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1. 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1901-1919年）

[学位论文] 艾晶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693页

摘要 :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 展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缠足，女子参政等，而对平民女性关注不多，特别是女性犯罪，关注者更是寥寥。但在清末民初，女性犯罪却开始大量出现，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此时，国家法律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各种法律文件、司法公文都对女性犯罪的惩罚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规定。从当时司法年报中对女性犯罪的明细统计，亦可以看出女性犯罪已经开始引起了司法界的注意。本文拟主要考察这一时期女性犯罪情况，着重探讨女性犯罪的成因、程度及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本文由导言、正文、结语及附表、参考文献等五大部分所构成，全文主体共分五章，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清末以前女性犯罪概述，主要阐说清末以前的女性犯罪情况。在清以前，由于女性生活环境的局限，接触社会不是很多，所以触犯法律的机会也少。就目前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女性犯罪类型主要为奸非罪和杀人罪，且尤以奸情杀人为多。针对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统治者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刑具和刑罚并对犯罪女性进行了宽宥处理。到了清季，女性犯罪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除了奸非罪和杀人罪外，还出现了拐逃、诬告、窃盗等犯罪类型。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法律和家法族规都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了清中后期，因战乱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女性大量地参与到社会中来，女性犯罪的类型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清前期的奸情、杀人、拐逃等罪，而是有所增加和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婚姻冲突下的女性犯罪增多，表明女性已开始向传统的婚姻家庭提出挑战，但从冲突的结果来看，很多女性却仍然处于备受压迫的状态。这一时期，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有所松动，女性犯罪的处罚环境较前也显得相对宽松。部分审判者在处理女性案件中，往往会不拘成法，做出有利于女性的判决。第二章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统计分析。这一时期大量的统计数据，再现了女性犯罪的数量、类别、被处徒刑及缓刑等情况。清末犯罪统计的资料虽然很少，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新律影响的痕迹及犯罪女性的一些基本情况。到了民国初年，犯罪统计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具体，对女性犯罪的统计亦趋于明细。由统计中可以看出，民初犯罪女性的数量大大增加，职业种类也有所增多。犯罪女性多为已婚妇女和寡妇，年龄则集中在20-40岁之间，且多为没有职业、未受过教育者。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数种:一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大量地走向社会并承担家庭的重担，犯罪机会增多;二是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迫使部分女性对之进行反抗，但方式不当而触犯刑律;三是社会的发展，促使女性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为了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有的女性便不惜触犯当时的法律。此外，中国的女性犯罪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因所处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第三章女性犯罪的类别。清末民初的女性犯罪，仍然以性犯罪为其主体。社会风气的开化使得部分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性自由，当被束缚的性欲一旦发泄出来，便一发不可收;同时因为女性缺乏一定的教育，有时不知怎样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容易被人引诱;而经济上的困境也使得部分女性靠出卖肉体(卖淫或与人通奸)来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当时女性的性犯罪之所以居多，与社会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的性犯罪与女性的其他犯罪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成为其杀人、拐逃、诬告等犯罪行为的诱因。同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与家庭成员及邻里发生矛盾冲突走向犯罪的女性亦不少，这使得杀伤罪成为其时女性犯罪的又一大典型。很多家庭都存在虐待女性问题，处于卑幼地位的子媳、妾、婢女等备受摧残。而社会对女性性生活的严格压制，更使得女性的心态趋于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在杀伤罪中，女性的奸情杀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成为其犯罪的一大典型。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使得部分女性遭遇不幸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通过出逃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另外社会也给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就业的机会相对以前有所增多，也增加了部分女性出逃的勇气，特别是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妓女、婢女等更是希望通过出逃来摆脱不幸的境遇;近代以来，更多的女性因经济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出外觅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家庭的重负，但社会上工作的难寻及工资的低廉也让其乐于从事诱拐活动。很多中老年妇女甚至把诱拐作为自己的“职业”，因此拐逃罪也成为女性犯罪的一大类型。对于女性诱拐者来说，从事这一犯罪活动多数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乏一些想帮助被诱人的好心人，但法律却也对之进行了严惩。此外，其他如鸦片、赌博、诈骟钱财等在当时也逐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犯罪。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多与女性的不良嗜好及经济困境有关，因其并未威胁到国家的政权和社会上的伦纪大防而多以罚金了事。第四章对女性犯罪的惩治。清末民初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犯罪的条款，可以看出国家对女性犯罪的重视;清末修律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法律对男女犯罪的惩罚趋于平等，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新律废除了凌迟、枭首等酷刑及笞杖刑，对非死刑案件，多处以罚金和拘役。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法律上虽然沿袭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加强了对女性犯罪的控制:大理院频繁颁发相关的解释例，对女性案例的审判进行一定的监督和指导;此外，加大对奸情罪和拐逃罪等的控制力度，以期更好地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同时，清末民初虽然废止刑讯的呼声很高，但因司法的腐败，禁止刑讯的法规很多时候行同具文。而且废止刑讯的规定为部分官员办案的拖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藉口，使得积案问题成为其时司法部门的又一大痼疾。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对女性越轨行为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对其日常的行为规范仍然控制严格。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和社会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但因各种干扰的存在，所谓的防治措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五章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由该时期的女性犯罪，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实际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存在的妇女问题。其时，虽然女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但多数女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犯罪。有的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家庭地位低下，备受摧残而奋起反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妇女则因就业机会及受教育机会少，沦为无业者和低工资阶层，在无知状态下走上了犯罪路。特别是一些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女性，有时犯罪实为其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本文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分析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及报刊杂志中大量案例的同时参照时代背景进行详尽论述，以期揭示出处于这一时代变迁中的女性犯罪的真实状况。收起

关键词 : 清末民初时期女性犯罪法律调整社会变迁

2. 《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年-1949年）

[学位论文] 朴根亨（韩国）四川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636页

摘要 : 笔者名叫朴根亨，1974年12月12日生，是韩国首尔人。经过苦难的高中三年，1993年2月开始成均馆大学校中文系学生生活，从1994年2月到1996年4月在南北韩军事分界线当迫击炮兵，1997年6月大学二年级结束，1997年下半年，在中国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中... 展开笔者名叫朴根亨，1974年12月12日生，是韩国首尔人。经过苦难的高中三年，1993年2月开始成均馆大学校中文系学生生活，从1994年2月到1996年4月在南北韩军事分界线当迫击炮兵，1997年6月大学二年级结束，1997年下半年，在中国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中级汉语。2000年2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市民周报》当记者工作三年，由于想了解中国现代史，就于2003年2月，踏上四川大学功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之生涯。导师陈廷湘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和热心关照，使笔者一生难忘！如今回顾起来，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手始终在引导着笔者。如果五年前某人告诉笔者“你学习藏学，就应该去拉萨”的话，那肯定回答说“胡说什么？”。然而，也许是由于“三世”之缘分，2003年10月碰到了称作“藏学(Tibetology)”的新学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也就是在2004年的春天与石硕老师相识，并有辛成为他的门徒，在他的影响下对藏学产生浓厚兴趣，把博士过程研究确定“《申报》西藏报道研究”。在川大留学五年的过程中，身边有许多坏事，特别是，2006年是人生最恶年，只有出现坏事，没有出现喜事。可是，从2007年内部和外部的恶鬼都远走高飞，现在非常舒服。如果没有石硕老师的博爱、陈廷湘老师的关照、姐姐朴素珍的学费帮助、弟子龙倩的仁爱、硕士同学龙伟的关心、许多博士同学的无形支持，也许没有这份博士过程研究成果。博士学位论文拥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文本文《《申报》(1872年-1949年)西藏报道研究——以藏汉关系为中心》，第二部分为论文附录《《申报》西藏报道汇编》。关于这本汇编，已在本文导言做了详细的说明。希望读者们用“看看旧报纸的报道”的心情来漫漫阅读。汇编很有意思！笔者发誓，作为一个韩国的年轻藏学研究者，笔者将继续逆流勇进！还望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愿高兴地接受批评指正。 2008年4月12日星期六四川大学留学生宿舍万忍朴根亨。收起

关键词 : 报纸媒介西藏题材报道民族关系中国近代史

3. 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

[学位论文] 李永芳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617页

摘要 : 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 展开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为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清朝末年旨在农业改良的农会。中国农会肇始于清朝末年。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农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至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成立了农务总会、农务分会与分所。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受上海农学会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影响，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分为设立于省城的总会;设立于府、厅、州、县的分会;以及设立于乡镇、村落、帝集的农务分所等三级直属组织系统。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开办农业学堂;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农产陈列所;创办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受理调解民事纠纷等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机械操作鲜有建树。同时，清末农会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这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二、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始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是其后执掌国家政权并开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袁世凯，面对农村经济的残破、农业生产的衰微以及农民生活的困苦不堪，均对改良农业、发展农会组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民国早期思想界各种“新思潮”的竟起、兴农呼声的日益高涨，则为农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农会组织得以更加广泛地发展。民国早期的农会依然是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但在清末农会分为三级的基础上增加为四层，即增设了一个最高层——全国农会联合会，使农会组织从上到下更具完整性。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其富有成效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编制每年该区农业状况调查表呈报上级农会与主管官署;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方面。由于该农会是在清末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辛亥革命后国家体制由君主走向共和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纷乱政局等新的社会因素，无不影响和赋予了该农会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在其组织构成、职能与性质等方面与清末农会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依然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的、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社会团体和联络机关，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的社会经济自助组织。三、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农会作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群体组织的出现，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种新型农会是在农村经济凋敝、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土地占有日趋集中、农村阶级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创建起来的。1921年9月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为己任的新型农会。随后，广东海丰赤山、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策和措施，为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颁布的全国《农民协会章程》，为各地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文本依据;历时两年多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促进了各地农会组织的空前发展。同时，1927年4月还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省、县、区及乡级层层连接的的直属组织系统。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了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反帝斗争和农村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开展的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时期农会活动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且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异。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已根本区别于清末民初的农会，尽管它也进行了一些农业改良的活动，但不再是为政府服务的农业咨询机构，而是由中共创立和直接领导、并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斗争色彩和政权性质的农民自治性组织。四、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国民党所领导的农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协组织加以摧残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乡村建设运动广泛兴起的情势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予以重建、整顿和发展起来的。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以及1930年《农会法》颁布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制定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国民党控制下的农会，其法定任务可谓面广繁多，但大多未曾付诸实施，各地农会所开展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进行该区域农村概况调查并填写报表呈送主管官署等。同时，该农会呈现出了法规条例的完备性及其多变性、组织制度的民主性、政府控制的严密性、主要活动及其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国民党领导建立的农会，名义上是一种旨在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以图农业之发达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则是一种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整治社会秩序的保甲附属，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五、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建立农会组织以整治社会秩序的同时，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也相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会组织，即苏维埃区域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区的“农民协会”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活动。革命根据地的农会组织呈现出组织名称的多元性、组建方式的策略性、组织系统的不完整性以及气势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从其性质和功能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作为革命政权合法执行机关的社会组织，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乡村政权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结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为:1、农会组织呈现出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多种类型;2、农会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建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维护者”、“破坏者”与“整治者”等不同角色的活剧;3、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农民生活贫困、改变农村文化教育落后状况、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4、近代中国农会组织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农会组织须应坚持“自愿性”、“自主性”、“民间性”和“法制性”;5、总结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的历史经验，对于如何思考目前理论界在研究“三农”问题中存在的是否重新建立农会组织的讨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收起

关键词 : 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功能分析历史演变

4. 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科技改良研究——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的考察

[学位论文] 李俊四川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488页

摘要 :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大片国土均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上军事实力的较量，更取决于后方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强弱。战时中国仍是一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战争给中国... 展开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大片国土均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上军事实力的较量，更取决于后方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强弱。战时中国仍是一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战争给中国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军民衣食、外贸出口、人民生活及政局稳定等均受到巨大冲击。在此种紧迫的形势下，只有把大后方农业纳入战时轨道，并制定适宜的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后方经济，方能支撑长期抗战。故大后方农业状况如何，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恢复和发展大后方农业遂成为战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6月经济部复出台了《战时农业建设方针》，翌年又召开全国生产会议，逐步拟定了战时农业改良政策，并要求大后方各省建立本省农业改进机关，以推进农业改良，增加生产，支持抗战。战前，四川经历了长达十八年的军阀混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一派萧条。1935年四川实现了“省政统一”，卢作孚出任建设厅厅长，力事农业建设，并斟酌轻重缓急，先后设立了家畜保育所、蚕丝改良场、稻麦改进所、棉作试验场、甘蔗试验场、第一林场、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园艺试验场及峨山林业试验场九大衣事机关，以期改进川省农业。此后不到两年，全面抗战即爆发。国难当头，省府为切战时环境，展开全省农林建设，发挥农业技术效能，旋将战前成立之九大农事机关合并，组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以下简称川农所）。川农所成立后，依据省府要求及四川实际情形，厘定了四大工作方针和十大施政方略，同时在中央有关机关的协助下，开展硬件软件建设，兼以省府和各方投资，乃迅速发展壮大，仅三年时间，即发展到十组二推广委员会九个附属机关，所内外工作人员达一千五百余人，在全国首屈一指。战时大后方军需民用孔殷。其时因海口被封，国际通路被阻，粮食输入困难，兼以大量公教人员和难民蜂涌入川，川省人口陡涨，粮食匮乏严重。战争期间大后方最严重的两个经济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一个便是粮食问题。而在物价问题中，粮食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故开展粮食作物改良，提高其产量，遂成为第一急务。川农所引入大量粮食作物优良品种，广泛开展试验研究，选优汰劣，在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甘薯等方面均培育出了适合川省种植的大量良种，并加以广泛推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川省粮食产量，不仅保障了战时本省粮食所需，还可大量输出，缓解了后方粮食供应紧张，对平抑后方物价，控制货币投放，稳定后方局势，保障军民供给均起了积极作用。川省棉花在战前即已不敷所用，每年进口若干。战时由于大量纺织工厂迁川，以及军需民用浩繁，棉花供求矛盾加剧，棉产亦亟需改进，以增生产。川农所乃引进大量中美棉良种进行科学选种育种，并成功培育出大量丰产稳产品种，在植棉区域大力推广，使四川棉花产量得以迅速提高，于后方纱布生产及前方军需，不无相当贡献。抗战时期，政府为换取大量外汇和急需军事物资，以支持抗战，对蚕丝、猪鬃等主要输出品，均要求改良以增产量。川农所遂开展了蚕桑改良和畜牧改良。就蚕桑改良言，不仅引进了大量优良蚕种，还开展自行育种工作，以培育原种，减少蚕病。同时授以蚕农科学育蚕知识，并培育了大量优良桑苗，使川省蚕桑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畜牧改良除培育推广了大量省内外、国内外优良家畜家禽良种外，还开办了血清制造厂，生产出大量抗病血清菌苗，用以防治兽疫，并开展了猪牛瘟病防治，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使西兽医技术首次在川省获得了广泛传播。战争期间，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需求量亦激增，价格高昂。如发展园艺事业，一方面固可增加食物和营养，另一方面也可增加农民收入，实为一举两得。川农所为改良本省园艺，引进了大量蔬菜水果良种，进行培育推广，同时注重改进栽培技术和防除病虫害，以提高其产量，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战时由于军工用材浩繁，森林砍伐严重。然四川森林原本无多，如不急速力谋发展，此类物资将成严重问题。物资缺乏，必影响抗战持久。兼以森林具有调节气候，增加雨量，蓬避风霜，涵养水源，改变土壤之功能，有利农业生产，故林业改良亦不可或缺。但战时因人力物力财力不敷，不能多方兼顾，川农所乃采取对旧有森林资源发放进行监管，使其开采趋于合理化，同时推广育苗造林，使四川森林面积及林木数量均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四川气候温湿，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植物种类繁多，各种病虫害易于滋生蔓延，对农林生产危害甚巨。川农所为增加生产，提高农作物产量，开展了病虫害防治研究工作，经多年试验研究，形成了针对各种病虫害的有效防治方法，并开办工厂，生产大量杀虫抗病药剂，以扑灭病虫害，从而使病虫害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农作物产量的增加，除须有优良种子和防除病虫害外，还需科学施肥，提高地力。但川省肥料向感缺乏，农家所用肥料基本上靠自储，有能力购买肥料者寥寥无几，兼以战前尚无生产肥料之工厂及未引进化学肥料，施肥量严重不足，而土地却一年数作，并不轮休，地力消耗至巨，严重影响了农作物产量。川农所为增加肥料产量，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在各地开展了土壤肥料实验，并建立了多处骨粉厂，生产骨粉肥料，同时大量推广元平菌速成堆肥和苕子绿肥等，以解决肥料紧缺问题，成为川省有史以来利用科技改良土壤肥料之先例。欲使农业研究所得之优良方法与材料传达于一般实地耕种之农民，必籍农业推广之途径。而举办农业推广，自中央至省县，须有健全之推广机构，一贯之系统，同时须训练农推人员，宽筹经费，严密监督，并与有关机关密切合作，农业改进方能迅收事半功倍之效。川农所为推广良法美种，创立之初即在总所设推广委员会，在各行政专员区设推广督导区，在县设农推所，并以县所为工作重点。先后共计成立12个督导区，123个县推广所，均由总所直接管辖。但战前四川并未举办农业推广，推广工作缺乏基础，且农民知识浅陋，性又保守，对推广材料并不信任，遂导致推广过程中冲突与互动丛生，成功与困难相伴。1941年新县制实施后，县推广所改隶县政府，其行政管理则改由建设厅主办，事业推进上逐渐与川农所脱节，监督指导难以生效，农业推广机构遂变得不健全，不合理，兼以1942年川农所奉命裁缩，人力物力财力锐减，推广更感困难。战时川农所农业改良，因机关管理科学和员工不计薪俸低微，努力奉献，取得了一定成绩。大量作物良种的育成与推广，不仅提高了川省农作物产量，保障了大后方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且大批经济作物的种植与销售也更趋向市场化，使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农业改良也传播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开通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川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向近代农业。国民政府推行的强制性技术变革政策，也改变了战前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均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西部地区基本上全付阙如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农业发展上的差距，打破了战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格局，提高了四川等大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支援了抗战。但国民政府随后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却又剥夺了技术变革带给农民的经济效益，严重挫伤了其积极性，使农业改良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收起

关键词 : 农业经济科技创新政策调整抗战时期

5. 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

[学位论文] 孙大权四川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489页

摘要 : 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 展开

关键词 : 中国经济学社马寅初中国近现代史

6. 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社会救济研究（1937-1949）

[学位论文] 赖静四川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420页

摘要 : 本文主要研究抗战及战后时期（1937-1949年）成都的社会救济。根据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视角，本文从社会救济的两种类型着手展开，第一种是抗战时期特种救济，第二种是抗战及战后时期慈善救济。按照这个思路，并分别临时受救济者和常时受救济者这两种救... 展开本文主要研究抗战及战后时期（1937-1949年）成都的社会救济。根据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视角，本文从社会救济的两种类型着手展开，第一种是抗战时期特种救济，第二种是抗战及战后时期慈善救济。按照这个思路，并分别临时受救济者和常时受救济者这两种救济对象，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四章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成都社会救济的第一种类型--抗战时期特种救济，其救济对象为临时受救济者，分别包括难民和遭受空袭的伤亡人员。该部分内容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抗战时期成都的难民救济与空袭救济。第一章介绍了抗战时期特种救济的第一种方式--战时流落他乡难民的救济。通过概述这一时期成都难民的人数、来源和构成情况，系统地考察了难民救济机构、法案以及活动内容，最后概括了成都难民救济的积极效果，即它不仅救济了大量难民，稳定了成都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全民族抗战。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认为在难民救济过程中，政府部门在救济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民间力量相对弱小，政府与民间在难民救济领域内缺乏良性的互动。第二章介绍了抗战时期成都特种救济的第二种方式--空袭救济。通过概述成都遭受日军空袭的经过及其后果，探讨了成都空袭救济的机构、法案以及活动内容，并总结了成都空袭救济的特点，即首先，政府和社会协作开展空袭救济;其次，临时救济措施与长远规划相结合，并将之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第三，救济队伍庞大而完备并且多样化;最后，空袭救济的疏散措施较完备，疏散效率较高。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成都空袭救济体系中，政府开展的空袭救济活动占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及个人处于次要地位，起到了辅助救济的作用。第二部分:介绍了成都社会救济的第二种类型--抗战及战后时期慈善救济，其救济对象为常时受救济者。该部分内容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官方和民间慈善救济两大板块，研究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的慈善救济。第三章官方慈善救济的对象主要是游民、老废、儿童和妇女等需要常时受救济的社会弱势群体。本章介绍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的官方慈善救济，以成都市立救济院为研究重点。主要考察了成都市立救济院的建立、组织结构、员役设置、法案、业务以及救济活动，总结了成都市立救济院在开展业务及救济活动过程中的特点，即首先，教养的内容和方法比较科学合理。不仅重视事后补救，更注重事前预防;教养兼备，工读并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统消极救济方式向积极救济方式的转变。其次，救济手段比较广泛，具有综合性。开展了诸如游民习艺、职业介绍、培植盲哑、扶助老人等科学的救济活动。这些救济活动不仅可以解除受济人的痛苦，帮助其暂时渡过难关，而且还能使其在将来独立生活。在本章最后归纳了成都市立救济院在养育、教育和社会控制与缓解社会风险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第四章民间慈善救济的对象主要是鳏寡孤独、贫民、不幸妇女、残疾者和少量难民、灾民以及其他贫苦需要常时受救济的社会弱势群体。本章介绍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的民间慈善救济，以民间慈善团体为研究重点。本章的考察主要侧重于三方面:首先，考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兴起与发展情况，分析其章程结构，同时研究当时典型的两类慈善团体，即成都慈惠堂、成都市善团联合会与四川善团联合会，最后揭示成都各民间慈善团体的命运。其次，考察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开展的社会救济活动。通过对其活动展开初步调查，对比分析出了成都民间慈善团体与官方慈善团体在救济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效果差异。第三，分别从七个方面考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与政府的关系。本文认为，成都民间慈善团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但又不同于政府内部的上下隶属关系。他们既可以合作奏出和谐的音符，也可能奏出嘈杂的声音。两者关系的多样性说明了当时成都社会的复杂性，国家与社会之间尚未建立起真正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并未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国民政府并不是放任民间慈善团体的发展，而是担当了指导监督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并保护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还与民间慈善团体进行协作。所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成都所开展的社会救济事业，国家与社会既有愉快的合作，也有不和谐的冲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就是双方在力量的角逐上互相擎肘，最终达到平衡。在本章最后总结了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在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缓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保存抗战后备力量与教养儿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是结语部分，也是对抗战及战后时期成都社会救济进行评述的部分，主要介绍了成都社会救济的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历史局限性。首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政府救济占主导，民间力量相对弱小;第二，社会救济依据准绳法制化;第三，社会救济范围广泛化;第四，社会救济原则趋于积极化;第五，社会救济管理专业化。其次，社会救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促进社会保障功能、生活接济与急难援助功能、缓解社会风险功能与促进社会成长功能。最后，本章总结概括了每种社会救济类型的历史局限性。即难民救济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难民救济体制不完善;政府部门对救济难民缺乏责任感;救济过程中存在官僚化、腐败化问题。空袭救济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空袭救济疏散过程比较困难;空袭救济经费捉襟见肘以及空袭救济过程中存在官僚化、腐败化问题。官方慈善救济中，成都市立救济院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救济经费有限;救济过程中存在贪污舞弊行为;院内救济水平较低以及收容救济能力有限。民间慈善救济中，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经费方面，由于经费的短缺导致其出现了办善的局限性。本文认为，由于在社会救济过程中存在着上述历史局限性，使政府及相关救济部门无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更无法完全实现化解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并巩固统治的目的，致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日益丧失民心，统治基础不断被削弱。因此，社会救济问题解决的失败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在成都崩溃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收起

关键词 : 民国政府社会救济制度管理模式

7. 唐君毅生平、学术研究

[学位论文] 何一四川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400页

摘要 : Tang Jun-yi(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1932年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央大学助教、讲师、教授、哲学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除了以七卷《中... 展开 Tang Jun-yi(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1932年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央大学助教、讲师、教授、哲学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除了以七卷《中国哲学原论》(1966～1975)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在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这部著作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此外，还著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等，共约二十余卷。①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农历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树溪周坝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唐家先祖为广东五华客家人士，自十五世祖因岁荒由粤入川。父亲唐迪风，为清代末科秀才。曾师从南京内学院欧阳竞无，并与梁漱溟、熊十力过从。性情刚直不阿。在蜀中办报从教10余年，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又与蒙文通等创办敬业学院，被推为院长。45岁时因染时疫殁于宜宾老家。有著作多种毁于内乱，唯《孟子大义》一书传世。母亲陈大任，宜宾人士。曾就读于成都淑行女校。曾任教于师范等学校数年，之后尽瘁于养育儿女。识大体，富文采，被欧阳大师喻为当代“孟母”。1964年病逝苏州旅寓，享年77。有《思复堂遗诗》传世。唐君毅一生，以书生论，则惟读书、教书和著书三事。以儒者道行论，则迭次为闻道、问道、适道、传道、论道、弘道、践道、执道和归道。故乡宜宾淳厚的僰道遗风和金沙江边的灵秀山水，给予他的人格和性情最初的陶养。10岁以前，唐君毅都没有走进学校，他的蒙学是在父亲的庭训和母亲的诗教中完成的。所以尝自言自己读书跟家庭关系极大，又说从小受父训而一心向学，终生未变。甚至秉性也得乃父真传:嗜书如命，喜言，笃行，至孝，忠诚，任狷狂而非乡愿，为朋友义愤而辞职，短暂参加政治组织，由疑儒而宗孔，好诗文，文人气，行“三不朽”以及对乃师的好恶取向等等。 10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12岁入重庆联合中学。15岁立志向学，有希圣希贤之志。16入中俄大学，17岁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学南京中央大学，1932年毕业于该校。自小学到大学，唐君毅的“读书生涯”一直得名师点拨，加之聪颖好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底子。其问学老师略有:祝屺怀、萧仲仑、蒙文通、吴芳吉、彭云生、刘威炘、杨叔明、欧阳竞无、梁漱溟、熊十力、汤锡予、宗白华、方东美、李证刚等。从1932年起在成都教中学到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唐君毅的“教书生涯”长达42年。以1949年为界，此前的大陆时期，除兼职于多所中学外，还任教于中央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和华侨大学。35岁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后又任江南大学教务长。期间短暂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特约编辑，还曾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和《理想与文化》杂志。 1949年在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为首任教务长、哲学系创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为首任文学院院长，又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于教学及行政庶务之外，努力发扬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新亚积极倡导传统文化教育，维护中华文化在新亚教育的核心地位。期间举办文化讲座，襄赞《民主评论》《人生》杂志，组织成立“人文学会”、“东方人学会”，一时间，新亚书院成为香港殖民地上乃至整个东南亚中华文化慧命传薪的中心，也成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聚集地。唐君毅居香港期间，曾14次出访海外，12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路致力于宣传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而出访的最大遗产，就是1958年1月，由唐君毅起草，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共商并签署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发表。洋洋四万余言，一则为中华文化辩诬，一则为世界文明号脉。“宣言”的发表，标志海外新儒家及新儒学派别的形成。自1924年15岁的唐君毅在《重庆联中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荀子的性论》起。即开始了他的“著述生涯”。唐氏“天资骏利，思辩风发;既日辟新境，复慨然有希圣之志”。其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善于综摄”。又素重为学之义和治学之道。其义在:“中华文化之重光。”“生活的充实，人格的完成。”“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其道在:知行合一和“成就‘儒学’的实践。”唐氏主要著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分为四类，即:第一类:在大陆时已出版或已经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第二类:是到香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第三类: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本性论文。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本书。第四类: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包括《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唐氏学问，其渊源源于生命、契于师传、成于习得。学思进路自西向东，援西入儒。其脉络历经哲思涵育、中心观念、人文世界、传统梳证、心灵九境五个阶段。主要学术观点包括:归宗儒学论、返本开新论、宽仁博纳论和融通判教论。由此精研勤耕，得学术创获，略有:哲学“原”论、人文价值论、心之本体论和心灵境界论。唐氏初学向西，而终归儒道，其立场根由，在情绪上，出于惜世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对华夏文明的深刻自信。在理智上，则基于对儒家思想普世价值和时代生命的深刻理解。在使命上，他笃于信奉和坚守中国文化源于“一本”的统绪，并勇于成为担当这种统绪的传人。在生活日用的实践上，他倡导并亲自参与对于天地、先贤和祖先的儒道“三祭”实践。唐君毅被公认为是一位躬行践道的悲情儒者和仁者。其践道于当下，则表现在亲亲人、侍先师、交同道、挹后学。其尤为嘉者，唐夫人谢廷光学养深纯，娴熟慧德，与唐君毅相伴一世，书生爱情，有《致廷光书》、《爱之福音书》传世，既为佳话，亦为当世学人之罕有。其悲情，源于其肫挚悲悯宗教情怀，书生志业和理想主义的忧患以及孤悬海外的“遗民”情结。而在此践道过程中，亦展现出唐君毅肫执孤介、至性至情、自不容已的哲人人格，和希圣希贤、且仁且智和尽享曲肱之乐的儒者气象。 1978年2月2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享年69岁。对于唐君毅的学术定位，世论有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人文主义者、道德的理想主义者、超越的唯心论者及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等。收起

关键词 : 哲学思想人文主义学术价值唐君毅

8. 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研究

[学位论文] 刘一民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392页

摘要 :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们通常把土地与人类的关系，简称为“人地关系”(m-landRelationship或Population)，它包括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地籍则是集中反映这些关系的信息载体。在清末民初，四川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加剧了地籍... 展开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们通常把土地与人类的关系，简称为“人地关系”(m-landRelationship或Population)，它包括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地籍则是集中反映这些关系的信息载体。在清末民初，四川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加剧了地籍紊乱，激化了人地矛盾。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有效治理四川，在四川开展地籍整理，以改善人地关系，打造“民族复兴基地”。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的历史背景和准备条件分析着手，通过考察川省的土地测丈与土地陈报的实施过程、实际成效，剖析地籍整理与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内在联系，说明其对抗战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以及政策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此即为本文主旨所在。本文在框架安排上，除了绪论外，围绕主题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地籍的产生与沿革、国民政府的地政路径和川政统一初期的措施四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本文研究对象的若干背景。第二部分，从政策法规、组织机构、资源配置三大方面，对当时四川实施地籍整理的基本条件进行考察和评估。第三部分，分析土地清丈与测量计划，考量测丈整理土地的实施，并对测丈工作进行评价。第四部分，先对总体规划与基本内容进行探讨，再有重点地评析四川土地陈报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则是从新的视角对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工作的实际成效进行讨论，并充分阐明地籍整理和地政对于推动四川抗战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四川，在重庆成立新的四川省政府，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川政基本归于统一。从此四川地政接受国民政府指令，地籍整理亦开始启动。因此，相对于东南诸省，川省的地籍整理起步较晚，滞后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但尽管如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在地籍整理方面仍然做了大量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完成川省地籍整理，四川当局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在战前清理田赋和丈量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制度安排，加强土地行政管理。本文认为，在抗战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地籍整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提供保障，为在四川有效实施地籍整理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分为土地测丈和土地陈报两大工程。国民政府举办土地测量与清丈，其目的是要利用现代测量技术，构建准确的地理参考系统，丈量清理户地，厘清“人”、“地”、“户”紊乱关系，最终达到“征收的税费基于被分割的地块(包括建筑物)应纳税金，并逐渐地建立一个较成熟的税收体系”，以公平人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地籍整理虽然受到严重影响，但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政策中，地政仍然系要政之一，得以大力推进。所不同的是，在战火燃烧，国土沦陷之际，国民政府把地籍整理的重点放到了称为“民族复兴基地”的四川，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四川推行土地测量与清丈。四川在战争期间举办土地测丈，起初延续了战前成(都)华(阳)江(北)巴(县)等地区的农地整理试验。四川地政部门经过一番尝试，遇到了相对于地籍整理任务，人、财、物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中央政府决定对农地办理土地陈报后，四川当局便随即调整政策，把有限的地政资源集中用于城镇地籍整理。通过对当年测量与清丈工作基本史实的探析，本文指出，在四川以城镇为重心的地籍整理中，经历了一个由简易清丈到正规清丈的变化过程，即程序上由简单到正规；操作上由易行到规范；技术上由生疏到成熟。认为四川当局不仅在土地测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对全川城镇和部分农地的测丈，并且在制度筹划上是有所建树的，对于四川地籍整理深入开展起了积极作用。本文考察了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演进。文中指出，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以土地陈报作为地籍整理方法基本符合实际。大会通过了《办理土地陈报纲要》，以解决土地和田赋问题。于是以土地整理为方向、法治为手段、土地测丈为支撑、土地陈报为突破口，探寻了一条解决中国地籍乃至整个土地问题的路径。其中，土地陈报成为这一系列政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抗战期间，由于经费和人力所限，四川当局对地籍整理经过初期的探索后，形成适合本省地域辽阔、人口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点的对策和办法，即一般城镇才在土地测量基础上办理土地清丈，广大农地则主要实行土地陈报。对于农地而言，标准清丈成本实在太高，简易清丈又多受质疑，故后来对于农地，无论是未进行简易清丈，或是经过清丈又效果不好的地方(如江北、巴县等地)，一律都改办陈报，把土地测量与清丈的重点放到市地，逐步推及全省绝大部分城镇。本文认为，就四川地籍整理全局而言，土地清丈和陈报是同时并用的两大手段，两者是互为补充并行不悖的。四川省举办土地陈报，始于1938年秋季。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成立后，制定了积极稳妥的方案，按甲乙两种程序，统筹全省各县陈报，计划分三期办竣。然后应用陈报成果，按照新科则征收田赋，以达到消除田赋负担不公平、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从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成立开始，中间经过财政部四川土地陈报办事处，最后再到四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抗战时期四川有7年在办理土地陈报。本文指出，这一时期，四川土地陈报成果主要包括：完成编查程序、利用新科则、查出隐匿土地和减轻土地的平均田赋负担，以及配合完成田赋征实，等等。因在一百多个县实行土地陈报，为战时政府增加财政税收创造了条件。举办现代土地测量与清丈毕竟在全国都是一项新政，四川更是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地籍整理就难免出现种种问题：目的阐释不当和理解执行的偏差；各种整理计划自身存在的软肋；办事程序设计上的缺陷；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而且，发生在操作层面，大体还有：在规划制定上，权力下放，任各县自行拟订，则办理不免参差难期划一；在人事组织上，出现事权不一，人浮于事；在业务流程上，诸如编查、业户陈报、审核复查或抽丈、公告、改定科则等若干环节都有瑕疵；在经费使用上，各县地政不编制预算，制度不健全必然产生浪费，如是等等，不一而举。同时，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价值取向上存在问题，执行中又有急功近利情况，给四川土地陈报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又因举办土地陈报过于强调财政目的，必然影响土地测量与清丈，产生试图以治标代替治本的现象。笔者认为，土地陈报这种整理方法自身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因简单而易实施；同时，另一方面，又因简单而易出错误。所以，该法最终还是难以满足各方的期望。在民国时期，“由于其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受当时科技水平，人才等限制，地籍管理收效甚微”。但是，本文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土地立法和地籍整理，还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籍管理制度”，这一事实是不必否认的。从抗战期间地籍整理过程和结果来看，四川当局按照国民政府中央的政策，在保障土地权属、方便土地交易、进行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财政收入、均衡赋税负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实效，在尝试初步建立现代地籍制度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抗战期间川省土地测丈和土地陈报无论其规模、还是其成果，均超乎其他各省市，其对国家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近代以来，“由土地之‘分配’‘移转’‘耕作’‘生产’‘经营’诸关系所生之病态的变化”，严重地困扰和制约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进展的阶段中，四川亦日益急剧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四川因为土地问题日趋严重，而土地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紧迫性，亦日益加强，我们可列举出来紧张性事实表现之概况，可以说明土地问题对四川社会的威胁。”特别是地籍紊乱导致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引发多种社会问题，“有急切谋解决的必要”。对此，抗战期间，四川地方当局按照中央政策，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地政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使地籍整理呈现出时代特色。正因为如此，地籍整理的作用在四川较好地表现出来，推动了四川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使四川能够肩负起比其他省份更重要的责任，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收起

关键词 : 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测丈成效

9. 资源的获取、继替、流转与社会整合——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一项研究

[学位论文] 龚义龙四川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387页

摘要 : 本文讨论的“资源”包括土地、各行各业、科举功名(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资源)。鉴于获取科举功名者毕竟是移民的少数,各省移民获取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各行各业的经营权。在清代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移民社会,几个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 展开本文讨论的“资源”包括土地、各行各业、科举功名(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资源)。鉴于获取科举功名者毕竟是移民的少数,各省移民获取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各行各业的经营权。在清代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移民社会,几个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是移民在巴蜀获取资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移民家族迁徙巴蜀之初,由于面对生存资源缺乏的问题,、移民家族成员往往能够团结一致协同创业。迁徙巴蜀的移民家族为了摆脱生存危机,大概极少不需要夫妇、兄弟、父母子女共同创业的。但是,兄弟分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分家析居也是移民家族内财富继承的基本形式。这种看似与移民家族共同创业相矛盾的财富继承方式,其实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移民家族共同创业的形态。因为分家析居之后,面对着新的生存压力,有些分支家族成员重新形成夫妇、兄弟、父母子女共同创业的局面,使其拥有的生存资源得以扩大:当然,也有一些分支家族成员由于经营能力不强或坐享安逸等因为而败家,致使家族财富流转到其它社会成员手中。对于各地迁徙巴蜀移民在当地获取生存资源而言,移民同乡也是移民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康熙中期及此前,移民迁徙巴蜀虽然能够自由“插占”土地或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但由于种籽、农具、耕牛、住房缺乏,或开垦荒地、开凿矿洞所费工本甚巨,移民个人也难以组织生产。因此,能够自由“插占”土地或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的移民往往与其同乡合作组织生产,或者将自己“插占”或购置的土地向移民同乡转让或租佃一部分,或者优先雇佣移民同乡,或者与移民同乡联合起来经营某些行业。至于康熙后期以后,由于迁徙巴蜀的时间较晚,有些移民恐怕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难以获取,这样,能够得到较早迁蜀移民同乡的帮助或移民同乡之间开展互助,对于这些移民走出生存困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移民行帮即是移民在巴蜀获取资源过程中同乡合作的一种典型形式,移民行帮的结成也可以说是移民同乡合作的一种结果。移民同乡在移居地合作经营各行各业,随着年深日久,最后形成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家族特征而且具有排他色彩的移民行帮。移民在客地结成同乡行帮或许在日后会产生某些弊病,譬如,移民行帮内部因杂乱无章的利益纷争而发生有时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尖锐冲突,但移民行帮确实是移民在客地获取生存资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是说,清代迁徙巴蜀移民在最大限度地挤占土地资源、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的过程中,几个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除了几个基本移民群体之外,在清代巴蜀移民社会还有大量没有能够获取土地资源或各行各业经营权,或者说生存资源获取不足,从而飘荡在巴蜀大地的移民边缘群体。清代巴蜀的这类移民边缘群体包括被官方认为具有颠覆色彩的咽噜,以及人贩、乞丐、窃贼、及其他游荡不定的移民。正是由于清代巴蜀五方杂处,在获取资源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使得下述问题成为本文的着力点:在利益冲突严重的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移民如何调处各方面关系,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又如何控制这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各地迁徙巴蜀的移民如何逐渐地融入定居社会,这就是本文所谓的移民社会整合问题。这项研究受到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影响。关于国际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西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定居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按其基本取向,可以归纳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表述。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带来的多样性是不利于社会整合的,要提高社会整合度,移民必须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适应定居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面地融入到定居社会中去。与“同化论”不同的是,社会融合的“多元论”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多元论”者认为移民不可能完全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移民带来的多样性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许多积极作用。可见,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简单地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国内关于移民社会整合研究的主要取向有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国际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城市移民整合研究及农民工入城后的社会适应问题。同时,研究者对清代民国期间巴蜀地区的社会整合也进行过一些探索。受到国际国内相关研究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资源的获取、继替、流转为切入点,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问题作一项研究,意欲说明,移民社会整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问题。诚然,从一个世代休养生息的乡土社会环境搬迁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群体和新的社会环境中,移民会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宗族、观念、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移民要融入到新的群体和社会环境中,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相互磨合的过程。然而,移民社会整合最先遇到的还是利益整合难题,就清代巴蜀移民社会而言,移民最大的利益是获取土地和世代守住这片土地,再就是通过其它各种途径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关键即在于移民能否获取维持生存的各种资源。无疑,获取土地是各省移民踏上巴蜀大地所要寻找的第一件东西。移民获取土地大体经历过“插占”、购置、租佃几种形式。满清初年,被战乱打散而返回原籍的巴蜀土著居民能够“插占”广大地产,与此同时,进入巴蜀的附近省份的移民也可能“插占”平川大坝抛荒之地,以及水土、地理条件较好开垦潜力很大的蛮荒之地。三藩之乱结束至康熙中期,移民仍然能够“插占”大地产。然而,人口大量涌入的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移民虽然有可能挤占水土、地理条件较差的偏远之地或山丘地带,或者廉价购置土地,但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巴蜀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与日俱增,康熙后期以后入蜀的移民更多地只能靠租佃土地或佣工度日或寻找其它途径。综合各方面研究,在巴蜀地区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下,经营各行各业、小手工业、做小商小贩或佣工成为缓解巴蜀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面对生存危机,移民家族成员往往能够团结一致艰辛创业,最大限度地获取生存资源,以祖孙相继形式继承家族财富；移民同乡成为移民在客地寻找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资源往往在移民同乡之间优先共享；而移民行帮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也以祖孙相继形式在移民同乡内继替。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几个基本移民群体自身整合成为排他性很强的利益群体。而飘荡在清代巴蜀地区的移民边缘群体显然亦需要谋求生存空间。这样,在生存资源的激烈争夺面前,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在于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能够实现自身整合,而基本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调处有利于移民社会整合。至于移民边缘群体也需要在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源同时,整合进利于移民社会整合的组织之中。但是,几个基本移民群体自身即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整合难题。随着家族人口增多,每一代男子都面对着难以避免的分家析居,分家析居之后家族分化的不可避免及家族成员间的利益冲突,给移民家族自身整合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难题。而移民同乡内部存在的杂乱无章的利益冲突,以及在调处各方面关系中,移民同乡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地域观念,不仅使得移民同乡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整合难题,也使得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融合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是乡土社会难以克服的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消解力量。至于移民行帮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家族特征,这使其在调处移民行帮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色彩,而且,移民行帮的自身整合即受到来自两个方面力量的消解,一方面,移民行帮成员之间时常面对着涉及切身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另一方面,移民行帮成员的利益常常受到外部的侵蚀,使其经常面对着与外部成员的争吵斗殴。这些使得移民行帮不仅对移民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颇受置疑,而且其自身整合也是极为困难之事。至于基本移民群体间的融合又受到浓厚的家族观念、地域观念、行会行规的困扰,清代巴蜀移民社会2000多个同乡会馆、众多的移民方言岛、大小行帮承袭的具有浓厚排它性质的行规无不透露出这方面信息。这就表明几个基本移民群体难以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起到积极作用。在清代巴蜀,移民边缘群体的活动更是千奇百怪花样繁多,啯噜三五成群“掏摸剪绺”,“弱则行乞,强则为匪”；人贩抢窃妇女,“背负而奔”,所过关卡,“长随胥役得钱私放”。“路人目击,不敢过问。州县呈知,亦皆缄默不办。”上述种种,无不说明移民边缘群体中强势的一族是一个极难控制的群体。而移民边缘群体中弱势的一族,或辱骂争殴、或偷盗抢窃、或动辄自杀又确实反映出他们的生活之艰难。正是如此,移民边缘群体实际难以对当地社会产生认同,加之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对移民边缘群体控制的无能为力,使得为数甚巨的移民边缘群体成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最大的消解力量。几个基本移民群体本身即存在整合难题,而且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整合难以起到积极作用,而移民边缘群体实际上是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最大的消解力量。这样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寄托于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但是,既有研究一般认为,在清朝,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么,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主要来自于“基层社会组织”包括三大系列——里社、保甲、坊厢系列,家族、宗族、乡族系列,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系列——以绅士为核心互为补充,对社会整合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绅士数量有限,加之有些绅士并不是热心地方公务,故对绅士在基层社会的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既然如此,清朝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上皆无能为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是一个“重心”缺失、难以整合的社会,用“一盘散沙”来形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应该不是言过其实。收起

关键词 : 资源获取资源继替资源流转社会整合巴蜀移民社会

10.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

[学位论文] 吴燕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385页

摘要 :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到清末之际，已经有十分完善的法律文本，但司法实践与成文法却殊多背离。司法组织形态是行政司法合一，由于权力的集中，司法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对司法进行了改革，其改革从独立的司法组... 展开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到清末之际，已经有十分完善的法律文本，但司法实践与成文法却殊多背离。司法组织形态是行政司法合一，由于权力的集中，司法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对司法进行了改革，其改革从独立的司法组织建构等方面展开。在清末民族之际，“新政”修律具有显然的激进性特征，北洋政府时期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务实的修正，但在实践上，由于诸多因素影响，这时的司法更为混乱。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四川省从1918开始就实行防区制，独立于中央，但司法上四川和中央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割断，也具有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司法特点。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司法转型根源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他们规定了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总架构，对基层司法组织的审判活动，也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当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对基层司法组织建设的包容性的缺失，甚至自相矛盾给基层司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否认不了。此外，国民党的“党治”理论对基层司法实践也有不可忽视的双重影响。防区制时期的四川，一切都操于军阀之手，虽然军阀们也宣称司法独立，但司法的一切权力都被军阀掌控。1935年中央军入川后，防区制被打破，四川的一切建设，包括司法建设才纳入全国建设的轨道。对基层司法组织和司法审判活动都进行了整顿，在人员和经费方面进行厘定并划拨，对审判程序、审判活动严加规定。抗战开始后，四川直接在中央领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基层司法建设才开始向所谓的现代方向转型。通过整顿建设，在人才、经费、审判水平上确实有所提高。战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独裁性的加强，一方面最高司法当局对基层司法的控制加强，另一方面基层却悄然做着于已有利的变通。纵观民国已降的30年的历史，已经不是司法应否独立的理论争论，而是司法如何独立的实践博弈。如何协调各种矛盾，使司法能够顺利转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中，民众基本没有或极少有权利意识，民众权利意识的树立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行使遂成为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四川各县诉讼的全过程，通过起诉书、判决书，直接观察到这一时期四川普通民众民事法律观念的民事法律观念逐渐形成、变化。虽然制度和民众观念变化的方向一致，但二者变化的速率是不同步的，文化观念不能尽弃传统而重新开始，普通民众观念形变而实不变的情况在诉讼中不断反映出来，转而又影响着制定法的进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司法确有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理想，不仅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司法形态，也不符合“政治精英”们最早的设想。甚至到了40年代末，在全国范围内，独立的县级司法组织始终没有完全建立。40年间，几乎没有一个司法改革方案被彻底贯彻，究其原因，看到现实人才、经费、战争、人们法制文化观念的制约颇为巨大，本章分析了四川在转型时期的经济、人才条件，从这些方面分析基层司法转型的窒碍，可以使我们对司法转型的成败得失有更实在的理解。收起

关键词 : 基层司法组织审判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