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土小说就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丰富乡土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怀着对记忆中故土的依恋抑或难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苦恼，无休止地沉浸... 展开 乡土小说就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丰富乡土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怀着对记忆中故土的依恋抑或难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苦恼，无休止地沉浸于遥远而深沉的乡土之梦。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展现故乡的风土人情，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及难以抹去的怀旧乡愁。 沈从文和金裕贞的乡土小说具有乡土小说的普遍特点，但又有别于启蒙主义一脉的乡土小说。对于沈从文和金裕贞来说，农村不是启蒙的对象，而是与他们的人生旅程和文学理想一致的活生生的空间。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是自然的存在、现实的再现，他们笔下的乡土人物大多是纯朴、善良与无知的化身。他们所描写的农村题材的作品无不展现着那一方故土的风俗与人情，无不笼罩着他们特有的乡愁。 作为中韩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和金裕贞虽出身于不同的国家，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学世界却具有诸多相似处。他们的早期生活经历使他们的思想蒙上了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孤独的成长经历和不如意的都市生活孕育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宿命观，这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他们小说的潜在的悲剧意识。早期对乡土生活的深刻体验成为他们乡土小说的直接素材。他们笔下的乡土小说大多以纯朴善良却又愚昧无知的乡村下层人民为主人公，并如实展现下层人民的生活样式及其本性。且两位作家笔下的乡村原先都可以说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世界”，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所谓现代文明的浸染，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异。特有的乡村氛围、土著方言与俗语的灵活运用使他们的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土俗美。独具一格的心理描写也在两位作家的笔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两位作家毕竟还是身处两个不同的国度，且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二者笔下的乡土世界不尽相同也在情理之中。 基于此，本文拟以乡土小说为切入点，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沈从文和金裕贞进行探讨，结合时代特点与作家经历，找出两位作家及其乡土小说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本论文选取沈从文和金裕贞的一系列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两个方面进行微观的比较，阐明作者是如何运用乡土小说的形式来叙说美丽却令人忧愁的乡土悲剧，揭示不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给“原始的”乡村所带来的骚动及变异。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特点，进一步揭示这些作品在当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期为更全面、更客观地研究沈从文和金裕贞两位作家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本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结论，论文主体可分为乡土小说的诞生、人物形象比较、创作手法比较三大部分。 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流派，乡土小说能够成功地登上二十世纪中韩两国的文学舞台，且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时与乡土小说作家自身的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两方面入手，探究了乡土小说的形成背景及原因。 二十世纪初对于中韩两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维持了几千年的两国封建王朝终于走出历史的主要舞台，紧接着的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对两国来说可以说是历史的激变期。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的步伐，两国几乎同时步入了近代化轨道。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交汇冲突导致两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畸形发展，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充斥着现代都市，构成了所谓的“现代都市文明”。当这种文明不断发展蔓延至原本单纯的乡土，便自然带来乡土世界的变异，进而腐蚀乡村人民的灵魂。 基于这样的时代洪流和不利环境，出身乡土的沈从文和金裕贞自然感受到在资本主义侵略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土变迁的危机，于是他们便用笔墨描绘美好自然的乡土生活，意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同时表达他们对美好乡土的怀念与期盼。 同时，就沈从文和金裕贞的个人境遇来说，同是没落地主出身的他们都因家境的衰落、生活的重压而不得不以文学创作作为谋生的途径。有过乡村、都市双重生活经历的他们却又都属于都市文化的异域人，都市生活的不如意使他们自愿脱离都市上层知识分子阶层，追求与都市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他们的灵魂归属自然是养育他们的乡土。都市的生活困境强化了他们的乡土意识，使他们从心底产生了对乡村的怀念与向往，以及对乡村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悲悯。而这份怀念与悲悯之情便弥漫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 在城市与乡村极大的文化和文明反差中，沈从文和金裕贞感到了作为“乡下人”的觉醒。作为永远难以抹去的童年记忆，乡村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恋土情结，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笔下的乡村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乡村，尽管他们所处时代的事实乡土是悲哀的，但他们并不直接吐露乡土的悲哀，而是通过对记忆中乡土的追忆，刻画美丽的乡村，无知却纯朴的农民，当然也包括美丽的年轻乡土爱情。难忘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在精神上找到一个安慰灵魂的家园，对美丽乡土的描绘表达了他们对过去乡土的思念以及对未来美好乡土的渴盼。 当然，沈从文和金裕贞的乡土小说有其美好的一面，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梦想与现实的错乱交织，使他们的作品常透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在沈从文看来，“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金裕贞也是这样一位聪明的作家。读者通过他笔下的故事可以欣赏到韩国乡村农民朴素的生活风俗图。金裕贞特有的反语讽刺和诙谐手法，总会引发读者的笑。但这笑并不令人轻松，笑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怜悯和同情。 在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登场的人物主要是纯朴善良而又愚昧无知的乡村下层人民形象。本论文从两位作家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中选取了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三组——无能的丈夫形象、乡土女性形象、畸形婚姻的受害者形象，通过对三组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阐明了那个时代乡土的凄凉与悲哀，乡村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时代悲剧。 此外，两位作家在创作手法上也有很多独到且体现乡土小说典型特点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心理描写手法的运用以及方言与俗语的运用。 他们笔下的心理描写生动传神，不仅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境界，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在开掘作品思想和深化作品主题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论文从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心理描写两个角度，探究两位作家笔下的心理描写的独到之处，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描写来巧妙地烘托他们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的。 两位作家创作手法上的另一个特征是方言和俗语的运用。方言和俗语可以说是他们乡土文学的主要外在承载形式。在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中，不仅人物对话不乏方言和俗语，甚至整个作品的基调及字里行间都萦绕着不绝于耳的乡音。 丰富的方言与俗语的呈现与两位作家的生涯是分不开的，丰富的生活经历必然形成他们丰富的方言与俗语的积累。同时，作品的方言基调更增加了两位作家乡土文学的价值，更符合现实文学。对于他们来说，贫穷的农村既是他们的心灵故乡，也是成就他们的舞台。 两位作家的每部乡土小说作品中都不乏俗语的表现。当然根据作品的内容、背景以及登场人物身份的不同，他们作品中俗语出现的频率也不同。如，在沈从文的《边城》及金裕贞的《妻子》中，由于人物对话相对较多，所以俗语的运用自然也就相对多一些。 当然，尽管两位作家都擅长方言和俗语的运用，但由于他们所处国家、地区及各自笔下所描绘的农村的具体状况的不尽相同，且使用语言及创作习惯也各异，所以各自的表现方式千差万别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如，金裕贞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俚语，卑俗成分颇多；沈从文则更多地使用湘西当地流传的谚语、惯用语等。异曲同工的是，俗语和方言的交汇使用，不仅使两位作家潜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本分、更鲜活、更自然，使他们讲述的乡土故事更具亲切感、生动感和真实感，而且给他们的作品本身增色不少，无愧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大家身份。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