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何休作为汉末公羊学的代表，其公羊学不仅反映了汉末的社会政治，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两汉的学术成果。既有对董仲舒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吸收与领会，亦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体会。可以说何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儒者，他既深通经学家法，又并非拘泥于... 展开 何休作为汉末公羊学的代表，其公羊学不仅反映了汉末的社会政治，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两汉的学术成果。既有对董仲舒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吸收与领会，亦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体会。可以说何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儒者，他既深通经学家法，又并非拘泥于家法。我们从他对例法、礼制、灾异的诠释中，可见他对家法的领悟。但他治经并非为此，因此他在公羊学的解读中，不仅有对穀梁学的明显移用，也有对其思想的借鉴。这些反映了何休身为儒者，非专守章句的经生可比，他以三科九旨作为纲领诠释公羊学，目的不在释经，而在诠释圣人之志，以体现对现实的不满、对儒家理想政治的祈盼与追寻。公羊学作为今文经学的一部分，其诠释重义理而轻名物考证，因此在清代学术中，公羊学的兴起可谓不得其时，在考据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并非学术的焦点。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嘉道以降，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汲汲于寻求解决国家弊病之道，因此公羊学随之而名声大噪。而公羊学也在刘逢禄、王闿运、廖平等人的解读下，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因子。可见，何休之公羊学，不仅是对汉代经学、思想的重要集成，亦在清代的社会发展中，不经意间呼应了士人的理想追求。而公羊学重义理的特点，也造就了清代公羊学诠释的不同面相。 具体来讲，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从观念史的角度，历时性的考察何休三世说的来源及形成，同时分析三世观念背后的政治意义。另外，还会就三世说在三科九旨中的位置作一简单讨论。由于三世说在三科九旨中的重要性，加之三科九旨作为理解何休公羊学的核心地位，故以此为第一章。 第二、三、四章则分别从例法、礼制、灾异三个角度来研究何休是如何诠释《公羊传》的。例法方面，则通过分析《解诂》，概括何休对例法的理解，以及在纷乱的例法中他是如何统贯起来而使之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另外，我们还会就汉代的例法研究作一简单梳理，以求整体上把握何休例法观念的历史地位。礼制方面，则是研究何休对《公羊传》中有关礼制的解读。为了理解他的礼制观念，不仅要梳理何休的具体注释，还必须与汉代的一些今古文经学说相比较，比如郑玄、贾逵等，从而全面了解何休所秉承的礼制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下他对公羊礼的具体阐释。灾异方面则考察先秦以来灾异观念的变化与发展，进而探究何休灾异观念的继承性与独创性。 第五章是讨论何休与穀梁学的关系。当下对公羊学尤其是何休的研究集中在公羊学派内，或者讨论纬书对公羊学的影响。但我们忽略了《公羊传》之外的其他经典的影响，比如《穀梁传》即是如此。近来对穀梁学的研究稀少，而何休与穀梁学间的研究更是鲜见。我们打算对此作一初步研究。为说明穀梁学与何休关系，我们必须借助董仲舒以及刘向，也就是必须讨论此二人与穀梁学的密切关系，再进而研究何休与穀梁学之间的学术联系，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公羊学与穀梁学间的历史渊源，还可以证明何休受穀梁学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同时他们之间都存在者一些穀梁学方面的共同特点或思想观念。 第六章我们考察清代公羊学与何休公羊学的关联，以及与何休的一些不同。拟从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王闿运、廖平这几人着手。所以选择此六人，一是因为清代学者太多，无法一一做详细研究。二是庄为清代公羊学研究的开创者，而刘则实质上发掘了何休的公羊学，尤其在何休例法的总结尤为突出。而凌、陈则为公羊学研究转向训诂考据的代表，他们以乾嘉汉学的姿态，进入了公羊学的研究领域，摆脱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政论方式，采取客观实证，以求回复汉代公羊学面貌。王闿运与廖平则代表了清末公羊学的一面，王氏虽然倡经世致用，但他对公羊学的研究依旧通过例来解释，但却并未专守何氏例法，而是有自己的理解，他治经目的不在章句家法，而是从治经中找寻挽救人心风俗的良药。而廖平作为清末的重要经学家，其平分今古的礼制观念在其公羊学著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理解汉、清公羊学之异同，廖氏的公羊学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