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1. 高新技术产业化论

[学位论文] 顾海南京农业大学 2000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384页

摘要 : 该文从理论、实证和实践三个层面以高机关报技术产业的产生、运行机制和成长路径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论证,并对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提出了有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 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2. 收入差距与城镇教育回报率的逻辑关系解析——基于需求角度的理论框架及实证检验

[学位论文] 刘华南京农业大学 2006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243页

摘要 : 一直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保持着长期的浓厚兴趣，但迄今尚无定论。大量地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快速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展开一直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保持着长期的浓厚兴趣，但迄今尚无定论。大量地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快速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所有转型国家中，中国是收入差距扩大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新测算，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已超过国际规定的0.4的警戒线。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就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和收入分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已经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居民总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分布状况会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就中国而言已有研究业已证实，教育回报率结构变化对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那么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必然需要搞清楚教育回报率总体和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其变动的因素，理清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开出良方，为政府最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可能的政策空间。同时关注中国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收入不平等，而且以教育回报率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尤其在工资结构的变化中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可以为政府制定收入政策、就业政策和教育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入对收入的影响，即从供给层面探讨异质要素(劳动力)的报酬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研究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为教育政策的改革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然而单纯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收入差距以及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还远远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要素需求的变化也会影响收入差距和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新产品层出不穷，新行业迅速膨胀，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人口和劳动力众多的国情注定了低层次劳动力市场过渡饱和，因而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报酬水平差距可能迅速扩大，并且超出均衡水平的差距。在教育公共投资不能迅速增加并适应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可能通过对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进一步表现为自我强化的趋势。本研究以中国城镇地区为研究范围，分析城镇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重点考察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的结构变化状况，试图从需求角度解释其结构变动的可能的原因，并回答为什么、在怎样的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具有自我加强的趋势。本研究以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作为研究出发点，从需求角度开展分析，紧紧围绕“收入差距扩大——商品需求多样化和商品需求分层——生产要素需求分层--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扩大(就劳动力生产要素而言表现为不同教育水平的收入报酬和教育回报率的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研究逻辑框架来展开分析，具体研究内容陈述如下：研究内容一：构建收入差距与城镇教育回报率逻辑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从需求角度开展对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变动原因的探析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研究以收入差距扩大作为研究的起点，详细地考察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消费者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变化，按照上述研究逻辑框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理论性地证实收入差距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并在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验证的三个研究假说，即研究假说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商品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分层的发展趋势，带来商品消费的多样化和商品价格差距的扩大；研究假说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商品需求多样化和分层的影响，必然带来商品供给层面的多样化和分层；研究假说三：鉴于商品多样化和分层的影响，与之对应的生产要素亦表现为需求的分层，在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相对不变或变化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进而表现为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扩大，就劳动力生产要素而言则表现为教育报酬和教育回报率差距的扩大。研究内容二：关于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变动趋势的研究该部分主要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理论梳理，更加清晰地理解模型内涵，指出计量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跨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估算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从长期角度把握教育回报率的总体水平和相对结构的变化趋势。得到的基本研究结论是：在收入总体上升的同时，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在教育回报率总体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差距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研究内容三：关于收入差距扩大对商品消费多样化和商品消费分层影响的研究该部分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对上述研究逻辑框架中的第一研究逻辑链条的证明，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着手验证研究假说一的内容，其中在经验研究中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察，即宏观数据的验证和微观数据的验证。已有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具有消费多种商品种类的偏好，即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商品束；高收入的消费者愿意购买价格更高的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愿意为更好质量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些理论有力地证实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带来商品多样化和商品分层。运用宏观加总数据经验性地研究历年中国城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通过各类差距指标对收入差距、商品消费价格差距和商品消费数量差距进行了细致地刻画，并努力地识别收入差距对商品价格差距和商品数量差距的因果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计调查的微观数据，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家庭之间商品消费数量差距和商品消费价格差距的影响程度，并且考察了长期的相对趋势的变化，不仅仅回答了收入差距是否影响商品多样化和商品分层的问题，而且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进行了测量。得到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多样化和商品分层具有正向作用，即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商品需求多样化和商品需求的分层。研究内容四：关于收入差距扩大对商品供给多样化和商品供给分层影响的研究在商品需求分层的背景下厂商会做出怎样地反映?商品需求多样化和商品需求分层是否最终体现为市场均衡状况下的商品多样化和商品分层?该部分从厂商供给层面的角度，考察厂商面对需求结构变化所做出的供给决策行为的变化，理论性地论证了厂商在商品需求多样化和商品需求分层的情况下均存在供给的动机，为商品供给多样化和商品供给分层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利用来自市场采集的数据进行案例研究，经验性地证实了商品供给多样化和商品供给分层的存在，有效地验证了研究假说二的内容。研究内容五：关于商品分层对生产要素分层影响的研究该部分旨在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考察是否存在商品分层对生产要素分层的影响，主要的研究工作是验证研究假说三的内容。首先从理论上有效地证明上述研究逻辑框架的第二研究逻辑链条的存在，并说明其存在的假设条件。基于生产要素需求函数派生于商品生产函数，故而理论上认为商品价格结构的变化将对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在生产要素供给相对不变或变化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无论何种形式引起地商品价格差距的扩大均将带来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扩大。在接下来的经验研究中，以钢材与本研究计算而得的教育回报率、技能报酬作为案例分析的内容，发现钢材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教育报酬差距、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教育回报率差距均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通过相关性检验和简单线性模型分析，进一步发现消费性总支出差距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教育回报率差距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解释度较高。收起

关键词 : 收入差距城镇教育商品需求教育投入

3. 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

[学位论文] 邢鹂南京农业大学 2004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207页

摘要 : 该文试图从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和举办农业保险的利得作以研究,以期为建立健全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做些有益的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实证依据.该研究总目标是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 展开该文试图从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和举办农业保险的利得作以研究,以期为建立健全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做些有益的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实证依据.该研究总目标是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的.研究从全国和分省市层次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统计方法测定和掌握了中国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品(包括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和谷子)、主要经济作物产品(包括棉花、油菜籽、芝麻、花生、麻类、甘蔗、甜菜、柑橘、苹果、烟叶和茶叶)的生产风险和社会损失率,厘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保险费率,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民收入中务农收入比重等指标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区划,并针对中国现行农业保险的经验和问题,模拟了不同政府补贴率和保障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全文分为8个部分,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研究内容一:各省市种植业生产风险评估及分区研究根据区划的要求,研究从各项定量指标中,选择了4项最能反映区域特征的风险指标,通过运用聚类分析法,进行种植业生产风险分区.研究内容二:各省市种植业生产风险的社会损失率研究在农作物保险中,地区间农作物生产风险的差异是导致被保险人缴纳保费差异的重要原因,理论上,应该分别计算每个投保人的费率,逐个区别收取保费.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显然行不通,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农业生产条件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不同品种间具有生物上的差异性.因此,对于不同地区,农作物保险计划也应有所差别,即政府保费补贴结构因品种、风险分区、农民收入中务农收入比重等因素的的不同而不同.农作物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系统性和空间相依性决定了,风险基本一致的一个区域内,对每个投保人可以实行同一费率.研究内容三:中国种植业政策性保险的可行性分析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在一定保障水平(50%、70%、90%)、不同政府保费补贴率(30%、50%)等六种情况进行模拟,从而比较不同方案对农户生产收入以及国家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利用分省市数据通过历史模拟(Historical simulation method)法和统计T检验,推算各方案组合对农户收入和国家财政的影响程度.研究内容四:中国现行农业保险的案例分析通过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新疆兵团农险业务发展水平建立模型,对兵团棉花生产与保险关系的统计调查,以及利用该研究方法对3个农场实际理赔情况进行的比较分析,深入细致的剖析了中国现行农业保险中的经验和问题,对新疆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依据. 收起

关键词 : 种植业生产风险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分区费率厘定

4. 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理论与实证研究

[学位论文] 奚国泉南京农业大学 2003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204页

摘要 : 该文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吸收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人力资本要素进行了规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管理方法的研究.该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分... 展开该文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吸收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人力资本要素进行了规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管理方法的研究.该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分析现代企业的性质和经营目标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企业隐性人力资本和显性人力资本的两个基本概念.并由此对企业的人力资本运营体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该文认为,企业价值的高低受到企业显性人力资本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显性人力资本价值的大小受到隐性人力资本发挥率、有效率和适用率的影响.进一步地分析认为,隐性人力资本发挥率的高低主要受到人力资本薪酬激励因素的影响,隐性人力资本有效率的高低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因素的影响,隐性人力资本适用率的高低受到企业人力资本配置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中心内容.该文认为,人力资本运营的核心是建立包括人力资本产权在内的二维产权制度,这是提高企业人力资本运营效率的基础.确认企业人力资本产权价值,有利于企业发挥人力资本的应用潜力,有助于实施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竞争力,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还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人力资本运营体系.对此,该文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下列主要结论:1.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隐性人力资本转化成显性人力资本,这种转化受到人力资本发挥率、有效率和适用率的影响.2.根据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研究,可以认为企业隐性人力资本所有权归自然人拥有,企业显性人力资本所有权归企业拥有.3.在委托代理型企业中,发挥率是影响人力资本运营的动力因素.控制权和收益权激励是提高人力资本运营发挥率的主要方式.4.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运营有效率的重要手段.其中,显性人力资本投资应该成为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要方式.5.适用率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配置是提高人力资本运营适用率的重要手段.6.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运营关系到企业人力资本价值的最终实现,加强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核算和经营,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中国,企业人力资本价值流失严重,它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有形资本,严重地影响企业价值的增长. 收起

关键词 : 显性人力资本隐性人力资本发挥率有效率适用率

5. 中国医药企业营销转型研究——以天津天士力集团为例

[学位论文] 吴迺峰南京农业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85页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医药企业的市场营销逐步发展起来。转型问题是中国营销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医药企业正在经历新旧变革的重大挑战。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 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医药企业的市场营销逐步发展起来。转型问题是中国营销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医药企业正在经历新旧变革的重大挑战。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营销转型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市场营销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带动了中国市场上对相应的理论思想的引进、借鉴和研究，也带动了中国医药企业的自主探索。因而，首先比较全面地评述当前位于前沿的营销理论、营销模式和营销策略，对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进而从中提出了营销理念转型的基本观点。营销理念的转型成为营销组合策略转型的先导。市场转型是营销转型的基础和根源。中国医药市场的转型可以概括为：市场处于急剧变动而又高速增长的状态之中；中国医药市场逐渐成为世界医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医药市场开始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进入了全面竞争与微利经营的时代，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供需失衡引发无序竞争。现代医药物流开始迅速崛起，外资企业尝试进入中国药品分销市场。通过对医药市场各板块的详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医院的处方仍是医药营销的主流市场，城市医疗市场“一元独大”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观；OTC市场是近年迅速发展的市场；以农村和城市社区为主的第三终端迅速崛起，成为行业的一大亮点。中药市场是中国医药市场的一个重要而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中药业分化出了中药农业、中药工业、中药商业和中药知识产业等产业领域，而且高度分化、高度集成的特征也日益显现，现代化、高科技产业的雏型渐趋形成。现代中药产业的发展成为医药市场转型的一个突出表现。通过对中国医药营销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中国医药营销起步虽晚而发展快速，在经过三个阶段后，2006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相应地，对医药营销的研究，从90年代初期开始，从总结“三资”企业的经验、引介国外的营销理论，到现在已展开全方位的创新研究。医药营销的发展历程也显示出，在不同的阶段，医药营销的转型有不同的特点。产品组合和定价策略是市场营销的两个基础内容。一个医药企业的产品组合是动态变化的。在新的市场形势下，医药产品组合的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原料药企业向制剂方向扩展；仿制药向原创药物转型；处方药向非处方药转化。天士力集团作为一家新兴的医药企业，成功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的转型。价格对企业的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医药不分的体制扭曲下，出现了不正当的价格策略和价格行为。缺少一套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药品价格虚高，药品费用居高不下，药品定价差异过大，价格混乱等等。从较长远来看，随着国家药品科学定价机制的建立，药品价格政策也会逐步趋向规范，药品流通链中各环节追求适当的合理利润，各企业对自身的渠道和价格有良好的规范措施。天士力集团的定价策略体现了营销策略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保持对药物创新的高投入，使药品形成高效优质的品质保证，达到药品在较高价格基础上的优异效价比，既维护消费者的价值，又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开发能力。中国医药企业的营销渠道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直营制模式，二是代理制模式，而代理制又根据中间商角色和作用的不同，分为总经销模式和总代理模式。新出现的加盟制成为一种补充模式。在药品零售市场，主要有三类终端渠道：连锁药店、药品超市和单体药店。新的市场和新的业态，必然引发医药促销策略的变化，如广告营销、学术营销、服务营销和品牌营销等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广告营销的内容和范围将受到严格监管，宣传推广走向规范化。学术营销将向全程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仍是处方药的主要营销方式。服务营销的进步性在于使营销的重心从有形的产品转向无形的服务。品牌营销不仅对非处方药非常重要，对处方药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品牌营销意味着市场的竞争从产品的竞争扩展到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对天士力营销案例的剖析表明，随着医药市场形势的变化以及企业实力的增强，企业的营销渠道和促销策略也处于不断转型之中。天士力在渠道策略上的最主要特点是：从单一渠道向多元渠道的转化，具体表现为早期的自建直营渠道，向多功能、广覆盖的渠道转型，通过功能扩展、新建机构、向农村进军等方式，扩充了营销网络的兼容性。在促销策略上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单一的学术推广走向整合营销。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从原料药出口转向制剂产品的本土化营销，代表了中国医药企业营销转型的一个根本趋势。从长远来看，中药以药品身份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是中药国际化的主导方向。国内一些著名中药企业，开始以不同的模式，进行中药开拓国际市场的探索，从产品出口到本土化营销，从原材料和中间体到中药制剂，中药的国际营销面临营销策略的根本转型。从“(国内)药品-(国外)保健品或健康食品-(国外)药品”三个阶段性转化，反映了中药国际化营销的特殊性。中药实施国际化营销，首要的是正确的产品策略。要把传统中药产品改造成为技术含量较高、能达到国际标准认证的现代中药品种。即使作为食品补充剂出口，也要提高产品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质量标准。依据不同的产品定位，选定恰当的目标市场；依据企业实力，选择适当的渠道策略。中药的国际化营销策略，一是按健康食品或营养补充剂销售，二是按药品进行申报认证。天士力构筑了中药国际分销和国际直销两条渠道。以复方丹参滴丸为主要产品，进行了以认证注册为高端带动、以出口贸易为基础的分销渠道策略。而在非洲和东南亚，针对当地病患人群的消费特点，开展了“体验+培训”为主要策略的国际直销。收起

关键词 : 医药企业市场营销市场转型营销转型营销组合

6. 城市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发展与非农就业创造的影响研究

[学位论文] 顾天竹南京农业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81页

摘要 :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为了实现规模经营和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最终需依靠农民数量的减少;否则，恩格尔定律:购买食品支出的比例随收入提高递减，相应地社会支付给农业和农民的比例随经济增长而下降，这必然... 展开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为了实现规模经营和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最终需依靠农民数量的减少;否则，恩格尔定律:购买食品支出的比例随收入提高递减，相应地社会支付给农业和农民的比例随经济增长而下降，这必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下降。基于中国城镇化速度将放缓，未来仍有庞大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一判断，十九大期间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也更需要又快又好地推进城镇化。我国过去的城镇化道路以年轻、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个体劳动力进城为特色，农村剩余人口主要为低技能劳动力，所以吸引包括中年劳动力在内的农村相对低技能人口进城并且使他们有机会更长久地留在城市是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由于城镇化发展最终依靠非农行业对劳动需求来决定，所以城市服务行业发展、尤其是低技能服务业扩张是当前和未来低技能劳动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此外，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引致需求，相比人口分散的农村:一方面，城镇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其产品和服务市场充分庞大，劳动分工也就足够细化，服务业细分种类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城镇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时间机会成本，从而刺激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此来看，城市扩张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以吸纳更多非农就业。然而，在城市发展道路问题上，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推进中小城镇建设，并且采取措施控制一些特大型城市扩张。这种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通过行政力量将经济资源配置在地理劣势地区的做法，既不利于包容性就业也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在此问题上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今后农民工转移潜力，特别是大量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如何转移到城市内从事非农就业。在农村劳动力需要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城市能否为这些劳动力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扩张是否是创造非农就业的主要源泉？如果低技能服务行业能够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那么何种方式的城镇化或何种城市更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以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型城市？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并测算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增加及其就业增加的差异与数量关系。本研究主要内容与相应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1: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需求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家庭购买家政服务来代替家务劳动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行为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人口结构对劳务服务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家庭生活服务外包需求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家庭购买家政服务行为的作用。通过家庭层面的数据实证，结果显示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角度来看，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对城市家庭是否购买家政服务和购买家政服务时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衡量城镇化的三大指标——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均是促进城市劳务服务消费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内容2: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和人均需求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规模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生产总值的作用。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和人均需求模型进行分步回归，结果发现城市规模在扩大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实证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变量是最为稳健有效的指标。随后增加了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实证结果也显示线性与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相似。研究内容3: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和就业比例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规模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作用。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和就业比例模型进行分步回归，结果发现城市规模在创造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机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实证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变量仍是最为稳健有效的指标。随后增加了平方项的模型估计，证实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实证结果也解释了拐点基本位于分布区间以外是导致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的主要原因。研究内容4:理论分析并实证测度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数量关系，确定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增加对就业增加的非线性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测算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与实际就业的关系，预测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扩张对需求增加与就业增加的数量差异。本部分研究分析了扩大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是创造相关行业就业机会的最主要路径，但是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产生的低技能服务供给方规模经济，会使得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的需求弹性应该小于1。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弹性和就业比例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随着需要增加而增加，并且就业的需求弹性数值显著小于1，这证实了增加城市居民对低技能劳务服务的消费需求并不必然能够创造同样比例低技能劳动力在服务行业的实际就业机会。研究内容5:理论分析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影响程度，分别测度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作用。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测算城市规模指标与低技能服务就业的关系，比较各指标在截面数据实证和面板数据实证中的一致性和稳健性。本部分研究基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重新估计了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指标，继续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回归、分年回归和门槛回归，发现在各个时间截面内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影响，并且在各个实证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变量的正向影响仍然最为稳健可靠;即使考虑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那么从城市规模正向作用的拐点或门槛值基本位于我国现阶段城市规模分布区间以外的情况来看，城市规模继续扩张仍会有利于促进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增加。研究证实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在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中的一致性，检验了前述实证的结果稳健可靠。综合这五方面研究内容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需求增加;这种微观层面上对劳务服务需求的增加，加总可得城市层面上对低技能服务总需求的增加;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增加会进一步转变为对低技能服务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并以此创造低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然而由于城市规模扩张会导致服务行业供给方的规模经济，这会使得服务就业会随着服务效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最终导致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幅度小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幅度，因而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又由于非线性作用的拐点基本位于城市规模分布区间以外，所以现阶段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正向作用不会改变;无论是从家庭层面数据、城市截面数据、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来看，城市规模扩张都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增加，并且与城市总人口或土地面积变量相比，人口密度变量始终是最为稳健有效的衡量指标;此外，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人口结构、职工平均工资、城市产业结构和物质资本投资等因素，也会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从发展低技能服务业来吸纳更多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角度来看，人口高度聚集的大城市要比人口稀松分散的小城市(城镇)的效率更高:例如建设一个200万规模较高人口密度的大型城市要明显优于建设两个100万规模较低人口密度的中型城市;建设一个100万人的中型城市也要优于建设两个50万人的小型城市，以此类推。故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通过城市人口聚集和规模扩张来增加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政策。本研究在理论上认同从发展城市低技能服务业的角度来转移更多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相关政策建议也有三个方面:其一，适度放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限制;其二，适度鼓励城乡居民社区集中安置;其三，适度包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收起

关键词 : 低技能服务业非农就业城市扩张人口密度

7.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治理研究

[学位论文] 卫功琦南京农业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77页

摘要 : 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之中，严重影响银行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主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在“太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支配下，政府扮演“最终债务承担人”角色，国有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事高风险投资... 展开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之中，严重影响银行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主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在“太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支配下，政府扮演“最终债务承担人”角色，国有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事高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动机较为明显，银行的决策者或各层面人员为实现短期经营目标而对银行长期利益目标的损害、银行从业人员利用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等道德风险问题较为突出。国有商业银行对道德风险控制的软约束，越来越成为不良贷款、银行案件等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国有商业银行运行中的道德风险治理问题，不仅对银行经营绩效和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维护金融稳定，确保金融安全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道德风险，是指国有商业银行各级机构及其各类经理人（决策层、管理层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从而做出有损国家金融资产安全的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性，就会发展成为银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乃至金融腐败和犯罪．这些金融风险是银行道德风险显性化的结果，但不是道德风险本身存在形式.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动因是商业银行及其代理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信息不对称、不完善的银行制度及由此产生的不完全契约是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外在条件。此外，不良的道德习惯、信用文化等也为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提供滋生的温床。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诱发不良资产，滋生金融腐败，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危害．因此，世界各国十分重视防范和控制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并在银行自控、政府监管、市场纪律和文化约束等方面形成一些有益的治理经验。本文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较为隐蔽，也难以计量．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金融过度扩张、风险掩饰与推迟、经营管理行为短期化、偷懒和非生产性消费等。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存在许多加剧道德风险产生的制度性问题，如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银行公司治理薄弱、政府隐性担保、社会信用缺失等，由此导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四大制度特征，即产权主体缺位孕育银行道德风险、公司治理缺陷滋生银行道德风险、银行安全网缺损助长银行道德风险和信用制度缺失诱发银行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化解国有商业银行滋生道德风险的制度性因素，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银行家选拔任用机制行政色彩浓厚、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缺乏和政府隐性担保等问题，表明道德风险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文从经理人信贷风险掩饰和推迟视角，对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构建一个简单的银行经理人信贷风险掩饰和推迟行为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质量迁徙和行长变动的相关数据，以及贷款质量现场检查的案例，证明了银行经理人存在明显的信贷风险掩饰与推迟行为，实证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验证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成因，并为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通过贷款质量迁徙与行长变动的相关性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填补了我国商业银行自身道德风险量化实证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总结、归纳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国际治理经验，梳理和总结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特性治理、共性治理和严防显性化的“二性一化”治理框架，其中特性治理是重点，共性治理是基础，严防显性化是补充．从特性治理看，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特殊成因，从积极培育职业银行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约束、健全审慎的保护性银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重点治理方式、方法。从共性治理看，借鉴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银行自控、政府监管、市场纪律和文化约束等方面，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一般性治理举措。从严防显性化看，操作风险是银行道德风险显性化的直接体现，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有利于防范和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特性治理、共性治理属于“疏”，严防显性化属于“堵”，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降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代理成本与提高道德风险治理效率的需要，并以此来实现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目标．收起

关键词 : 道德风险委托代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8. 城镇化背景下耕地流转的租金形态研究

[学位论文] 陈奕山南京农业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70页

摘要 : 现阶段中国农用耕地经营权流转多是亲友熟人间的零散流转，具有很强的非正式性。这与政策所力图实现的经营权流转规模化、正式化目标不一致。现实与政策目标存在不一致，要求人们思考并理解其背后原因。耕地经营权流转的非正式性表现在不签订合同、不... 展开现阶段中国农用耕地经营权流转多是亲友熟人间的零散流转，具有很强的非正式性。这与政策所力图实现的经营权流转规模化、正式化目标不一致。现实与政策目标存在不一致，要求人们思考并理解其背后原因。耕地经营权流转的非正式性表现在不签订合同、不约定期限、不讲明租金等多方面。而且，相比过往历史，现阶段广泛存在的不讲明租金的“零租金”流转显得比较特殊:现阶段的经营权流转类似于历史上的耕地租佃，但历史上耕地租佃的租金率普遍高达四成产出以上，不讲明也不收取实物或者货币租金的租佃则非常罕见。已有文献注意到“零租金”或低租金的耕地流转与亲友熟人关系有关。显然，“零租金”耕地流转离不开农民的“乡土性”和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特质。但是，光以“乡土性”和“熟人社会”的特质并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没有广泛存在“零租金”耕地流转，因此也不能综括现阶段的“零租金”流转现象。因此，深入研究“零租金”流转，具有理论和政策启示两方面意义。本文认为可从两个方面挖掘“零租金”流转的内涵:第一，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凡事皆有成本，因此农户不可能真的就以“零租金”方式转入耕地，所谓“零租金”必然意味着存在非实物、非货币形态的耕地流转租金;第二，历史上不存在广泛的“零租金”流转，说明历史上的耕地流转特征与现阶段存在差异，因此要寻找“零租金”的解释，需要总结、对比耕地流转特征的历史差异。根据已有文献对于地租的讨论，本文提出以租金形态为视角考察、分析“零租金”耕地流转，认为“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城镇化发展不完全背景下，农户以隐性的亲友熟人之间的人情租金替代了显性的、公开市场上的实物、货币租金。通过将人情租金引入耕地转出户和转入户的效用函数，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耕地转出户和转入户在人情和货币（实物）两种租金形态之间的选择:转出户的选择受到人情租金率、货币（实物）租金率、人情的边际效用、货币（实物）的边际效用、转出地块面积的影响;转入户的选择受到时间价值、转入地块面积的影响。本文进而考察了不同耕地分配格局下的租金形态，得出结论:在耕地分配高度不均的情况下，耕地流转中不可能广泛存在以人情租金替代货币（实物）租金的情况;在耕地平均分配的情况下，采用人情租金的耕地流转比例随着人情租金率的下降而下降。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设立统一框架比较建国前、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的耕地流转特征和租金形态变化，比较的结论是:建国前不存在广泛的以人情租金替代实物、货币租金的现象，原因是建国前耕地占有不均，少量地主面对多数佃农、半自耕农，耕地转出-转入双方关系陌生，平均人情租金率较低，而实物、货币租金率很高;现阶段广泛存在以人情租金替代实物、货币租金的耕地流转，原因在于现阶段农户均分承包地，每家每户的耕地（地块）面积不大，转出耕地可得的实物、货币租总额不高，另一方面，现阶段农村仍有大量农业经营户，转出户容易找到愿意转入耕地并承担一定义务的亲友来承接耕地，人情租金率较高;未来一段时期，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转入耕地的农户数量进一步下降，转出户难以找到熟悉的亲友来承接耕地，人情租金率下降，流转双方的关系陌生化，耕地流转租金将显性化为货币租金。在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之后，本文围绕“零租金”的存在原因、影响及演变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D现阶段耕地流转中存在人情租金的原因;②人情租金之于耕地资源配置的涵义;③未来的租金形态演变。本文主要的实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陈述如下: 研究内容一:分析并考察人情租金和货币（实物）租金之间的替代性，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农户更可能选择人情租金。分析逻辑如下:在人多地少、耕地均分条件下，转出户转出耕地可得到的实物、货币租金总额不高，转出地块面积越小，或者货币（实物）租金率越低，农户越可能选择人情租金;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的不完全性增强了转出户进行人情交换的必要性，人情交换可以满足的需求可能包括两方面——举家外出户的耕地看护需求，仅有老幼、妇女在家的留守户的家庭成员照看需求和农业生产帮扶需求——因此，相比有男性青壮年常住在家的转出户，举家外出户和仅有老幼、女性在家的留守户更可能选择人情租金;最后，只有农户找到愿意转入耕地的亲友来承接耕地，才可能出现人情租金，对此可用一定区域内转出户/转入户的数量比值来度量人情租金率，这一比例越低，人情租金率越高，可能接受转出耕地的亲友就越多，转出耕地的农户也越可能选择人情租金。基于江苏省8市农户的零散耕地流转数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情租金和实物、货币租金之间确实存在替代性，不收取实物、货币租金的耕地流转中存在更多的人情交换内容;相比有男性青壮年常住在村的转出户，举家外出户、仅有老幼、女性常住在村的转出户更可能选择人情租金，而转出地块面积上升、村组货币（实物）租金水平上升、转出户/转入户的数量比值上升均降低了流转中出现人情租金的可能性。研究内容二:分析并考察什么类型的农户更可能转入耕地，以及不同租金形态下耕地转入户的异质性。分析逻辑如下:如果耕地流转采用公开化货币形式，则租金与耕地产值不可分离，地租直接是超额利润的转化，耕地资源将配置给生产经营能力更强、创造的超额利润更高、货币租金出价更高的转入者;如果耕地流转采用非公开的人情形式，这时租金与耕地产值可能分离，地租不直接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则耕地资源不一定配置给生产经营能力更强、货币租金出价最高的转入者，而是配置给与转入户有前期交往关系的亲友熟人。因此，相比货币租金下的转入户，人情租金下的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有可能较弱。基于江苏省9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相比采用人情租金的转入户，采用货币租金的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评价更高、更可能持有农机、耕地转入面积更大、也更可能经营高经济价值产品。两种租金形态下的转入户确实存在异质性。如果耕地流转采用人情租金形态，确实不利于耕地资源配置给经营能力更强、利用效率更高的生产者，因此流转租金货币化有助于耕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内容三:分析影响耕地流转租金形态演变的因素，考察农村人口代际更替、非农就业市场对流转租金形态演变的影响。耕地流转中存在人情租金，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农村仍有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小规模农业经营户，耕地转出户/潜在转入户的数量比值不高，人情租金率较高，转出户仍然能够找到愿意支付人情租金的亲友（同时是小规模农户）来承接耕地。耕地流转租金货币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和小规模农业经营户数量的下降，耕地转出者/潜在转入者的数量比值的提升，人情租金率的下降。基于江苏省9市整村组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务农人口的年龄结构模型模拟2015年-2029年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变化，预测如下:随着农村人口的代际更替，未来耕地转出者/潜在转入者的数量比值将缓慢下降。进一步考察非农就业市场对农户退出耕地经营的影响，发现非农就业市场的发展促使青壮年劳动力退出耕地经营，进而促使农户退出耕地经营，但非农就业市场发展不能促使老年劳动力退出耕地经营。总体上，耕地流转的租金形态随着农村劳动力代际更替和非农就业市场的发展、人情租金率的下降而发生演变，租金货币化是演变的方向，这有利于耕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现阶段的人情租金有其存在意义，政策不应强制性地要求耕地流转租金货币化。收起

关键词 : 农村地区土地流转租金形态资源配置

9. 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保障：价格补贴VS收入补贴——基于获取能力的视角

[学位论文] 黄春燕南京农业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69页

摘要 : 继2007-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之后，2010年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大幅上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城镇居民又是粮食的净消费者，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和名义收入保持不变时，城镇居民既有的货币收入所能购买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商品数量将减少或者质量将下降... 展开继2007-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之后，2010年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大幅上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城镇居民又是粮食的净消费者，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和名义收入保持不变时，城镇居民既有的货币收入所能购买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商品数量将减少或者质量将下降，抑或兼而有之，但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中，不同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不同。实证研究发现，粮食价格上涨，收入越低的城镇居民其粮食安全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严重、粮食及粮食福利的分配对其越不利。受制于收入水平，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粮食支出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既有的粮食及粮食福利的分配对其很不利。如果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威胁其粮食安全、恶化粮食及粮食福利的分配就有可能引发这部分人群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粮食价格上涨对城镇低收入人群进行政策扶持是必要的。购买是城镇居民获取粮食的最主要渠道，其粮食获取能力既取决于价格，又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当粮食价格上涨时，政策制定者既可以用价格补贴将粮食价格控制在初始水平或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以保证城镇低收入人群的既有收入可以购买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粮食;也可以让市场决定粮食价格，当粮食价格上涨后采用收入补贴来提高城镇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能力，即用增进收入来充抵粮食价格上涨，这同样可以实现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既然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都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就有必要进行优化选择，即寻求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此外，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成本来源于公共财政资金、其分配形式属于二次分配，而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二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也备受关注，也是政策制定者进行相机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将从政策成本、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其收入分配状况等三个视角分析应对价格上涨、针对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是价格补贴更优，还是收入补贴更优？研究内容包括: 内容一:价格补贴与收入补贴的政策成本价格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上涨的粮食价格恢复至初始水平或低于均衡价格，以保障目标人群的粮食安全。价格补贴无法将非目标人群排除在外，其实际补贴的是所有城镇居民，而政府限制粮食价格上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城镇低收入人群具有获取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粮食的支付能力、确保他们的粮食安全，而在实施价格补贴的过程中其政策目标已经发生偏离，数量庞大的非目标人群将大幅度地推高政策成本。政策模拟发现，无论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是城镇低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还是困难人群，如果粮食价格上涨20％，为保障目标人群的粮食安全、采用价格补贴将粮食价格恢复至初始水平所需的政策成本是417.30亿元。收入补贴是指粮食价格上涨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向目标人群直接发放现金或现金券，以实现既定的粮食安全政策目标。按照补贴标准的不同，收入补贴又可以分为等效用补贴和等量补贴等两种具体形式。实证研究发现，当粮食价格上涨20％、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由低收入人群缩小至最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时，等效用补贴的政策成本将由73.56亿元下降至35.72亿元和17.22亿元，等量补贴的政策成本将由78.29亿元下降至37.48亿元和17.97亿元。实证结果表明，与价格补贴相比，收入补贴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且随着补贴人群的缩小，收入补贴的成本优势将更加明显。就收入补贴而言，尽管等量补贴的人均补贴成本仅比等效用补贴略高一点，但经人数众多的补贴人群放大后，等效用补贴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补贴人群越宽，成本优势越明显。内容二: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指补贴资金用于目标人群的粮食消费占补贴资金的比例。实施补贴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目标人群的粮食安全，但价格补贴无法排除非目标人群，部分补贴资金被非目标人群用于粮食消费，价格补贴的补贴人群瞄准性偏差将降低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不变时，粮食与非粮食的相对价格将上涨，此时理性的消费者将减少粮食消费、增加非粮消费，即使给予足够的收入补贴，消费者也会以效用最大化为基准将补贴资金在粮食与非粮食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意味着尽管收入补贴的补贴资金全部给了目标人群，但部分补贴资金被他们用于非粮消费，收入补贴的补贴对象瞄准性偏差也将降低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无论是价格补贴的补贴资金被非目标人群用于粮食消费，还是收入补贴的补贴资金被目标人群用于非粮消费，他们都偏离了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目标，都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漏出，而漏出率越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越低。政策模拟表明，当粮食价格上涨20‰采用价格补贴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的粮食安全时，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将由18.76％下降至8.98％和4.31％。就收入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而言，无论是哪个目标人群，等效用补贴均高于等量补贴大约4个百分点。随着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由低收入人群缩小至最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时，等效用补贴和等量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将分别由67.77％上升至75.20％、78.15％以及63.72％上升至71.69％、74.92％。内容三: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补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一部分经济活动者非主观原因所致的收益状况恶化而给予的补助，是政府财政向微观经济主体无偿转移收入的经济范畴。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补贴对改善收入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也备受关注。价格补贴是按消费量进行的补贴，各收入人群获益的多少与消费量及消费支出成正比。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其消费需求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粮食支出差距明显小于收入差距，因此，尽管收入越高从价格补贴中获得的补贴越多，但不同收入人群间获得的补贴资金差距小于收入差距，即价格补贴将缩小收入差距。收入补贴在提高目标人群收入的同时，并不改变非目标人群的收入，即针对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保障的收入补贴政策可以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收入差距。目标人群从等效用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金额略低于等量补贴，其对不同收入人群间收入分配改善的效果也会略差于等量补贴，但由于两者补贴金额的差异很小，因此，对收入分配改善的效果差异也可能不太明显。由于收入补贴目标瞄准性更好，当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的资金相同时，收入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可能更好。实证结果显示，未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措施时，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69，采用价格补贴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或困难人群粮食安全时，相应的基尼系数将下降为0.3161，而采用收入补贴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依次下降为0.3162、0.3166和0.3167。当价格补贴补贴的资金与针对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等量补贴资金相同时，实施价格补贴后的基尼系数为0.3169，高于收入补贴后的0.3162。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粮食价格上涨对城镇低收入人群进行政策扶持是必要的，且收入越低越应该优先得到扶持，即补贴应按照困难人群、最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优先序进行。与价格补贴相比，收入补贴无论在政策成本还是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都可以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但当补贴资金相同时，收入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好。因此，收入补贴是应对粮食价格上涨、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的更好政策选择。对收入补贴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等效用补贴又优于等量补贴。收起

关键词 : 粮食安全城镇低收入人群价格补贴收入补贴

10. 气象指数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目标与成本角度的分析

[学位论文] 刘亚洲南京农业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钟甫宁共159页

摘要 :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农业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一直在不断积极探索寻找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应对自然风险.相对于传统农业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由于其具有的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减少农户自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优势，被很多学者所提倡，认为是替代现... 展开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农业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一直在不断积极探索寻找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应对自然风险.相对于传统农业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由于其具有的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减少农户自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优势，被很多学者所提倡，认为是替代现有农业保险好的工具。实施气象指数保险理论上具有两个目标分别是:风险管理和收入支持。在目前现有农业保险风险管理目标实现较差的情况下气象指数保险是否可以将其替代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目标?如果不行气象指数保险是否可以凭借在勘测定损方面的优势来减少资金漏出实现收入支持的目标?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国际发展趋势进行细致分析，为本文提供研究背景。之后运用2004-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的农户微观产量数据和县级农作物产量数据，采用概率分布、数量统计、数据模拟等方法，在对中国及各省份4种粮食作物整体减产概率分布、县域受灾系统性以及实施气象指数保险后可能出现的空问基差风险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模拟气象指数保险实施以后成本收益状况，最终对气象指数保险的风险管理目标实现进行评价。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一:对气象指数保险的基本可保性以及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可保性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风险管理目标实现潜力做出判断. 利用中国4种粮食作物农户作物产量数据，分别对全国及各省作物产量减产的。率分布以及县域作物受灾系统性，并结合中国目前农户经营状况，分别对气象指数保险的基本可保性(小概率大损失)以及作为特殊形式保险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可保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某一减产幅度区间内作物发生减产的概率比较低，但是由于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小、进行多元化经营，使得损失总价值偏低，因此不能满足气象指数保险基本的可保条件;经过测算发现中国4种粮食作物县域受灾系统性相对较弱，如果实行针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保险类型会出现较大误差，因此中国县域内的系统性风险情况不能满足气象指数保险可保性的条件;综合气象指数保险有关保险的基本可保性以及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可保性的情况，发现气象指数保险在中国不具备可保性条件。因此气象指数保险的风险管理目标实现的潜力较差。研究内容二:测算在气象指数保险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县域空间基差风险大小，据此来评价气象指数保险实现风险管理目标实现情况。将农户的作物产量数据和县域作物产量数据相匹配，测算中国4种粮食作物的县域空间基差风险，在此基础上对气象指数保险在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情况进行评价。研究发现:4种粮食作物在县域范围内实行气候指数保险后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空间基差风险，其中包括空间基差风险(户数)和空间基差风险(钱数);在出现的空间基差风险(户数)误差中虽然有发生不该赔却赔偿的情况，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现农户本应该受到赔偿却没得到理赔;同时还由于空间基差风险(钱数)的存在，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农户得到的赔偿款要小于实际损失率对应的赔偿;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大量空间基差风险，这将给气象指数保险实现风险管理目标带来一定的难度。研究内容三:基于实施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气象指数保险适用性探讨。分别模拟测算由空间基差风险带来的误差成本与实施气象指数保险节约的运营成本，通过对比实施气象指数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判断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与现有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不变的基础上，如果实行气象指数保险必须要农户在现有农业保险交纳保费的基础上多交纳一部分保费，这部分多缴纳的保费成为实施气象指数保险的成本;而气象指数保险带来的收益是减少的勘测定损费用，但由于这一收益数量有限，抵消不了由误差引起的农户保费多缴纳的部分，这意味着实行气象指数保险取得的效果将差于现行农业保险;因而气象指数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在中国不宜大范围实施，气象指数保险不能取代现行农业保险实现风险管理目标。最后对本文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并对气象指数保险收入支持目标进行讨论。在本文政策建议部分提出了改进气象指数保险促进其收入支持目标实现的思路:采用类似于城镇居民住房公积金的专项储蓄加补贴制度(本文称为气象指数储蓄保险)，配合以类似于公布气象指数的方式触发机制进行赔偿，这样可以最大幅度减少资金漏出，增加农户收入，实现气象指数保险收入支持目标。收起

关键词 : 农业保险气象指数风险管理收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