因为“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以及1949年以后对于私人商业活动的限制而泯灭。在恢复往日繁荣的愿望不能真正实现的情况之下，这种生计取向上的差异，逐渐发展成为扬美人区隔族群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第五章对扬美人及其邻村壮族人的生计方式进行了描述。认为资源配置以及生计观念上的特点，使经商成为扬美人主要的生计来源，而这种谋生方式在1980年代以前却被当地壮族人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因而常为当地人所不齿。第六章主要介绍扬美人及其邻村壮族人的财富观念。文章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扬美人的财富观是一种“独善其身”色彩相对较浓的财富观，而壮族人对于财物的处理，则带有较强的“有福共享”的特点。第七章着重介绍了族群认同与社会整合模式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扬美人的族群认同更主要的是一种工具性的认同，而壮族人的族群认同则是一种以“兄弟情份”作为表达方式的根基性色彩较为浓厚的族群认同方式。认同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了扬美人与其邻村壮族人在社会整合模式上的差异。第八章分析了商品交换的社会实在性，探讨了商品交换、财富的观念图式、社会整合方式以及族群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收起

关键词 : 扬美古镇商品交换民族关系社会整合

7. 社区归来——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与社区再造

[学位论文] 李翠玲中山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19页

摘要 :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珠三角村庄公共生活的研究，探讨转型时期沿海发达地区的社区再造问题。在国家权力从基层收缩，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对乡村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如何维系社区共同体的感觉和社会团结，重构与新型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 展开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珠三角村庄公共生活的研究，探讨转型时期沿海发达地区的社区再造问题。在国家权力从基层收缩，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对乡村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如何维系社区共同体的感觉和社会团结，重构与新型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村落集体，成为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研究表明，在都市化变迁的进程中，社区共同体、村落传统生活和社会团结并不一定会消失，在现代条件下，社区公共生活能够得以存续，甚至更积极地复兴，社区共同体也将随之重获新生。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村落社区是经过改造和调适的共同体，从以往建立在强关系和无限责任基础上的乡土社会向以弱关系、浅度信任和有限责任为特征的现代社区转变。本文试图阐明，当前的村落社区是被生产和建构出来的，共同体在变迁中表现出的表面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实际是经过动员和再生产的结果。当地民众对社区共同体的追求，可以视为对当下快速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人们借助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归属感抵御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面入侵。只有将社区共同体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中，才能理解这种共同体生产的文化策略。本文以公共生活为研究视角。公共生活能够集中展示地方文化，并为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交往互动提供平台，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如此，活跃的社区公共生活还有助于加强居住者之间的社会联系，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为社区发展提供社会资本。公共生活也为考察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导致社区公共生活的内容、形式和组织方式发生重要变化。除此以外，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社区权力关系互动，国家、地方政府、村庄精英、普通民众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本文从历史文化背景、时间、空间、组织方式、参与主体等角度对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进行了考察，力图探寻公共生活与村落共同体再造之间的逻辑关联。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传统、村集体和新兴乡村中产阶级三方面展开: （一）传统是社区再造文化基础。一方面地方社会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的塑造，从过去延伸到现在的习俗、惯例为社区生活的回归提供了模型和参照;另一方面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表明了社区存在的时间深度，凝聚着大量社会记忆，容易激起当地居民对社区的依恋、认同和自豪感，悠久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大量传统成为社区再造的宝贵遗产。另一方面，传统的发明在这个社区同样大量存在，旧的传统被改造调整，以满足变化了的实践的需要。永宁的社区传统既不能完全看作被历史所给予的，也不是沿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简单线性运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当地居民选择、改造、重新解释而产生的结果; （二）集体的延续与再造提供了社区再造的组织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永宁村集体经历了从解体到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在分化的基础上重新联合，从生产资料及劳动联合体，转变为生产资料和产权联合体。相应地，自然村和生产队的联合也在不大扩大，最终实现了行政村的再次实体化。集体复兴推动了社区整体发展和社区成员共同富裕，社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明显进步，为社区生活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乡村私营企业主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是社区再造的社会基础。当前，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不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而试图追求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并积极投身社区公共生活，在社区再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乡村中产阶级不仅能够获得权力、地位、面子和声望，也可以创造出一套由其控制的社会秩序，建立道德和文化上的合法性、优越感，并以此强化自身对其他社会阶层的领导。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区公共生活主体，他们的参与对社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复杂而深刻，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社区再造的发展动向。收起

关键词 : 公共生活社区再造乡村社会都市化变迁

8. 临潭庙会研究

[学位论文] 阙岳中山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300页

摘要 : 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的庙会为研究对象，通过结合文献材料与口述材料，描述一种地方性庙会产生、发展及其变迁的过程，来说明庙会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在固定的周期里，以庙宇为依托，围绕某种信仰进行的仪式来缔结的某种... 展开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的庙会为研究对象，通过结合文献材料与口述材料，描述一种地方性庙会产生、发展及其变迁的过程，来说明庙会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在固定的周期里，以庙宇为依托，围绕某种信仰进行的仪式来缔结的某种社会关系。自明洪武十二年开始，一批以江淮籍为主的军屯户和民屯户陆续迁移到洮州（民国二年之后改称临潭县，地名沿用至今）。他们把家乡江淮之地的庙会民俗移植到洮州，并把它与充满军事色彩的、以降雹为主要目的的插旗仪式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临潭庙会的主体形式。青苗会作为临潭庙会的管理组织，追溯它的产生和发展轨迹，是观察临潭汉人社会的一条途径。在这个多族群聚居的地区，汉人社会内部通过“官坟”到“堂号”这一扩展性的整合方式，初步完成了汉人社会内部以及汉人与其它族群的社会联结。在这个基础上，青苗会通过龙神信仰这一纽带和庙会这一载体，实现了更大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关系整合。临潭庙会的主体是一个以十八龙神神祗为信仰的体系。从临潭庙会的场景里折射出的是它背后的社区结构。仪式是临潭庙会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舁神出游，以神的名义缔结了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联系。仪式里透露出来的时间性和社会性，体现了一个多族群地域社会里的人群是如何共享时空，彼此融合。临潭庙会的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地区的社群背景、地域层级关系、资源分配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形态。本文通过对临潭庙会的研究，尝试去梳理一种民俗事象被移植的过程和被传承的决定力量。移植的过程是承载民俗事象的俗民群体在不同时空下对自我表述的变迁。相对稳定持久的社会结构是民俗事象得以传承的内在决定力量。当这两个因素在特定地域里相互交织结合为一个有机体时，以此为沃土兴起的一种民俗事象就会长期存在。收起

关键词 : 地方风俗庙会社会关系

9. 白马藏族的闲暇生活研究

[学位论文] 王越平中山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294页

摘要 : 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村寨木座寨的闲暇生活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比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前后木座人闲暇生活的状况，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中闲暇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逻辑，进而反思乡村闲暇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文化理性与经济... 展开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村寨木座寨的闲暇生活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比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前后木座人闲暇生活的状况，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中闲暇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逻辑，进而反思乡村闲暇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文化理性与经济理性的问题。文章从退耕还林前后木座人劳动与闲暇方式变化的描述入手，从闲暇群体、闲暇时间、闲暇空间、闲暇消费以及劳动观念图式、经济态度等纬度阐释了闲暇生活方式变迁的机制。文章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退耕还林政策是立足于控制和减轻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优化国家土地利用结构，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只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引起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及其生计模式的变迁。由于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使木座人对自己所使用的土地缺乏长期的预期，由此而对于土地的投入失去信心，进而也减少对土地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主导下，木座人传统的农业经济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的以家计原则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并被带入到由交易原则所定义的经济体系之中。这就意味着家庭的消费必须以货币形式来进行支付，家庭收入必须以货币来进行衡量。而退耕还林政策所提供的粮食和资金的补助又从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木座人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而由于长期以来只重视农业劳动的观念的影响，又阻碍了木座人做出外出务工的抉择。由此，大部分木座人选择了低劳动、低消费、高闲暇的生活方式，闲暇也成为退耕还林后的适应性策略。更深层次地思考这一适应性策略，其实与木座白马藏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从闲暇的群体上看，传统木座社会是建立在互惠的人际关系整合模式下，人与人之间亲缘关系的建构在闲暇生活中具有核心的价值。而随着退耕还林带来的生计模式的转变，业缘群体也进入闲暇生活的领域中，传统的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人们在闲暇中交往的群体也越来越具有异质性。其次，闲暇时间上，在木座人传统的时间序列中区分出了“做活路”的时间与“闲着耍”的时间，并建构出一套文化观念规约着这两个时间段内的行为。在“闲着耍”的时间里举行各种仪式，在日常“做活路”的间隙“摆条”、过节，由此而完成了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而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一方面导致了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分离，另一方面导致了农业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与之相随的闲暇时间的增多。传统闲暇时间建构所强调的实现木座社会再生产的理想已不再受到重视，相反闲暇时间成为财富和社会地位展演的场域。又，从闲暇空间上看，传统木座人的空间观念是建构在土地、家屋、聚落三个层次的空间划分的基础上，在每一个层次都区分出内与外、神圣与世俗两个纬度的空间。这三类两个层面的空间都可以成为闲暇的空间，同时这些闲暇空间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涵义，并规约着木座人在这些空间中的行为。而退耕还林带来的是内与外、神圣与世俗空间在家屋、聚落两个层面的重新界定，家屋内部与外部的闲暇空间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与缩小;聚落层面的闲暇空间也出现分化，形成了独立的三个空间。随着劳动空间的流动，固定的闲暇空间的概念也被打破，闲暇空间也具有了流动性，并向村落外、本县外更大的空间尺度扩张。再次，从闲暇消费上来看，它作为一种消费行为，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密切相关。传统木座人的闲暇消费主要是在一些仪式性的活动中的礼物消费，面这些礼物在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下，并不是用货币购买得来，而是用其他物品交换得来。退耕还林以后，货币以及商品交换观念的进入，闲暇消费的领域从仪式性消费扩展到日常的非仪式性的活动中，并且工业化的产品也进入闲暇消费中，消费的目的已不在于亲缘关系的维系，而是以“自身为目的性”的特质。木座人闲暇消费从互惠性的礼物交换逐步向符号性的商品消费转变。最后，文章回应了在导论中提出的关于木座“闲着耍”的闲暇生活方式的文化逻辑的问题。笔者以为，闲暇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闲暇都与劳动一样，是人类社会中并存的两种行为方式。在什么时候闲，在什么时候劳;或者在同一时期选择闲多一点，还是劳多一点，其实都是文化理性的选择。木座白马藏族的闲暇现象是在特定的土地制度、劳动观念以及时间观念等观念图式下，在“竹根亲”的社会结构的场域下形成的。由此，对于乡村闲暇生活的研究要摆脱唯经济论的束缚，把闲暇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从了解此时此地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的分析入手，考察该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的因素以及它与社会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对闲暇现象的整体性认识。收起

关键词 : 白马藏族文化理性退耕还林政策闲暇生活

10. 多重边界中的撒拉人

[学位论文] 马成俊中山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周大鸣共285页

摘要 :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甘青边界,生存着撒拉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几个人口不多的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大约在元朝时从不同的地方迁徙而来,在长期的繁衍发展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费孝通教授曾多次考察访问过这些民族,他把这些民族集... 展开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甘青边界,生存着撒拉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几个人口不多的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大约在元朝时从不同的地方迁徙而来,在长期的繁衍发展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费孝通教授曾多次考察访问过这些民族,他把这些民族集团称之为“民族小岛”。撒拉族的先民于元初从中亚地区迁徙到了甘青边界的积石州(后称为循化),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生境和异民族的文化,需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以适应周边强大的汉儒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与突厥母文化断绝了交往关系的同时,与周边的藏族、汉族与回族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但是在历史上,撒拉族的民族身份却往往被具有浓厚歧视意味的“番回”、“撒拉番回”、“回子”、“撒拉回”等称呼所遮蔽,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如何能够既保持本民族文化不被别人同化,又与周边各民族集团实现良好的交往,是撒拉族人民在历史上不断思考和应对的问题。于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地方与国家之间、各宗教教派之间,时而和谐友好,时而发生冲突。总之,在异民族看来,撒拉族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而对于一个人口较少的外来族群来说,强悍也许是他们应对外来挤压的“弱者的武器”。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文明对话理论对撒拉族及其与周边的族群关系、应对策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旨在探讨生存于大族群集团和强势文化集团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口较少民族,是如何通过建构自己的文化传统,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的。本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导言,叙述了研究缘起、选题意义、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田野点概况。第二章进行了文献综述,在简要评述国内外族群及族群关系理论的同时,对国内外撒拉族研究状况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第三章从空间布局状况,对撒拉族生存的循化县以及撒拉族、藏族、回族和汉族的空间布局与村落结构做了论述,笔者认为循化县各民族的空间布局与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第四章对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进行了探讨,对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交往方式做了分析,认为循化县各民族尽管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却在一定的时空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互惠共同体。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循化县四个民族的族群认同,四个民族的认同根据历史记忆和家族记忆,分别指向各自传说中的祖居地,撒拉族认同在于“中亚”,汉族认同在于“中原”,而藏族认同在于西藏的“坤氏家族”,指出了这些认同产生的因为。第六章重点论述了撒拉族内部分化的因为,自乾隆年间各种教派和门宦陆续进入撒拉族社会以后,引起了族群内部的分裂,在清朝到民国年间,各种教派和门宦组织纷纷在撒拉族社会中得到传播,于是民族内部因对教义解释不同,产生了分歧,由于政府官员处置不当继而转化成民族起义,最终导致血腥镇压。第七章从循化地名来源的解释入手,探讨清朝政府是如何通过办学、教育等方式,试图教化处在边外地的撒拉族的努力。而撒拉族则通过拒绝接受汉语文教育,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场教化与不愿接受教化的现象,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封建时代的教育以失败而告终。第八章探讨了在国家体制下撒拉族社会结构的变迁,撒拉族社会与其他民族的社会一样,在国家语境下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在历次重大的事件发生后,社会结构得到了重组,影响了撒拉族社会的发展。第九章把撒拉族所在的循化县放到伊斯兰教文明、汉儒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的大背景中,讨论各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对话和理解和谐相处的,本章主要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循化为例进行研究,提出各文明之间只要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完全可以实现和谐相处。最后对本论文进行了必要的总结,进一步讨论了生存在“民族小岛”上的人口较少民族在他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应对周围的社会文化,又是如何完成了族群建构的过程。收起

关键词 : 甘青边界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族群建构文明多样撒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