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易瑛湖南师范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464页

摘要 : 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 展开 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 “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三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暧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收起

关键词 : 现代文学小说创作文学审美巫文化

2. 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

[学位论文] 彭继媛湖南师范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425页

摘要 : 民国旧体诗话作为与中国现代文论著作并存于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单线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弊端备受冷落。目前近两百本的民国旧体诗话只有少许的诗话纳入了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八十年代以来“重建文学史”的呼声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纳入“... 展开民国旧体诗话作为与中国现代文论著作并存于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单线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弊端备受冷落。目前近两百本的民国旧体诗话只有少许的诗话纳入了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八十年代以来“重建文学史”的呼声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成为可能。鉴于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将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研究视野，力图对产生于新旧杂糅社会中民国旧体诗话作一宏观的、整体的观照，以还原民国旧体诗话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体系建构中的应有地位及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民国旧体诗话作大致的体制分类。本章分类沿用了古代诗话体制分类的方法，即“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及“论评、记事”兼重的三大分类。然诗话作为传统的诗学书写方式，其发展到民国时期虽然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传承性，但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民国旧体诗话新旧并存、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的特性得以彰显。第二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主体的现代转型。民国旧体诗话作者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而大都是旧士大夫出身，曾以科举入仕，科举废除不再依附朝廷生活，诗学活动横跨晚清民国两时期。另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民初，早年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旧式教育，稍后接受新式教育(包括出洋留学)，其诗学活动主要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在晚清民初时期以其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思想文化的变化实现了向新型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型。第三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中的“西学”和“新学”。本章主要从诗话批评对象的角度来探讨民国旧体诗话在西学东渐中的变化。与历代诗话批评的范围和对象局限于中国古典诗歌相异的是民国旧体诗话把批评的对象指向蕴含着新理想、新理念的新派诗、外国诗和外国诗人以及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倡导人等呈现出新质。第四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内容的现代质素。本章主要从民国旧体诗话所体现出来的淑世情怀、世俗关怀、中西比较角度以及从诗话诗论、批评话语、批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质素来探究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第(一)民国旧体诗话产生于经历了辛亥余绪、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国内民族战争烟火四起的多事之秋，其时代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二)民国旧体诗话不同程度地关注词曲、小说等俗文学，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关注俗文学的情绪，同时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平民化关注视野的体现和产物，这与历代传统诗话指向正统文学的诗文也呈现出新质。第(三)民国旧体诗话中出现了少许的中西诗学比较的例子，此处的比较虽为较为粗浅的诗学比较，但其中彰显出来的比较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第(四)民国旧体诗话中少量诗论在现代时代境遇被赋予了现代色彩，数量不多，且仅点到为止，阐述不足，但新的诗论在民国旧体诗话中的出现，毕竟体现了传统诗学领域在发展方向上向现代理论品质的趋近，意义不可低估。第(五)民国旧体诗话在西方诗学话语形式大行其道、新的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成功夺取诗坛霸主位置之时，旧体诗话虽然仍以温和但不失韧性的方式构筑着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也以其不同开放的姿态接受西方诗学话语、现代诗学话语因而呈现出现代性。第(六)民国旧体诗话不少作品不同程度地打破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惯性，开始重视逻辑推理、综合分析、专题分类等强调理性的方法的运用。第五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除却少部分诗话作者以遗民身份自居，大部分旧体诗话作者不再仰赖清廷而生活，他们成为职业作家、批评家或者报人等靠固定的职业收入或稿费而生活，独立的生活来源使他们在进行诗学批评之时，不用刻意地获取统治者的欢心而维护所谓的“道统”、“文统”，民国旧体诗话表现出凸显批评主体精神个性的诗学批评，从而彰显了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本章主要从批评主体热情的肯定批评、直言不讳的否定批判和客观平实的印象式点评，严肃、冷静的分析和总结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通过阐述同光派与民国旧体诗话的关系以还原同光派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建构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同光派向来被目为“落后、顽固”的传统诗学流派，然其于民国时期积极建构古典诗学、与南社政治上的对垒和诗学上的对接、其他民国旧体诗话中频繁出现的“同光派”话语以及新文学诗学观念中“以文为诗”、“主知尚理”作诗主张与同光派所张扬的宋诗传统的契合都极好地说明了同光派对于突破单一的研究视野从而克服中国现代批评极其西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收起

关键词 : 民国时期旧体诗话批评风格现代文学史

3. 尘埃下的似锦繁花--中国现代儿童诗史论

[学位论文] 刘汝兰湖南师范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360页

摘要 : 中国现代儿童诗与新文学几乎同时诞生,建国前后和新时期以来都曾有过其辉煌的时期。但是,由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制约,以及受众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趣味要求,从整个儿童文学体系来看,儿童诗歌乃是一种非主流的文体,远没有童话和儿童小说那样的创作实绩以及社... 展开中国现代儿童诗与新文学几乎同时诞生,建国前后和新时期以来都曾有过其辉煌的时期。但是,由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制约,以及受众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趣味要求,从整个儿童文学体系来看,儿童诗歌乃是一种非主流的文体,远没有童话和儿童小说那样的创作实绩以及社会影响。所以,尽管现代儿童诗歌也曾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不少的文学经典,也曾为中国儿童的心灵塑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相对于童话和儿童小说等主流文体以及新兴的绘本文学,儿童诗歌的研究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在20世纪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现代儿童诗一直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中,几乎不论叨15种版本都没有或者甚少提及儿童诗人。自中国儿童诗歌诞生以来,虽然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中国儿童诗歌至今没有一本系统的诗歌史,“五四”时期至建国前长达30年的现代儿童诗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在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初,不断涌现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儿童报刊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舞台,成为各种儿童文学作品诞生的摇篮。因此,本人从1919年～1949年的现代儿童报刊入手,在掌握第一手史料的情况下,对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进程和规律进行探讨,力图厘清其发展脉络,探索其内部的艺术规律。在此基础上,力图用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来梳理、解读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历史。世界上没有渺小的体裁。不管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体裁,它都以自己独特的文本参与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精神建构,滋养了他们童稚的心灵。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文化运动到建国之前不到30年的时间里,现代儿童诗创作虽然没有取得像小说那样引人注目的成就,没有形成童话那样的泱泱大观,但自它诞生之日起,筚路蓝缕的诗人们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内从未停止过努力和探索,他们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拓荒与尝试,并不断地寻求着儿童诗歌内部的艺术发展规律。可以说,建国之后的种种儿童诗样式、主题、艺术类型,都可以在现代儿童诗河流的始发地找到其渊源。一个时代的儿童观直接制约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教育观和儿童文学观,如何看待儿童,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努力方向,包括题材、主题、创作方法等的选择及审美趣味的追求。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历史,无疑就是一部儿童观的变化历史。30年的儿童诗歌用自己的发展历史阐述了一个事实:真正以儿童为本位的时代,对儿童生命尊重的时代,也往往是儿童诗繁荣发达的时代；30年间,现代儿童诗歌涌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样式和主题形式,但经得起时间冲洗、具有永恒价值和永恒生命的是那些深入儿童内宇宙、鲜活地再现儿童思维的诗歌。收起

关键词 : 儿童诗歌儿童报刊儿童思维文学观念

4. 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学位论文] 龚敏律湖南师范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85页

摘要 : 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 展开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著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三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三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暧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己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收起

5. 奥登的思想历程及其诗歌创作研究

[学位论文] 梁斌湖南师范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75页

摘要 : 威斯坦·休·奥登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一般认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其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主要为心理学思想，第二阶段主要为左倾政治思想，第三阶段主要为基督教思想。本文采取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心理分... 展开威斯坦·休·奥登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一般认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其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主要为心理学思想，第二阶段主要为左倾政治思想，第三阶段主要为基督教思想。本文采取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心理分析等批评方法深入分析奥登不同时期思想的主要内容、产生根源、转变缘由，以及三种主要思想之间的矛盾、联系、承接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借助大量的文本分析，对奥登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显现和对不同时期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详尽的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前面两章探讨奥登的多种思想及其关系，后面三章阐述奥登三种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联系。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奥登三种主要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转变过程。他的心理学思想受到弗洛伊德、格罗代克、霍默·莱恩、莱亚德、荣格等心理学家的影响，形成了带有诊断性质的艺术观，将诗歌艺术作为观察人性的工具和治愈人心的药方。他的政治思想根源于1930年代动荡的时局，他选择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关注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历史唯物论等对他影响深远，他了解到资产阶级背后的丑陋，对共产主义拯救世界寄予期待。他的基督教思想根源于其教会家庭，他幼年时一直遵从母亲的宗教引导，直到青少年时期接触了大量科学理论，他开始对宗教产生怀疑，宣称放弃原有的信仰。不过当1930年代末他开始研究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理论之后，他逐步理解了基督教的真正含义，重新参加礼拜，并承认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归。第二章研究奥登三种思想的重要特点——交融性与持续性。交融性体现在虽然三种思想截然不同，但依然存在着交叉与融合。奥登对于世界的整体看法由基督教转向心理学分析再转向左倾政治最后又回归基督教，这是一个继承与累积的过程，它们都建立在奥登救民救世的基本初衷之上。持续性则表现为尽管三种思想阶段分明，但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持续一生的影响。心理学赋予了奥登治愈人心的使命感和心理分析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教会奥登客观、历史、辩证的思考方式，而基督教则给予奥登对爱的关注与对人的关怀，这三方面融入到奥登的创作思想之中，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都有体现。第三章分析奥登的心理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具体从病态人格、死亡阴影、自我困境、以及爱的治愈等方面探讨了心理学思想在内涵方面对奥登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指出心理学思想在形式上也影响了奥登的诗歌创作，并分别从寓言式写作和诗歌的风格两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章讨论奥登的左倾政治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阐述他是如何通过作品表明他的左翼立场，表达他对资产阶级的批评和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鼓动，同时他还常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诗歌去呼吁人们反抗不公与暴政，进行社会变革。本章还从“鹰的视域”及言语风格两方面分析了奥登左倾政治思想对其诗歌创作在形式上的影响。第五章论述基督教思想在奥登诗歌创作中的表现。通过对他晚年诗歌的研读，可以发现他的基督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也是理性的。虔诚表现在他通过大量颂祷式写作和宗教式隐喻来表达对上帝之光的信赖与推崇，而理性则表现在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观念，他对宗教的颂扬也更多在于其能够实现他“爱邻如己”的救世信条。通过上述讨论，本文得出的结论为，奥登的三种思想彼此之间存在着交集和联系，并且对奥登都有终其一生的深刻影响。心理学思想对于奥登的诗歌创作产生最大的影响在于诊断性的艺术观，认为可以借助诗歌艺术来治愈人病态的心灵;而左倾政治思想的影响在于让奥登持续地对现实社会保持关注，并学会以客观、辩证、理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改革;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在于让奥登坚信“爱邻如己”是与生俱来的使命，只有沐浴在上帝的光环之下，才能获得灵魂的栖息之所，获得平和的精神乐土，从而在荒芜的世界中坚强而安定地生存。收起

关键词 : 威斯坦· 休· 奥登美国文学诗歌创作艺术特征

6. 20世纪中国文学都市“巫女”形象论——中国现当代都市另类女性形象的现代性解读

[学位论文] 傅建安湖南师范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51页

摘要 : 本论文旨在探讨都市文化的发展与20世纪都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20世纪是一个风云动荡的世纪,中国社会以现代性为基本脉络转型变化。在社会转型与变化时期,女性自身的道德因素及其变化都能够得到清楚地显现,女性身上可以更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变... 展开本论文旨在探讨都市文化的发展与20世纪都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20世纪是一个风云动荡的世纪,中国社会以现代性为基本脉络转型变化。在社会转型与变化时期,女性自身的道德因素及其变化都能够得到清楚地显现,女性身上可以更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变化的内涵。中国新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极具颠覆性质的过程,特别是女性解放过程呈现为文化极端姿态。反映在女性形象上就是一批言行有悖于流行的社会行为规范,不被传统的道德伦理所认可的女性的出现,北方称为“作女”,南方称为“巫女”。她们具有某种创造性,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破坏性。清末民初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条件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由、平等观念的吹拂,张恨水等通俗作家的笔下就出现了一批以“自由”为灵魂,呈现出启蒙现代性的“都市自由女”。20世纪20年代末,围绕着国家与民族现代性建构,中国都市文明继续破旧立新,以革命的勇气与精神,营构成另一种都市文明。革命现代性构成一种硬性的海派文化。时代女性将革命激情与身体狂欢并置,以其魅力、魔性、神性诠释着20世纪20年代末的都市文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在殖民地化进程中达到了全新的高峰,体现在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等海派作家笔下的就是一批游弋于其中“都市摩登女”,她们生动地体现出都市的表征,传达着都市的脉动,表达了都市情绪。新时期以来中国都市文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继而又呈现回归的态势,中国都市女性形象的现代性建构也呈现为建构、解构与重构的发展轨迹。 “巫女”形象表现出对于女性解放之途的探寻,她们以突围姿态为女性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带来重要意义。都市化为女性的解放带来了契机,但与此同时,她们又陷入了将自身物化等另一生存困境。都市“巫女”以其破坏力冲击了传统菲勒斯中心文化,但因长期以来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中心的潜在立场,所以在男性书写的先锋姿态下,她们一般仍难于为时代与社会所接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性对抗的文化局面的存在。如何达成双性同体、两性和谐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文学作品对于女性的书写无疑是文化发展潮流的表现,女性形象蕴涵着都市文化的精神特征。同时,女性形象的发展历程也昭示出中国都市文化的未来走向:中国的都市文化正朝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发展的轨迹,并朝着个人、民族、国家三位一体齐头并进的目标阔步前进,共同建构人类文明。本论文除结论与结语以外,共分五章来探讨20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的关系。绪论部分从众说纷纭的都市“新女性”现象与世纪之交文化困境等现实背景出发阐明女性文化与都市文化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意义,并对女性学、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探析,同时阐述了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从巫文化背景出发,把一些都市文学作品中对传统行为规范构成冲击的人命名为“巫女”,最后提出了论文的写作思路。第一章主要厘清了“巫女”形象与都市化,“巫女”形象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解析了在长期的文化的积淀中,人们对于女性态度的两极型的思维模式代表着人类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对于女性的征服策略。同时肯定了都市“巫女”突围表演的建构意义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接受。第二章主要论述启蒙现代性与清末民初都市自由女之间互促互进的关系。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少五四女青年完成了由传统定位的贤妻良母到国民之母的角色转换,她们以激进的姿态演绎了一种新的都市摩登,体现在张恨水、李涵秋、网蛛生等通俗作家笔下就是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自由女”。她们是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崭新气息的人物,包括全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大局观念、豪迈气派等等。都市自由女的言行标志着女性对几千年三从四德行为规范颠覆后重建女性叙事话语的一种努力。第三章论述了革命现代性与时代女性之间的关系。革命现代性是与新感觉派笔下的情绪柔靡的、软性的海派文化相对应的一种硬性的海派文化。时代女性的出现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革命处于低迷时期,革命的狂热所积聚的强烈的力比多无处喷发,在茅盾等革命作家笔下,革命力比多便移情于这批时代女性形象塑造中。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茅盾等革命作家对时代女性身体话语的表现呈现出清晰的流变轨迹:由于五四个性解放以恋爱自由为基本内涵,以身体的解放为标志,革命初期的时代女性往往将革命激情与身体狂欢并置。渐渐地茅盾、蒋光慈、白薇等革命作家的女性形象塑造开始消除身体的享乐意义,让其回归某种的原始激情与生命力,向着一个新的有待整合和开始的革命目标迈进。当阶级话语占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时,身体由目的降为工具、手段。由此可以看到革命叙事关于身体主题的一种向文化传统的变异回归的倾向。时代女性在都市文学画廊中,由于革命的感召,焕发出独特的异彩。她们显现出强健旺盛的生命力。与清末民初的都市自由女相比,她们更显得“底气充足,精力弥满”。从这类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对都市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文化又改写革命精神,对革命做出另外的诠释。时代女性借助革命风潮翻云覆雨,似乎扬眉吐气。但在革命的表象中,传统本质依然难以更改。第四章论述世俗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都市摩登女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成熟时期。海派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生动地传达了都市的表征,把握了都市的脉动,表达了都市情绪。女性与城市形成互文,互相言说,相互诠释,女性形象完成了对都市文化的体认与表现。海派通过都市摩登女的想象映射出中国都市文化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接受。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海派的先锋姿态下,仍蕴含着典型的传统男权中心叙事话语。第五章论述新时期以来都市文化建构、解构与重构的现代性发展历程与世纪之交都市“巫女”形象的文化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调整城乡差别和灭除小资产阶级情调,都市的发展受到压抑。都市文化备受抑制并濒于消失与变异,革命狂欢和身体退隐成为这个时代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都市进入又一轮迅猛发展时期。都市文化的发展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建构。特别是一些独具个性的“巫女”形象,突出体现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继而逐步回归的特点。在陈染、林白等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以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僭越”,将女性性别书写纳入文化反叛的格局中,从而实现女性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真正有了觉醒的自我意识,也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卫慧、棉棉笔下的女主人公纵情自我,一任生命抓住现实存在及时享乐,放纵生命恣意妄为,带有典型的后现代渎神的色彩。盛可以、缪永等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却已厌倦这个“以炮为礼的时代”,开始重新向往浪漫与激情同在的爱情,责任与义务并重的家庭,认识到“唯有情感是神圣的”,可以见出,后现代主义女性形象伴随着文化趋向开始走向现实主义的回归。结语部分总结了20世纪都市“巫女”的突围表演体现出的怀疑的勇气与创造性、批判性的内涵,以及这种精神内涵与20世纪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互相影响、互相诠释又互相促进的关系。辨析了新女性系列中的知识女性与都市“巫女”不同的文化接受,阐释了男女作家“巫女”书写的异质性及其文化意蕴。最后预测21世纪都市文化未来走向,那就是回归道德、寻找规范。收起

关键词 : 女性形象女性解放都市文化都市巫女

7. 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

[学位论文] 宋夜雨南京师范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43页

摘要 : 近代以来，“自我”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方案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变革者开始注意到“自我”对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所蕴含的基础性力量。从“新民”到“新青年”，不仅大致呈现了近代中国对一种现代“自我”寻求的思想脉络，“自我”的目标... 展开近代以来，“自我”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方案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变革者开始注意到“自我”对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所蕴含的基础性力量。从“新民”到“新青年”，不仅大致呈现了近代中国对一种现代“自我”寻求的思想脉络，“自我”的目标位置也随着思想重心的偏移呈现出一种“内在化”的倾向，由笃信科学知识的制度性构造到偏重思想伦理、情感道德的心灵革命，从一种工具化的被动位置跃升为一种具有历史动能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诗”、“小说”等现代文类手段普遍被当作一种改造心灵的话语机制。由此，早期新诗的兴起，不只在于一种现代文类的产生和建构，更与现代“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早期新诗与“自我”又共同内置于五四前后动态的历史结构中，二者都是五四问题结构的重要构成。对于提倡者而言，新诗在他们那里首先并不是一种文类实践和审美创造，而是对应着一种文化方案想象和社会改造的手段，新诗的“尝试”是五四整体社会改造氛围中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早期新诗在呈现一种现代文类的升沉起伏之外，它更是五四前后历史现实、社会理想和“自我”心灵的投射。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以“自我”作为早期新诗的切入点，将“自我”、早期新诗与五四历史进行一种内外、点面的整体性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将“自我”的抽象落实到“伦理”（自然）、“情感”、与社会的互动等三个具体层面，考察“自我”与“新诗”相互成长、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进而揭示二者如何作用于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能动的“五四”。核心问题在于：新诗对“自我”构成了怎样的吸引、提供了怎样的表达机制？借助新诗的抒情策略，生产出一个怎样的现代“自我”？在新诗的框架之内，“自我”完成了怎样的成长轨迹，又隐现怎样的内在限度？作为一种能动的、具有生产性的主体结构，“自我”如何在变动不居中激励、塑造、制约着新诗实践的展开，如何作用于新诗的内涵构成？“自我”的历史呈现如何左右了新诗写作的文类策略、如何改造了新诗的形式逻辑？与此同时，“新诗”、“自我”的相互辩证又为现代中国勾画出怎样的“现代”面影？基于此，本文力图在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与新诗史的视野交汇中，以“早期新诗”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展开历史和形式的综合考察。不仅注重新诗的内部线索，更顾及与当时的文艺思潮、美学倾向的内在关联，从中提炼它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基础，在“诗句危机”、“自我危机”、“社会危机”的逻辑关系中将之导向对一个具有深度的、“有血有肉”的“五四”的揭示。具体来看，本文从以下四个章节来展开研究：一、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二、现代中国的“抒情”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三、社会改造视野下的“自我”与“新诗”；四、从无声到有声：《野草》与“自我”的“彷徨”。第一章首先以“自然”为视角，考察“自我”的伦理建构与早期新诗的互动关系。作为方法策略、主题内容，“自然”不仅在新旧争辩中为新诗建立合法性基础，也涉及到现代抒情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诗意机制的产生，极大呼应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的音节”、“自然流露”、“写景诗”的产生等重要关节问题。第二章着重处理“自我”如何借助早期新诗来处理自身的“情感”问题。新诗人不仅通过新的抒情风格的建立来完成“自我”情感世界的改造，更从新诗蕴含的同情机制中看到一个同情社会达成的可能，而恋爱诗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的心灵起伏，也连带出思想革命在后五四历史情境中的延续性问题，更扭合着一种诗歌理想和写作伦理的建立。第三章将“自我”与早期新诗放置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这一具体的、动态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揭示20年代的诗歌青年如何经由“社会改造”的锻造，完成对自身浪漫主义危机的克服和修正，进而又如何借助“劳动”的中介性视野，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机制和诗歌美学，最终导向一种社会理想的构建。第四章以《野草》为个案，考察在后五四的历史情境中，鲁迅如何借助《野草》的写作来处理“自我”的思想危机，在此过程中，鲁迅挪用了怎样的诗学资源、呈现出怎样的诗歌态度，这些诗学资源和诗歌态度如何具体作用于《野草》的思想构成和形式技术，进而鲁迅对“自我”完成了怎样的“超克”。收起

关键词 : 现代新诗自我特征抒情方式诗意机制

8. 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1926-2016）

[学位论文] 梁海军湖南师范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41页

摘要 : 鲁迅因其思想和作品的独特性率先吸引了西方学界的目光，成为引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主角。九十年以来，法语世界的鲁迅传播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鲁迅作品被系统地翻译成法语，鲁迅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队伍逐渐壮大，鲁迅形象... 展开鲁迅因其思想和作品的独特性率先吸引了西方学界的目光，成为引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主角。九十年以来，法语世界的鲁迅传播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鲁迅作品被系统地翻译成法语，鲁迅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队伍逐渐壮大，鲁迅形象不仅在法国学术界得到了肯定，也渗透到法国社会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被法语读者所了解和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认同和重视，国外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为什么我们西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指出“西方的单一经验”背景下形成的人文科学需要东方思想给其“自省的机会”、“解救”西方理性主义。新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既要遵循“五四”以来中国学界的优良传统，注重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营养成分，也要积极把中国的文化精品和优秀文学成果推向世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已经成为了中西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因而，系统地梳理、归纳法语世界鲁迅研究活动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既是弘扬中华文学和文化在异域语境中的传承与影响力，也是引进西方先进研究方法和借鉴西方视角反思东方文明的一个价值取向。论文的研究目标是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视域下的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特点、规律和启示，希冀进一步探索鲁迅资源的当下意义，促进全球语境下的鲁迅传播与文化的双向交流。论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八章，分别从不同时期分析了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状况及特点，包括域外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对鲁迅文本与文艺理论的研究、对鲁迅的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研究以及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中的鲁迅形象研究等内容。第一章是“法兰西与鲁迅思想的形成”。本章简要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创作、鲁迅的法国文学翻译活动，重点分析了法国思潮在鲁迅的文艺理论、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形成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是“中国留法学生的鲁迅译介(1926-1936)”。本章搜集了1926至1936年间法国鲁迅作品的译介与传播资料，这时期面向法语读者的鲁迅译介与研究的主导模式是以中国留法学生为主力军的个人翻译方式，重点介绍了敬隐渔的鲁迅译介及其作用，以及徐仲年的鲁迅作品的法语译介，阐述了这期间影响鲁迅及其作品在法语世界传播的主客观因素。第三章是“外国传教士的鲁迅传播与研究(1937-1948)”。本章围绕1937至1948年间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在华传教士的鲁迅译研活动展开研究，重点研究了善秉仁、文宝峰、明兴礼、欧克塔·布里埃尔的鲁迅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第四章是“‘毛主义者’与‘原样派’的鲁迅传播与接受(1949-1976)”。本章介绍了1949至1976年间鲁迅作品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毛主义者”和“原样派”的鲁迅研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时期的研究特点和局限性，重点分析了波伏瓦的《长征》和布拉格学派成员贝尔塔·克莱布索娃的鲁迅译研活动。第五章是“20世纪末对鲁迅的全面译介与研究(1977-1999)”。本章主要分析了1977年至20世纪末当代汉学家的鲁迅译研特点。重点分析了米歇尔·露阿、弗朗索瓦·于连等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活动及其鲁迅观。第六章是“新世纪的鲁迅形象(2000-2016)”。本章对新世纪鲁迅形象在法语世界的塑造与接受情况展开研究，重点分析了塞巴斯蒂安·魏简的鲁迅译介与研究成果、勒·克莱齐奥的鲁迅接受以及鲁迅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贡献。第七章是“《阿Q正传》的重译与解读”。本章通过对保罗·让马迪、玛蒂娜·瓦莱特·艾玛丽、米歇尔·露阿和北京外文出版社的《阿Q正传》法文译本之间的比较，分析译者对鲁迅的理解和接受状况及特点，揭示阿Q的多面性。第八章是“论争”。本章主要探讨了以下内容:（一）关于《野草》的论战;（二）阿Q还存在吗？（三）鲁迅是人道主义者吗？（四）罗曼·罗兰与鲁迅的信事件;（五）鲁迅是否因罗曼·罗兰的“托庇有了名”。对上述存在争论的问题重新追根溯源，澄清某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结语部分是对全篇的总结，通过分析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规律，揭示鲁迅作品在未来法语世界的发展前景、鲁迅的启蒙思想和革命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指导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语世界鲁迅的传播与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和特点，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规律。总之，法语世界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价很高。20世纪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历程完成了鲁迅从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作家的历史认知，21世纪鲁迅的传播与研究将继续前进，逐步完成鲁迅世界文化名人形象的塑造与接受。未来的法语世界鲁迅研究可能呈如下发展态势: 一方面21世纪的法语世界鲁迅研究继续加强鲁迅文本的民族性阅读，更为注重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检验，并结合西方哲学思想、西方文艺理论创作机制论证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另一方面研究重心将从文学领域逐步转向社会学领域，从有形的文本研究转向无形的机理研究，即鲁迅的社会学影响研究，影响对象不局限于某个种群、某个阶级，影响时间不局限于某个时代，影响范围不局限于文学、文化领域。这种影响力作用下的结果可能是有形的文本输出，也有可能是无形的人格塑造。 21世纪法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发展，相关研究成果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鲁迅的世界性不仅仅体现在其作品产生的世界共识，还体现在其精神产生的普遍心理认知，其人格力量辐射下对社会心理机制产生的普遍约束，在世界范围内思考“理想的人性”并寻求答案。收起

关键词 : 鲁迅文学思想文化传播心理认知法国

9. 民国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

[学位论文] 丰杰南京师范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40页

摘要 : 民国(1912-1949)这一时间段落，给予了辛亥革命叙事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作品，按其与辛亥革命的时间距离来划分，可分为“在场性”叙述和“历史性”叙述。“在场性”叙述的核心旨归是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辛亥革命进行是非评判，并... 展开民国(1912-1949)这一时间段落，给予了辛亥革命叙事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作品，按其与辛亥革命的时间距离来划分，可分为“在场性”叙述和“历史性”叙述。“在场性”叙述的核心旨归是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辛亥革命进行是非评判，并对民主共和进行理想化的建构。对于“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国家制度的世纪转换，立场不同的文学家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文学景观。将革命者、清遗民、旁观者、宗教界人士的“证词”综合起来，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辛亥革命。“在场性”叙述的形式载体，以古体诗歌为主，歌谣、传奇体小说、政论体小说为辅，极具“过渡之时代”的特征。 “历史性”叙述承载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意义内涵。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民国文学家对于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愈加深入的思考和开掘。以一○年代、二○年代、三○年代作为时间轴，考察辛亥叙事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民国文学辛亥叙事在三个层面上的价值。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从“臣民与国民”的角度，回答了“辛亥革命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除却那些抽象的政治层面的变化，民国文学家叙述了一场场“小我”的战役。从臣民到国民的跨越，意味着从生理、心理到精神层面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过程伴随着兴奋、艰难与阵痛，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现代人格。从这一意义来看，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实际上将鲁迅式的绝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稀释，令今天的人们对辛亥革命于中国和国人的深刻影响，对于“国民身份”的来之不易有了更具象的认识。作为历史段落存在的辛亥革命，在民国作家的笔下，开启了“革命与城市”的叙事进程。从清末民初的《孽海花》，到一○年代的《广陵潮》、二○年代的《龙套人语》、三○年代的《大波》，明显地呈现出“空间感”的强化。对城市中普通人的辛亥变迁的展示、更为庞杂的人物架构和多线性的情节推进，令辛亥叙事逐渐具备了史诗气质，呈现出了日趋清晰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的最终指向是“人”的放大。国人在辛亥革命中得以成长，得以锻造。他们敢于投身历史，敢于表达意愿，敢于发出声音，敢于揭露真相，敢于为真理和民主献身。对这一历史精神的重新确认，是民国文学辛亥叙事的核心指向。民国作家的“革命叙事”，展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一方面，民国文学家塑造了20世纪中国第一批具有“英雄”意义的革命党人形象。陈去病、陆士谔、杨尘因、姚鹓雏、鲁迅、田汉等等文学家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所描摹的孙中山形象，实证了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之于民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其所建构的一些“革命叙事”的基本模式被后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直接沿用，而它内部存在的“人性还原”又与新时期以来的革命书写遥相辉映，精神相接。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是文学家们对辛亥革命精神传统的一种回溯与确立，隆重开启了中国文学“革命叙事”的序幕。综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我们时刻意识到，对于民国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开启”，也是一种“丧失”。辛亥叙事承载着对不断“丧失”的辛亥传统的缅怀和召唤，承载着对民国“假共和”的深切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反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拾得”。盘点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是对以往因意识形态规约而忽略的内容进行钩沉，是对百年来辛亥记忆的修正与重建，更是通过其所揭示的辛亥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当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收起

关键词 : 民国文学辛亥革命在场性叙述历史性叙述国民意识

10. 王蒙小说流变与当代政治文化

[学位论文] 夏义生湖南师范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谭桂林共225页

摘要 : 本论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历史的细节中考察王蒙小说的文本在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过程,辨析王蒙的小说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间离,从而揭示王蒙文化人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对于把握我国当代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 展开本论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历史的细节中考察王蒙小说的文本在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过程,辨析王蒙的小说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间离,从而揭示王蒙文化人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对于把握我国当代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绪论”部分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对“政治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第一章,研究观念变革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确立,必然要掌控文化的领导权。实际上,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十分重视新的政治文化的建设,重视对新的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政策的经典化文本,它既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代的文艺政策、文艺体制的走向,又广泛地影响了文艺观念、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发展以及作家的人生命运。《讲话》的经典化过程,是对《讲话》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过程,也是文学、政治一体化规范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对人文知识分子的规训与整肃就无法避免。在文学、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中,王蒙对文学主体性位置的坚守,使他在创作实践中把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人生悲剧。第二章,研究文本阐释的问题。文本阐释的政治化是政治、文学一体化历史语境中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本章以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个案,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揭示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中,存在的文本阐释的政治尺度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问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能够得以发表,本身就是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这个政治文化语境就是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倡导,是知识分子由衷喜悦的“早春天气”。通过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的知识考古,回到当代政治文化的历史现场,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文学、政治一体化中,政治才是这个同心圆的圆心。第三章,研究价值立场的问题。从王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与融合,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价值立场位移的轨迹。比较分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这边风景》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对王蒙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复调意识和对话性,彰显了作家对文学主体性位置的坚守,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使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异质小说”。而在《这边风景》中,由于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使作品的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呈现出不和谐的分裂状态,政治正确性成为作家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文学的主体性湮灭了。这种价值立场的位移,还体现在王蒙小说的人物身份上。大致以1958年王蒙被划为“右派”为界,此前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此后则是以工农兵为主。从聚焦知识分子到演绎工农兵中心,无疑是“为工农兵而创作”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制的产物。当然,这种价值立场的位移,既是现实政治对人文知识分子规训与整肃的结果,也是政治文化对作家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反映。在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王蒙文化人格的形成,还有来自苏联文学的影响。第四章,研究艺术创新的问题。王蒙小说创作的艺术创新是与当代政治文化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没有对“两个凡是”的突破,那就不会有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借鉴,不会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王蒙的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以独特的视角对极左政治的深刻反思,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痛苦、惶惑的发掘,对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的揭示;其次体现在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创作上寻找个人的独特风格,在文体上有意打通诗歌、散文与小说的界限,在表现手法上积极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了一批被人誉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再次体现在从政治生活叙事向日常生活写作的转向,他的日常生活叙事积极发掘底层人物凡俗生活的意义,在当时的文学主潮下开拓出一片新的艺术空间。第五章,研究革命文化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革命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左右了知识分子对待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社会与个人的思考方式和人生态度。这种革命文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知识分子的革命思维上,它的典型范式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对待革命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改造知识分子使其革命化的方法就是让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具体路径一是政治学习,二是政治运动,三是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接受工农的再教育。王蒙的许多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革命。在这些作品里他苦心经营的核心人物,那就是革命者。他对革命的历史反思,对知识分子在革命语境中向往革命、追随革命以及自觉接受革命化改造的生命历程的艺术表现,对革命偏离航道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苦痛和惶惑的深刻揭示,构成了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化词典。 “结语”部分指出,王蒙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强烈而又极富思想敏锐性和艺术才华的作家,他的小说艺术世界色彩斑斓、多变矛盾,其实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现象。这种多变与矛盾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矛盾与变化的精神表现。与诸多其他作家不同的是,王蒙还有意地、自觉地追求这种“多变”,以形成他不断变换飞翔姿势、翩翩飞舞于政治文化空间的色彩斑斓的“蝴蝶”的文学与精神形象,以构成思想与艺术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度感。本论文从政治文化与王蒙小说创作的关系切入,分析了王蒙早期创作中的文学与政治双声对话的复调特征,探讨了王蒙在被划为右派后政治情结对文学情结的抑制所产生的文本分裂,进而重新解读了王蒙热衷于意识流创作方法背后的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王蒙的政治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及其潜在的政治文化精神寻根的意向,最后详尽地分析了王蒙小说中的政治叙事的中心主题,即革命叙事中所呈现的思辨特征。这些论述都说明,王蒙无论怎样“多变”,这只“蝴蝶”的精神特质是不变的,这就是他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表现。收起

关键词 : 王蒙小说小说创作政治文化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