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张燕山西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刘毓庆共816页

摘要 : 中古《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的阶段。由于文献缺乏的限制，中古《诗经》学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还不全面和不平衡，特别是一向侧重于“经义”层面的研究，几近无史可述。而中古《诗经》学实则在“经义”和“经文”两个层面较两... 展开中古《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的阶段。由于文献缺乏的限制，中古《诗经》学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还不全面和不平衡，特别是一向侧重于“经义”层面的研究，几近无史可述。而中古《诗经》学实则在“经义”和“经文”两个层面较两汉时期都有非常突出的特征，这是其独特性所在。一方面存在持久的经学著述传统，更有着显著的《诗》教文化实践，一方面又有着具备深厚的《诗》学背景的文学传统。对于“经文”层面的研究，包括经学著述传统和文学传统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其中，经学著述传统中的“《诗》音”类著作，是“经文”层面研究的主体，反映了中古时期《诗经》传本纷繁复杂的存在状况。同时，文学传统之中《诗经》异义和异文的存在也成为中古《诗经》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重点。《诗经》传本乃是中古《诗经》学“经文”层面研究的基础。在中古《诗》学著述传统中，存世文献主要为“《诗》音”类著作。在大量“经义”类著述失传的情况下，仅存的“《诗》音”类著作对中古《诗经》学史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这类著作的代表也是集大成者，就是陆德明所撰《毛诗释文》（见《经典释文》），《毛诗释文》的经学史意义，正在于承载了中古时期大量传本的信息。其中至少记录了六种《毛诗》传本，以及当时仍有学术文化影响力的《韩诗》传本。通过对其间的大量异文进行比勘，可以从《诗经》学史的角度建立异文归属的传本观念。在“传本观念”的观照下，这些珍贵的记载（主要反映出中古后期南朝的《诗经》传本情况，同时也可以作为北朝传本的参照），就成为清晰描述中古时期各种《诗经》传本流布图景的根据，并且可以与存世敦煌文献中的中古至唐代的《毛诗》写本形成参照。中古时期《毛诗》传本多元化的复杂情况，在经典文本稳定的后世以及当代语境之中，是较难体认的。对于中古时人特别是经学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些令人莫衷一是的众多传本，这也必然成为《诗经》学的历史存在和后世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详细探索《毛诗释文》考文体例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对中古《诗经》传本的诸多议题的探讨，如“旧本”与“俗本”的时代观念，“江南本”、“河北本”等地域性观念，以及手抄本时代经典“定本”的地位等问题。当时至少在南朝经学界，存在一种纯粹化《毛诗》学的学术倾向，陆德明、颜之推等人所认定的优良传本，就是所谓江南旧本。而俗本作为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传本，被认为存在较多错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参照就是《韩诗》。由于俗本与《韩诗》具有较深的渊源关系，故而从专注《毛诗》学的经学家的角度看，极有可能被认为不够纯粹。但俗本的广泛影响力，却在文学传统中有鲜明的反映。文学传统所反映的中古《诗经》传本，是更为复杂的情况。因为中古文学分为前后两段，在其早期特别是开始阶段的建安时期，中古文学承袭汉代“述经”传统，形成了具有很强的《韩诗》学色彩的文学传统，特别是中古第一流的大作家曹植的创作深受《韩诗》影响。这一《韩诗》学背景深刻塑造了建安文学，并为三国和西晋文学所继承和发展，如陆机、潘岳等重要作者，都在其作品中表现了《韩诗》学的述经传统。至南北朝时期，《韩诗》学虽然在学术授受方面无有传习者，但一直保留着它的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原因就缘于文学传统的力量。南北朝时期的作者已经普遍处于《毛诗》学的文化视野之内，他们的作品也出现明确述用《毛诗》的普遍情况，但由于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性，《韩诗》仍通过文学而得到了间接的传承。这一文学传统受《韩诗》影响至深，也反过来影响了《诗经》学史的内涵，特别是《诗经》传本的传播。中古《毛诗》俗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流行的传本，除了东汉以来《毛诗》学的学术传统使然，也是因为它与《韩诗》的联系，因此从文学家的角度看，俗本《毛诗》才是更理想的《诗经》读本。当时作者们在作品中杂用《毛诗》与《韩诗》的情况相当普遍。中古《诗经》学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与经学视野下追求《毛诗》学的纯粹相反，文学视野下所体现的《诗》学内涵表现出更为多样和丰富。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就出现了唐代似乎颇为矛盾的《诗经》学局面：一方面颁布颜师古所厘定的官方定本，一方面民间社会继续延续中古俗本传统。但同时唐代《毛诗》传本也表现出一种新的融合倾向，即中古以来旧本与俗本两大传本系统之间出现了融合交叉的现象，因此唐写本《毛诗》新的混融面貌，其趋向与唐定本一样，总体都是在“俗本”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旧本”。直至宋代印刷文化兴起，大量中古乃至唐代的传本才逐渐消失，进入到一个文本相对稳定单一的时代，形成所熟悉的今本《毛诗》的面目。而中古文学传统作为这一众多手抄本时代的产物，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既具有经学史的意义，又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这项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导论对中古《诗经》学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综述，对其涉及的重要论断和相关议题进行评价。在充分认识已有研究的文献局限和观念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传本异文为中心的研究，以“经文”层面为中心的新的研究视角，建立中古《诗经》学与文学传统的主题。上编对中古学术文化背景进行概述，特别是对《诗经》学史的变迁，指出中古时代文化价值转向文学，《诗经》学著述传统中也出现了重视“经文”层面研究的《诗》音类著作。中编以中古《诗经》传本为考论中心。重点构建《毛诗》传本理论，特别是南朝传本。以陆德明《毛诗释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敦煌《毛诗》文献，对《毛诗》传本的时代观念和地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进行研讨。下编则将视野转向呈现中古《诗经》学影响下的文学传统方面，以传世中古文学文献为主要考察范围。具体来说，以中古作者《诗》学背景为中心，将数百年间作者们述用《诗经》的情况，特别是《诗》学家数及传本的情况进行辨析和调查。这一方面是对传本研究的印证和深化，一方面更是对《诗经》学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确认。结论部分重申了中古《诗经》学的地位和意义，并揭示“文学传统的《诗经》学存在”这一研究方向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研究空间，以期对“中古文学自觉”有更为深入确切的理解。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古代文学《诗经》学文学传统学术价值

2. 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

[学位论文] 张培富山西大学 2006年博士导师: 郭贵春共479页

摘要 : 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文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 展开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文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内部来讨论化学的体制化问题。贯穿全文的有两条线索: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从论文结构看，本文由导言、正文六个部分、结束语，及两个重要的附录组成。尽管把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活动背景的描述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资料的整理放在“附录”部分，但它们却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首先介绍两个附录的内容。附录Ⅰ，“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这部分概况性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是在怎样一个社会和留学大背景下出现与发展起来的。从留学时间上看，制度化的留学活动在民国时期形成，化学留学生正是在制度化的留学活动中诞生的。从留学主题来看，正是在多元化主题留学的大潮中，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才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正是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的产物。从留学地域上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稳定的留学地域，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近代科学强国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中坚力量正是留学美国的归国化学家。附录Ⅱ，“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共收录377名近代化学留学生，这是一份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名录》共分为姓名、生卒年、性别、籍贯及出生地、出国前受教育学校、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国外受教育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获最后学位及学校、回国时间、回国后的工作专业及职业、国外学习和国内外工作简况等12个指标与栏目，具有指标分类合理，表格直观有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特点，相当于一个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小传。导言对与本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做了系统的梳理，着重考察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留学生与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研究两方面的研究状况，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基本结构和内容，以及本文的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形成的留学生群体指标分析”。以附录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为基础，选取了近代留学生出国前、出国后及回国后共3组12个群体指标进行了量化的统计与分析。本部分旨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通过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对一个特殊的科学共同体——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背景做出深度分析。第二部分，“创建社团及期刊——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开端”。本部分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在20世纪上半叶创建和发展各种化学社团的具体情况，以及主要由化学社团创办的化学期刊的发展情况。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正是肇始于化学社团的建立和化学期刊的创办。通过对各个化学社团和各种化学期刊创建、创办人及持续建设者的统计分析，凸现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的主导作用。第三部分，“发展高等教育—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重要依托”。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实质性进展首先是在化学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而依然是近代留学生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高等学校是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留下足迹最多的领域。本部分从中国近代化学教育发展的三个时期来探讨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在化学教育体制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化学教育体制的建立、化学课程体系的形成、化学教材的建设及化学学科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其中高等化学教育的体制化是研究的主线。第四部分，“建立研究机构—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核心建制”。实现科学体制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建立专业的科研机构，而深谙此道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创建和发展中国近代化学研究机构的重任，它包括独立的科研机构、大学里的科研建制以及企业里的科研部门等多种形式。这构成了本部分讨论的主体内容。第五部分，“取得标志性成就—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成果”。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为了使中国近代化学融入世界化学体系之中，并在世界化学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本部分选取和分析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在近代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成就，既有具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也有代表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发展的标志性工作。第六部分，“化学家院士—中国化学家角色形成的最高体现”。本部分对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他们是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的下半叶，他们都是中国化学家院士群体的中坚。结束语这部分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和鸟瞰，特别是在导言部分不能尽言的整体分析，在这里做了进一步阐述。通过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追溯，提出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和中国科学体制化建设的几点想法。本文的两个附录和正文的六个部分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两个附录既是全文的论证起点，又是始终贯穿全文的背景资料。正是在中国近代百年留学活动的背景下，我们探索中国近代377位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百年化学活动的历史时空中，对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做出的贡献。附录Ⅱ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直观地给出377位化学留学生的全景像，正文第一部分则对377位化学留学生群体的全景像展开细节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在形成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过程中，通过可量化的群体指标刻画这种化学家角色形成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指标的量化分析，为后面各部分对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考察提供实证的史料与背景。正文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考察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最重要的三个环节——社团、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留学生们的突出表现和贡献，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五部分是讨论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在社团、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些化学体制中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是化学体制化的成果体现。第六部分是把历史镜头聚焦到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的杰出代表——化学学科的院士群体身上，考察他们对中国化学体制化的全方位贡献，是对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考察的进一步回应。全文开始于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的整体考察，结束于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中院士群体的考察。收起

关键词 : 化学史体制化进程社会史留学生

3. 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

[学位论文] 刘洋山西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张培富共473页

摘要 :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 展开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收起

关键词 : 中医体制化科学社会学文化变革教育建制

4. 黄帝神话传说研究

[学位论文] 闫咚婉山西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段友文共444页

摘要 : 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 展开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的宗教偶像；在俗文学作品中，黄帝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有道、有术、有德的明君。可以说黄帝神话传说在历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形象多元化、事件丰富化、意义多重化、体裁多样化的特点。黄帝神话传说的内涵实则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体现，例如民族的思维模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讨论这样的黄帝形象——存在于历史、文学等书面文献，民间口承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黄帝”，不对其作历史真实性的专门考证工作。本文无意于对黄帝神话传说进行古史考据方面的突破，而是希望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中重要的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丰富的黄帝神话传说文本为基础，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展现黄帝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以及以重要人物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叙事活动。发轫于民族觉醒初期、古史考辨运动中的黄帝神话传说研究，其发展不仅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与各个参与学科的研究趋势也密不可分。历史学、古代文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不仅为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同时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黄帝神话传说之于上古史建构、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精神构筑等的重要意义。全文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以阐述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历程为主。第一章围绕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展开叙述。以《山海经》为代表的黄帝故事展现出黄帝神话较为原始的形态，在其后的《左传》等史书中又呈现出古史传说的面貌。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盛况，诸子所载的黄帝神话传说反映出战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记录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已经显现出“造神话”的主动性。这一时期黄帝身份的建构以祖先与圣王最为典型，先秦时期的黄帝神话传说，为汉及以后的黄帝神话传说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围绕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进行叙述。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出现在正史《五帝本纪》中，二是出现在汉代流行的谶纬神话中，三是保存在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汉代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高潮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深受汉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等影响。黄帝既是上古五帝之首，又是感生圣王，同时还是显赫的天神与升天的仙人。汉代黄帝神话传说呈现出多态性的发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为黄帝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始祖与道教创教道宗两大民族文化代表提供了契机。第三章围绕道教文化影响下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与因此衍生的神话文本类型展开叙述。汉代以后，黄帝神话传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道教化。道教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唐成为国教，在宋代又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道教文化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影响成为唐宋时期黄帝叙事发展的主要背景。道教信仰影响下黄帝形象由最初的黄神演变为道宗，在道教文献中，他不仅是道门各类法术的重要传承者，更是当时为与佛教对抗而塑造的宗教偶像。围绕黄帝形成的道教神话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在传统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浸染了宗教意味所以更加生动。对道教黄帝神话文本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信仰。第四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由雅至俗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从中国古典神话的载录规律来看，文献性质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黄帝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俗化”品格。在宋代以及明清时期俗文学的大力发展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充分的俗化发展。宋代史学新变中上古史的重新整理、民间讲史之风的盛行等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在讲史话本、早期文人拟作以及章回小说等俗文学类型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这一“俗化”运动，在保存旧情节、编创新情节的过程中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同时也完成了在民间普及上古历史、传承神话资源的任务。下编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黄帝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密切相关的三组人物关系及其事迹展开讨论。客观来说，人物只存在于关系和行为中①，探讨它们对神话传说叙事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全面把握黄帝形象、事迹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的故事展开论述。炎、黄神话主流意义的生成来源于中华民族追溯民族起源的客观需要，先秦、秦汉时期炎、黄神话的书写是其主流意义生成的基础，因此该时期的炎、黄神话传说是本章的聚焦点。重点对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异德之战的发生与意义等进行分析，展现二者形象向民族始祖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围绕黄帝群臣神话传说展开叙述。上古神话中君臣治世神话传说滥觞于此，君臣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文化的折射，同时群臣集群形象构成的“叙事母题”是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对群臣形象及事迹的集中探讨，可以有效揭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政治意义，并且挖掘黄帝帝王形象建构的内部逻辑。第七章以女性视角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进行解析。20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神话学，使得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上古神话中的女性问题。在上古帝王神话中，女性往往处于话语的边缘。帝妃与帝女的形象在帝王神话中总是作为附属角色存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影。从嫘祖养蚕之功、嫫母巫觋之责、三女助父事功等女性对黄帝部族发展的贡献中皆可得到印证。同时黄帝三女传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叙事，对三女故事流传演变过程的关注，可以形成典籍与民间叙事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探讨民间神话传说的演变规律。收起

关键词 : 黄帝神话传说历史演变民间叙事对话空间

5. 陆世仪年谱长编

[学位论文] 艾冬景山西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郭万金共427页

摘要 :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自号刚斋，晚号桴亭，世称桴亭先生，江苏太仓人，明末诸生。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创立桴亭学派，倡导实学，经世致用，顾炎武称其为“一代真儒”。陆世仪出生于读书世家，自幼受到正统的儒学教育，少年聪... 展开

关键词 : 人物传记陆世仪生平事迹年谱

6. 金代山西地区文学家族研究

[学位论文] 顾文若山西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牛贵琥共416页

摘要 : 金代山西地区文学家族十分兴盛。山西地区是指金代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和西京路的部分地区。入金之后，虽然这个地区在少数民族女真族的统治之下，但与宋朝时期山西处于边防前线相比，这个地区的地域角色发生了改变，文化中心北移，加上女真统治者迅... 展开金代山西地区文学家族十分兴盛。山西地区是指金代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和西京路的部分地区。入金之后，虽然这个地区在少数民族女真族的统治之下，但与宋朝时期山西处于边防前线相比，这个地区的地域角色发生了改变，文化中心北移，加上女真统治者迅速汉化并重视儒学教育，使得山西地区的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文学家族的兴盛就是金代文化繁荣的重要表现。山西地区文化繁荣与地方精英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有关。这些地方精英往往就是文学家族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后有一个家族作家群，是金代文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现象。这些金代文学家族数量很多，关系不一，或兄弟间，或父子间，或祖孙间，或舅甥间，往往一家几代或一代几人成为能文之士。把金代山西文学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金代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是山西文学家族的成员，对金代山西文学家族的深入研究是进一步把握金代文学的关键所在。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选题的意义及现今山西地区与金代地域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有关文学家族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对金代西京路的三个文学家族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三个文学家族是刘氏家族、雷氏家族和魏氏家族，都在浑源县，他们之间也有姻亲关系。第二章对河东北路的七个文学家族进行了个案研究。它们是：隩洲白氏家族、秀容元氏家族、定襄赵氏家族、定襄孙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太原郝氏家族、平定杨氏家族。第三章对河东南路九个文学家族进行了个案研究。它们是：平阳乔氏家族、高平李氏家族、高平晁氏家族、陵川郝氏家族、潞州宋氏家族、临晋陈氏家族、河中李氏家族、稷山段氏家族。第四章是对金代山西地区文学家族进行综合性研究。首先，从历史文献中梳理了金代文学家族的的文化传统特点，比如其后代在金朝灭亡后的选择和经历，他们的走向大致有三个，一是在新朝做官，一是教授乡里，一是非隐非仕，与新朝有限合作。其次，从藏书风尚以及出版业兴盛的现象探讨了文学家族兴盛的文化环境，从文化传统教育的角度探讨了文学家族兴盛的内部原因。同时也从家族制度转向的背景探讨了金代山西文学家族兴盛的历史原因。第五章首先梳理了金代文学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中与家族有关的部分。如家训诗、家谱、祝寿诗词、赞扬佳子弟诗歌、家族成员之间的唱和诗等。其次，对山西文学家族的联姻关系也作了梳理，并探讨了文学家族之间的联姻对文学的影响。再次，也探讨了山西文学家族与所参与的金代文坛著名的雅集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总结了金代山西文学家族对金代文学的作用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金代山西文学家族成员参与了金代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特别是后期，是金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尤其是金代山西文学家族培育出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在有着深厚家学的环境里，在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地域环境中，在良师的教导，在与志同道合的同乡好友的关心鼓励、互相切磋、揄扬的氛围中脱颖而出的。此外，金代山西文学家族的作家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是促进金代文学多样化特色的重要因素。收起

关键词 : 山西地区金代时期地域文化文学家族

7. 山西晋城盆地方言语音深度研究

[学位论文] 原慧艳山西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乔全生共406页

摘要 : 晋城盆地方言分布于山西晋语与豫北晋语以及中原官话汾河片交界地带，分属于晋语上党片晋城小片、长治小片和中原官话汾河片。本文以山西晋城盆地方言语音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6个市区县75个乡镇的方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描写，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运... 展开晋城盆地方言分布于山西晋语与豫北晋语以及中原官话汾河片交界地带，分属于晋语上党片晋城小片、长治小片和中原官话汾河片。本文以山西晋城盆地方言语音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6个市区县75个乡镇的方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描写，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历史比较法、归纳统计法、地理学语言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该片方言语音特点及历史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七章，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晋城盆地的地理概况和建制沿革；界定了研究范围，考察了晋城盆地方言的研究现状，简要分析了已有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阐明了本文的写作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第二章声母部分主要讨论晋城盆地方言声母的读音类型和演变情况。介绍声母概况，包括声母数量及存在差异，以及与中古声母的对照。其后就五个突出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古泥来母读音相混。文章认为来母混入泥母多发生在阳声韵，应该是语音自身演变所致；泥母混入来母多发生在阴声韵，当是古音的遗存；泥母个别字“碾黏挠”读同日母当是中古“泥娘分立”、“娘日不分”的痕迹。尖团音情况复杂，共有14种读音类型，各点尖团音分布韵摄以及读音形式不尽相同，尖音与团音之间有整齐对应的，有交叉对应的，有混乱对应的，体现了尖团音的非同步演变。知庄章组分为合一型、二分型和三分型，以合一型为主要类型。知庄章组与精组洪音合流为[t?、t??、?]是这一区域较为突出的特点。文章认为知庄章组经历了两次卷舌化过程，在第二次卷舌化过程中，知庄章组裹挟着精组进行了“回头演变”。日母儿系字读舌尖后浊擦音[??][??]是元代以后逐步演化而成；日系字读零声母则是遵循着北方汉语日母字由鼻音弱化为零声母的演变。擦音与塞音、塞擦音非同步发展。在见晓组中，擦音比塞音演变快；在知庄章和精组中，有的擦音快于塞擦音，有的相反。文章推断，晋城盆地方言知庄章组和精组合流后的底层形式是[ts]组，在第二波卷舌化过程中，由于受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擦音与塞擦音的演变逐渐分离，体现出交界地带方言的过渡性。第三章韵母部分介绍了韵母数量和韵母特点，对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分别进行详细描写和深入讨论，并且选取了三个突出的特点进行专题研究。阳声韵鼻音韵尾大量的消变，导致了复杂的合流现象。在合流过程中，一些方言点以韵母的洪细为条件进行合流，形成了洪细分韵的现象。总体上看，鼻尾消变由快到慢顺序为：咸山摄＞深臻摄三等知系＞深臻摄洪音＞深臻摄细音＞曾梗摄三等知系＞曾梗摄细音＞曾梗摄洪音＞宕江摄＞通摄。入声韵可分为四组型、三组型、两组型和一组型，体现出交界地带方言入声韵的多样性；晋城城区等6个方言点入声韵喉塞尾脱落，但仍然拥有独立的韵母。高平等10个方言点高元音入声韵与卷舌声母相拼时发生儿化现象，喉塞尾弱化但未脱落且保持原有的入声调。晋城盆地方言广泛存在阴声韵读鼻尾韵现象，从分布情况看，分为系统性音变和例外性音变，形成这一现象有声母和韵母的原因，也有音系格局与发音机制的影响。[i][u][y]介音的消变现象，反映了处于交界地带的晋城盆地方言在语音演变上的自我创新性。知二庄与知三章的分韵是晋城盆地方言较为特殊的语音现象，它将《中原音韵》知二庄与知三章声母对立转化为韵母对立，文章认为三等[i]介音使知三章组韵母主元音高化前化，当其脱落后知三章与知二庄的韵母自然也就不同了。第四章声调部分介绍了调类数量、调类分合以及声调特点，着重探讨了平声不分阴阳、阳平与上声合流、去声分阴阳、去声与阳平合流以及入声的分合和舒化现象。文章认为平声不分阴阳是一种存古现象；古浊平和古清去字的不稳定性体现了晋方言边缘方言与核心方言的差异；全浊入舒化是调值拉长的自主舒化，清入和次浊入舒化是调类影响的被动舒化。第五章Z变音部分主要讨论了Z变音的读音类型、合音方式以及Z变音合音成分的来源。从读音类型看，Z变音有[?][u][?]三类；从合音方式看，以长音型为主，兼具融合型和拼合型，变韵同时伴随着变调；从单字韵与Z变音的对应关系看，二者具有多种对应关系。文章认为Z变音的合音成分来源于“子”尾。第六章探讨了晋城盆地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异同。与晋方言核心片、中原官话汾河片、豫北晋语以及上党片长治小片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其与周边方言的亲疏关系由近及远为：豫北晋语＜长治小片＜晋方言核心片＜中原官话汾河片。第七章余论部分在总结归纳晋城盆地方言语音共同特点和内部差异基础上，对沁水城东方言的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沁水城东方言更适合划入晋城小片。总体上，晋城盆地方言语音具有三个特点：从共时层面看，方言内部个性大于共性；从语音特点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从历时演变看，兼有保守性与创新性。收起

关键词 : 晋城盆地方言晋方言语音特征语音演变

8. 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

[学位论文] 王洋山西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张俊峰共405页

摘要 : 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 展开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著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收起

关键词 : 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社会发展

9. 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

[学位论文] 崔艳英山西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魏屹东共398页

摘要 : 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 展开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收起

关键词 : 乔姆斯基心智表征观方法论自然主义

10.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

[学位论文] 王楠山西大学 2023年博士导师: 李冰强共391页

摘要 : 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外部因素，是独立于生态和环境的第三种术语。通过对“中心”的甄选，能够达到生态环境包含评价生态或环境的效果，这一点从对前述术语使用现状的考量中可以得到印证。生态环境损害是外部因素对生物生存和发展产生... 展开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外部因素，是独立于生态和环境的第三种术语。通过对“中心”的甄选，能够达到生态环境包含评价生态或环境的效果，这一点从对前述术语使用现状的考量中可以得到印证。生态环境损害是外部因素对生物生存和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成因包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环境修复以恢复生态环境功能为目标，通过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对受损生态环境展开救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由生态环境损害引起的，通过采用一定方式实施的，旨在使受损生态环境回复到损害之前状态的一种法律救济。生态环境修复以生态环境损害为前提。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深化、升华，是运用法律工具应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关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同于环境侵权责任的原因在于，其不以人身、财产损害为必备要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因在于，其以生态环境（而非人）为直接救济对象。有关学界对法律责任认识不一及既有界定涵盖不足的揭示，为突破现有理论及制度束缚，认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本来”，提供理论依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包含民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等诸多责任在内的责任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修复相关责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统一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当中。基于对公、私法划分标准的分析，从责任主体、承载意思、责任实现利益的角度上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公法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包含政府责任和个人、企业责任双重意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一种政府责任的原因在于，基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责，政府需要在生态环境受损的情况下，代表社会公众对受损生态环境展开救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个人、企业责任的原因在于，个人、企业因未能遵守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而对其未履行义务的弥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包含救治受损生态环境和预防生态环境受损两项职能。基于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顺位考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被视为环境法治中的基础责任，赔偿责任只是“后话”。根据实体法依据的不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可能的实施路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适用路径，具体可选路径包含民事侵权责任形式的扩张路径、民事责任请求权基础的扩展路径、民事责任提起依据的扩充路径三种；第二类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法适用路径，具体可选路径包含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处罚适用路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命令适用路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协议适用路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刑事司法适用路径四种。通过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公、私法各可选适用路径基础理论、优势、不足的分析，可以在各可选路径中选出可行路径。在前述可行路径分析的基础上，以法安定性和最小成本为标准，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公、私法适用路径展开比较，旨在回复理论及实践关切，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施路径“正本清源”。宜通过公法路径实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原因在于，较之于私法适用路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公法适用路径具有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一致、对法治传统安定性的冲击小、所需投入成本低的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理念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同；二是推动整体系统环境观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中的落地；三是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实施机制的构建提供指引。立足于“五位一体”的宪法考量，结合法律责任在现行法律中的具体表达可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法律责任。通过对部门法理论和环境法属性的分析可知，应在环境领域法视域下，实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领域法定位。应构建行政主导、诉讼补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运行体系。行政主导的优势在于能够做到实体法依据充分、契合法安定性和最小成本原则等。诉讼补位旨在规避行政路径所固有的偏差和不足。行政命令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中的作用在于救济受损生态环境，行政协议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中的作用在于预防生态环境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路径包含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刑事附带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四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归责原则包含“过错”和“无过错”。立足于主体的差异，可以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分为单独责任、连带责任、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需要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为包括未达到资格要求，未达到程度要求，未达到时间要求，未达到地点要求，未达到对象要求，未达到方式要求。对引起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结果实施“救治+预防”的差别化考量，需要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结果与生态环境受损期间服务功能的减损及当事人的实际所得无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证明标准包括短期内的低于50%和长远上的高于50%。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分为责任人自己修复、责任人委托他人修复、责任人自己修复和委托他人修复并举、替代性修复。为保证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结合责任适用不同阶段的现实需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制定、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等具体配套制度。收起

关键词 :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私法适用公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