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是唐诗学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高棅是明代唐诗研究整理中最重要的人物,其编选《唐诗品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全面地反映唐诗风貌,确立唐诗四期说“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落实辨体意识,众体兼备选唐诗,定品目别高下之分,开明代诗必盛唐先声,“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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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唐诗学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高棅是明代唐诗研究整理中最重要的人物,其编选《唐诗品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全面地反映唐诗风貌,确立唐诗四期说“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落实辨体意识,众体兼备选唐诗,定品目别高下之分,开明代诗必盛唐先声,“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时人论之:“明诗所以知宗乎唐者,高廷礼之功也。”高棅编选《唐诗品彚》九十卷,《唐诗拾遗》十卷,《唐诗正声》二十卷。论诗宗唐,其编选唐诗集倡开明代诗必盛唐先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诗风貌,风调正变,大体如此。所编《唐诗品彚》、《唐诗正声》影响广泛,《明史》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高棅不只是总结和发挥了宋元以来唐诗学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一系列的学术观点对明代诗歌创作尤其是“前後七子”影响巨大。在某种意义上,明中後期诗歌创作复古的路径的是高棅开启的。所以,无论在唐诗学的研究史上,还是在明代诗歌思潮史上,高棅无疑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高棅,字彦恢,号漫士,又名廷礼,谱名景度,生於元顺帝至正十年腊月二十三(公元1351年1月21日),卒于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公元1423年4月10日),福建长乐人,实宋尚书张镇之後。明永乐元年以布衣徵诏入京,授翰林待诏,后升为典籍。《明史》有传。高棅为明代“闽中十才子”之一,其诗学主张“格高”、“调远”,其诗歌亦高古,慷慨洒脱,颇具风骨,有唐人之风,其诗文集中唱酬寄赠之作较多,复古之音亦多。着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 高棅博学能文工书画,尤长於诗,诗、书、画时人称为“三绝”。据《漫士高先生墓铭》记:“书得汉隶笔法,画原于米南宫父子,出入商、高间。方壶子画妙贞一,初识先生称赏不寘曰:‘异时当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岁常优於禄入。”高棅诗集中有大量的题画、题字、题扇、题壶、题山房、题书斋、题轩、题楼等诗,尝以诗画交友。自明以降,学人孜孜於其《唐诗品彚》等选本研究,而对於其生平事蹟及诗歌创作的研究鲜有提及,论者寥寥,几近空白。高棅作为唐诗学大家,对唐诗学整体发展及明代唐诗学研究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实践及其生平资料的梳理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为本课题留下了大量可供继续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对高棅诗歌创作实践及其生平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可填补明代唐诗学研究的空白。高棅生平资料之梳理考辩错讹叠出,缺少准确翔实的考证,诸如高棅初次征辟入京时间、入翰林为待诏时间及再次赴京时间、升翰林院典籍时间等问题就存在诸多争议,说法不一,考辩未明。高棅论诗,主张宗唐复古,其诗歌创作实践比较集中地反映出高棅的诗学理论主张,高棅编选之《唐诗品彚》与其前期作品集《啸台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高棅於明初高举诗歌复古的大旗,编选《唐诗品彚》、《唐诗正声》以宣导宗唐复古,同时也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积极实践着宗唐复古的理论,具体体现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学古、拟古,其诗歌创作实践与其诗学理论相互融通。故其生平作品的研究有助於对明代复古派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 本文之生平研究部分基本理清了高棅的生平行迹,对一些史传错误或历来考述欠详的问题作以解释和补正,如高棅永乐年间的入朝履歴的几个时间节点。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展示高棅生活的时代环境及学术环境,考镜源流。本文之交游部分对高棅生平交游情况作了搜集考证,在此基础上将与谱主有关之人的生平情况加以梳理。冀以通过高棅的交游,明晰其思想流变的影响与被影响,知其渊源所自,以期更为深入、细致、全面地考察高棅及其群体在整个明初诗坛及社会上的影响。本文之诗文集研究部分对高棅诗文集进行梳理考证,详细分析高棅诗文作品的题材、风格,并探寻高棅复古之径,力图进一步展示高棅在明初诗坛中的地位及作用,明初复古之风的渊源流传。本文之考证稽异部分对高棅行迹考证编排,包括传略、年表、补遗等内容。本文通过对高棅诗歌的创作实践及生平事蹟的考察尽可能填补高棅诗歌和生平研究的空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廓清明代唐诗学的发展的源流正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对当时和後世的影响,以及在这种背景之下明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因承革创及其文学思潮演变的动因,填补明代唐诗学的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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