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周保彬上海师范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415页

摘要 : 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理论的核心是“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它并不是要分析个性化的审美创造的独特之处，而是要分析美何以被创造出来。也即，艺术风格理论就是最普遍的再现形式。艺术的盛衰兴亡的形态学分类将艺术发展与生命周期相比拟，不足以表... 展开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理论的核心是“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它并不是要分析个性化的审美创造的独特之处，而是要分析美何以被创造出来。也即，艺术风格理论就是最普遍的再现形式。艺术的盛衰兴亡的形态学分类将艺术发展与生命周期相比拟，不足以表征审美创造的独特可能性。沃尔夫林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由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和现代艺术运动的历史背景为他创造的独特可能性出发，经过对古典艺术、巴洛克艺术特征的全面考察，进而进入整个再现艺术历史的研究，将整个西方艺术发展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降的再现艺术发展史，纳入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的基础是古典艺术和巴洛克两个相对的风格图式，两者之间的辨证发展可以归纳为五组概念，即线描方法向图绘方法的发展，平面向纵深的发展，封闭的形式向开放的形式的发展，多样性向同一性的发展，主题的绝对清晰和相对清晰。沃尔夫林认为这五组概念作为先验范畴是人类观看世界的固有模式，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表征，说明审美创造的可能性是多种因素的统一。所有这些因素又可以被归于形式感这个概念。沃尔夫林赞同“风格—价值”整体论，反对将形式当作内容之容器的观念，而是将艺术品看作是由不同质的层次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价值不是固定的，而在于实现审美理想的过程之中。他一方面指出需要“典型”、“精致完美”，另一方面又指出从最严格的意义上并不存在“精致完美”，这是要说明创造作为过程的特性，这个过程是众多艺术家不断付出艰苦努力的过程。沃尔夫林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由对古典艺术和人文精神的研究开始，渐渐归于一种多元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人文主义普适价值观和历史主义所倡导的对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一个体的独特创造的理解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统一以独特的方式回应了现代思想中关于事实和价值关系问题的争论，将对审美创造的完美性的永恒的观看，纳入一个永恒的、见之于具体艺术实践的流动过程之中，其研究不但对再现艺术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说明，也为系统地表征西方现代艺术、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以及理解现代科学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完整的理论。沃尔夫林的理论见之于完美的普适价值和永恒流变的艺术潮流之间，他力图说明审美创造是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完善的进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中对永恒的追求和对无限的追求各自具有其合理性，但各自又只能说明人类理想中的一个方面，当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纳入两种人与世界的沟通方式之间的辩证的钟摆式运动时，我们的视野变得清晰了。这样，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理论意味着人与世界沟通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但表明审美创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科可能性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它都意味着人与世界的两种沟通方式之间的关系，赋予人观看世界、与世界沟通的视野。收起

关键词 : 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审美观念

2. 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研究

[学位论文] 熊波西南政法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320页

摘要 : 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行政刑法的立法规范呈现出多元化样态。在行政刑法立法体系中，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违反具体行政性法规范”为标志的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空白罪状”）和以“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未经行政许可”“经行... 展开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行政刑法的立法规范呈现出多元化样态。在行政刑法立法体系中，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违反具体行政性法规范”为标志的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空白罪状”）和以“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未经行政许可”“经行政处罚”程序为征表的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均是行政犯认定的法规范依据。其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是指行政主体为行使行政职权所实施的方式、步骤、时间和次数等前置于犯罪成立的时空性程序事项的规范总称。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的类型区分不仅在行政法的行政行为理论中有据可寻，在《刑法》中亦是存在规范类型表达互为印证。但是，当前学界在研究行政犯理论时多侧重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较易忽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独立地位。甚至，学界和实务界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视为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的组成部分，继而加以研究前置行政程序规范。这种现象其实是基于刑法是实体部门法的体系定位而产生。在传统理论看来，刑法是实体部门法，那么刑法规范体系当中就不应当存在任何的程序性规范，否则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界分将显得多此一举。但是，其实刑法是实体部门法的基本体系定位与刑法包含有程序性规范是可以兼容的两方面内容。刑法和诉讼程序法之所以分别作为实体部门法和程序部门法，是基于两者规范适用的基本目的的不同而产生。具言之，刑法是作为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而对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的基本规范，刑事诉讼法是为保证权利和义务有序实现的基本规范。换言之，在诉讼程序法规范中，程序性规范并不解决犯罪与刑罚规定的问题，而是解决犯罪证实和追究的问题。基于此，程序性规范当然无法进入刑法规范的研究视野。然而，在行政刑法立法当中，立法者出于及时促进法益恢复、刑罚扩张化限制功能以及强化主观证明效果等目的考虑，会将表征行政执法动态过程的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作为“刑行规范衔接”的重要节点。在刑事立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对犯罪成立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决定实体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认定。因此，虽然前置行政程序规范是一种程序性规范，但是其发挥的犯罪成立之指引功能和刑法实体性规范是一样的。此时，刑法的程序性规范便不再是诉讼程序法中权利和义务有序实现的保证规范，而是一种刑事权利和义务界分的基础规范。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忽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独立类型或者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直接依附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当中一同予以探讨。这导致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基本概念直接援用行政法的行政程序概念。最终，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在刑法中的“体系定位、立法方法和司法适用”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面对上述三类问题，本文从六大章探讨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具体问题及其相应对策构建，并在基础概念的界定中明确区分行政法的行政程序和刑法的前置行政程序，在规范的体系定位中提出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新类型，在司法适用方法中明确区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和前置行政不法规范、前置程序型行政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方法和前置不法型行政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依附性方法，并构建一套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独立性司法认定的基础规则。具体而言：第一章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基础理论概述。本章主要从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概念界定、相关概念比较、类型划分、立法特点以及功能剖析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概念界定从“行政程序”和“前置性”两方面入手，采取“客观程序性事实说”的观点探讨得出结论：前置行政程序规范是指行政主体为行使行政职权所实施的方式、步骤、时间和次数等前置于犯罪成立的时空性程序事项的规范总称。根据基本概念的界定可知，前置行政程序并不是行政行为、事前行政程序、其他行政程序、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前置民事、司法程序等概念。根据程序功能和目的的不同，此类程序性规范可以被划分为前置行政命令、前置行政许可、前置行政处罚三种程序类型。在立法类型的梳理过程中，通过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刑法实体性规范、违法性事实规范对比后发现此类程序性规范存在立法特殊性。之所以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可以独立于刑法实体性规范，在于前者可以发挥出认定依据无需依附、限制刑事处罚扩张、及时促成法益恢复、强化主观证明效果、排除法条竞合关系等特殊功能，这些均是刑法实体性规范所不具备的。第二章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本章主要是从规范的立法模式缺陷、体系定位偏差和行政依附性司法现象三个方面展开具体问题的检视。首先，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立法类型并未受到重视，因而，单一化立法模式的完全排他性和片面性、零散化立法模式的欠妥性、立法模式的要件取代风险以及文本形式化程序立法模式充斥于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立法进程当中。其次，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在刑法体系中的定位亦呈现错综复杂的现象。当前学界主要存在“主观证明要素说”“附属性规定说”“客观处罚条件说”“双重标记要素说”以及“诉讼预备程序说”等五类学说。但是，这五类学说并不能充分发挥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然功效，也不契合规范的立法本意。最后，按照目前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司法认定的行政依附性方法，刑事司法极易将行政法中行政程序的自身固有缺陷、具体操作规则漏洞、行政管制秩序和经济刑法法益的界限混淆以及行政程序关联的公共利益压制个体自由发挥等乱象直接带入司法实践之中。第三章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贯彻正当原则的基本立场。本章强调程序法中正当程序原则应当与刑法中罪刑法定、责任主义、罪责刑相适应与法益保护等原则实现融会贯通。或者说，行政法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内容或子原则应当结合刑法中罪刑法定等原则予以更新，从而适配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原理与实践。因此，刑法在确立前置行政程序规范适用的基本立场时，并不需要全部引入行政程序法中正当程序的子原则。基于此，本文在反思行政程序法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子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内容基础上，挑选、更新或者重塑前置行政程序正当原则的五类刑法适用基本立场，具体包括：程序充分参与原则、程序形式灵活原则、程序适用比例原则、程序平等开放原则、程序规则明确原则。以此具体指导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体系定位的更新、立法模式的设置优化以及刑事司法适用的独立性方法确立。第四章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型提倡与体系定位。为了有效化解五类体系定位学说中的错综复杂问题，本章结合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独立概念，在区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刑法实体性规范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倡导和体系定位。这一做法存在着两点必要性基础：第一，程序性规范的内容可以作为客观犯罪构成要件。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理念的起源和发展，犯罪构成要件并不排斥程序性事实内容。第二，程序性规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具有独特功效。正是因为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具备超越实体性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功能，其是独立于实体性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种新类型，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才具备类型提倡的必要性。而在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理解方面，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条件。因此，刑法不存在隐性、间接的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司法解释也不得随意设置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并且，刑事司法者对于立法明文规定的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必须要前置性适用，而不得选择性适用。第五章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刑法设置模式的立法优化。本章针对前述程序性规范立法模式的具体问题提出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刑法立法优化方案。该方案主要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疏通“权利主体+行政主体”的双向救济程序。如此一来，刑法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及时保护重大法益。第二，确立刑法增设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行为性质、结果类型、违法性认识的立法条件或要求。第三，刑法通过构建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危险类型的并行例示性立法、贯彻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具体实害的因果指引性立法方法，可以理清实体性规范与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立法关系。第四，立法者可以通过强化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类型设置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以及具化主体性、次数性、期限性等行政程序规范设置，塑造程序性规范的精细化立法模式。第五，立法者需要区分纯粹的行政管理秩序和刑法管理秩序，并通过行政管理秩序转换为刑法管理秩序的立法方法，最终实现行政效果规范向犯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转换。第六章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独立性刑事司法的路径构建。本章通过前置行政程序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的不同外在形式与内容表达、前置行政不法规范刑事司法认定的行政附属性，重点阐述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方法与来源。在程序性规范刑事司法独立性判断的基础上，司法者可以通过将行政程序管制秩序完全排除在经济刑法体系之外、区分行政程序管制中的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以及前置行政程序指引个体法益抽象危险实质认定的三种路径，体现出刑事司法独立确定前置行政程序指引的法益类型。并且，在刑法独立判断程序性规范的方法基础上，司法者可以独立确定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效力、相关程序文书送达的对象和形式、紧急状况下的程序变通形式、行为人配合程序的程度和能力、程序发出的次数和时限事项以及程序实施主体等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六类具体要素。行政刑法规范研究是行政犯研究的必经环节，理清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在刑法体系中的体系定位、立法方法和司法适用规则，将有利于行政犯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刑法规制问题的科学化解。晚近刑法修订以行政犯扩张为主要趋势，此时，需要防止行政犯涌入式立法趋势轻易扩张司法犯罪圈。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不同的是，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立法重点并不在于刑法惩戒，而是刑罚缓冲和“刑行衔接”。当然，上述情形的前提在于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和重大法益保护需要贯彻均衡性理念。在此基础上，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研究才能化解行政犯治理存留的真问题。收起

关键词 : 刑法前置行政程序规范法律定位立法方法司法适用

3. 自然、神性与美——现代语境中的纳西族审美精神研究

[学位论文] 陈正勇上海师范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317页

摘要 : 纳西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个性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川、滇、藏三省毗连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经历和原始宗教的共同影响，使其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首先，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祭天习俗、丧葬礼仪、白石崇... 展开纳西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个性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川、滇、藏三省毗连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经历和原始宗教的共同影响，使其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首先，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祭天习俗、丧葬礼仪、白石崇拜、猴图腾崇拜、羊和虎等其他神性动物崇拜、尚白忌黑观念、崇尚勇武观念等文化因子，都塑造了纳西族对世界的独特认知方式、审美观、道德观，从而也塑造了纳西族独特的民族个性与民族气质；其次，除了古羌文化渊源外，纳西族还继承了本民族的另一种传统巫文化，即一种类似于西方学术界所说的“萨满(Shamanism)”文化，这对纳西族文化尤其是东巴教文化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次，藏族苯教、藏传佛教文化以及汉传佛教文化、儒家与道家文化也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以上这些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纳西族文化产生过影响，使纳西族文化“遗传”或吸收了各种文化因子，从而形成了其最具民族个性的东巴文化，也塑造了纳西族独特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同样，孕育了纳西族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文化也孕育了本民族特殊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审美观、道德观，塑造了其独特的审美精神。本文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力图从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着手，对纳西族文化中所蕴涵的独特审美精神进行探究。力图通过此研究发现纳西族在文明进程中是如何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探微历史进程中纳西族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审美观念是如何从莽莽的状态发展成相对较独立的状态的，揭示纳西族审美精神如何从混沌之境走向澄明之境。文章以纳西族历史为背景，以纳西族及其先民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艺术”活动、语言文字等为主要素材，以纳西族东巴教文化为重点，以决定纳西族审美精神的自然地理条件、民族迁徙历史、心理条件等三个要素以及纳西族审美精神的内涵、表现形态、艺术形态等问题为核心，试图突破传统美学的拘囿，阐明区别传统审美精神的另一种审美精神--纳西族审美精神。从文章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来看，笔者首先概述了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特色文化，并从民族渊源和文化交流碰撞等初探纳西族特色文化的类型、演变和独特的文化心理；其次，通过自然地理条件、民族迁徙历史和宗教三个因素的研究，阐述了它们是如何影响纳西族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情感等审美精神结构要素的；再次，通过揭示纳西族审美精神所蕴涵的万物有灵观、图腾崇拜意识、神巫意识、本族意识和崇生、乐生意识，全面呈现出纳西族审美精神的内涵；第四，在呈现纳西族审美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神秘、狞厉、拙稚、犷达之审美形态；第五，在审美精神内涵和形态比较清楚的基础上，着重从东巴神话和东巴舞两种艺术形式着手，进一步分析审美精神各要素内涵在艺术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最后从文化多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人类学、美学等角度论述了纳西族审美精神研究的当代意义。文章以纳西族东巴教、民俗、神话、故事传说、绘画、舞蹈、文字等为基本材料，力图克服传统美学的影响。吸取了人类学开放性、解放性的优点，吸收了人类学具有纠正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谬误的进步性，同时吸取了人类学重实证、重客观和美学重抽象、重主观的研究方法来探究纳西先民的审美精神，探微其表现形态，基本克服了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的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此外，由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文化材料蕴涵着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民族艺术、语言文字、思维习惯、人生理想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这使得本研究具有丰富和充实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及理论的意义，也具有丰富中华审美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收起

关键词 : 现代语境纳西族审美精神

4. 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李金秋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303页

摘要 :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资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 展开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资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知识产权运营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逐渐壮大，知识产权保护极大促进了外商在华投资和中外技术合作，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造动能，中国实现了在众多领域中研发并成功运营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加快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知识产权保护仍将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日益强劲的动力。然而当前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出现，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尚未充分体现、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并不理想等问题。如何推动知识产权数量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快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是知识产权管理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在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多主体视角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发展问题，对于中国驱动创新发展和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内涵、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基于系统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从知识产权开发管理子系统、运营管理子系统、保护管理子系统角度深入剖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结构;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CAS理论，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内涵、特征和条件;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并根据概念模型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框架及内容作了解析。其次，基于布鲁塞尔器模型分析中国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耗散结构形成条件;并基于尖点突变和熵理论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判定;在此基础上，从自创生，自重组和自稳定三个层次，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演化方式;深入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路径，通过系统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进一步解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分岔，突变和涌现，适应路径;基于Logistic方程来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过程，并根据种群生态理论剖析系统发展的演进阶段。再次，从多主体视角出发，基于释意理论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因素进行初步识别;采用ISM方法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关键动力因素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原理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内部构成、功能及运行原理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接下来，从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单元、多主体共生平台、多主体共生界面和多主体共生网络四个方面展开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要素的解析;基于共生理论及种群生态理论，从竞争共生、合作共生以及竞合共生三个角度，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模式;对于系统演化的多主体共生伴选择机制进行分析，给出一种基于动态区间直觉正态模糊算子的伙伴选择决策模型，并剖析了多主体共生情形下伙伴选择的决策行为策略;剖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部多主体共生竞合机制，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多主体共生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共生模式下的多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分析，梳理了多主体之间的多阶段博弈的行为;并从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人才交流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三个方面提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共生沟通交流机制。此外，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界定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内涵，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体系;基于耗散理论和熵理论，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熵变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揭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理;结合隐喻方法，基于B-Z反应，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进一步结合仿真模拟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发展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从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和子系统协同发展机制两方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协同机制。最后，从政府调控机制、产学研耦合机制和中介机构服务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的保障机制。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调控模型，并采用数值仿真进行模拟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引导、监督和环境保障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政府调控机制;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机理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纵向国家整体视角和横向区域视角，采用耦合度模型测度中国整体和31个省市地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并从创新资源共享机制、主体学习机制和环境激励机制三个层面设计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机制的三个子机制;最后，针对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服务分析，并从信息聚集机制、资金调节机制和平台服务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服务机制。收起

关键词 :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演化机制多主体分析

5. 怀梆文化生态研究

[学位论文] 丁永祥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90页

摘要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的精神创造。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趋衰败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文化生态学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生态过程，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的精神创造。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趋衰败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文化生态学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生态过程，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为个案，试图通过对怀梆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考察，以及其内部运作机制的研究，了解怀梆发展的规律，继而为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参考，为相应的保护提供帮助。怀梆是流行在古怀庆府地区（今河南省焦作市为主）的一个古老剧种。它的演唱风格粗犷豪放，剧目丰富，内容贴近生活，曾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怀梆产生于明末清初，清乾隆以后逐步走向成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怀梆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怀庆府及其周边地区曾有五百多个怀梆剧团。五十年代之后，怀梆逐步衰败，目前其发展已经相当困难，有失传的危险。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怀梆的发展与怀庆府独特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怀庆府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地理环境非常优越，自古就有“豫北小江南”之称。这里的粮食、“四大怀药”、竹子等丰富的物产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为怀梆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怀庆府传统的社会生活是怀梆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地生活中大量与戏曲有关的民俗及发达的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多种多样的祭祀活动，对怀梆的发展发具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怀庆府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即“怀文化圈”。怀文化圈中多样共生的民间文艺为怀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民间艺术间的共生与竞生促进了怀梆的迅速发展。传统怀梆戏班的良好发展依赖于其长期发展所形成的良好生态机制。来自于民众审美需求、生活习俗、演出收益等多方面的动力是戏班发展的重要保证。戏班的类型不同其运作模式和动力构成也不尽相同。传统戏班严格的传承制度保证了怀梆的有效传承。怀梆的衰败，究其原因，是环境变化的结果。近几十年来，怀庆府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社会生活急速改变，民间艺术的种类不断减少，人们的艺术精神逐渐衰弱。环境的巨大改变破坏了怀梆的生存基础，损害了怀梆的生态机制，导致了它最终走向衰败。怀梆的发展过程很典型地说明了环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重要性。今天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应该从维护和优化它的生态环境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具体地说，就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保护相应的生活基础，加大投入的力度，保留必要的文化空间，维护具体的自然环境等等。收起

关键词 : 文化生态学怀梆文化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战国简册所见车马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学位论文] 罗小华武汉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88页

摘要 : 自1951年以来，相继出土的五里牌简、信阳简、望山简、天星观简、曾侯乙墓简、包山简、新蔡简等战国简册中均有关於车马及其相关器物的记载，对於研究先秦楚地“车马器”、“车载器”、“车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以这些材料爲研究对象的。在... 展开自1951年以来，相继出土的五里牌简、信阳简、望山简、天星观简、曾侯乙墓简、包山简、新蔡简等战国简册中均有关於车马及其相关器物的记载，对於研究先秦楚地“车马器”、“车载器”、“车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以这些材料爲研究对象的。在搜集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对一些学术界有所讨论却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新的见解。本文共分“前言”、“正文”、“附录”、“结语”四个部分。前言部分是对各批记有车马及其相关器物的战国简册的发现、整理、公布、研究等方面进行介绍，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说明。正文第一、二章是关於战国简册所记“车马器”、“车载器”的“分类研究”。在第一章中，“车马器”被分爲“车构件”、“车器”、“马具”、“马饰”等四个小节。在第二章中，“车载器”被分爲“席蔽”、“兵器”、“旌旗”、“杂类”等四个小节。相关讨论先收集各家之说，然後结合传世文献、考古实物对各种器物进行研究。正文第三章是关於战国简册所记车马的综合研究。第一节采用前两章的研究方法对战国简册所见车名进行分类研究，并对曾侯乙墓简中“入车”、“甲胄”、“乘马”三部分所见车名进行对比。第二节复原出曾侯乙墓简中的车阵，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第三节是探讨“特徵用品”与马车类型之间的关系，附带论及曾侯乙墓残简的拼接。第四节主要是对曾侯乙墓简和包山简中的马车进行分组研究。第五节从曾侯乙墓“乘马”简所提供的信息入手，对驾车之马的再分配、成套赠送的马车进行研究，并将简文内容与传世典籍的记载进行对比。附录部分是对待考器物的初步整理。收起

关键词 : 战国简册车马器车载器信息记载

7. 秦简虚词及几种句式的考察

[学位论文] 伊强武汉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79页

摘要 : 截至2013年底，陆续公布的秦简资料较爲全面的共有九批，还有一些是零星公布的。对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汉语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以这些材料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虚词和几种句式做全面的考察，并就一些相关语法现象做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某些字... 展开

关键词 : 古代汉语秦简虚词句式结构

8. 法定犯的出罪事由研究

[学位论文] 李晓西南政法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68页

摘要 :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为了加强管理，在立法中将大量违反行政法规、经济法规的行为规定为法定犯，法定犯的范围不断扩大，刑法正进入法定犯时代。但由于法定犯构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实务界对具体案件的认定存在颇多疑惑，经常导致罪与非... 展开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为了加强管理，在立法中将大量违反行政法规、经济法规的行为规定为法定犯，法定犯的范围不断扩大，刑法正进入法定犯时代。但由于法定犯构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实务界对具体案件的认定存在颇多疑惑，经常导致罪与非罪的偏差。当下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法定犯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行政化倾向”，刑事裁判对前置性规范及标准的过度依赖使得刑法判断的独立属性逐渐式微，法定犯的“刑法评价”与“前置法评价”混同，导致刑法规制范围的不当扩张，大量行政违法行为被升格为犯罪，以非法经营罪为代表的法定犯的口袋化倾向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众多社会影响力案件的有罪结论与普通民众的的正义直觉之间产生的巨大鸿沟不仅将司法权威引入困境，更是将如何实现法定犯合理出罪的问题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为此，有必要从我国司法现状出发，在厘清法定犯出罪困境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法定犯的出罪渠道，从而保证刑法规制范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实现国家行政保护目的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约20万字。第一章法定犯出罪事由的本体解读。通过对“法定犯”和“出罪事由”两个关键词的阐释和界定，划定本文研究的基本场域，从而引申出法定犯出罪的现实困境话题。首先，通过对法定犯渊源的梳理，明确了法定犯的概念，即违反行政法、经济法等前置性法律规范，危害派生性生活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定犯所具有的易变性、超常性、相对性与从属性的特征。其次，界定了本文“出罪事由”概念，即人民法院将进入犯罪评定圈的疑似行为排出出去，最终作出非犯罪化处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在对出罪事由的无序运行进行检视的前提下，倡导构建开放、多元和阶层性的出罪事由体系，以适应立法“活性化”时代司法实践的需要。最后，回归法定犯出罪的现实困境本身，构成要件出罪功能虚置、法益概念限缩作用缺失、罪责评价因素内容局限以及行政行为独立判断缺位四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定犯出罪渠道的不畅，只有明晰法定犯认定中引发司法偏差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第二章法定犯出罪事由的正当性根据。从“宪法——刑法——现实”三个不同层面探寻法定犯出罪事由的正当性根据，以便从抽象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背后发现其深层次的理念和价值，引导和指导法定犯的准确适用和认定。第一，就法定犯出罪的宪法依据而言，人权保障原则是贯彻刑事司法始终的指导性原则，是推动法定犯出罪的根本动力和最终目的；法秩序统一原则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在法定犯认定中的位阶关系，在强调行政违法性判断的先行过滤作用的同时，亦维护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比例原则为刑罚权的启动提供相对公允和清晰的衡量尺度，以更高的效力级别确保刑罚程序启动的正当性。第二，就法定犯出罪的刑法依据而言，罪刑法定原则为法定犯的出罪奠定基石，强调入罪时的谨慎与克制，出罪时的宽容与人道；犯罪混合概念为法定犯的出罪建立评价标准，犯罪三特征为法定犯认定构建正向标准，而但书条款为法定犯认定构建反向标准；实质导向的刑法解释论为法定犯的出罪提供价值判断的空间。第三，就法定犯出罪的现实依据而言，社会治理现代转型下的多元共治机制要求警惕“过度刑法化”，坚守刑法保障法地位；刑事政策与刑法的融汇和贯通要求在“应罚性”为中心的基础上加入“需罚性”的考量；刑事司法模式的范式转换要求将“三常”标准融入到刑事裁判的规范逻辑建构中，对民意作出积极的回应。第三章规范性要素类型化解释之出罪。刑事司法通过对空白罪状的严格解释、行政名词的实质解释以及其他规范要素的限缩解释将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从而保障构成要件出罪功能的实现。首先，通过对法定犯中空白罪状的严格解释，准确识别前置性规定的内容，以避免定罪恣意性所带来的刑法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大，防止将未违反前置性规范而不具有行政违法性的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视野。其次，法定犯中行政名词的认定需要参照前置性规范所确立的标准进行解释，但参照不等于依附，反对直接将行政性标准不加审查地作为刑事司法的认定依据。法秩序的统一性并不反对概念的相对性与多义性，通过对诸如“枪支”“有毒有害食品”等行政名词的实质解读，防范以行政性标准直接决定行为出入罪的过罪化风险。最后，法定犯中广泛存在的规范性要素具有开放结构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和外延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呈现出模糊性和歧义性的面相，这其中又以“等”“其他”之类的兜底性要素为典型，通过对个罪中规范性要素以及兜底条款的限缩解释，将其文义局限于核心部分，从而合理划定刑罚处罚范围，有效防止法定犯的“口袋化”倾向。第四章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之出罪。尽管法定犯的违法行为方式在许多情况下都通过前置法规范进行补充细化，但前置法规范的作用仅在于为法定犯的范围划定消极边界，前置法规范与刑法规范在价值取向、规范保护目的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坚守刑法独立评价的意义。第一，通过法益保护阙如予以出罪。秩序、制度等集体法益具有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但其内涵的抽象性与外延的宽泛性极大冲击着其作为限制刑法处罚范围的过滤机能，恪守集体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关联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使法益概念得以明确，从而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划定相对清晰的边界。第二，通过罪量评价实现微罪出罪。于结果无价值而言，通过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将形式上违法但实质上未达到刑法可罚程度的行为排除于犯罪之外；于行为无价值而言，通过社会相当性理论将脱离社会秩序及社会伦理规范尚未达到相当性程度的行为排除刑法适用。此外，通过“但书”对犯罪的罪量因素进行评价，从而将不符合实质违法性的行为予以出罪，其覆盖维度当然及于法定犯时代急速扩张的抽象危险犯。第三，通过事后法益恢复予以出罪。犯罪既遂后的法益恢复行为使得法益侵害的实际危险得以消除，被先前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恢复如初，从最终所呈现的结果来看行为不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具有非罪化处理的空间。第五章有责性要件全面评价之出罪。罪责理论经历了从早期的心理责任论到之后的规范责任论，再到晚近以来所谓的功能责任论的演化过程，通过汲取不同罪责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实现对行为人非难可能性的准确判断。其一，正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机能。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传统立场已然不能适应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应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犯罪成立抗辩事由的常态化地位。倘若行为人对前置法的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表明行为人难以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阻却犯罪故意而出罪。其二，肯定期待不可能的责任阻却事由。在社会生活中，不排除在极少数的具体状况下，由于行为时的附随情况异常，导致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即便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却依然不能期待其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情形，应当将特殊情形下的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阻却因素。相比于减轻责任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作为阻却责任的期待可能性的适用应当具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以维护法的安定性和司法运行的有序性。其三，重视预防因素对出罪评价的影响。预防因素介入责任评价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在社会危险性不大的前提下，当罪后情节能够征表行为人预防必要性丧失时，便可满足刑法第13条“但书”出罪的实质条件，因为“情节显著轻微”中的“情节”是涵盖罪前、罪中和罪后一系列情节的总和。在当下如火如荼构建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与刑事合规等制度为轻罪的出罪化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第六章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出罪。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刑法规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司法证明要素已经深入至刑法肌体，并对法定犯的认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刑事司法机关有权力，也更有义务对涉案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以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上的效力情况直接决定法定犯成立与否的风险。第一，在行政认定方面，需要在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以及行为类型等方面重点展开对行政认定结论的审查，从而将不符合刑事实质审查要求的行政认定及时排除出犯罪认定程序，避免刑事裁判沦为对行政认定结论的简单确认。第二，在行政许可方面，刑事司法应遵守“未经许可”的司法类型限定，明确瑕疵行政许可的实质判断标准,并及时对接行政许可宽缓化改革措施，从而保障行政许可出罪功能的发挥。第三，在行政处罚方面，通过对作为入罪条件的“受过行政处罚”的客观不法程度和主观不法属性等内容的限制性适用，防止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不当僭越，实现“受过行政处罚”的功能转换，进一步强化其在出罪方面的功效。第四，在行政命令方面，通过对行政责令的主体、内容、形式等进行审查，从而将不合法的行政责令排除于定案根据的范围之外，以充分发挥行政责令对刑罚辐射范围予以限制的作用。如何做到合法入罪与合理出罪是犯罪论体系构建中不可偏废的两大核心问题。然而，相较于入罪，出罪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中均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出罪思维匮乏、出罪事由有限、出罪渠道不畅的现实难题更加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罪判决“被刑事实体法无端消解”，大量行政违法行为被不当升格为犯罪。在这样一种客观情势下，系统性地研究法定犯的出罪事由问题，合理划定刑法规制范围，既是回应立法和司法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彰显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然场域。收起

关键词 : 法定犯出罪事由规范性要素刑事违法性

9. 中越边境龙脖河Fe-Cu-REE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及其区域成矿意义

[学位论文] 刘磊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63页

摘要 : 中国铁铜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对外依存度超过了70％，因此寻找新的铁铜资源基地势在必行。而铁氧化物铜金(iron oxide copper-gold，即IOCG)矿床包含了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仅奥林匹克坝矿床就拥有超过3000万吨铜、100万吨铀、1200吨金、7000吨... 展开中国铁铜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对外依存度超过了70％，因此寻找新的铁铜资源基地势在必行。而铁氧化物铜金(iron oxide copper-gold，即IOCG)矿床包含了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仅奥林匹克坝矿床就拥有超过3000万吨铜、100万吨铀、1200吨金、7000吨银及异常丰富的铁和稀土，是寻找新铁铜资源基地的理想矿床类型。该概念最早由Hitzman等人(1992)提出，指包含大量原生磁铁矿或赤铁矿的铜金（-银-铀等）矿床。随后，大量学者对IOCG矿床的赋矿围岩、成矿时代、构造背景及成矿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了不少新认识。相比之下，中国对于IOCG矿床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通过十年左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确立了以扬子地块西缘拉拉、稀矿山、迤纳厂和大红山等Fe-Cu矿床为代表的元古代康滇IOCG成矿省。康滇成矿省的IOCG矿床主要赋存于古元古界河口群、东川群和大红山群中，成矿时代为～1.66 Ga和～1.08 Ga，与区域上双峰式岩浆活动紧密相关，形成于陆内裂谷构造环境。此外，沿着中国境内龙脖河至越南北部新泉地区延伸的哀牢山-红河剪切带内分布了一系列Fe-Cu矿床，形成了以中国境内龙脖河矿床和越南北部新泉矿床为代表的龙脖河-新泉Fe-Cu成矿带。已有线索显示新泉矿床具有IOCG的矿化特征，且前人也推测该Fe-Cu成矿带在被哀牢山-红河剪切带错开以前，是康滇成矿省的一部分。但是，由于龙脖河矿床研究程度较低，其蚀变/矿化特征、形成时代及矿床成因等方面尚缺乏系统约束，目前仍不清楚其是否是IOCG矿床、是否与新泉IOCG矿床类似，从而制约了对整个区域成矿规律的认识。因此，本次研究通过详细的野外和镜下观察，对龙脖河矿床的蚀变/矿化特征进行精细解剖，再利用放射性和稳定同位素对龙脖河矿床的形成时代、成矿流体演化及成矿物质来源进行约束，从而构建该矿床的成因模型。然后，通过与新泉和世界上其它IOCG矿床等全方位的对比，为揭示整个龙脖河-新泉成矿带的Fe-Cu成矿规律及未来找矿提供理论依据。龙脖河矿床赋存于元古界龙脖河群中，赋矿围岩主要为变火山岩(～1700Ma)和变沉积岩(～1000Ma)。矿区内构造以北西-南东向的深大断裂为主，是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局部发育小型的北东-南西向断裂，近乎垂直或大角度斜交于北西-南东向的深大断裂。区内岩浆岩发育，包括超基性-基性岩和中酸性岩，岩体延伸方向为北西-南东向，与区域主构造线方向一致。同样受区域性深大断裂所限，龙脖河矿床的矿体延伸方向也为北西-南东向，其形态以层状、似层状为主，与围岩产状几乎一致。矿石类型可分为氧化物和氧化物-硫化物型，构造以条带状、块状、浸染状及网脉状等为主。详细的野外及镜下观察表明，龙脖河矿床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成矿阶段。钠-（铁）蚀变阶段（阶段Ⅰ）以形成大量钠长石和少量磁铁矿为特征，铁矿化阶段(阶段Ⅱ)包括磁铁矿、角闪石、磷灰石、钠长石、榍石及绿泥石等矿物，而铜-轻稀土矿化阶段(阶段Ⅲ)形成大量黄铜矿和褐帘石，还包括磁黄铁矿、黄铁矿、角闪石、单斜辉石、磷灰石、钠长石、榍石、石英等矿物。早期形成的矿石普遍发生了变质变形作用，被晚期硫化物脉（阶段Ⅳ）所切穿，该硫化物脉主要包括黄铜矿、斑铜矿、辉铜矿、石英和碳酸盐矿物。为制约矿床形成时代，本次研究选择铁矿石(LBH17-66)和铜矿石(LBH17-20)样品用于锆石分选，共识别出两类不同的锆石。一类具有典型的岩浆振荡环带和高Th/U比值，属于岩浆成因。除了部分较老的继承锆石以外，铁矿石和铜矿石中岩浆锆石的U-Pb定年结果分别为1710±10 Ma和904±6 Ma，代表了围岩的形成时代。另一类锆石具有均一或斑杂状结构，其与热液矿物紧密共生及含有热液矿物包裹体，且成分也明显不同于岩浆锆石，应属于热液成因。铁矿石和铜矿石中热液锆石的U-Pb定年结果分别为856±7 Ma和854±19Ma，表明龙脖河矿床的形成时代为～850 Ma。此外，对早阶段(阶段Ⅰ、Ⅱ、Ⅲ)榍石U-Pb定年也揭示龙脖河矿床的形成时代为～850Ma，与热液锆石年龄一致。相比之下，褐帘石(阶段Ⅲ) U-Pb定年未能获得精确的年龄，而磷灰石(阶段Ⅲ)由于其U-Pb同位素体系封闭温度较低，被后期高温地质事件完全重置了其U-Pb同位素体系，获得的年龄为～30 Ma，与晚阶段榍石（阶段Ⅳ）获得的年龄一致，可能与新生代(～30 Ma)哀牢山-红河剪切带的再次活化有关。针对龙脖河矿床的成矿流体演化和成矿物质来源，本次研究选择了不同阶段矿物进行稳定及放射性同位素分析。稳定同位素(C、O、S)研究表明龙脖河矿床阶段Ⅰ和阶段Ⅱ流体具有高温特征(515至670℃)，对应的流体O同位素值为4.6至11.7‰，部分落于岩浆水范围内，部分高于或低于岩浆水范围，但与区域上岩浆锆石的δ18O值范围（4.3至12.4‰）一致，这表明阶段Ⅰ和阶段Ⅱ流体主要来自于岩浆，可能有少量围岩物质的加入。阶段Ⅲ硫化物S同位素范围为1.2至3.7‰，位于岩浆硫范围内，S同位素地质温度计获得温度范围为332至402℃，表明阶段Ⅲ流体主要为岩浆热液成因。前人获得阶段Ⅳ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平均值为～220℃，利用该温度计算获得流体的O同位素值为-0.2至3.2‰，C同位素值范围为-3.2至-2.3‰，表明阶段Ⅳ流体可能来源于岩浆流体和大气降水的混合性流体。而阶段Ⅳ硫化物S同位素显示了双峰式分布的特征，峰值分别在1.5‰和6.0‰左右，前者与铜-轻稀土矿化阶段(阶段Ⅲ)S同位素结果相似，指示岩浆硫来源或对早期硫化物的再活化作用，而后者高于岩浆硫范围，暗示可能有地层硫的加入。对铁矿石和铜矿石中岩浆及热液锆石进行Lu-Hf同位素分析，然后利用热液锆石的形成年龄(t=855 Ma)进行初始Hf同位素值计算，结果表明铁矿石中岩浆锆石εHf(t)值范围为-21.0至-12.1，热液锆石εHf(t)值范围为7.5至12.7，铜矿石中岩浆锆石εHf(t)值范围为4.7至10.9，热液锆石εHf(t)值范围为0.3至4.0。铁矿石和铜矿石中热液锆石的Hf同位素组成明显与岩浆锆石不同，显然其Hf同位素不可能是继承于岩浆锆石。铁矿石中热液锆石Hf同位素组成类似于区域上基性岩体(5.4至14.6)，而铜矿石中热液锆石Hf同位素则更靠近于长英质岩体(-13.0至3.7)，表明铁矿化流体可能主要来源于基性岩浆，而在与演化的铁矿化流体叠加之前，初始铜矿化流体可能来源于长英质岩浆。此外，阶段Ⅲ褐帘石(Aln Ⅲ)和榍石(Ttn Ⅲ) Nd同位素表明龙脖河矿床稀土应主要来自于长英质岩浆，而阶段Ⅲ磷灰石(Ap Ⅲ)被后期蚀变作用扰乱了其Sm-Nd同位素体系，阶段Ⅳ榍石(Ttn Ⅳ)则继承了早期稀土矿物Nd同位素特征，可能是活化作用的产物。龙脖河矿床包含成矿前的钠化蚀变、早期的铁矿化及稍晚的铜-轻稀土矿化，元素组合以富集Fe、Cu、 LREE、P等为特征，显著不同于VMS或SEDEX型矿床，而明显类似于新泉及IOCG矿床。因此，龙脖河-新泉Fe-Cu成矿带可能代表了一条全新的IOCG成矿带，并与区域上新元古代俯冲有关的双峰式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形成的构造环境可能为弧后盆地。除了龙脖河和新泉矿床以外，带内还发育了不少矿床或矿点，意味着其仍可能具有寻找大矿的潜力。此外，康滇地区新元古代(890-740 Ma)岩浆活动频繁，也暗示在该区具有寻找新元古代Fe-Cu矿床的可能性。而且，世界上目前尚未有前寒武纪俯冲有关的IOCG矿床报道，该Fe-Cu成矿带的发现可能对于丰富前寒武纪IOCG成矿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收起

关键词 : 铁铜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成因机制物质来源

10. 刑法类型化研究

[学位论文] 蔡荣西南政法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陈伟共258页

摘要 : 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时代主题的现实背景下，“科学立法”作为基石性的方针被置于首要位置。今年正值中国刑法立法四十周年，这为刑法学研究将目光再次回到立法论层面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对刑法立法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从“科学... 展开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时代主题的现实背景下，“科学立法”作为基石性的方针被置于首要位置。今年正值中国刑法立法四十周年，这为刑法学研究将目光再次回到立法论层面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对刑法立法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从“科学立法”的基点出发，对中国现行的刑法规范进行全新的检视与反思，重新激活了学界对“刑法立法论”的研究热情。刑法立法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现行立法，也不是轻言改废，实质上是在立法实践进入活跃期后，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理性的审视与革新。因此，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一关键”的政策倡导下，以“刑法类型化”为选题，运用类型思维指导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结构性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且符合时代精神。这不仅关系到刑法罪名体系安排和罪状设置的逻辑性与合理性，而且也将促成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与相融共生。文章正文部分共约22万字，由五章内容组成：第一章刑法类型化的理论溯源。本章共分三节，主要从类型学说的学术史考察、法哲学基础、方法论意义三个方面依序推进地将类型学说与刑法立法理论进行省思。首先，对类型学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为正确认识和理解“类型”进行综述式评述；其次，类型学说是发端于诠释学的法哲学理论，将诠释学与刑法理论相结合，总结出“立法仅仅是法的可能性，法在理解中被重构”这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并得出“法具有开放性和有限性”这一基础论断。最后，将类型学说与刑法理论相结合，类型学说被作为一种立法方法论而引入刑法理论之中。立法方法论是围绕法律规范的体系结构和语言表述，对立法臻于科学化的一种方法和操纵技巧的选择。类型学说与刑法立法方法论相结合而形成刑法上的类型思维，依据类型思维对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及各罪设立模式进行改造，从而构建刑法规范的适应性机制。第二章刑法类型化的思维基础。本章共分四节，主要从类型思维自身的特征分析、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关系梳理、类型思维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厘定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类型思维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双向性、整体性、开放性、和价值性；在运用类型思维指导刑法立法实践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类型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相较于概念思维而言，类型思维的优越性表现在：是从事物的本质进行的思考、以规范目的为指引、更为直观具体、能够妥善协调目的性与安定性之间的冲突；但类型本质上又是一种适度抽象的概念，类型最终要走向概念，没有概念的类型将失去目的和方向。没有更加抽象的上位概念予以统领，类型只能是散乱的集合，而无形成体系化的契机。类型思维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深刻地关联，类型思维的开放性特征与刑法相对明确性的本质要求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第三章构成要件类型性特征的理论界说与实质厘定。本章共分四节，主要对构成要件的类型性特征进行了剖析。受法实证主义影响，“类型性”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中被作为构成要件的本质特征而被提出，最初表现为行为类型。随着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揭示，构成要件逐渐由行为类型发展为违法类型和责任类型。由于对构成要件理论阐释不足，使得构成要件逐渐被违法性和责任性阶层所侵占而丧失其独立性，构成要件的定型机能被违法性和有责性要素所消解。但作为一种类型的构成要件，应同时含有对犯罪行为的定型和归类两大机能，通过对构成要件定型机能与归类机能关系的厘定，需要重新确立构成要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构成要件类型性特征引入刑事立法领域，构成要件得以成为刑法类型化改造的规范载体，这是对犯罪构成体系正本清源之后理性反思构成要件价值功能后得出的结果。第四章刑法类型化的规范现状与边界设立。本章共分三节，主要从罪状设置和罪名体系安排两个层面对刑法规范的现状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并对刑法类型化改造的边界标准进行了研究。从罪状设置上来看，过于精细的罪状表述与实践需求功能存在抵牾，限缩了司法者的解释空间，也无法及时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多样犯罪形态相对应，高度概括的条文则直接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相抵触。从罪名体系安排上来看，类型思维应当表现为一种“归类”思维，中国刑法分则中普遍存在的“同质分立”现象是因为中国刑法各罪设立上的“类型化不足”，而非“过度类型化”。在对刑法类型化边界的限定上，应从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双重视角来进行类型化边界的划定，类型化边界的标准最终仍应落位于常识、常理、常情的判断。第五章刑法类型化的流程设定与标准选择。本章共分两节。主要对犯罪类型的形成过程、构建类型标准的选择进行了研究。犯罪类型的形成要经历经验类型的发现和规范类型的构建两个阶段依序推进方能实现。类型的形成是经验要素和规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规范目的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立法者依据规范目的能够对类型特征进行取舍，从具体的犯罪事实中选取出具有共同性、一般性、规范性的类型特征，用以整体性地描述犯罪类型。构建类型的标准采用“法益的同一性为主，行为的相似性为辅”二元模式。在法益保护同一性的前提下，既对过度分立的罪名予以类型化整合，又可依据行为方式、对象的不同对过度笼统的罪名予以拆分。第六章刑法类型化的实现路径与技术支撑。本章共两节。依据类型思维各个特征所彰显出来的不同特性，分别对刑法分则中个罪的罪状设置和整体的罪名体系类型化改造的具体方法进行研究。在罪状设置上，依照规范目的选取反映犯罪类型的本质特征的要素来描述罪状，采用类型例示法、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等立法技术，在动态中兼顾刑法立法明确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在罪名体系上，运用类型思维对混乱的犯罪类型标准进行整合和厘清，调整罪名之间的互斥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特殊罪名，进而克服罪名过度分立而引发的司法适用难题。附表依据类型思维尝试对整个刑法分则进行类型化改造，以表格形式置于文末，将原文与类型化后的条文进行对照，并简略地阐明了修改理由。法律必须稳定，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变动与安定的价值抉择一直困扰着，它既是一个超越现实的要求，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现今犯罪行为愈加繁杂多变，而刑法的修订也愈加频繁，因而出现了“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呼吁以及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趋向。新型犯罪的不断涌现的现实情况，给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型犯罪并不必然超越已有的犯罪类型而产生的，一定程度上，其只是在外在形式上同新的社会生活相结合而已，不应为了实现社会治理而盲目地增设罪名。频繁的立法修订表面上是对社会变化的时刻关注，但其实是以消减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为代价的，最终会使普通民众在刑法的变动不居中无所适从。基于此，应当将目光从犯罪现象回溯到刑法规范本身，正视中国刑法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而造成刑法适应性不足这一现实问题。进而通过对刑法分则的类型化改造，在安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寻求妥当与平衡，并贯彻相对法定主义的现代法治精神，最终做到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协调一致，在立法方法论与立法技术的双层重构的基础上，实现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科学化的目标。收起

关键词 : 刑法类型化罪名体系立法完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