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明代经学既无汉唐之精专，又袭宋元之糟粕，学术价值有限。但随着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明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肯定，特别是明、清两代学术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清代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在明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展开 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明代经学既无汉唐之精专，又袭宋元之糟粕，学术价值有限。但随着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明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肯定，特别是明、清两代学术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清代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在明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深化，那么探究明代经学史就更有学术意义。因此本文以明代湖北经学为对象，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经学发展的形势，对湖北地域内关于各部儒家经典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在展现湖北主要经学成就的同时，总结这一时期湖北学术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明代经学的认识。论文分章节主要论述以下内容: 第一章是介绍明代湖北经学发展的背景。在政治上，明朝湖广行省的设置以及武汉长江中游核心地位的确立，使明代湖北学术发展有了准确的区域定位。明朝中叶，随着嘉靖皇帝的登基，湖北成为龙兴之地，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长期被忽视的湖北文化渐渐进入明代学术主流的视野，黄州府更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化重镇之一。在经济上，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湖北在长江中游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到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特别是明朝中叶之后以汉口镇为中心的鄂东经济圈的形成，为湖北人文的繁盛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文化上，湖北从洪武初年开始重建经学教育体系，官学的建立，书院的发展以及讲学的兴盛为湖北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是对明代湖北经学文献进行总体考察。明代湖北经学文献有406种，《易》学和四书学数量最为丰富，在地域分布上以黄州府、武昌府和承天府为学术中心。明代湖北经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洪武至成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恢复重建时期，弘治至嘉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快速发展时期，隆庆至永历年间是湖北经学的高峰时期。之后由于明清鼎革，社会动荡，湖北经学逐渐沉寂下来。 第三章到第八章则对明代湖北各部经典的学术情况进行专门论述。在易学方面，湖北自先秦以来一直都有研习《周易》的传统，汉代有荆州学派，宋代产生了项世安、郭雍、朱震三位易学大师。明代湖北易学更是流派纷呈，有传统的程朱派、创新的独抒己见派、佛老与心性派、象数图书派和古《易》研究派，其中以陈士元《易象钩解》和郝敬《周易正解》的研究最为突出。在《诗经》学方面，湖北作为明代文学重镇，是推动《诗经》学发展的重要学术力量。在复古影响下，尊《序》抑朱的郝敬和兼采汉、宋的李先芳分别代表了明代《诗经》学转变过程中的两种重要态度。在《诗经》文学化时期，以钟惺为首的竟陵派用评点时文之法，引领了一种新的经文诠释风气。在《尚书》学方面，张居正以宫廷经筵讲义撰成的《书经直解》是一部重要著作，书中阐发的君臣观与民本思想，体现了湖北学术经世致用的务实方面。此外以郝敬《尚书辨解》为代表的尚书辨伪学和秦继宗《书经汇解》关于《尚书》的集注汇释也颇有影响。在三礼学方面，湖北经学家在《礼记》研究、《考工记》内容的发掘和《礼图》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特别是郝敬《周礼完解》、《仪礼节解》、《礼记通解》三部著作的出现，“礼以义为质”、“礼道合一”等观点的提出代表了湖北经学家在礼学义理研究上的突破。在《春秋》学方面，湖北是明代《春秋》经的科举重镇，特别是黄州府的麻城县，被誉为“麻城春秋”。在义理阐释上，郝敬《春秋直解》开辟了直义解经的新路径，而刘绩和樊王家则重视《左传》的史学内容。在四书学方面，陈士元《论语类考》是明代四书考据的典范，而郝敬的《论语详解》提出“《论语》为精华”的观点，是明清《大学》《中庸》回归礼经的文献变革先驱，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 通过以上内容，本文对明代湖北经学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总结。湖北经学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羽翼程朱，维护其正统地位。明代湖北经学家和著作忠实地阐发程朱传注，推动了程朱易学的发展和完善，扩大了程朱易学的传播和影响。二是义理解经，敢于创新。明代部分湖北经学家敢于冲破传统学术的桎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个人经学成就上以郝敬最为突出，而以谭元春、钟惺为中心的竟陵派则在《诗经》学上独树一帜，而陈士元、秦继宗等人更是开考据学之先风。三是宏博外向，多元发展，以经学为核心，又向着史学、文学等领域不断拓展，对湖北经学内涵的丰富、各学科间的交互融合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明代湖北经学的繁荣，推动了湖北文化攀上新的高峰，也是整个明代经学发展的缩影，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