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王晨南京农业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房经贵共330页

摘要 : 植物microRNA(miRNA)是广泛分布于植物基因组中的一类长度约19-24个核苷酸的内源非编码的单链小分子RNA，是植物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因子。它主要通过介导靶基因(靶)的裂解或抑制靶的翻译从转录后水平调控靶的表达，在植物的生长、发育、分化、凋亡、新... 展开植物microRNA(miRNA)是广泛分布于植物基因组中的一类长度约19-24个核苷酸的内源非编码的单链小分子RNA，是植物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因子。它主要通过介导靶基因(靶)的裂解或抑制靶的翻译从转录后水平调控靶的表达，在植物的生长、发育、分化、凋亡、新陈代谢、应激反应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植物miRNA是植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葡萄(Vitis viniferaL.)是世界性重要水果，也是我国最重要经济果树之一。目前，尽管已有一些葡萄miRNA识别、鉴定的报道，但所有这些鉴定的葡萄miRNA均来自欧亚种的酿酒葡萄，而且这些欧亚种的不同品种中约30％同源miRNA存在序列差异。因此，在不同葡萄品种群与葡萄种上开展葡萄miRNA及其靶基因的识别、鉴定及作用方式研究对于更全面认识葡萄miRNA的特性，功能及葡萄种间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葡萄功能基因组学的全面开展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本研究以欧美杂种(hybrid of V.vinifera and V.labrusca)的鲜食葡萄‘夏黑’(Summer x Black)和野生的山葡萄(Vitis amurensis Rupr.)为试验材料，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miR-RACE、Solexa测序、Degradome测序、qRT-PCR.PPM-RACE和RLM-RACE技术以及等技术系统地开展了葡萄miRNA(Vv-miRNA)及其靶基因的鉴定与特征性分析，并研究了miRNA调控靶基因的主要作用方式以及作用方式的时空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利用miR-RACE技术在欧美杂种的鲜食葡萄品种‘夏黑’上验证了156条生物信息学预测的miRNAs的精确序列，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了134条miRNAs的靶基因。进一步对随机选择的10对Vv-miRNAs及其靶基因在葡萄叶、茎、卷须、花序、花和果实六种不同组织中进行荧光定量RT-PCR(qRT-PCR)表达分析，结果表明不同Vv-miRNAs及其靶基因在葡萄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表达水平，且二者的表达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同源miRNA的靶模式比较分析发现不同葡萄品种的同源Vv-miRNAs的碱基变异一般不改变其靶基因，葡萄与拟南芥中同源miRNA序列的碱基变异易改变它们的靶模式。 2.构建了‘夏黑’葡萄不同发育时期的花序、花、果实小RNA(sRNA)文库，通过Solexa测序以及miRNA序列的保守性和二级结构的典型性分析，共鉴定了130条保守的Vv-miRNAs和80条潜在的非保守的Vv-miRNAs(包含72条新的Vv-miRNAs和8条已知的非保守的Vv-miRNAs)。在80条非保守Vv-miRNAs中，有42条(52.5％)在葡萄不同组织中表达，其中20条仅有葡萄果实中表达的特异性。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了56新的Vv-miRNAs的130条靶基因。同源基因的功能注解表明，这些靶基因在葡萄花果发育以及对环境胁迫反应的应答过程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3.为了进一步认识Vv-miRNA调控靶基因的作用方式，利用5'-RLM-RACE(RNA ligase-mediated5'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和3'-PPM-RACE(Poly(A)polymerase-mediated3'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技术对21条Vv-miRNA的36条潜在的靶基因及作用方式开展鉴定。结果验证了18条Vv-miRNAs的31条靶基因并鉴定了它们之间的裂解作用方式及裂解位点，其中约94.4％的Vv-miRNA介导靶基因的裂解位点在miRNA的5'端第10位碱基。Vv-miRNAs及其靶基因在葡萄8种组织的表达水平之间存在相反的变化趋势，靶基因裂解产物在这些组织的积累模式与相应的Vv-miRNAs的表达模式基本一致。 4.为了认识原产中国的重要野生葡萄种山葡萄miRNA的功能特性，并进一步研究不同葡萄种同源miRNA的差异，对山葡萄中的小RNA开展了挖掘。通过Solexa测序共鉴定出126条保守miRNAs和34条非保守miRNAs，发现了72条新的山葡萄特异miRNAs(Va-miRNAs)。利用miR-RACE技术验证了40条新的Va-miRNAs的精确序列。通过qRT-PCR检测到随机选择的18条Va-miRNAs在山葡萄7个不同组织的表达。Va-miRNAs在28种植物(包括不同葡萄种群)间具有较高的保守性，但同源miRNAs也存在一定的碱基变异。基于不同葡萄种间的同源miRNA序列比较，在山葡萄上发现了的miRNA SNPs(miR-SNPs)和miRNA长度变异(miR-LDs)，其中一些变异可能改变其靶模式。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了新的Va-miRNAs的346条靶基因。同源基因功能注解表明，它们主要涉及抗逆过程(抗寒性、抗病性、抗旱性等)、花青素合成及糖代谢等过程。 5.为了从全基因组水平全面认识miRNA在葡萄发育过程中作用模式的时空特性，利用Solexa、Degradome测序及生物信息学方法系统研究了不同发育时期的葡萄叶、花、果组织中Vv-miRNA与靶基因的特性及Vv-miRNA调控靶基因作用模式的时空变化。共鉴定了242条已知的和132条新的miRNA，并验证到193条靶基因，其中103条是已知Vv-miRNA的靶基因，另90条为新Vv-miRNA的靶基因。研究发现，超过50％的新Vv-miRNA在葡萄花、果组织中特异地表达，并在相应组织对其靶基因有特异性地裂解作用，其中花组织中的靶裂解位点具有广泛性。qRT-PCR表达分析发现6条果实的新Vv-miRNA对外源赤霉素(GA)和乙烯处理显著地响应，表明它们参与了与GA和乙烯信号途径相关的葡萄果实发育过程。另一方面，约93.6％的已知miRNA在葡萄发育过程中通过不同作用模式动态调控相应的靶基因，其中不仅存在多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共同调控靶基因的模式，而且存在miRNA家族的多个成员中只有一个成员在葡萄发育过程中对靶基因起主要调控作用的模式。本研究较大地丰富了葡萄基因组学研究内容，并为葡萄功能基因组学和葡萄花、果发育的机理研究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收起

关键词 : 葡萄 microRNA 生物信息学靶基因识别调控模式

2.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

[学位论文] 王晨华中师范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郑成林共278页

摘要 : 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 展开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收起

关键词 : 蚕业改良会中外合作行业转型蚕种引进近代蚕业发展

3. 屠格涅夫创作的诗学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黑龙江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荣洁共237页

摘要 :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作为将俄罗斯文学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以及其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三巨头”。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语言优美，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 展开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作为将俄罗斯文学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以及其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三巨头”。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语言优美，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由于其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屠格涅夫被冠以“时代歌者”的称号。本论文的重点旨在屠格涅夫创作的诗学研究，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对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主题、浪漫主义特色以及其世界观的诗学表达进行论述。论文的绪论部分对“诗学”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梳理亚里士多德、哈利泽夫、奥斯汀·沃伦、勒内·韦勒克以及波捷布尼亚几位学者的观点，最终确定本文中诗学的研究范畴。绪论中还对国内外屠格涅夫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屠格涅夫创作的主题是多样的。在其作品中，屠格涅夫不仅准确地描绘了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风貌，而且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暴露出的社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思索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以下主题: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爱情与义务的关系以及社会变革等几方面，屠格涅夫拟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把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准确描绘与浪漫主义特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与屠格涅夫“将现实提升到理想层面”，“将现实诗化”的美学主张是密不可分的。浪漫主义特色不仅没有影响作品的现实意义，反而为其增添了艺术价值，提升了审美体验，而屠格涅夫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为: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真挚深刻的主观抒情和具有传奇性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通过对屠格涅夫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哲学观上，屠格涅夫兼有唯心主义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在人生观上，屠格涅夫持消极悲观态度;在爱情观上，屠格涅夫则希望享受恋爱的过程，而不刻意追求爱情的结果。这些思想观念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在对屠格涅夫创作的诗学进行研究时，其世界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收起

关键词 : 屠格涅夫诗学浪漫主义特色俄罗斯

4. 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山东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肖金明共229页

摘要 : 中国城市社区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是观察和衡量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微观窗口。城市社区的发展状态以及治理水平，直接反映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点。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展开中国城市社区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是观察和衡量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微观窗口。城市社区的发展状态以及治理水平，直接反映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点。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以治理绩效为导向，在全面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资源、历史基础、支撑要素的价值内涵以及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阐述了以治理主体结构为载体、以治理行为策略为关键、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指向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功能定位及其作用机理，探讨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结构、核心变量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发展问题。纵向上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表达、实践载体、支撑要素、价值指向的内涵特点;横向上将绩效内涵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过程，通过对治理动因、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结果进行全方位考察，包括对不同城市不同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个案的比较分析，尝试对绩效生成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模型的建构，进而探讨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优化路径。这样的研究坚持的是宏观思维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系统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为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科学化、行为高效化及其公共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主题、研究思路与方法遵循，本文在内容上设计了包括导论和结束语在内的八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内容框架与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作了概括性介绍。强调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出发，按照行为主体公共表达、行为规范公共导向、行为结果公共效用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权力配置及其行为方式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关键要素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行为策略与治理绩效的变量关系。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关键要素以及价值追求等问题的综合考量，论文在对学界形成的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视角、“理性经济人”到“公共价值”的视角以及集聚共同价值的社会关系等视角，论述了国家—社会理论、多元合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意义，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引导。第二章主要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化表达的历史性演进——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实践载体、要素支撑、价值指向及其演进逻辑的系统分析，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行为特征、价值意义与历史局限性。强调城市社区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城市社区治理“主观供给”的动态对接与相互促进，是城市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成熟程度，有赖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发育水平，“理论引导”与“经验推动”的融通与互动，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而为本文开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实现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确立逻辑起点。第三章主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以及治理生态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作了分析阐述。基于治理绩效是治理要素在治理目标牵引下经由合理配置、价值耦合而呈现出来的运行效率高、公共效益大的整体性认识，从城市社区治理治理目标导向、主体构成、治理资源保障以及治理生态优化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动因生成、主体力量、支撑条件、秩序建构以及绩效呈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旨在从“价值目标”“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及其作用机理。强调中国城市社区的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的初级性及其治理要素发育程度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其治理绩效生成的多线性以及评标标准的多重性。以“绩效”为导向解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则可以在对影响绩效生成的主体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策略诸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动态把握的基础上，认识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生成机理与条件约束。从而为不同条件下的城市治理主体结构类型选择提供新的参考样本，为回应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选择。第四章主要分析阐述了因权力配置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社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化表达。论文在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类型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将因治理主体要素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各有优长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形态归纳为“权威—管制型”“愿景—服务型”“互利—奉献型”等多种类型。基于治理需求决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治理行为和治理绩效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分析了不同治理类型表征不同的行为方式与价值指向，另一方面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多种模式并存的合理性及其绩效生成方式的多样性，从而为在既定治理结构情况下的行动策略选择提供价值考量。第五章主要分析阐述了治理主体结构不同及其主体要素作用机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治理行为策略。论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地域特征、居民构成以及政府偏好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将体现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丰富多彩、各具优势的“主体行为”归纳为“以秩序规制”“以打造精细化服务”“以法治思维为准则”“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以权益维护为动力”“以善政良治为情怀”等若干行为策略。强调治理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系统中处于关键环节并发挥驱动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最大化有赖于治理行为的合理化;不同的治理内容和治理目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为策略。在不同的治理条件下，同一个治理主体结构也会做出不同的行为策略选择。这主要体现为各治理主体与外部条件的自觉调适能力，反映的是治理行为过程与治理行为结果的辩证统一。第六章主要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优化的可行性路径。强调准确把握公共价值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内在契合性，深刻认识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自治性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首要前提;遵循法治化逻辑、城市空间正义逻辑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逻辑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所在;改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健全治理制度体系、提升治理技术科学化水平以及构建跨域治理联盟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基本途径;强调公共需求的满足、公共理性的彰显、公共治理的行动以及公共文化的培育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价值呈现。结束语强调，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灵魂所在。秉持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的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注重发挥社区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运用法治约束、市场调节和社会参与，着力提高社区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水平，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机制。收起

关键词 : 城市社区治理行为绩效管理公共价值

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法权与国家

[学位论文] 王晨西南政法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张永和共213页

摘要 : 如何看待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康德既不赞同古典政治哲学把它视为实现个体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赞同现代自然权利论把它看作是克服自然状态缺陷的人为设计，而作为哲人，康德当然更不可能赞同基督教传统对世俗国家的贬低。对于康德来说，古典政... 展开如何看待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康德既不赞同古典政治哲学把它视为实现个体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赞同现代自然权利论把它看作是克服自然状态缺陷的人为设计，而作为哲人，康德当然更不可能赞同基督教传统对世俗国家的贬低。对于康德来说，古典政治哲学赋予国家的地位太高，因为要实现一种自由共存的公民宪政，这对于一个魔鬼般品性的民族也是可能的，只要其有理性。尽管如此，从卢梭那里康德却也认识到，现代自然权利论赋予国家的地位又太低，一个既不是公民又不是自然人的人，对己对人都没有益处。在康德以前，还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把具有公民宪政形式的国家提高到理念的地位，以至于把进入这种国家看作是人的一种法权义务，这种义务既不是以自然目的论为基础，也不是以上帝存在为基础，而是以奠基于先验自由之上的道德法则为基础。批判哲学虽然瓦解了传统自然法，但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彻底放弃自然法概念，自然法作为无条件命令的特征仍然得以保留，问题在于怎样重建自然法，以便在其中也同时容纳现代自然权利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论证国家的必然性。走出自然状态并进入一种公共法权状态，这是实践理性颁布的一条命令，因而是人不可放弃的义务，康德的这一立场以其对自然法权的思考为前提条件。作为康德实践哲学的收官之作，《道德形而上学》包含了上述思考最完整的思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没有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当的重视，以至于其中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解决，特别表现在：如何从道德法则推导法权概念和法权原则，以及如何以此为基础论证公民社会的道德必然性。单纯依托现存的《道德形而上学》文本，这些疑难无法得到解决。为此，不仅需要仔细梳理文本，而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参照《道德形而上学》的准备手稿，以及道德形而上学讲课的学生笔记。此外，为了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提问方向前进，还需要把康德的相关问题置入传统的问题域中进行考察，这些考察将揭示康德的法权术语与自然法传统的关联，而这些术语在当今已不再被人们所熟悉。通过这种方法，本文旨在澄清《道德形而上学》中法权论的基本结构，并借此看清这种法权哲学如何为公民社会奠定法权基础。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次解决三个关键难题：第一，如何从道德法则推出法权和法权法则？第二，如何从内在法权向获得性法权过渡？最后，如何以法权为基础论证公民社会的道德必然性？为了澄清这三个问题，必须首先分析康德法权论的道德基础，厘清从道德法则发展法权的思路，这一思路与现代自然权利论明显不同，它没有从自然权利出发推导自然法。从康德的立场上看，现代自然权利论的自然法只是一种假言命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类理性指出的、为了保障人们世俗幸福生活的必要手段。但作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则，自然法必须是定言命令，因此，任何奠基于幸福目的之上的自然法，都必然不能存在于真正的道德领域中。康德法权论的开端并非自然权利，而是道德法则。自然法必须在逻辑上先行，但这却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前提推出结论式的直接推导。通过对比康德同时代自然法作者的法权演绎方案，以及考察康德拒绝它们的理由，《道德形而上学》中法权演绎涉及的疑难及其解决思路可以得到澄清，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法权论实际上处于道德法则的运用维度。对应着外在立法可能性的法权不能直接从道德法则中推出，但这却也并不像某些解释者认为的那样，似乎法权论可以完全独立于道德哲学。只有当道德法则被运用于人这种有限理性存在者时，着眼于道德法则的遵守，才可能存在外在和内在强制的区分，进而存在理性双重立法的区分，由此法权才能从道德法则中“发展”出来。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关联于道德法则：第一种方式是从人性公式到正当法，进而推出内在法权；第二种方式则是借助实践理性的许可法公设，进而推出获得性法权。如果不考虑道德法则在人这种有限理性存在者身上的运用，那么无论正当法还是许可法公设，它们在道德体系中都不可能有一席之地。在道德法则运用维度中存在法权公设，但如何借助实践理性许可法公设推出获得性法权，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难题。康德对获得性法权的推导与传统关于财产权自然性问题的讨论紧密相关，因此有必要首先讨论两种关于财产权的代表性论证，它们分别由阿奎那和洛克所提出，其中洛克式的劳动财产理论遭到康德批评，而阿奎那关于许可性自然法的论证框架则被接受，但在基础和细节上得到了修正。康德对洛克式劳动理论的批评使得《道德形而上学》转而诉诸实践理性的许可法，这一方案令当代读者倍感陌生。实际上，当康德诉诸实践理性许可法时，他正立足于一个始于12世纪教会法学家的传统，后者在论证财产权时恰恰使用了许可性自然法概念，此后，这一方案就一直延续在传统自然法中。《道德形而上学》正是借助许可法推出了获得性法权，通过厘清康德与传统的关系并分析其关于许可法的论证，法权演绎中最关键的一步也得到了澄清。解决最后一个难题的关键是理解公共法权公设，它把进入其中有分配正义的公民社会规定为法权义务，这就给予人一种权能，强制那些不愿进入公民社会的人走出自然状态。公共法权公设看上去既矛盾于内在法权，也不能直接从外在法权中推出，为消除这种表面的矛盾，必须首先澄清公民社会概念，它区分于自然状态，并通过分配正义得到了定义。与通常关于“自然状态——公民状态”的两分不同，康德实际上区分了三种状态，即源始自然状态、偶发性自然状态和公共法权状态，这一区分与康德对普芬道夫和阿亨瓦尔的批评有关。康德的分配正义概念则延续了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批评，通过这一批判和修正，分配正义被奠基在以获得性法权为基础的交换正义之上，借此，进入其中存在分配正义的公共法权状态，就被看作是实现自然法权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公共法权公设也以人性恶预设为必要条件，但不同于霍布斯，人性恶既非经验命题，也不是经验人类学的结论，而是一种合法预设，它根源于人分属“现象——本体”的二重性。根据这一预设，在自然状态下，仅仅他人与我共在这一事实就足以威胁到我的法权，因此强制他人和我一起进入有分配正义的公民社会，这是正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共法权公设同样是作为第二性自然法出现在道德法则的运用维度中。收起

关键词 :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道德法则公民社会许可法

6. 基于心理舒适偏好的旧城区城市肌理优化标准与策略研究——以大城市居住区为例

[学位论文] 王晨天津大学 2020年硕士导师: 曾坚共211页

摘要 : 城市肌理是城市文化沉淀后城市信息的载体之一，映射着人们对于城市印象的记忆；同时，其作为城市设计中重要的设计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建设由增量发展时代转向存量发展时代，城市肌理的优化在旧城区更新建设中具有... 展开城市肌理是城市文化沉淀后城市信息的载体之一，映射着人们对于城市印象的记忆；同时，其作为城市设计中重要的设计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建设由增量发展时代转向存量发展时代，城市肌理的优化在旧城区更新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的高速发展使得旧城区城市肌理建设中设计师的人工痕迹浓重，缺乏人文关怀和旧城区肌理自身的自组织性。与此同时，在现有的城市设计导则中，对于旧城区城市肌理优化仅有少量简单的指标控制，具体优化内容有待完善，对城市设计中城市形态的指导作用有待提升。本文尝试借助统计学手段探究城市肌理基本性征与大众主观心理感知之间的耦合关系，推断出基于心理舒适偏好的旧城区城市肌理优化标准值，提出优化策略。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总结城市肌理、城市形态耦合关系相关的理论研究。通过梳理城市肌理相关概念、理论，深入研究相关案例，进一步明确城市肌理的价值定位，归纳城市肌理的基本性征。第二部分，采用专家评分法，得出基于心理舒适偏好的城市肌理基本性征指标体系。筛选城市肌理量化方法，构建基于心理舒适偏好的旧城区城市肌理优化的方法框架，实现从定性分析到定量研究的转化。第三部分，选取一些优秀的、具有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旧城区改造的项目，截取40个城市肌理切片作为研究样本，通过ArcGIS处理获取研究切片的城市肌理图像，并通过Excel、Fragstats以及SkyHelios平台计算各个肌理切片的基本性征的量化值。以旧城区城市肌理切片图像为基础，获取样本肌理切片的全景图像，制作网络调查问卷。获取大众的主观感受的调查结果，并将其与各个肌理切片的基本性征的量化值相对应，运用SPSS软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得出基于心理舒适度的旧城区城市肌理基本性征优化标准值。最后，以天津西沽南为例，结合现状存在的问题对其做系统科学的量化评价。基于得到的旧城区城市肌理性征值优化标准，提出相应的城市肌理控制和优化策略。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指导旧城区城市建设中的城市肌理的控制与优化。收起

关键词 : 心理舒适偏好旧城区城市肌理优化标准

7. 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刘洪德；郭韬共210页

摘要 : 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技术原创动力不足、核心技术缺失，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 展开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技术原创动力不足、核心技术缺失，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不尽人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所在的区域软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表现以及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力度存在显著差异。识别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进而深入剖析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对于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相关概念辨析与理论解析。界定和辨析了包括区域与区域软环境、高新技术企业的内涵与特征、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等在内的相关概念。对研究所涉及到的理论如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资源依赖理论、网络嵌入理论等进行了梳理与阐述，并结合论文研究主题进行了相关解析，构建了论文总体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分析。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年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核密度分解，考察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态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趋势。第三，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识别。通过构建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包括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等在内的各区域软环境要素的指标权重，通过权重排名，识别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区域软环境要素。第四，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分别就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效果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跨层次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网络嵌入理论，以415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采用跨层次模型分析法分别就关系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构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分别在关系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调节作用，区域科技环境、区域市场环境、区域金融环境、区域政府环境、区域法律环境分别在结构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将区域软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的实证结果与政府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优化区域科技资金配置水平、规范区域外商企业引入制度、完善区域融资平台体系建设、提高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效力、推进区域产权保护深入落实、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加紧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建设等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收起

关键词 :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区域软环境资金配置融资平台税收政策

8. 过渡金属催化的吲哚衍生物的合成方法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浙江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王彦广；吕萍共210页

摘要 : 吲哚及其衍生物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泛的杂环化合物，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性质，使得它们在医药、染料、农药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因此发展简单高效的吲哚衍生物的合成方法一直是化学工作者的研究热点。本论文归纳总结了过渡金属催化的吲哚衍生物... 展开吲哚及其衍生物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泛的杂环化合物，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性质，使得它们在医药、染料、农药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因此发展简单高效的吲哚衍生物的合成方法一直是化学工作者的研究热点。本论文归纳总结了过渡金属催化的吲哚衍生物的合成方法，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四种过渡金属催化的合成吲哚衍生物的新反应和新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1.发展了一种铜促进的氧化吲哚合成色胺酮的简便方法，该反应过程包含吲哚的铜催化有氧氧化，酰胺的水解，铜催化脱羧偶联，分子内的亲核加成以及氧化芳构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推测靛红是反应的关键中间体，并成功利用实验加以证实，进而把这种简便的方法扩展至吲哚和靛红的二组分缩合，通过利用不同取代基的吲哚和靛红的缩合反应可以快速得到多样化的色胺酮类似物，为构建多样化的吲哚衍生物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思路。 2.发展了一种铜促进的邻炔基苯胺和苯乙腈的氰氨化反应制备3-氰基吲哚衍生物的新反应。在铜参与的条件下，以苯乙腈作为氰化试剂，经过一步关环反应即可构建含有氰基的吲哚骨架，使用价格低廉的铜盐和高效低毒、溶解性好的氰化试剂——苯乙腈，不需要添加配体，反应温和，操作简单。 3.发展了一种铑催化的3-重氮吲哚-2-亚胺与呋喃反应生成9H-吡啶并[2，3-b]吲哚衍生物和3-重氮吲哚-2-亚胺与二氢呋喃反应生成四氢呋喃[3'，2'∶4，5]-吡咯并[2，3-b]吲哚衍生物的新方法。该方法操作简单，反应条件温和，具有较好的底物普适性。反应过程涉及到3-重氮吲哚-2-亚胺在铑催化剂的存在下原位生成的具有吲哚骨架的α-脒基铑卡宾中间体。9H-吡啶并[2，3-b]吲哚的生成过程包含呋喃亲核进攻缺电子的铑卡宾中间体，6π电子环化(6π-ERC)以及E2消除等过程。 4.发展了一种铑催化的3-重氮吲哚-2-亚胺与醇反应生成3-羟吲哚衍生物的新方法。3-重氮吲哚-2-亚胺在铑催化下生成α-脒基铑卡宾中间体，随后与醇发生O-H键插入反应即可得到产物。反应原料易得，操作简单，适合多种仲醇与叔醇。收起

关键词 : 吲哚衍生物过渡金属催化反应氰化试剂

9. 菌源性和内源性非编码小RNA在肠道相关疾病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南京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张峻峰共206页

摘要 : 近年来，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boweldisease，IBD）和结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为代表的肠道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现有医学手段还无法满足此类患者的诊疗需求。因此，深入研究肠炎和肠癌的发病机制，对于开发肠道相关疾病的新诊疗方法... 展开近年来，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boweldisease，IBD）和结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为代表的肠道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现有医学手段还无法满足此类患者的诊疗需求。因此，深入研究肠炎和肠癌的发病机制，对于开发肠道相关疾病的新诊疗方法意义重大。克罗恩病（Crohn''sdisease，CD）是IBD的一种亚型，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肠道菌群是肠道内环境免疫稳态的重要影响因素，肠道菌群失调可导致CD的发生。深入研究肠道菌群与肠道黏膜之间的分子作用机制，对CD发病规律的认识十分重要。IL-10敲除小鼠是一种能够自发产生类似于CD发病特征的动物模型。本文第一部分通过16S扩增子测序建立IL-10敲除小鼠的结肠粪便样本的菌群差异表达谱，结合CD患者粪便样本的细菌检测和病理相关性分析，进一步筛选发现关键肠道细菌。结果显示，与健康人群相比，Bacteroidesacidifaciens（B.acidifaciens）变化最显著且与CD患者的组织学评分密切相关。紧接着我们应用高通量RNA测序技术和关键肠道细菌基因组的比对分析，建立了小鼠关键肠道细菌smallRNA(sRNA)差异表达谱。结合CD患者粪便样本的sRNA检测结果，我们发现B.acidifaciens细菌的sRNA-172丰度最高、变化倍数最大且在小鼠肠炎模型中对炎症程度的影响最强烈。原位杂交和免疫荧光等检测结果显示sRNA-172在CD发病时高表达于肠道上皮细胞。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和体外相关实验证实sRNA-172可靶向调控肠道上皮细胞中的黏蛋白2(MUC2)。RNA和蛋白检测发现sRNA-172和MUC2在IL-10敲除肠炎小鼠和CD患者结肠上皮细胞中的表达呈负相关。灌肠给入sRNA-172的抑制剂下调IL-10敲除小鼠结肠中sRNA-172的水平，可以上调MUC2的表达，修复肠道黏膜屏障，进而缓解小鼠肠炎症状。而使用慢病毒干扰MUC2可以削弱sRNA-172抑制剂在IL-10敲除肠炎模型中的疗效。此外本文也探讨了肠道细菌产生的外膜囊泡介导sRNA与肠道细胞间信息传递的机制。该研究有助于阐释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关键sRNA在CD发病过程中参与跨物种调控的可能性，也为开发CD的诊疗新策略提供了新思路。结肠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转移性结肠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到10％，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发现核心转录因子β亚基(core-bindingfactorβsubunit，CBFβ)在结肠癌组织中显著高表达，而且与CRC患者的生存率密切相关。我们从miRNA的角度阐释了CBFβ异常高表达的原因，对CBFβ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和下游调控的功能基因，开展了深入系统的探究。结肠癌患者结肠组织中RUNX1-3的免疫组化以及相关体外实验结果表明，CBFβ可以通过RUNX2依赖的方式促进细胞增殖和转移。转录组测序、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测序以及启动子结合活性实验结果显示，CBFβ-RUNX2复合体可以激活OPN、FAM129A和UPP1的转录。此外，在结肠癌细胞建立的小鼠异位瘤模型和肝转移模型中，CBFβ稳定高表达组的小鼠肿瘤生长更迅速，肝转移程度更严重;而稳定低表达的结肠癌细胞所导致的结果相反。我们还发现在CRC细胞中miR-143/145可以协同地靶向调控CBFβ，在CRC患者结肠组织中miR-143/145与CBFβ的表达呈负相关。综上，我们的结果首次阐明了miR-143/145调控的CBFβ/RUNX2复合体可以转录激活OPN、FAM129A和UPP1，进而促进结肠癌发生发展。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关键转录因子参与CRC发病的分子机制，而miR-143(145)/CBFβ-RUNX2/OPN(FAM129A，UPP1)信号轴为结肠癌提供了新的干预靶点和治疗思路。收起

关键词 : 克罗恩病结肠癌非编码RNA 肠道菌群 CBF&beta

10. 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中国出版业产业组织研究

[学位论文] 王晨武汉大学 2004年博士导师: 詹德优共206页

摘要 : 该文关注的是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垄断、产业竞争以及政府规制问题.在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如何发生的,政府和市场扮演何种角色,垄断与竞争的程序如何,市场的运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就是该文要探讨的主要问... 展开该文关注的是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垄断、产业竞争以及政府规制问题.在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如何发生的,政府和市场扮演何种角色,垄断与竞争的程序如何,市场的运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就是该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由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而寡头垄断、垄断竞争是现实生活的常态.与完全竞争相对应,经济学家将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称为不完全竞争.该文研究的就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出版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产业被定义为相互竞争的、生产同质产品(即完全替代)的厂商集合.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产业被定义为相互竞争的、生产相互替代(近似替代)关系产品的厂商集合.对出版业而言,就是指出版内容相似的出版物的出版社所组成的集合.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与市场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对经济效率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问被称为"过渡经济学",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被称为"转轨经济理论或过渡经济理论".既然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就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要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应该保持市场充分的竞争性.作者认为,中国出版业市场的演进是市场与政府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该文的研究思路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市场结构,而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状况是不同的.从而,该文首先分析目前阶段中国出版业市场结构及其成因,然后通过对历史上不同阶段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体制的演变过程的考察,分析当前中国出版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状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的现状、缺陷以及今后政府规制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根据研究思路,该文的研究框架为:首先对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所存在的产业竞争环境进行实证分析,然后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制度,对其所存在的缺陷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收起

关键词 : 出版业产业组织产业竞争政府规制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