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孟世超西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王擎共542页

摘要 : 企业杠杆是企业负债活动的反映，在企业决策、行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重新关注杠杆问题。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高杠杆是本次危机的重要诱因。近年来，杠杆问题在中国同样引发了热烈讨论... 展开企业杠杆是企业负债活动的反映，在企业决策、行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重新关注杠杆问题。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高杠杆是本次危机的重要诱因。近年来，杠杆问题在中国同样引发了热烈讨论，政府对高杠杆潜藏的风险尤为重视，同时也强调杠杆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功能。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企业杠杆具有独特的数据表征，如企业主导性、企业高杠杆、非顺周期性、以及企业杠杆内部的结构分化等，企业杠杆对经济运行的指示作用从而变得模糊不清，企业杠杆的相关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独特性，种种现象意味着中国企业杠杆背后暗含特殊的经济规律，而这些经济规律对中国经济运行影响巨大，亟待深入探索。当前学术界关于企业杠杆的研究成果丰富。围绕企业杠杆的数据现象、形成机制、经济后果、以及应对措施，前人文献均作出了相应探索。然而，西方经典研究并不能契合企业杠杆的中国现实，而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启发式探索对数据现象的解释仍不全面，对内在机制的分析有欠深入。洞察中国企业杠杆问题还需确定一个独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能够深刻影响经济运行。因此，研究中国企业杠杆问题不能脱离政府的作用。而与西方国家不同，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政府因素既有显性形式，也有隐性形式。而政府对特定企业的隐性担保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隐性形式。政府隐性担保在中国企业杠杆的内在机制中或将扮演重要角色。已有研究围绕政府隐性担保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相关文献主要涉及指标度量、产生机制、经济影响三个方面。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只将政府隐性担保作为一个固定背景，对其本质内涵和相关经济机制的考察仍不充分，对其动态演变的分析则更是欠缺。因此，在政府隐性担保视角下，探索企业杠杆背后的经济规律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基于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探究了中国企业杠杆独特的形成机制，并考察了该机制下企业杠杆对经济运行的指示关系。这些工作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也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可观的现实价值。本研究共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此章是本研究的综合论证部分，详细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以及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此章梳理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可分为两支，一支是涉及企业杠杆的文献，另一支是涉及政府隐性担保的文献。基于对前人文献的整合，此章总结了已有研究的经验与不足，从而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导向。第三章为中国企业杠杆典型事实的分析。此章基于企业杠杆的核心指标——企业杠杆率，考察了中国企业杠杆独特的数据表征，并通过对企业杠杆典型数据事实的归纳，捕捉潜在的经济规律，从而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隐性担保的定义与测度。此章从隐性事物相关研究的“验证性”认知逻辑出发，尝试提出了政府隐性担保的定义，并探究了政府隐性担保测度研究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此章对政府隐性担保的现有测度方法加以改良，构造了“政府隐性担保指数”。基于该指数，此章进一步考察了中国政府对企业隐性担保的典型特征。第五章围绕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杠杆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建模。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广泛存在于银企借贷市场之中的预算软约束机制成为政府隐性担保影响企业杠杆的重要中介机制。此章故基于Dewatripont和Maskin（1995）关于预算软约束的建模思想，引入政府隐性担保和经济基本面，通过一个银企借贷模型考察了企业与银行间动态博弈的均衡性质，探索了政府隐性担保经由预算软约束影响企业杠杆的内在机制，从而洞察了中国企业杠杆整体偏高、非顺周期性和结构分化特性的具体成因。在此基础上，此章进一步围绕企业杠杆对经济运行的指示作用展开了深入讨论，并结合特定条件，针对当前经济运行模式的健康状况提出了相应的评判标准，最后就相关优化方案予以辨析。第六章围绕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杠杆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此章利用第四章构建的政府隐性担保指数，结合中国政府对企业隐性担保的典型特征，针对第五章理论分析的核心结论予以检验。此章的实证分析主要考察三个问题：一是政府隐性担保是否为企业杠杆的重要影响因素，即检验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杠杆的总体影响；二是预算软约束机制是否为政府隐性担保影响企业杠杆过程中的重要中介机制，即检验政府隐性担保能否经由企业预算软约束状况进而对企业杠杆产生影响；三是在该机制下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具有内生动力，即检验政府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如何影响企业效率和企业创新。第七章为总结与展望。此章是本研究的总结论述部分，归纳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并结合本研究尚存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进行了探讨。本研究有以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中国企业杠杆内生于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国企业杠杆具有独特的数据表征。就宏观杠杆率而言，中国企业杠杆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企业主导性、企业高杠杆、以及企业杠杆的非顺周期性。就微观杠杆率而言，中国企业杠杆存在明显的内部结构分化，具体表现为杠杆率的地区分化、所有制分化和行业分化，以及所有制和行业的地区分化。这些特征暗示着中国企业杠杆具有特殊的内在机制，与众不同的企业杠杆正是中国特有经济运行模式的产物。在中国，企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分担一部分政府职能。然而，履行这种政府职能的仅限于特定企业。而在政府借道特定企业实现自身意志的过程中，政府隐性担保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政府隐性担保具有多样性，且总体上具有逆周期性。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并不仅限于国有企业。事实上，企业获得的政府隐性担保存在四种直接来源，即企业的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地方重要性以及政治关联属性；在特定的来源下，来源本身的强度、企业和政府的某些特征将共同影响担保价值的相对大小。政府隐性担保指数持续下降的时间趋势和“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契合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相对于市场化改革下政府隐性担保逐渐降低的长期趋势，其短期水平还可随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对政府隐性担保趋势调整后的整体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其中，源于所有制属性的政府隐性担保显示出强烈的逆周期性，且对政府隐性担保整体水平的周期性起着主导作用。此外，政府隐性担保还能直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第三，预算软约束是联结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的关键机制。理论模型证实，政府隐性担保使企业更易进入软约束均衡，而软约束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杠杆率。因此，中国企业杠杆整体偏高很大程度上是有担保企业杠杆偏高的结果。经济基本面既对企业杠杆具有负向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影响预算软约束的强度间接影响企业杠杆。随着经济形势由差转好，预算软约束的强度将先由弱而强，后由强而弱。在此过程中，企业整体杠杆率也逐渐从周期性不定转为逆周期变化。而政府隐性担保随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将造成有担保企业和无担保企业的杠杆出现分化。在政府隐性担保的“递减型”或“倒U型”路径下，无担保企业杠杆率的周期性不明确，有担保企业的杠杆率则在较长区间内呈现出逆周期性。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提升作用；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状况进一步显示出正向的中介功能，即政府隐性担保会显著增加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发生概率，而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又将显著提高企业杠杆率。第四，隐性担保-高杠杆环境下的经济运行喜忧参半。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好”的企业杠杆与“坏”的企业杠杆同时存在。理论分析认为，危机时期应更加注重经济的短期稳定，以维持企业经营、稳定社会产出为重点，企业整体杠杆应呈现逆周期性；正常时期应同时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经济的短期稳定，后者以控制债务风险为重点，企业整体杠杆应处于较低水平且保持稳定；前者则依赖于经济增长点的培育，若当前经济不存在明确的增长点，则需以市场机制引导“创造性破坏”，企业应当降杠杆；若经济增长点集中于无担保企业，则应为无担保企业加杠杆、有担保企业降杠杆；而若经济增长点集中于有担保企业，则应为有担保企业加杠杆、无担保企业降杠杆。实证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效率和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研究将“中国特色”与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割裂开来的惯常做法，本研究立足中国经济现实，从“政府隐性担保”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因素出发来考察企业杠杆问题，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第二，不同于现有研究忽视政府隐性担保本质内涵与测度工作的惯常做法，本研究重新界定了政府隐性担保的概念，并基于“间接测度”原理对政府隐性担保的现有测度方法进行了改良，在政府隐性担保的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性。第三，不同于现有研究简单套用西方分析范式来考察企业杠杆问题的惯常做法，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实现了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的有机结合，并在实证层面印证了理论分析的重要结论，进而从学理上为中国企业杠杆的独特成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理论建模具有创新性。第四，不同于现有研究只关注企业杠杆风险效应的惯常做法，本研究明确了企业杠杆问题的本质，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企业杠杆对于经济运行健康状况的“指示剂”功能，在对企业杠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具有创新性。第五，不同于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最适杠杆率”的惯常做法，本研究基于不同条件下企业杠杆的经济指向，给出了评判企业杠杆“好”与“坏”的多维度参考标准，同时也为企业杠杆的调控政策提供了一套原则和导向，在现实问题的评价和解决上具有创新性。收起

关键词 : 企业杠杆经济运行模式政府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

2. 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与治理机制

[学位论文] 杜云晗西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黄涛共459页

摘要 : 城乡经济不平衡由来已久，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更有所不同，并在不同经济体制和时代条件下积重而行。究其根本，在于城乡生产力结构布局的不均衡，深层次原因则是城乡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多有失衡，现实中则表现为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对于城乡经... 展开城乡经济不平衡由来已久，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更有所不同，并在不同经济体制和时代条件下积重而行。究其根本，在于城乡生产力结构布局的不均衡，深层次原因则是城乡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多有失衡，现实中则表现为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对于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城乡思想有其科学的阐释：城乡经济不平衡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条件下，城乡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的对立。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建立平衡有序的城乡治理和经济循环模式，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制度，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城乡在经济循环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快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推动城乡协调、平衡与融合发展，有利于消弭城乡经济不平衡与农村发展的不充分。目前可见，我国城乡经济循环尚存在资源配置、市场交换、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一系列堵点断点，着力优化城乡治理机制，构建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与高效分工体系，有效化解城乡经济不平衡，是促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来，城乡问题一直为社会和学界所广为关注，且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区域协调等重大战略内相联系，已成为国家经济治理绕不开的话题。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靠外需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已不可持续，畅通国内大循环、壮大国内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抉择。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被取消，但城乡双向开放受阻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因此，进一步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寻求城乡经济协调平衡的治理之道，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理论难题，也关乎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课题。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对农村经济发展还存在约束。从产业发展来看，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现代化转型中产业链价值链延伸不够，第一产业人均产出较低。从要素市场发育来看，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破除，土地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农村“三块地”中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虽有针对土地交易实施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但实践层面尚不成熟。宅基地和公益性用地虽允许在自愿前提下由村集体将其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但直接入市交易的有关设计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如宅基地使用资格未全面放开，交易范围受限制。土地财产权益保护同其产权界定、产权实施的实践效果有关，一些地区城镇化土地权益设计不当，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确权颁证的积极作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与社会形式，研究重点在于生产方式的社会内容，也就是生产关系层面，以同一切纯技术性的研究区隔开来；与此同时，也要联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层面去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以求认识社会生产能力与要素发展对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与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出发，构建“生产要素——经济制度——治理机制”的阐释思路研究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从不同层面深入剖析我国城乡经济运行与演化机制；解析城乡经济不平衡在经济水平、经济关系和经济治理三个层面的不平衡，并从“生产要素不平衡——产权制度不平衡——治理机制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探讨城乡经济不平衡的现实特征，以期在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中做出些许贡献，形成相应的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也辅以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逻辑演绎以及实证描述和分析，运用多学科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提供认识和参考。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城乡经济不平衡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提出研究方法、思路和具体的技术路线，阐明可能的创新和不足。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源自城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城乡融合的过程则是通过合理的政策体系与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等不利因素和制度安排，使之与当前阶段的城乡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科学抽象方法作为方法论基础，综合使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二章探讨城乡经济不平衡概念内涵，对所涉及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列出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哲学而言，事物总是在平衡状态和运动状态之间相互转换，持续平衡和持续运动是活的统一，不平衡本质上是事物从平衡转向运动的结果。而经济学中“平衡”和“不平衡”的产生，总是伴随着经济中某种结构性变化的现象发生。平衡主要指经济结构的相对合理与协调发展，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适应的相对状态。比如生产消费结构中要求总产出与总需求要保持平衡和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生产的过剩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在两大部类结构中，生产资料部门与生活资料部门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保持动态平衡；在小农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城乡生产力要合理布局，以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去装备小农，同时农业生产关系要与社会总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如采取合作社形式而非传统小型劳作形式开展农业生产。城乡经济不平衡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条件下，城乡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的关系对立和不协调不适应状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倾向和制度变迁需求。根据中国实践，这种不平衡是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或数字化过程中进一步形成和变化的，既有一般规律和特征，也有特定原因和表现。从文献梳理情况看，有关城乡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对城乡经济不平衡的表现形式、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多有论及。城乡经济不平衡本身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基本的概念范畴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不平衡本身的理解、界定和测度还有待强化。第三章分析建国以来城乡关系的基本脉络和阶段性特征，以及不同时期城乡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差异。中国经济的城乡变量受到总体发展战略影响下经济非均衡路径的约束，后者肇始于各项有利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方针政策形成的制度安排，厚此薄彼的制度创造与安排造就了纯粹工业和纯粹农业生产的两极世界，客观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两极世界，即以“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为结构表现。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倾斜性的发展方略印证了发展中国家不同于生产部门自然演变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结构特点，如劳动剩余、隐蔽性失业以及二元经济结构，加上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演变秩序的导向性规制对不同部门间生产剩余的再分配，靠工业化自身发展实现城乡一体的机制不仅没有形成，反而演变为一种体制化的城乡二元经济。在经济转轨时期，初期的市场化改革增强了产权激励，促进了乡村发展，但市场机制和马太效应却为随后农村产权制度的封闭和固化提供了依据，使得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和经济周期的避险功能凸显，进一步形成了既在市场化之内、又在市场化之外的新型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实践中逐渐沿袭下来，并通过确权颁证、三权分置等改革得到不断明晰和确认。第四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剖析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与治理困境，从而构建起“生产要素——经济制度——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1）基于城乡要素分布和组合的不平衡，论述城乡经济在生产力层面的不平衡。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从物质生产活动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比例的要素初始投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组合是社会生产能力发挥的前提，要素配置水平高低、合理与否等都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变化。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将其进行要素细分的话，又对应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因此对于生产力层面的讨论，不能也不应该绕过有关生产要素的讨论，正是后者决定着生产力的生成基础与发挥方式。（2）基于城乡产权与市场交易制度的不平衡，论述城乡经济在生产关系层面的不平衡。制度通常指社会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获得人们共识且易于遵守的行为规范，有时也用以指代特定组织及其与所处环境的某种联系，但“制度安排”指向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各项安排所涵盖的利益关系和结构关系状态。对于城乡经济不平衡而言，农村产权制度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要而复杂的角色。产权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关于产权的制度安排应当围绕现实中的生产关系来展开。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因此，研究生产关系本身离不开对实践中存在着的各项经济制度的具体安排的分析和认知。（3）基于城乡治理机制不平衡，论述我国城乡经济在上层建筑层面的不平衡。上层建筑要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构成影响，必须通过一定的治理机制进行。治理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涵义，在总体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实践中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发挥作用的表现，同时也带有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和自身进行调整优化的意蕴，体现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在更高层次上分配资源和调整经济关系的能动性。从治理的运行看，治理主体受到治理理念和相关制度的指引和约束，从而获得治理功能所需的依据、方法和手段，目的在于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因此，治理机制本身也是一项或多项制度安排的集合，或者说是治理制度化的结果，随着人们对治理与制度认识的不断加深，这种关系还可能变得更为复杂。收起

关键词 : 城乡经济不平衡治理机制产业结构土地权益

3. 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与运作机制

[学位论文] 雷志卫西南财经大学 1999年博士导师: 曾康霖;林义共442页

摘要 : 欧元启动一年多后的今天,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EMU)及欧元(EURO)的兴趣已不仅仅局限于"欧元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相反,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比如,历史上共同货币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欧洲为什么需要单一货币?EMU是如何... 展开

关键词 : 欧洲货币联盟理论基础运作机制

4. 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研究

[学位论文] 向楠西南财经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曾荻共418页

摘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无论是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在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讲话，还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时刻强调家风... 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无论是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在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讲话，还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时刻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加强家风建设摆在了治国理政的高度上。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民族之魂源于家风、民风、国风和党风的一脉相传。家风建设不仅对人们的家庭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于各项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有效载体与重要渠道。家风的本质是以家庭成员普遍认同和追求的家庭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通过家庭成员日常言行举止所体现的一种家庭文化氛围。家风是一个中性概念，只有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优良家风才能对家庭产生积极的影响，才能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家风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传统优良家风的内容与培育方法对现代家风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风尚的不同，当今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当今的家庭相较于传统家庭也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从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还是从家庭的道德观念来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使家风建设在现代社会、现代家庭具有实效性、持久性和稳定性，不仅需要使传统优良家风进行现代转化，而且更需要提炼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现代家庭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主线探讨家风的内容和家风建设方法，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化和生活化，并满足人们在家庭生活上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文以“现代优良家风”为研究对象，以本文提出的“立人、爱家、融世、敬国”的家庭核心价值观为研究主线，以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位一体为研究主体，对现代优良家风的生成背景、现实状况、应然追求和现实培育进行研究。具体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导论和五个章节。第一部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选题确立和相关文献综述，即本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缘由和研究价值、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不足，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资源研究，即本文的第一章。本部分主要界定了现代优良家风的基本概念，阐述了其思想资源。本章在对“家庭”“风”“风气”“家风”以及“现代”“现代社会”等相关概念考察的基础上，给出了现代优良家风的定义，为后文探讨现代优良家风生成背景、现实状况、应然追求和现实培育奠定了基础。本章还介绍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思想资源，主要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的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家庭家风建设的基本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风思想及传承，以及其他学科关于家庭家风的相关理论等。第三部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现实背景分析，即本文的第二章。本章主要从三个角度分析现代家风培育的现实背景。首先，从社会背景即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分析现代家风培育的现实背景；其次从家庭场域即从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观念的变迁分析现代家风培育的现实背景；最后从家风现状即通过实证调查获得以社会为宏大背景，以家庭为基本场域的现代家风的现实状况。通过本章对现代优良家风培育背景的分析，为后文提炼现代优良家风的应然规定和培育现代优良家风具体实施策略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四部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研究。本部分内容包含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整个研究的主干部分。本部分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理论建构，并结合社会生活的客观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客观变化，提出了现代优良家风的培育策略。首先，总结了提炼现代优良家风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确保其方向性；二是必须承续传统优良家风文化，以彰显其民族性；三是必须把握国情、民情和世情特征，以体现其时代性；四是必须结合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以体现其科学性；五是必须尊重每个家庭的具体特征，以体现其多样性。其次，提炼了现代优良家风的应然内容，即以“立人、爱家、融世、敬国”的家庭价值观为核心内容，以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为呈现方式的现代优良家风。一是现代优良家风的个人层面：以“立人”为要义，注重家庭成员的自主性人格、自强性人格和自律性人格的培育，意在帮助家庭成员明确自己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满足现代社会对个体的独立自主自强自律的需求。二是现代优良家风的家庭层面：以“爱家”为宗旨，注重营造平等民主绿色的爱家氛围，促使家庭成员平等和睦的夫妻观念、尊老爱幼的亲子观念以及绿色生态的家庭管理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意在帮助家庭成员明确自己的家庭角色，树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三是现代优良家风的社会层面：以“融世”为目的，注重家庭成员与他人之间和睦相处、尊重隐私等基本素养、和谐社会生活的公共精神和职业精神等基本素养、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意在帮助家庭成员明确社会公民的角色，形成共生共存的现代社会观念。四是现代优良家风的国家层面：以“敬国”为核心，注重家庭成员的国家认同感、爱国奉献精神、法治信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意在帮助家庭成员明确以责任和担当为重点的国民角色、形成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观念、养成以遵纪守法为落脚点的法治观念。再次，提出了培养现代优良家风所应遵循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机制。培育现代优良家风应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和实践导向的基本理念。培育现代优良家风应遵循满足个人成长成人需求；满足现代家庭开放性、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需求；满足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公共精神和生态素养等需求的基本原则；满足国家对个人的国家认同感、新型家国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需求。现代优良家风培育的基本机制包含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后，提出了培育现代优良家风的路径及策略。培育现代优良家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各自施力、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形成“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四位一体的培育格局。家长、后辈和家庭的特殊成员作为培育实践的个体要积极发挥践行优良家风建设的主体作用。家庭通过维护家庭结构的稳定、营造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和发挥家庭网的扩展作用来发挥优良家风建设的基本场域的保证作用。学校教育、社区文化、职业风气、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层面要发挥优良家风建设的舆论环境的协同助推作用。党风政风、政策和以妇联为核心的群团组织作为国家层面要发挥引领优良家风建设的权威保障作用。本研究在家风研究视角上、现代家风理论分析框架上、家风研究材料积累上和现代优良家风培育措施上有所创新。在家风研究视角上，本文把家风建设放在现代社会这个场域来进行探讨，着力于现代优良家风研究，相对于当前家风研究主要着眼于传统家风研究，具有创新价值。在现代家风理论分析框架上，本文借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修齐治平”的逻辑思路，结合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内涵逻辑，以“立人、爱家、融世、敬国”的家庭核心价值观为研究主线，构建以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位一体为研究主体的家风研究框架，具有创新价值。本研究所分析的现代优良家风的生成背景和现实状况，确立的现代优良家风的应然追求和现实培育，都是在这个理论分析框架下展开的。在家风研究材料积累上，本研究以现代家风视角对现代家风的培育背景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分析，获得了现代家风认识及其培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家风研究的资料创新价值。在现代优良家风培育措施上，基于现代优良家风培育背景的实证调研和现代优良家风的应然分析，建构起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位一体的培育格局，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收起

关键词 :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优良家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中国吸毒人口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学位论文] 车茂娟西南财经大学 2008年硕士导师: 陈明立共415页

摘要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禁绝多年的吸毒现象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又逐渐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尽管与吸毒相关问题的研究受到众多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无论是... 展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禁绝多年的吸毒现象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又逐渐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尽管与吸毒相关问题的研究受到众多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无论是研究对象、视野和层次，还是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现有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正是基于吸毒问题现实情况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吸毒人口研究这样一项课题。希望通过研究，直面中国吸毒人口问题，从理论上探求吸毒人口产生、存续的根源，从实践上寻找治理吸毒人口的更好和更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本文以人口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为主，以人口学理论中人的双重属性为起点，并依据人的双重属性对吸毒人口的特征、吸毒行为的影响因素、吸毒人口的自然社会后果，以及吸毒人口的治理进行梳理。本研究正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吸毒人口相关概念的界定。本章通过“亚人口”概念的引入，将对吸毒人群的研究与吸毒这种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吸毒人口是指具有吸毒行为的个体所形成的一个人口群体或者说“亚人口”。而吸毒是指凡采取各种方式，反复大量地使用一些受法律管制的、具有依赖性潜力的物品，这种使用与医疗目的无关，其结果使滥用者对该物品产生依赖状态，迫使他们无止境地追求使用这种物品。对吸毒行为，本章主要从吸毒者、吸毒行为的对象和吸毒行为隐含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三方面作了探讨。第二章，中国吸毒人口的追考。从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提炼鸦片的原植物罂粟大约在唐代传入中国，明清以前还主要是用于医药和食物。近代史上鸦片烟毒的泛滥主要是荷、蒲、英等欧洲国家的非法贩运引起的。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流弊。解放后，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整治烟毒之害，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在大陆基本禁绝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且在整整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远离了毒品。通过对历史的追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中国近代毒品的泛滥和吸毒人口的大量存在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持续广泛的贫困和社会动乱，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启动的早期全球化运动。其二，中国近代毒品的泛滥和吸毒人口的大量存在的深层次根源是中西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其三，新中国建国以后30年完全禁绝毒品的奇迹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第三章，中国吸毒人口现状及特征分析。对中国吸毒人口的分析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特征：其一，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惊人。其二，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三省是毒品的重灾区；从城乡构成看，城市户口吸毒人员比重略高于农村户口吸毒人员。其三，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吸毒人员一直占了绝对多数。其四，从年龄分布看，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绝大多数为青年人。其五，从人口素质看，吸毒人口素质大都比较低，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占了主要部分；学历普遍较低，高学历人员吸毒的现象并不多；职业技能水平也普遍低下。本章还对吸毒人口涉毒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几点主要结论：一是吸毒人员吸毒时间比较长，吸毒频率较高，反复戒毒的次数多；二是吸毒人员持续吸毒的时间较长；三是吸毒场所比较隐蔽，住所、酒店宾馆和娱乐场所是最主要的吸毒场所。第四章，吸毒人口存在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效应。本章从人口、社会、经济等多方面阐述了吸毒人口存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先，吸毒人口的存在和变化，通过影响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的总量和结构，影响存量人口的素质，影响人口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等几方面，最终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其次，吸毒人口的存续从道德沦丧和合并犯罪两个主要方面，通过影响家庭、周边人群和社区、地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逐步扩大的层级，而对全人类的社会环境造成许多破坏性影响；第三，吸毒人口的存续通过购进毒品导致的财富外流、身体素质下降导致的社会负担增加、毒品消费导致的国内消费市场挤占、非法毒品交易导致的经济金融秩序混乱，以及治理吸毒人口所付出的代价对经济增长的抵减，从而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第五章，考察分析中国当代吸毒人口产生的根源。吸毒人口的产生和增长既有人们自身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诸如社会、经济、文化及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所构成的客观原因。在微观层面，考察了影响吸毒的个体因素，包括人性的问题、毒品作用于人体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吸毒行为与人格因素，以及个人文化水平、思想道德素质和生活习性对吸毒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主要分析了种关层次的社会场，或称强关系网络，包括家庭、朋友和社区对吸毒行为及吸毒人口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从全球化、国际毒品泛滥、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失范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吸毒人口增长的根源。最后，采用心理测评分析技术获得的测评结果，为以上的结论提供了佐证。第六章，吸毒人口的治理。本研究认为，吸毒行为是可以预防、控制和治疗的，吸毒人口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吸毒人口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管理、控制、转化和最终消除几层意思。根据吸毒人口治理的基本内容，治理的具体思路是防止和减少更多的边缘人群的产生，高危人群的教育、规劝和保障，吸毒人群的管理和矫治，毒品犯罪行为的打击，以及吸毒次生或者叫衍生危害的消减。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本章阐明了吸毒人口治理的具体路径：首先需要国内政府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在有关毒品的问题上态度明朗、政策倾向鲜明、政策选择正确，作为治理吸毒人口具体措施体系的统领；其次，促进社会和谐，防止正常人群向吸毒高危人群转化，控制和缩小边缘群体规模，这是治理工作的根本。第七章，结论及延伸。本章对一些与吸毒人口有关的争议话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将最重要的，与多个章节有关的观点作强调和重申，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吸毒人口治理转化的原则性框架。本文的主要结论：①吸毒人口的存续和变化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②吸毒人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征明显、边界清晰的“亚人口”群体。吸毒人口的共性可由吸毒行为来界定：吸毒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社会性，从而决定了吸毒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吸毒行为是具有很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的成瘾性行为，这又指明了吸毒人口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吸毒是一种失范行为，是与社会价值体系严重冲突的不良行为，而且这种失范是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的，这又规定了吸毒人口具有它这一个特殊的“亚人口”群体特殊属性——法律属性。③吸毒人口存在的长期性。这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一是人类社会中一定程度的缺陷和社会规则的不合理是一个常态，与社会规范共生的人类的失范行为会伴随人类社会全过程的；同是也应该认识到，人类的失范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是连续不断的，但针对具体的某种失范行为来讲，则可能中断、甚至终止，进而被另一种失范行为所取代。二是广义的吸毒属于与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共生的社会失范行为，会伴随人类社会全过程；但狭义的吸毒属于与普适性社会规范非共生的失范行为，不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三是作为毒品的物质具有不可消灭性，因而只要有吸毒的需要，就能通过一定途径获取。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立行动，彻底禁绝吸毒行为，完全转化吸毒人口的可能性非常小。④吸毒人口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为治理吸毒人口的差异化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空间。本文提出了吸毒人口治理、转化和控制的原则性框架，这些原则包括：必须高度重视吸毒人口存续的问题；吸毒人口的治理转化不能急功近利；在对待毒品的基本态度上，必须明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任何安全的滥用药物的方式”；对待吸毒人口的治理必须持现实的态度；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认识吸毒问题，加强禁毒的国际合作；改善社会规则，增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对吸毒人口采取差别化治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吸毒人口进行中观层次的干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有关吸毒人口的法律体系；对吸毒人口的治理必须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吸毒人口研究的几个重要概念在梳理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界定，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一是对毒品和人类成瘾行为的定义、分类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界定和探讨；二是对药物依赖和成瘾性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厘清。第二，本文首次明确提出“吸毒人口”这一概念。本文认为，吸毒人口作为与吸毒行为相联系的人群，在界定上具有了明确性，在数量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已构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亚人口”特征的人口群体。第三，本文首次提出了“亚人口”的“特殊人口属性”的概念。本文认为，“亚人口”作为一个人口群体，和所有人口群体一样，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是，“亚人口”是一些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文化背景相联系的特定人口群体，他们在基本属性框架下，形成了一些自己独特的和特殊的人口属性，或称特征。这些特殊的人口属性或特征，使“亚人口”在内部具有个体同质性，在外部则有明确的边界与其他人口群体区分开来。本文认为，吸毒人口作为一个“亚人口”群体，具有“法律属性”这样的特殊属性或特征。第四，本文在重新界定“人口安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人口“安全细分”的思想。在细分人口安全时，本文首次提出了“民族人口安全”和“地区人口安全”的概念，并阐述了细分的依据和意义；并以四川彝族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吸毒人口的存续和变化对民族人口安全，进而对整个国家人口安全的影响。收起

关键词 : 吸毒人口治理模式国际合作社会公平

6. 数字经济背景下算法在反垄断法中的规制研究

[学位论文] 李振利西南财经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李毅共412页

摘要 : 算法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着提高经济效率、被反垄断执法机关所用和促垄断的功能。提高经济效率和被反垄断法所用，是算法的正面效应，而算法作为辅助垄断的工具，是算法的负面效应。在人工智能时代，市场逐渐变得透明。通过平台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交易，... 展开算法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着提高经济效率、被反垄断执法机关所用和促垄断的功能。提高经济效率和被反垄断法所用，是算法的正面效应，而算法作为辅助垄断的工具，是算法的负面效应。在人工智能时代，市场逐渐变得透明。通过平台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参与者寻求大量的数据以谋取利润。算法驱动的平台对于数字经济中的市场成功来说，成为关键的工具。虽然他们必定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体福利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也许培育了默示共谋、个性化定价、自我偏爱等限制竞争的行为，会负面地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甚至对多元主义造成威胁。通过算法的使用而取得的限制竞争的效应是可能的，特别是以默示共谋的形式。而算法引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需要界定数字市场的相关市场。传统静态竞争的市场界定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动态竞争的数字市场，需要用大数据、间接网络效应、平台、注意力、质量等新的非价格竞争标准来衡量。而共谋典型地被理解为市场的结果，即公司通过协同的形式，如协同价格或者数量，取得比竞争更高的利润。因而，共谋行为对消费者有害，从社会整体的观点来看是不需要的。简言之，纵使算法可能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然而算法极有可能引起平台企业实施垄断行为，但由于算法本身的特殊性质，算法实施的垄断在诸如协议概念的重新厘定、算法引起的垄断行为责任分配等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的争议，致使引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现行反垄断法能否处理算法引起的垄断问题。算法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算法定价和共谋、合并和兼并领域中引起经济学和法学的争端。算法能区分边际客户和超级边际客户，因而掠夺行为和排他行为的成本急剧减少，因为掠夺定价、折扣和捆绑仅仅提供给被选择的几个客户和仅有的几个交易，低于成本的掠夺定价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被执行，挑战了传统的掠夺定价和回收成本的设想。另外，算法促进的自我优待与传导行为、歧视行为、拒绝行为、搭售行为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之处，平台在什么条件下履行不优待产品的义务等问题，也引起立法上的困境。在数据密集的行业中，如数字经济，算法能通过自动化共谋行为而后技术性地改变它，来促进共谋。他们能通过允许对竞争者价格的信息收集和快速地惩罚偏离共谋市场结果来稳定共谋。算法也能提供明晰的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者不可缺少的协同行为。在自我学习的算法中，关键性的商业决定转移至定价算法上的决定时间，它不单单在定价期间作出。对于反垄断执法机关来说，由于他们不了解算法如何运行，即所谓的黑匣子，发现共谋的行为相当地困难。追究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容易，这是因为很难找到犯罪的责任主体和无法判断他们的犯罪意图所致。这些困难关涉协同行为是否发生的决定。当多个公司使用算法时困难趋于增加，这也关注可能的价格提高的证据。假如算法的确促进市场中的协同行为，竞争机关应该探索什么样的工具来减少算法促进协同的负面的福利效果。除了以前文献中提到的市场和国家解决方法，本文关注法律救济。算法挑战了反垄断依据的设想。不像人类，算法在执行任何行动之前，能阅读到其他算法的思想，因而能改变协同或者惩罚偏离的明确的承诺。这种新的现实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人们以法律为基础支撑的思想，像思想交流、意图、同意、责任以及信息交换，可能创造出适合算法世界的新的分类。这种分析是很及时的：全世界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正在深度地探究此争端，算法促进的协同的合法性基于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的法律争端。有意识的平行行为引发在算法默示共谋上对协议概念的广泛的争议，特别是如何判断单边发出信号是否是违犯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由于算法强大的自我学习、预测和优化学习，有时算法超出研发者和使用者的意图，如何根据法律来认定责任主体，给立法者带来了难题。在执法者查处算法促成的限制竞争的行为时，算法的不透明性又可能引发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争议。在算法利用大数据分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有可能不公平地划分数据的类型，最终做出对消费者和客户不公平的决定，如对消费者的个性化定价，是对他们明显的价格歧视的表现，它的根源在于歧视性、不公平、有偏见的算法决定。为消除此偏见，法律应给予他们要求研发者和使用者做出算法决定的解释的权利。竞争机关是否有能力查处算法违犯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学界和竞争执法者也是项挑战。本文提出算法偏见审查，算法的风险评估和算法的影响评估的算法审查机制，其中算法的风险评估包括平台或企业的内部审查和外部专家、执法者的外部审查，两者各有利弊，应相辅相成，促进算法的合规，保护公平竞争的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最后，算法的争端也许出现在合并控制上。竞争公司之间的算法的披露也许违犯了在竞争性敏感信息共享上的竞争法禁止规定。合并各方在勤勉注意义务，困难地知悉合并相较于增加共谋风险是否有限制竞争的效果方面临着挑战。基于以上的分析，学界、立法者和实务界要精诚合作，以解决算法给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所带来的伤害。源于数字市场是动态竞争，线下市场的静态竞争的反垄断分析方法应该有所改变。在界定数字市场、确定数字市场的监管原则、构建新的市场支配地位评估体系等方面，更新传统市场的反垄断分析指标。数据作为市场和算法的桥梁，立法者既要充分利用大量数据的潜力和价值，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数据主体的权利。在查明和证实算法违法的基础之上，如何追究算法的责任也成为执法者面临的难题。在对比各个学者提出追究算法的责任方式上，本文建议采用单一经济实体的理论，视算法为算法公司的员工，责任由受雇公司所承担。最后，算法对竞争和消费者所造成的伤害，受害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黑匣子补漏器、增加偏离的可能性等市场的自我规制方法，也可以通过剥离资产的结构救济和强制的透明性要求的行为救济的司法救济方式，以及通过减速法、价格规制、智慧规制、算法设计规制等的行政救济方式，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总而言之，竞争政策制定者应该本着规制和创新并举的理念，既不能对算法危害竞争秩序的行为和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视而不见，又不能过渡干预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发展，以至于贻误经济前进的良机，影响到综合国力的提高，应该为创建真正地自由、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保驾护航。收起

关键词 : 反垄断法算法规制数字经济

7. 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建设研究

[学位论文] 王远均西南财经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赵国良共414页

摘要 : 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网络银行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网络银行是金融产业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网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子商务的关键与核心... 展开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网络银行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网络银行是金融产业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网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子商务的关键与核心，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10月18日，在美国亚特兰大开业的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SFNB)是世界上第一家网络银行，当时其存款金额达1400万美元，遍布全美的客户已达4000多家。有关资料表明，1995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企业纷纷在因特网上建立网站，形成从ATM、POS到无人银行、电话银行，从家庭银行到网络银行的全方位金融电子化服务。在中国，1996年招商银行率先推出“一卡通”网上支付金融服务业务，1998年中国银行进行了第一笔电子交易业务。这标志着我国网络银行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到2004年底，我国网络银行个人客户已达到1758万户，企业用户已达60万户，网络银行交易量达到了49万亿元。由此看来，网络银行诞生后，以其巨大的优势，得以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极大地影响、冲击着传统的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业，甚至有人预言传统的银行业将如同恐龙一样会消失。网络银行在影响、冲击着传统银行业等金融产业的同时，也在影响、冲击着非网络环境下形成、发展的传统银行等金融管理体制和监督制度。传统银行等金融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能否继续适用于网络银行?是否需要构建新的不同于传统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如果不需要构建新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那么如何保证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与传统银行等金融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协调?如何体现和适应网络银行对传统银行等金融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挑战?如果需要构建新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那么又该如何构建新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目前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由七章构成，提出或回答了网络银行“本体论”、“功能论”、“风险论”和“监管论”这四论。 “本体论”：即有关网络银行的基本理论部分，集中体现在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对网络银行的界定是本文立论的基础。本文在对不同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网络银行是重要的金融主体，是指借助客户的个人电脑、通讯终端(包括普通电话、移动电话、掌上电脑等)或其他智能设备，通过银行内部计算机网络或专用通讯网络、因特网或其他公共网络，向客户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银行。网络银行具有一般企业、银行、网络的共同属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中，网络银行的企业性是网络银行区别于非企业类主体的主要标志，网络银行的银行性是其区别于非银行类主体的主要标志，而网络银行的网络性则是其区别于非网络主体的主要标志。然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网络银行的种类、标准、条件、演变及其原因，认为网络银行可以分为本国的网络银行与外国的网络银行、负担银行与直接银行、全能型网络银行与特色型网络银行、法人型网络银行与非法人型网络银行、金融主体类网络银行、非金融主体类网络银行与混合类网络银行，认为提供网络存取款业务是网络银行最基本的判断标准，认为网络银行除应具有商业银行的一般条件外还应具备作为网络主体的特殊条件，认为影响网络银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信息网络技术、金融资本高度集中、金融创新、法规的国际化、网络银行的竞争优势等。 “功能论”：即有关网络银行作用的部分，集中体现在第一章第四节。本文认为网络银行的功能一般是指网络银行所具有的积极的正面的有利的作用或活动，认为应从网络银行系统整体出发进行考察其功能，认为网络银行的功能与网络银行的结构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认为网络银行在具有基本功能、显性功能、正效应的同时还有辅助功能、隐性功能和负效应。网络银行的基本功能指直接满足一定的主要目标要求的功能，包括便利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的支付、提供存款业务功能、提供网络支付业务功能以及提供网络贷款业务功能，其辅助功能指保证实现基本功能所附加的功能，包括信息查询服务功能、网络理财服务功能等。网络银行的显性功能指网络银行的参与者所希求并知道的功能，网络银行的隐性功能指未被希求也未被认识到的功能，隐性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显性功能。网络银行的正效应主要指存款、贷款、支付、结算、提供理财业务、提供咨询服务、提供代理服务等功能，其负效应主要指其风险性后果(如承担的损失、成本、费用)。“风险论”：即有关网络银行风险的部分，集中体现在第一章第一节。本文认为，如果说任何经营活动都有其风险，那么作为银行的网络银行则具有不同于其他经营活动的更高的风险，而且这种高风险还具有系统性、传染性乃至于全球性，这种高风险是由商业银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即其以货币资金作为经营对象)、高负债和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果说在非网络环境下，银行等主体仍然存在风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带来惨重的损失，其典型表现是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那么在网络环境下，网络银行可能具有比非网络环境下的银行更大的风险，遭受更大的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网络银行依赖于现代网络技术及其运用，具有信息服务性、数字性、技术性等特点，同时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 “监管论”：即有关网络银行监管的部分。这是本文的重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第五节，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下文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认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是指有关网络银行管理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权限与职责的划分、调节机制、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其核心问题就是“责、权、利”关系的问题，而网络银行监督制度则是指有关规范和调整涉及网络银行检查、监测和督促活动方面的制度，因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其他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相比，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包括被管理监督对象上的网络性与功能性、管理监督主体上的多元性、管理监督的内容、范围与方式上的“四全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主要论述了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理论依据、历史根源、国际比较与现实基础。第二章进行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的探讨，主要从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理论上回答是否需要构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需要构建何种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构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在是否需要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问题上，应注意将网络银行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考虑，应全面地长远地考虑网络银行的影响因素。在需要构建何种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问题上，认为应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中介组织对网络银行的监管功能，将政府部门监管与中介组织监管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协同作用，以达到最佳的监管效果，认为应优先选择功能型监管模式，同时应适当兼顾、汲取机构型监管模式、目标型监管模式的优势，主张将企业组织结构应用于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建设中去。同时，还分析了构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现实意义。第三章进行纵向研究，在对国外及国际性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各国(或地区)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基础之上的，是传统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继承了传统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中适合于网络银行发展的合理因素，但为适应网络银行产生与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新特点。同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法制等因素综合影响，各国(或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形成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上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第四章为横向比较研究，在对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进行划分的基础上，从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范围、监管标准、监管方式、监管依据等角度比较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异同，剖析了其内在的多种影响因素，认为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建设没有统一的僵化的模式与标准，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或外国模式，而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找到适合网络银行发展的模式与标准，同时也不能采取“盲目拒绝、全面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而应适当地借鉴、吸收与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成功做法。第五章在剖析我国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认为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应纳入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中，是从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具有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认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初步建立了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体，以行业自治自律、社会监督和银行内部控制为辅的银行监管主体体系，逐渐出现了市场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的银行监管理念，开始出现一些专门性部委规章与企业内部规则。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章，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重在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并为此进行进一步的理论与案例实证分析论证。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新颖本文紧扣主题，把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管理学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尽可能准确地采用法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网络银行管理体制及监督制度建设问题。收起

关键词 : 网络银行银行管理体制银行监督制度本体论功能论

8. 中央银行的金融危机管理——基于货币契约论的分析视角

[学位论文] 周轶海西南财经大学 2010年硕士导师: 刘锡良共404页

摘要 :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危机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主要国家央行推出大量以信用宽松和量化宽松为特点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危机管理措施，对危机中受损的货... 展开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危机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主要国家央行推出大量以信用宽松和量化宽松为特点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危机管理措施，对危机中受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弥补，并加强了各国央行的合作力度，起到了补充市场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的效果，舒缓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与以往相比，危机应对中的货币政策不论在政策利率的设定、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范围，还是在政策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以及国际合作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和金融危机管理理论起到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本次危机发源于金融中心、起因于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传导，与以往危机具有不同的特点，必然要求央行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央行视角的金融危机管理十分必要。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的一般性理论——危机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金融稳定理论、最后贷款人理论，发现以上理论单独作为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都略显不足，存在一定的交叉和空白，无法满足建立全面动态的危机管理框架的需要。因此，本文从研究货币的本质开始，认为货币是以某种信用为担保的契约关系的载体，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货币所承载的契约关系的危机，金融危机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契约关系的稳定，但是在不同阶段契约关系稳定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本文用维持契约货币稳定的概念包含了币值稳定、金融稳定和货币存量稳定等概念，从而将货币政策职能、金融稳定职能、最后贷款人职能统一纳入金融危机管理的框架之中，构造出更具有弹性、适应多阶段危机管理需要的货币管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我国国情，构建出我国金融危机管理的三阶段动态框架。本文共分为七章，第1至3章为中央银行金融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第4章是对美联储金融危机管理实践的分析借鉴，第5至7章分别从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个阶段构建我国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的框架。第一章对金融危机管理的概念和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的一般性理论进行评述。首先通过对危机、金融危机、危机管理、金融危机管理等一系列概念的梳理和相关特征、原则的阐述，认为危机是一种过于偏离均衡状态的一种不均衡状态，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体系过于偏离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一种不均衡状态，而不是一个或几个的危机事件（这是反映不均衡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危机管理就不简单的是对危机事件的处置和应对，危机管理应该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既有尽量保持均衡状态的努力，也有及时发现不均衡状态的预警，更有控制不均衡状态恶化的措施，最后还有回归均衡状态后采取的措施适时退出的权衡，以避免在相反方向产生新的不均衡。奠定了本文的金融危机管理突破原有的危机应对和救助的单阶段分析，而形成动态多阶段分析的概念界定的基础。其次，通过对现有中央银行金融危机管理理论的梳理和比较，认为现有理论存在交叉和空白，虽然可以较好地作为危机救助的理论基础，但是作为动态的金融危机管理框架的理论基础则略显不足。第二章从货币的本质研究出发，构造了动态金融危机管理的理论框架基础。本章是全文的核心章节，通过对扩展后的货币本质的探讨，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定债权债务契约关系的载体，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实质都是一定程度的货币契约关系的危机，央行危机管理的实质是维护这种契约关系的稳定即广义的货币稳定，包括币值稳定和货币可接受性的双重含义，而契约关系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信用总水平和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可以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货币管理框架进行了扩展，形成了一个包含多阶段危机管理的动态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危机管理的过程就是维护这种契约关系稳定的过程，由于在危机管理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影响契约关系稳定的突出问题不同，央行危机管理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在危机前阶段，危机管理的重点是防止具有内生性信用货币的发行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第三章对扩展后的货币管理框架进行了深入分析，奠定了中央银行金融危机管理的政策框架基础。由于扩展后的货币管理框架实质上就是央行动态进行金融危机管理的框架，而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只是狭义的货币管理框架。本章比较了货币管理框架在常态和非常态两种状态下的货币管理目标、中介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不同，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加深了对金融危机管理本质在操作层面的认识。特别是本章认为微观流动性代表了货币的可接受性，宏观流动性代表了广义货币的供应。并首次提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传导渠道，认为该渠道是独立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的危机时期特有的政策传导渠道。该渠道成立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最后贷款人内涵的不断演进，中央银行应对危机的实践不断发展，危机中央行能够直接购买的证券的规模和品种大大增多；二是近几十年来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各种证券化产品、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量的不断扩大，使银行信贷的占比有所下降，直接融资比例和覆盖范围达到相当比重，经济主体的选择和预期、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在创造货币供给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银行信贷的不可替代性减弱。第四章对美联储在本次危机中所使用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详细介绍，目的是为我国央行金融危机救助提供操作层面的借鉴。第一节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性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第二节对本次创新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详细阐述，第三节是对支持和参与政府的资本或资产救助计划的介绍，第四节是对与其他国家央行联合采取行动的情况介绍。第五章构造了我国金融危机事前管理的框架，关键词是“预防与预警”。本章认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央行难以控制更为广泛的信用货币是当代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危机前管理的关键在于使社会信用总水平和结构适合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第六章构建了我国金融危机事中管理的框架，关键词是“控制与处置”。本章认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往往会导致信用货币的内生收缩过程，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基本需要，从而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危机管理一方面要对危机蔓延的局势进行控制，避免货币总量的进一步缩减，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刺激内生货币的增长，如果内生货币的增长机制完全失效，则需要用高信用等级的货币来替代低信用等级的货币，来暂时维持信用总量不至于过于缩减。第七章构建了我国金融危机事后管理的框架，关键词是“退出与恢复”。本章认为此阶段的关键是信用水平和结构从应对危机状态向常态回归，公共债务逐步被私营部门债务替代，公共债务比例回到正常水平。本章对金融危机救助措施退出的时机、顺序等进行了探讨，对如何处理我国危机救助过程中的“副产品”，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高、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国进民退”等，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最后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保持社会信用水平和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适应是金融危机管理的本质，但是在危机管理的不同阶段侧重点将有所不同。信用货币的内生属性是理解金融危机频发的关键。缺乏监管是信用货币过多发行的外因，对广义的信用货币进行控制单纯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来控制信用货币过度增长。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和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以及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缺陷是信用货币过快增长的内因，因此必须重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危机前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合理方面，危机中主要表现在扩大内需和提供资金来源、提供高等级债务替代等方面，危机后主要表现在退出顺序方面的配合和制度完善方面。无论在哪个阶段，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往往成为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危机救助措施的退出必须及时适度，因为债务替代过程不可能一直持续，公共债务规模过大必将引发新的危机。退出过程必须对救助措施的“副产品”进行处理，否则会引发道德风险，并可能引致下一次的金融危机。本文的主要贡献即创新之处。一是从货币本质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管理问题，提出基于货币契约论的金融危机管理研究视角。认为货币是以某种信用为担保的契约关系的载体，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货币所承载的契约关系的危机，金融危机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契约关系的稳定，也可以说保持社会信用水平和结构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相适应是金融危机管理的本质，但是在不同阶段契约关系稳定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二是提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是流动性效应渠道。本文在全面深入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方法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进行的系统梳理和比较，发现非常规政策的本质是注入流动性或者说不同形式的资产购买，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一种区别于货币渠道和银行信贷渠道的一种新的渠道“流动性效应渠道”，理解该渠道的关键是影子银行体系、以及微观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的相互加强的作用机理。三是以时间、范围、对策构建了我国金融危机管理的三维动态分析框架。融合了中央银行金融危机管理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从货币契约论的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了我国金融危机管理的三维立体框架。在时间维度上把金融危机管理区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在范围维度上将危机范围分为单个机构危机、金融系统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三个层次，在对策维度上分为应对危机的组织架构、决策过程、政策组合三个方面，并提出在危机不同阶段、根据危机不同规模、建立不同的组织架构和决策程序进行金融危机管理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收起

关键词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危机管理框架货币契约论

9. 全球金融头寸矩阵编制与金融风险传染研究

[学位论文] 朱莉西南财经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聂富强共398页

摘要 : 鉴于在国际资金循环（GFF）范畴下金融风险传染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理论的充实和应用的拓展上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认清现状，这是首要问题。认清GFC后全球失衡新状况、全球资金循环新特征、国际金融风险新... 展开鉴于在国际资金循环（GFF）范畴下金融风险传染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理论的充实和应用的拓展上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认清现状，这是首要问题。认清GFC后全球失衡新状况、全球资金循环新特征、国际金融风险新动向，认清当前统计体系仍存在的信息缺口，认清这些新变化对完善当前统计体系的启示。 2.如何完善GFF统计，为什么要在GFF统计框架下构建全球金融头寸矩阵（GFPM），如何编制出实际的GFPM？ 3.如何基于GFPM构建投入产出式国际资金循环表（IO-GFF），如何利用IO-GFF表量化分析不同金融市场上各经济体的金融风险波及程度？ 4.如何依托GFPM构建国际金融网络（GFN），如何利用GFN刻画金融风险传染效应？ 5.在解决前面几个问题的基础上，笔者从如何进一步弥补信息缺口、改进国际金融统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等角度给出政策启示与思考。为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本文在剖释现状与启示的前提下，从以下三大核心内容进行展开：第一部分：在述评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以当前统计体系下的全球及中国资金循环特征为研究起点，剖析GFC前后国际资金循环演变特征，及当前统计体系仍存在的信息缺口，试图寻找能反映国家之间双边金融联系的国际资金循环（GFF）矩阵。从GFF统计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出发，在对当前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详细梳理的基础上，探索GFF统计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畴，并结合前人已有的尝试性研究，依据相关核算标准，探索在GFF框架下建立GFPM的机理，提出GFPM的编制框架。深入分析和完整解读了目前国际上已有的相关统计调查和数据集，以十五个主要国家为例进行实际编制，最后基于GFPM对危机以来国家之间资金循环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在GFPM基础上，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基本设定，针对国际债券市场、国际银行间市场、国际外债市场，分别构建包含国内净金融头寸和国际金融头寸的具有完整闭环的IO-GFF表。基于列昂惕夫逆矩阵量化分析主要国家金融风险外溢效应，重点对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在不同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波及效应进行动态对比；并运用影响力系数的传统算法和改进算法对比研究主要国家GFC前后资金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第三部分：依托GFPM，构建涵盖242个经济体的国际债券网络、国际银行借贷网络和狭义的GFN。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刻画GFN网络拓扑结构、各经济体中心性与重要性，以及网络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化特征；运用可变感染率SIR模型模拟对网络节点的选择性攻击和随机攻击对整个网络带来的传染效应，特别研究中国被传染的可能性；此外，运用矩阵法，对金融风险传染路径与传染程度进行量化研究，得出与其他量化方法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的结论，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全球与中国如何强化国际金融统计与监测、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论文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在全球与中国资金循环特征与启示方面主要有四个主要观点：第一，90年代至今，新兴市场遭到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反复冲击的重创，累积了大量金融风险；GFC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流入比危机之前更为剧烈，2018年以来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仍进一步增加。第二，中国在双顺差格局下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1992—2017年储备资产累计增加额与中国跨境资金净流出累计规模大致相当，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这26年间积累的国际资本流入净额，刚好等于误差与遗漏项目隐含的私人资本流出净额总规模；另外，中国跨境资金流入量与世界宏观经济周期保持高度一致，目前处于新一轮周期的波峰。第三，中国国际收支未来会继续演变成顺逆差交替的格局，跨境资金继续呈现双向流动趋势，金融风险将更加变化莫测。第四，无论是全球失衡演变历程还是全球资金剧烈震荡情况，当前统计体系只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观察一国与外部的金融联系和均衡情况，还无法从跨境双边数据进行具体分解，以致国家之间的风险暴露和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的传染途径还无法得到较好的反映。在国际金融网络复杂性方面，有以下五个主要发现：①现实世界的GFN兼具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性。②GFN整体连通性相当高，且仍在增加中，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少数欧洲国家通过不同金融项目连接了世界上几乎95%的国家，但若将边的权重的因素纳入考量，那么美国由于其庞大且持续增加的金融规模，理所当然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中心的国家。③GFN系统性风险达到了危机后的最高水平，且平均路径长度持续变小，集聚系数也非常高，反映了危机在网络中传染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大。④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和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增强，而欧洲主要国家——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爱尔兰的相对重要性则有所减弱。除了节点强度最大的英国和美国之外，重要性和中心性较高的法国、日本、瑞士、德国、马恩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和比利时等都是传染性较强的国家（地区）。⑤中国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活跃度比2007年有所增加，位次提升，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另外，虽然中国对外金融活动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在GFN中的桥梁作用仍不够显著。结合几种实证方法的结果可看出，虽然主要国家在外债市场上的资金波及效应在GFC之后有所减弱，但从整个网络看全球系统性风险仍在增加，结合上述全球资金循环的新特征可看出，与发达国家相反，新兴市场在GFC后的资本流动比GFC之前更为剧烈，说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正从深受危机损害的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新兴市场经济体，且目前已累积至一定程度，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正在增强。本文的探索性研究涵盖内容较为广泛，既包含了GFPM的编制，又包含了依托GFPM的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也结合了经济统计、金融统计和复杂网络方法，为金融风险国际传染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科学的数据基础、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法，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出铺垫。其中，较有新意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完善GFF统计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了GFPM的编制方法。将GFF统计扩展到包含国际资金流量与存量、包含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探索了GFPM的编制方法，完整解读了其基础数据来源和相应的统计标准；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利用RAS法等适当的方法进行了一致性和协调性处理，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解释实际经济的适用性；将债务证券加入GFPM中，以更好地反映国际债券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国际间的流动；将储备项目的细项按照外币流动性进行细分，以更好反映外汇风险暴露状况；将SNA2008中提出的三维表的理论框架进行转置使其更符合投入产出分析表式；将其他投资基础数据来源由国际银行业总资产负债数据（涵盖了银行业的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项目），改为国际银行业存款和贷款数据。最后利用实际数据，编制了涵盖国内净金融头寸和国际金融头寸的完整GFPM。第二，基于GFPM编制了IO-GFF表，量化分析了主要国家的金融风险波及效应和波及系数，得出较有新意的结论。编制了具有完整闭环的IO-GFF表，借鉴列昂惕夫逆矩阵和影响力系数分析的测度思想，量化研究了主要国家的资金运动对其他国家的金融风险波及效应，测算一国因债务违约和迅速撤资对他国带来的损失程度。进一步结合了传统算法和改进算法的影响力系数，分析一国在全球的资金影响力和感应度。具体揭示出：2017年与2007年相比，主要十五国在外债市场上资金拉动力与推动力普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各国排位有一定调整；欧洲四个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资金波及效应和波及系数都较大，而中国较小；根据改进算法的影响力系数结果显示，美国、英国凭借其巨大的金融规模与实力，其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的波及系数远大于其他国家。第三，依托GFPM构建了GFN，借鉴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实证研究了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得出极具现实意义的结论。依托GFPM构建了涵盖242个经济体的加权有向国际债券网络、国际银行借贷网络和国际金融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刻画网络结构和网络系统性风险动态演化特征；并将可变感染率SIR模型和矩阵法的应用拓展至金融风险国际传染领域，实证研究了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机制，识别出了在风险传染过程中可能对中国造成影响的国家（地区）。结果揭示出现实世界的GFN同时具备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性，传染效应类似于无标度网络的传染特征，网络表现出稳健而脆弱的性质，随机冲击不会造成传染，而对Hub节点的冲击会使得网络极其脆弱，传染很可能大范围迅速发生。当前GFN上的系统性风险达到危机后的最高水平，相对于国际债券网络，国际银行借贷网络的传染效应更强，速度更快。对中国来说，需重点关注美国、英国、日本和香港，还需关注重要性和中心性较高的法国、瑞士、德国、澳大利亚、卢森堡和比利时等传染性强的国家。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国际共识。在此指引下，世界经济新格局、国际政治新秩序正在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在迎来无限生机的同时，也伴随着无限的风险。全球资金循环及其带来的金融风险国际传染问题会变得愈加复杂，虽然本文在一个较“庞大”的框架下做出了比较“庞大”的研究，但除了统计数据这一客观条件之外，由于对象、问题和方法的复杂性，诸如国家之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金融风险的间接传导机制、各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等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收起

关键词 : 国际资金循环全球金融头寸矩阵金融风险传染效应

10. 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学位论文] 张建东西南财经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辜堪生共391页

摘要 : 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以提升居民思想道德素质、规范居民价值秩序、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己任的社会实践活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遭遇由社区人员构成异质化、空间碎片化及阶层区隔化等带来社区价值多元失序、公共政治文化... 展开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以提升居民思想道德素质、规范居民价值秩序、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己任的社会实践活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遭遇由社区人员构成异质化、空间碎片化及阶层区隔化等带来社区价值多元失序、公共政治文化低迷、精神家园贫瘠等现代性困境的同时，也正在获得源自治理精细化带来社区治理结构重塑、社区组织结构调整、社区公共性再造、社区交往关系再生产等结构性力量的支持。那么问题在于，这些由治理精细化带来的“结构性力量”是如何作用于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会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哪些影响、提出哪些要求？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如何积极回应并适应这些作用和影响，能否有可能在城市社区中生长出一种持久性的、一般性的、且具有普遍推广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模式？根据这些基本问题，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交叉学科分析法、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问题逻辑（为什么）—理论上是什么、应该怎样—现实中应该怎样、现实中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去做”的分析思路，采用“理论基础—新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发展趋向—案例分析—模式建构”的研究框架。论文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不仅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置放到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总体性导向和视野下进行考察，而且将“治理精细化”本身作为一种能够突破落后社会管理体制藩篱、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知识工具进行辅助性剖析。据此，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研究。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来最大程度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效用和追求良性、善治及更高层次“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其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治理的总体趋势和要求，也是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追求的积极回应。坚持“人民更多获得感”的实现、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和谐有序共治局面构成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城市社区有其特有的概念表征和存在形态。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在理论逻辑上最为核心的表现为“理论立足于生活逻辑的实践性转化”，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不断提高社区居民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并使居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得到不断满足，进而在社区生活共同体中建构良善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治理精细化”与“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共同服务于“美好生活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两者之间能够超越各自学科理论特质，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过程中达成彼此在理论上的通约。以社会治理精细化为导向开展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包括唯物史观群众主体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理论、社区认同理论等。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功能定位和实践品性，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置放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总体性导向和视野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层级性特征，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美好生活时代“社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目标是促进城市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创造主体之生成，现实目标是促进居民形成与美好生活追求相符的现代人格。从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维度言说，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体现为从不同层面更加精准地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包括：引导居民形塑科学信仰、规范居民的基本价值秩序、涵育居民的公共品质、疏导居民的消极情绪、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建构社区利益调处机制等。作为一项社会治理领域的系统工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推进同样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包括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人本化、过程细节化、手段信息化、操作精准化、制度清晰化等要求。社会治理精细化不仅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这种发展契机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向的强劲导向功能上。首先是促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精细化”能够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破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及互相戕害困境，从而为促进二者和谐互动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其次是促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转换。主要体现为促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客体由“消极”转向“积极”、介体由“传统”延至“现代”、环体由“同质”走向“多维”。再次，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日益趋向于建立一种小微型的治理结构。小微型治理结构能够打破社区成员间的陌生人状态，从而有助于形塑一种全新的小微多样社区人际交往形式—“微交往”。“微交往”中的人际互动能够促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向。复次，社会治理精细化所秉持的共享发展理念，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依托，它的落实又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动力保障，同时也奠定了最为深厚的民心动力支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成都市四个不同类型且具有显著治理精细化特征的城市社区作为个案，并对这些个案社区在治理精细化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益探索进行了尽可能的细致考察和完整呈现。对案例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个案社区与研究论域的符合度及其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对个案社区推进治理精细化的具体操作进行了简要总结。在此基础上，对四个个案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有益实践成果进行了“叙议结合”式的考察和分析。这些有益探索既体现了四个个案社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独特个性，同时也以“共性”的方式体现了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中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整体趋势，为我们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大意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启发。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尝试建构一种能够尽可能涵括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样态一般性特征的，且具有普遍可推广性指导意义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创新模式。首先，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的建构绝不是出于纯粹主观的空洞抽象，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它立足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坚持“两个结合”基本原则、以满足社区居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为根本旨归。其次，这个理论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居民美好精神生活诉求征集机制、诉求回应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主体创造机制四个方面。再次，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社区治理的运行架构有着“天然”的依附性和适应性。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模式的运行架构主要呈现为“双线运行、三级架构”的形态，在此基础上，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的运行架构总体上呈现为“一核引领、三线运行、多方协同”的形态。复次，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在运行路向上体现出了鲜明的多维性和系统性。具体包括：在理念维度，要通过树立“微治理”理念来唤醒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在价值维度，要通过营造社区“微文化”来面向居民开展潜移默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制度维度，要通过引导居民共商共制社区“微制度”来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在组织维度，要以“微组织”为平台对居民的交往意识进行培育；在服务维度，要通过“微服务”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人文心理关怀；在技术维度，要以“微媒体”介质为社区居民营造广泛的人际互动空间。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社会治理精细化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劲的导向作用。治理精细化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塑、组织结构的调整、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公共性的再造等方式，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组织网络、社区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等支持。第二，以治理精细化为导向，能够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立足于社会治理系统变革而反思“自我”的知识工具，使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反思和检省建立在对“粗放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批判基础之上，能够有效避免以往忽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等核心要素，而单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范式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考察的思维局限。第三，从当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进程中探索出的诸多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成果来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观上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精细化表现形态，通过对这些表现形态进行综合概括，在理论上能够上升为一种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创新模式。因为治理精细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治理的总体趋势，所以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某种意义上也能够代表当下我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创新发展趋势。总体来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导向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实践表现形态的综合概括，它所反映的是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粗放转向精细的基本运行状态。需要强调的是，“精细化模式”并不是脱离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轨道“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理论、方法基础上，把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创新以来探索出的新经验、新思路、新方法概括出来，形成一种能够适应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求的、有序且便于应用和操作的运行方式，也可以说是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想政治教育“解题方案”。从这个视角来讲，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模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运行思路，而不是提供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收起

关键词 :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精细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