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维柯的诗性智慧思想，旨在分析维柯如何基于理性的哲学传统，提出“创造即真理”的观念并为这种观念建构出全新的“科学”体系。最初理性主义在围绕“思”的确定性、真理性为基础的逻辑推演中，仅仅关注到知识或真理的形式，并不构成对... 展开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维柯的诗性智慧思想，旨在分析维柯如何基于理性的哲学传统，提出“创造即真理”的观念并为这种观念建构出全新的“科学”体系。最初理性主义在围绕“思”的确定性、真理性为基础的逻辑推演中，仅仅关注到知识或真理的形式，并不构成对知识本质性的观照，需要依据维柯著作文本为基础具体解释什么是“诗性智慧”。维柯的真理标准围绕着“创造出的才是真理”为核心，依照这一标准而确立起来的则是关于“诗性智慧”的一般规律，按照维柯的理解，智慧可以从人的理智和意志两个层面进行界定。理智层面就是以知识的形式确立起来的诗性形而上学，意志层面就是以这种形而上学的天神意旨为指导，及其在实践和历史中的具体实现。所以诗性智慧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是一个将历史从“诗性”为标准的角度进行切入，确立起诗性普遍一般性，并从这种一般性规律中找到人类历史最本源的发展准则为目标的科学体系。以此为前提，需要具体分析诗性智慧中，以知识形态确立起来的诗性形而上学，以及以天神意旨为指导在人意志层面具体展开的活动。 遵照维柯的真理标准，我们以心灵的展示和历史经验的发生两个层面来探讨形而上学的确立过程。创造的过程就是通过人的心理机制确立起普遍原则的过程，通过天神观念体现出这种心理机制的具体形式。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为由处于蛮荒状态的原始人类，借助自身生存经历建立起宗教或神性制度（或者可以理解为建立某种原则）。于是，历史和心灵在创造中被对应、统一起来，这就构成了思想产生的最初状态并且通过语言为其赋形，为确立形而上学提供诗性的逻辑;语言的意义和它呈现的形式之间是内在统一，需要将原初语言表现状态设为出发点，重新审视诗性形而上学的建构过程，从而发现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必然有对应的语言使用作为可靠的基础。原始语言的最初表现形式就是神话——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真实性(mythos)。创造的真实性也是为创造知识、历史所共享的过程，为语言培养出人的共同观念奠定基础，并产生出论题术成为确立各民族共同意识的基本方法。这种共同观念是围绕着关于人的理想的塑造而产生的，借助语言、修辞、历史、艺术等多种方式，人们即便不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也足以把握住诸种形而上学的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确立这种诗性形而上学的原则，会促使人们考虑这种诗性智慧背后的文化取舍问题，既然诗性形而上学在历史领域中的立法和奠基作用，在被维柯理解为是人类文明建立的最根本的动力，维柯给出了罗马文化作为我们所需要仿效的理想典范，因为它遵循了“天神观念会具体落实在历史发展中”这条规律，是依据神的制度来指导人类制度建立的历史展演。后世的人文主义者着重探讨语言艺术性、语言的雅俗之争、文化复归等问题时根本上都采取了诗性的态度，表征、孕育着对现代性的文化发展趋势的反思——我们无法背叛这么一种关于诗性“演进——复归”式的文化道路，必须领悟在遵循天神意旨作用下，人类制度的建立与人所获得的心灵教化史，及其这种教化最后在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比如物理、地理、民俗等所产生的影响。只是维柯的理念长久以来被忽视，现代人生长于理性极盛的时代氛围中，必须适应诸多生存规则，科学在建构用独立概念解释世界的话语权力，并要求人的服从。人类破除了最初的宗教、神祗膜拜，同时建构起新的工具理性崇拜对象，这与维柯“演进——复归”的历史循环规律极其相似，对怀疑、解构价值判断有效性的风靡，使得维柯关于诗性智慧对“放弃现代性哲学、理性引起的疯癫，回归诗性智慧”的历史关照变得弥足珍贵，并构成了对后现代社会解构理论的一次严肃反思——诗性的，人类早期审慎、节制与谦逊的美德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中，应该重新获得时代的重视。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