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 展开 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 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 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