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研究对象而言，学界对于《庄子》中动物书写的研究已蔚然可观，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以《庄子》中的动物书写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而从研究方法上看，罗兰·巴特的作品在思想和写作形式上都与《庄子... 展开 就研究对象而言，学界对于《庄子》中动物书写的研究已蔚然可观，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以《庄子》中的动物书写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而从研究方法上看，罗兰·巴特的作品在思想和写作形式上都与《庄子》有较多契合之处，同时其叙事学理论的适用范围囊括了不同时代、国度和形式的内容，其叙事学本身包含的内容又横跨经典和后经典两个阶段，因此能为《庄子》中动物书写的研究提供有效而丰富的方法论资源，助力开拓出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截取《庄子》中所有涉及动物的文句，在内容和形式层面上分别进行了分类细化，内容上补充进“动物身体部位”“与动物相关的工具”“与动物相关的零碎活动”“起形容词功效的动物”等四种以往被忽略的类型，形式上则新总结出“角色高谈”“作者默叙”“动物人格化”以及“《庄子》中的庄子”四种叙述模式。在叙述模式的框架内，动物在文中所起的作用能被较清晰地辨识出来——有“作为工具”“比附人物”以及“作为例证”三种，而只有“作为例证”的动物才是别有深意的动物意象、寓言，前两类动物并不属此范畴。 第三部分通过引入罗兰·巴特经典叙事学的描写层次理论，将学界既有的“人-物”关系讨论从行为层拓展至功能层和叙述层，由此丰富了“人-物”关系中“人”的维度（行为层对应书中角色，叙述层对应作者和读者），进而使“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在学界既有的“和谐”结论之外，还发现了敌对、主客、分级等多种关系类型。 在“研究维度”的问题上，本文第二部分四种叙述模式的总结已是形式维度的开发尝试，而在第四部分中，则首先通过辨析动物寓言与重言、卮言的交叉关系，归纳出“重言式动物寓言”和“卮言式动物寓言”两种言说方式，继而在罗兰·巴特后经典叙述学的启发之下，引入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其进行解读，最终从第一种动物寓言中读出庄子的政治批判，从第二种动物寓言中读出庄子对于文学创作的游戏态度，故而这一部分既是对形式维度的进一步开发，亦是对内容维度的进一步补充。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