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村寨木座寨的闲暇生活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比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前后木座人闲暇生活的状况，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中闲暇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逻辑，进而反思乡村闲暇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文化理性与经济... 展开 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村寨木座寨的闲暇生活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比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前后木座人闲暇生活的状况，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中闲暇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逻辑，进而反思乡村闲暇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文化理性与经济理性的问题。 文章从退耕还林前后木座人劳动与闲暇方式变化的描述入手，从闲暇群体、闲暇时间、闲暇空间、闲暇消费以及劳动观念图式、经济态度等纬度阐释了闲暇生活方式变迁的机制。 文章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退耕还林政策是立足于控制和减轻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优化国家土地利用结构，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只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引起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及其生计模式的变迁。由于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使木座人对自己所使用的土地缺乏长期的预期，由此而对于土地的投入失去信心，进而也减少对土地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主导下，木座人传统的农业经济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的以家计原则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并被带入到由交易原则所定义的经济体系之中。这就意味着家庭的消费必须以货币形式来进行支付，家庭收入必须以货币来进行衡量。而退耕还林政策所提供的粮食和资金的补助又从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木座人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而由于长期以来只重视农业劳动的观念的影响，又阻碍了木座人做出外出务工的抉择。由此，大部分木座人选择了低劳动、低消费、高闲暇的生活方式，闲暇也成为退耕还林后的适应性策略。 更深层次地思考这一适应性策略，其实与木座白马藏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从闲暇的群体上看，传统木座社会是建立在互惠的人际关系整合模式下，人与人之间亲缘关系的建构在闲暇生活中具有核心的价值。而随着退耕还林带来的生计模式的转变，业缘群体也进入闲暇生活的领域中，传统的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人们在闲暇中交往的群体也越来越具有异质性。 其次，闲暇时间上，在木座人传统的时间序列中区分出了“做活路”的时间与“闲着耍”的时间，并建构出一套文化观念规约着这两个时间段内的行为。在“闲着耍”的时间里举行各种仪式，在日常“做活路”的间隙“摆条”、过节，由此而完成了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而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一方面导致了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分离，另一方面导致了农业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与之相随的闲暇时间的增多。传统闲暇时间建构所强调的实现木座社会再生产的理想已不再受到重视，相反闲暇时间成为财富和社会地位展演的场域。 又，从闲暇空间上看，传统木座人的空间观念是建构在土地、家屋、聚落三个层次的空间划分的基础上，在每一个层次都区分出内与外、神圣与世俗两个纬度的空间。这三类两个层面的空间都可以成为闲暇的空间，同时这些闲暇空间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涵义，并规约着木座人在这些空间中的行为。而退耕还林带来的是内与外、神圣与世俗空间在家屋、聚落两个层面的重新界定，家屋内部与外部的闲暇空间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与缩小;聚落层面的闲暇空间也出现分化，形成了独立的三个空间。随着劳动空间的流动，固定的闲暇空间的概念也被打破，闲暇空间也具有了流动性，并向村落外、本县外更大的空间尺度扩张。 再次，从闲暇消费上来看，它作为一种消费行为，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密切相关。传统木座人的闲暇消费主要是在一些仪式性的活动中的礼物消费，面这些礼物在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下，并不是用货币购买得来，而是用其他物品交换得来。退耕还林以后，货币以及商品交换观念的进入，闲暇消费的领域从仪式性消费扩展到日常的非仪式性的活动中，并且工业化的产品也进入闲暇消费中，消费的目的已不在于亲缘关系的维系，而是以“自身为目的性”的特质。木座人闲暇消费从互惠性的礼物交换逐步向符号性的商品消费转变。 最后，文章回应了在导论中提出的关于木座“闲着耍”的闲暇生活方式的文化逻辑的问题。笔者以为，闲暇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闲暇都与劳动一样，是人类社会中并存的两种行为方式。在什么时候闲，在什么时候劳;或者在同一时期选择闲多一点，还是劳多一点，其实都是文化理性的选择。木座白马藏族的闲暇现象是在特定的土地制度、劳动观念以及时间观念等观念图式下，在“竹根亲”的社会结构的场域下形成的。由此，对于乡村闲暇生活的研究要摆脱唯经济论的束缚，把闲暇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从了解此时此地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的分析入手，考察该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的因素以及它与社会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对闲暇现象的整体性认识。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