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膈肌形态学变化，评价其与肺功能和BODE指数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住院后随访和门诊的COPD患者为病例组，共80例，其中男性64例，女性16例，平均年... 展开 目的： 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膈肌形态学变化，评价其与肺功能和BODE指数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住院后随访和门诊的COPD患者为病例组，共80例，其中男性64例，女性16例，平均年龄为69岁（44岁-87岁），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组分别为17人、21人、24人、18人；另选取本院职工中60名年龄与之接近的健康成年人（男性50人，女性10人）作为健康对照组。 分别行： （1）肺功能检查； （2）超声测量膈肌形态学变化，即在平静呼吸和深呼吸位的膈肌移动度；在功能残气（FRC）、肺总量(TLC)时相膈肌厚度，计算膈肌厚度分数，即从FRC至TLC时相膈肌厚度的变化； （3）体重指数，6分钟步行距离，呼吸困难程度； （4）根据上述测量指标和评分系统计算BODE指数。研究COPD患者膈肌形态学与肺功能及其与生活质量参数、BODE指数的关系。 结果： 慢阻肺组平静呼吸、深呼吸时膈肌移动度分别为（1.75±0.67 cm）和（4.16±0.98 cm），显著低于对照组（2.07±0.32 cm）和（5.17±0.76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61和6.82，均P<0.05）；深呼吸时变化更明显（24.3%）。功能残气和肺总量时相膈肌厚度分别为（0.18±0.04 cm）和（0.41±0.14 cm），显著低于对照组（0.20±0.04 cm）和（0.50±0.09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07和4.70，均P<0.05）；肺总量时相差异更大（22%）。COPD组膈肌厚度分数为（1.19±0.28），显著低于对照组（1.50±0.26），差异有显著性（t=6.48，P<0.05）。深吸气或肺总量时相时，随着疾病严重程度（FEV1的水平）增加，中度COPD组膈肌形态学下降了13.3%―22%，较对照组差异均显著（均P<0.05），重度、极重度变化（24%―42%）更明显（均P<0.05）。COPD组膈肌形态学与气道陷闭程度（FEV1，r=0.522―0.693，均P<0.05），最大自主通气能力（MVV，r=0.380―0.485，均P<0.05）和肺气肿程度（TLC，r=0.334―0.448，均P<0.05）显著相关；与6分钟步行距离呈显著正相关（r=0.505―0.536，均P<0.05），与呼吸困难呈显著负相关（r=﹣0.480―﹣0.586，均P<0.05），与BODE相关性良好（r=﹣0.437―﹣0.583，均P<0.05）。根据膈肌厚度分数水平，将COPD组分为2亚组，G1≤1.43；G2>1.43，G1组深吸气膈肌移动度（4.07±0.95 cm）和厚度（0.39±0.15 cm）均低于G2组（4.64±0.97 cm）和（0.48±0.09 cm），差异有显著性（t值分别为1.97和2.12，均P<0.05）；G1组6分钟步行距离为（490.15±123.97 m），较G2组(577.86±146.19 m）显著降低(t=2.33，P<0.05）；G1组呼吸困难程度为3.45±1.24，较G2组（2.29±0.99）显著增高（t=﹣3.30，P<0.05）；G1组BODE指数为4.23±2.68，较G2组（2.50±1.56）显著增高（t=﹣4.20，P<0.05）；G1组气道阻塞(FEV1)为47.87±23.13%，最大自主通气能力(MVV)为43.89±17.14%，两者较G2组（FEV176.21±20.19%，MVV60.76±19.01%）显著下降（t值分别为4.25和3.28，均P<0.05）。 结论： 膈肌超声定量技术可作为评价慢阻肺患者膈肌功能的间接定量方法之一；慢阻肺患者膈肌移动度和厚度减少，深吸气或肺总量位最明显，其变化可间接评估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和BODE指数的改变。临床中结合超声和BODE指数，有助于早期进行诊断和早期干预治疗膈肌功能障碍。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