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人类语言中的系词（如汉语的“是”和英语的“be”等）又称联结词（linking verb），其常见的用法是联结两个名词词项，使二者表示的人、物或事件等在语义或逻辑上发生关联，从而表达一种归属关系或等同关系，前者如“Monica is a model”“张三是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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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中的系词（如汉语的“是”和英语的“be”等）又称联结词（linking verb），其常见的用法是联结两个名词词项，使二者表示的人、物或事件等在语义或逻辑上发生关联，从而表达一种归属关系或等同关系，前者如“Monica is a model”“张三是位战士”，后者如“Monica is the model”“张三是那位战士”，王力（1957，1985）将它们分别称作归属句和等同句（英语文献里称之为predicational construction和equative construction，参见Higgins 1973；Mikkelsen 2011；Heycock 2012等）。
在汉语日常口语里，有一类像是胡言乱语的系词句，如“他是个日本女人”（Chao 1968）、“他是协和医院”（沈家煊 2008）、“狐狸是一个洞”（张和友、邓思颖 2010）等，系词的前项和后项既非归属亦非等同关系。由于句子的组配方式不合常规，整个语句具有明显的语义异常性（semantic anomaly），王力（1985）称之为“不合逻辑”句，后期文献里称之为形义错配系词句。
形义错配系词句并非汉语独有，而是一个较为常见的跨语言现象，如以下英语和日语例句所示：
a. I am the ham sandwich. （Nunberg 1995：13）
b. John is the Washington Post. （Nunberg 1995：61）
c. Tuesday is Merle Haggard. （Ward 2004：283）
d. 僕はウナギだ （“我是鳗鱼饭”）. （奥津敬一郎 1978：17）
e. 彼は二人の娘です （“他是俩女儿”）.
f. 彼女はBMWです （“她是宝马”）.
以上这些形义错配的系词句，均无法按常规的系词句来解析。以日语“私はBMWです”（我是宝马） 为例，该句中系词的前项和后项分属不同的语义范畴，即“人”和“车”，二者虽然被系词“是”拉扯在一个句子中，但在语义上难以像常规的系词句（如“我的座驾是宝马”）那样迅速建立关联。实际上，这些形式简约的话语多是在特定的会话情景里产生的，即对语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context dependency）。
鉴于相关语句自身的“语义异常性”和“语境依赖性”两个特点，我们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1）研究对象是偶一为之的表达式，还是一个产出性较高的语法结构？（2）研究对象具有怎样的产出机制和语义机制?（3）为什么交际双方配合得如此自然，既能产出又能理解如此不合常规的话语？
本研究提出，貌似不合逻辑的系词句之所以形态结构简单，是因为这些语句通常会出现在较大的会话语境里。在语境信息非常明晰的情况下，说话人即可省略一些已知信息从而达到高效的交际目的。具体而言，说话人受到“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Zipf 1949）的驱动,采用了“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Lakoff 1987）这一人类语言里广泛使用且简洁高效的表达方式。正如Ziegeler（2007）所言，“转喻”的运用一是为了减少语言生成所付出的努力，二是为了减少传递言语行为所需的解码量。如“他是个日本女人”一句，Chao（1968）指出，言者实则是用“他”来转指“他的佣人”，故此句应当解读为“他的佣人是个日本女人”。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形义错配系词句是结构、语义与语用互动的产物。具体而言，（1）结构方面，形义错配系词句与常规的系词句（如“他的佣人是个日本女人”）相似，其构成（configuration）可以刻画为[NP1 +（Copula) + NP2]，即系词前项和后项的句法范畴相同，而语义范畴可以不同，如“I am the ham sandwich”（Nunberg 1995），前项为“人”而后项为“食物”，二者既非归属亦非等同关系，这也是为何王力（1985）称其“不合逻辑”的原因；（2）语义语用方面，在句子的解析过程中，听者会聚焦于系词前后两个词项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基于相关语句出现的会话语境，利用自身储备的百科知识进行语用推理；为使相关语句变得合乎逻辑，听者首先会推断出其中一个名词词项发生了转指，然后结合会话语境对整个语句进行解析。总之，形义错配系词句的理解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关联（relevance-based）的推导过程；言者的产出和听者的解读皆是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的实现过程。
因此，本文采用结构、语义与语用的互动视角，力求对形义错配系词句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本文在构式语法框架下，详尽描述形义错配系词句的三大特征，即高能产性、高图式性、弱组构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关联理论对形义错配系词结构的理解过程进行形式化的刻画。
全文一共有七章。
第一章是“绪论”，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并对整篇论文的布局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回顾了以往关于形义错配系词句的研究。产出机制方面，有学者认为该句式是省略了某些语言成分的缘故（如Chao 1968）。其他学者（张和友2007，2012；张和友、邓思颖 2010，2011等）将形义错配系词句分析为是一种包含空主语（e）的话题句，如“他是个日本女人”，若补足空主语，则变为“他啊，（佣人）是个日本女人”。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该句式是一组形式和意义相近的句式经过联想杂糅而成（如Chao 1976；沈家煊2006，2007，2008等）。
海外学者对形义错配系词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语义机制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概念，如“延时明示（deferred ostension）”（Quine 1969；Nunberg 1977）、“延时指称（deferred reference）”（Nunberg 1981）、“指称转移（transfer of reference）”（Sag 1981）、“意义转移（transfer of meaning）”（Nunberg 1993，1995），并提出整个语句可视为一种“延等句（deferred equative）”（Ward 2004）等。
此外，将系词的前项或后项分析成概念转喻，符合奥卡姆原理这一“简单有效原理”所倡导的分析方法，即对于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比复杂的解释更正确。
第三章是“理论框架”，为描述研究对象的结构特征，本文重点介绍了Goldberg（2006）构式语法理论的核心思想：语素、词、短语、小句等各种语言单位，均是形式–意义的配对体，因而均可称之为构式，语言也因此可视作一个由不同构式组成的网络系统。接着，本章介绍了Traugott和Trousdale （2013）关于语法构式的三大要素，以及构式语法研究的最新动态??语用转向（Goldberg 2019）。因研究对象的产出和理解均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本章接着介绍了构式和语用之间的关系。对研究对象“形义错配系词句”而言，言者的产出和听者的解读皆是“最佳关联”的实现过程。因此，本文对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过程等进行了介绍。
第四章分析了“形义错配系词句的构式特征”：高能产性、高图式性、弱组构性。“能产性（productivity）”主要体现在类频率和例频率两个方面，是指一个结构容纳不同词项填充空槽的能力；“图式性（schematicity）”指从密切相关的构式集合中抽象出的上位框架的层级；“组构性（compositionality）”则指整个构式的形式与意义的匹配程度，如果匹配，构式的组构性则强；如果错配，组构性则弱。
第五章刻画了“有系词形义错配句的理解过程”。由于本文探讨的系词句在形式和意义上不匹配，整个语句的解析过程无疑是一个比较迂回的语用解读过程。如在解析“他是个日本女人”“老张是俩男孩儿”的过程中，（1）听者首先需要确定会话的主题（topic of conversation）；（2）然后基于会话主题和会话语境，利用自身储备的百科知识，推断出其中一个名词短语发生了概念转喻，即“他”转指“他的佣人”，“老张”转指“老张的孩子”；（3）确定了其中一个名词词项的转指对象之后，听话人便可推断出两个名词词项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并最终识解整个语句真正的含义。基于初步的分析，本章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Sperber and Wilson 1995，2008；Wilson and Sperber 2012等），着重对相关语句基于关联的解析过程进行形式化的刻画。
第六章刻画了“空系词形义错配句的理解过程”，如“一号桌，牛肉面”“老张，俩男孩儿”等等。首先，本章解释了系词空缺的原因：一种语言中最初没有“系词”这个概念，后来某些指示词发展为系词成分；由于系词没有实质的语义内容，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常常可以缺省，这样就回到了空系词状态，此即从无到有再到无的系词循环现象（copula cycle）（Katz 1996，van Gelderen 2015，2016；Sampson and Mayberry 2022等）。
第七章是“结论”。总结主要章节的贡献、创新点，同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期对未来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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