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左传》学演进至清代，以其重考据的特质，进入总结和开新的历史时期。近三百年间的《左传》研究，可谓学者辈出，成果丰硕，但主流无疑是以考证的方法研治《左传》，考据贯穿其流变递嬗的全过程。 清初顾炎武扭转时代风气，倡导为学经世致用，崇... 展开 《左传》学演进至清代，以其重考据的特质，进入总结和开新的历史时期。近三百年间的《左传》研究，可谓学者辈出，成果丰硕，但主流无疑是以考证的方法研治《左传》，考据贯穿其流变递嬗的全过程。 清初顾炎武扭转时代风气，倡导为学经世致用，崇尚征信求实，以考据的方法研究《左传》，从文字校勘、名物训诂、历法和地理考证诸多方面，补正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清代《左传》学的发端，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启朴学之途径，为清代《左传》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受崇实致用思想的影响，清代前期的《左传》学，逐步由义理转向了考据，在历史、地理、历法、礼制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专题性考证成果。考史论经者有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考证地理者有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则是历史、地理、历法、礼制研究的综合性著作。马骕、高士奇等学者以史论经，以其精确的史事考证，探寻兴亡治乱之迹，注重对经义的发微阐幽，都表现出显著的以史为鉴的经世意图，主要运用的也都是朴实的考据方法。顾栋高荟萃毕生精力，撰成综合研究《春秋》经传的鸿篇巨制——《春秋大事表》，古地理考证，精思独到；古历法研究，趋于精密；礼制考索，考论精确；义理阐发，贴近本旨；全篇证据精明，议论雅正。江永远承朱子格物遗教，于天文、地理之术尤精，他以淹通博洽的学识，从考证地理的角度研究《左传》，将清初隐含经世倾向的地理研究，拓展到《左传》研究的领域，不仅以小学声音考辨古地名，并对杜《注》孔《疏》进行了订讹补阙，表现出从宋学到汉学迁移的倾向。 随着汉学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左传》学在乾嘉时期走向了考据的顶峰。学者以汉儒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存，开始以汉学治经，并蔚为风气。惠栋确立汉学宗旨，以汉学研治《左传》，其《左传补注》为汉学发皇，发掘并继承汉儒《左传》学，以识字审音考证法，订补杜预训诂之失，驳正杜预释礼之误。在惠栋的引领下，羽翼声张者甚众。在他们的《左传》著述中，表现了由惠栋开启的相辅而行的两种学术趋向，一是缀次古义，还原古学，一是批判杜《注》孔《疏》。《左传》多古字古音，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是汉学家考据《左传》的主张，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马宗琏《左传补注》、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均为相继追踪古义之作，可谓“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风气之下，学者又大力辑佚汉儒旧注，如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在汉儒旧注中，又尤以贾逵、服虔为宗，李贻德详尽搜集并考释贾服《左传》遗说，《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应运而生，《左传》汉学至此而粲然复章。继惠栋之后，汉学经由戴震的大力推阐，由“求其古”进而“求其是”，重视文本校勘，治经以小学立基，以考据求义理，实事求是遂成为一代学术风尚。《左传》研究倾向于考据训诂，含《左传》在内的《十三经校勘记》，尤其是高邮王氏的以字说经，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左传》考据臻于至精。 通过追溯《左传》古义，学者发现杜《注》孔《疏》是破坏汉学的始作俑者，尤其是杜预，袭取汉儒之说而不标注，不臻古训，昧于古义。于是学者纷纷从考据和义理集矢于杜《注》，由补注辨正，到纠驳批判，直至全盘否定，程度愈来愈烈，其中攻击不遗余力者，当为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和焦循《春秋左传补疏》。沈钦韩长于训诂考证，在文字训释、名物训诂、礼制考论以及义理阐释方面，全盘否定杜《注》的价值。焦循则重点从义理角度纠驳杜《注》，揭示杜预掩饰司马氏篡弑的隐衷，彻底否定杜《注》的义理价值。 乾嘉学者莫不以考据的方法研治《左传》，且考据方法的日臻精密。考据学家对《左传》的全面整理和研究，为仪征刘氏建立《左传》新疏奠定了基础。仪征刘氏以汉注取代杜《注》，荟萃清代《左传》学成果，撰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传》考据学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变法维新之说起，西学东渐活跃，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重新抬头，经学由考据又转向义理，这些都深刻影响到《左传》研宄。常州今文学派兴起，在推阐西汉《公羊》学的同时，以《左传》为刘歆伪造。今古文围绕《左传》之真伪进行了激烈争论。晚清的《左传》考据学，是在与今文学派的争论中展开的。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学者，反驳今文学派的《左传》伪作说，尤其是刘师培的考证，注入时代的新气息，成为《左传》考据学的最后辉煌，也标志着清代《左传》学开始走向近代。 本文选择了从清初顾炎武到晚清刘师培，凡十三家的《左传》著述为研究对象，他们都是以考据的方法研治《左传》，都是清代《左传》学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的代表。本文以个案分析为基础，重点考察有清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左传》考据学成果，研究他们考证《左传》的内容要义、学术思想和方法，兼顾其他《左传》著述，适当作横向和纵向比较，力求点面结合，前后联系。清代《左传》学的繁荣与考据学的兴盛密切相关，与政治也密切关联，本文注重考察《左传》考据学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时结合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的外缘考察，由微观到宏观，研究清代《左传》学流变形态的特点，总结清代《左传》考证的成就，探索清代《左传》学发展的规律。 笔者认为，有清经术，独绝千古，其中《左传》考证，可谓居功至伟。清儒在《左传》研究的主要环节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一、文本校勘。《左传》流传两千年，其间辗转传写刊刻，文字谬误者其数不在少。清儒善以小学治经，第一次全面地对《左传》文本刊误订讹，并将校订的范围扩大至杜《注》和孔《疏》，校勘之精审，前所未有。二、辑存汉注。清儒认为，杜氏盛行而贾、服浸微。他们博稽载籍，广为搜采，使散佚已久的汉儒之说，稍还旧观，后人赖以重睹《左传》汉学之大概。三、批驳杜《注》。前人极少怀疑杜预《集解》，清儒不畏权威，以汉学为宗，从名物训诂和义理，对其讹谬进行了全面清查与匡正。四、建立新疏。不满于唐人《正义》，推翻杜《注》，扶微捃佚，以汉诂为宗，“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荟萃众家之说，撰成《左传》新义疏，实为后出转精之作。乾嘉时期，群经新疏叠出，仪征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堪称“新疏之冠”。其他如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法等，都形成了专精的考证成果，成就也非常突出。 一反明季空疏的学术风气，清儒“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奉行“虚则易岐，实则难假”的理念。不为凿空之谈，据实以求是，是清代学者研治《左传》的学术风尚，重考据成为清代《左传》学的主流。开风气之先者为顾炎武，乾嘉考据学家研治《左传》从求古到求是，莫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在汉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左传》考证完全走向了考据的时代。晚清时期，《左传》研究在激烈的今古文争论中，注入了更多的时代气息。受西学影响，也受今文刺激，古文学家考据《左传》也注重阐释义理，“援古制以匡今失”，配合民族、民主革命，重新捡回了经学经世的传统。不过，重实证、以考据为中心，仍然是这一时期《左传》研究的思想方法。 清代《左传》考证成就卓著，学者以其精纯的考据方法，于经义传文旁征曲喻，得其本义，使古圣贤见之而必解颐，堪称旷古绝今。清代《左传》学，全面总结历史而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其学术成就和价值，为现代《左传》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