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权”是对“经”的补充和修正，当问题无法用常道解决时，就涉及到“权变”，但无论怎么变，皆是在“经”的范围之内，“权”依附“经”而存在。与此同时，“时”和“中”是与“权”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行权”过程中，“权”是方法，“时”是条件，而“中”则是目的。“权”... 展开 “权”是对“经”的补充和修正，当问题无法用常道解决时，就涉及到“权变”，但无论怎么变，皆是在“经”的范围之内，“权”依附“经”而存在。与此同时，“时”和“中”是与“权”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行权”过程中，“权”是方法，“时”是条件，而“中”则是目的。“权”“时”“中”也是本文的核心观念。 “行权”思想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其最富思辨力又难以准确把握，故而儒家不轻易许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经”的正统地位。公羊学中的“行权”思想在整个儒家“权”说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公羊传》系统论述“行权”思想之后，董仲舒、何休将其大力发展，丰富其理论内涵。魏晋以后，虽公羊学被束之高阁，但“行权”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也使得“行权”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公羊学的基本精神，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在指导政治改革中发挥其实用价值。 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的发展，有纯学术的“权变”和政治的“权变”。纯学术“权变”以赵涝为开端，赵、彷直接影响了清代公羊学“行权”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特色。庄存与和孔广森继承了这种学风。庄存与是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术被刘逢禄继承，刘逢禄为清代公羊学集大成者，他不仅开拓了公羊学视野，也开启了清代公羊学经世学风。龚自珍为清代公羊学政治“权变”的先声，魏源跟随其后，这种政治“权变”对晚清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的“权变”已经离开公羊学“权变”之根本，为改革变法之义，背离了公羊学之家法，因此也是清代公羊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常州公羊学之外，像孔广森、陈立、廖平等人，更能遵守公羊家法，他们的“行权”观并未超越董仲舒、何休的观点，他们以注经的路数对待公羊学说，但也失去了与救亡图强相结合的思想精华，离开了晚清公羊学的主流。清代公羊学发展至康有为，康有为对其进行了大力改造，“权变”说成为其政治变法的附庸，康有为的公羊学也完全背离了公羊学之根本，是清代公羊学的回光返照，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羊学的衰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较常州学派和常州学派之外的公羊学，常州一脉和康有为等人继承了儒学重视经世的传统，在晚清动荡的社会中，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时代的发展。陈立、廖平等人的公羊学则中规中矩，站在公羊学角度进行常规阐发，遵守公羊家法，为学术而学术，“游离于时代之外”，这或许是文人在动荡社会中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表明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还是需要像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这样激进的公羊家来完成。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