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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学位论文] 田孟华中科技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贺雪峰共494页

摘要 : 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 展开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收起

关键词 :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政策偏差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机制

2. 土地与政治集体土地制度的政治社会学研究

[学位论文] 杜鹏华中科技大学 2018年博士导师: 贺雪峰共274页

摘要 : 土地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本文是关于“土地政治”的理想型探究。不同于产权范式的解构路径，本文立足于集体土地制度实践的内部过程与延伸脉络，阐释土地政治化的路径和机制，揭示基层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和演化逻辑，进而回答复杂基层社会的善治秩序... 展开土地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本文是关于“土地政治”的理想型探究。不同于产权范式的解构路径，本文立足于集体土地制度实践的内部过程与延伸脉络，阐释土地政治化的路径和机制，揭示基层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和演化逻辑，进而回答复杂基层社会的善治秩序如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土地是政治的起点。村庄视野中的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对象，具有总体性意义。在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中，村庄社会秩序实现再生产，土地的社会生命逐渐展开。土地与村庄形成本体性关联，并表达为土地秩序。土地秩序不仅吸附和沉淀了村庄生活政治的内容，而且需要面对和回应土地使用价值的实现需要，因而具有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土地秩序定义了农民与集体、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底蕴。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的政治化重构了基层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拓展了土地的原初意涵。具体而言，土地的政治化不仅通过政治过程激活村庄社会，而且将村庄社会纳入国家政治调控，推动土地市场化的稳健转型。首先，土地政治过程是土地政治化的基础，赋予土地政治化以嵌入基层社会的深度。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农民集体在政治过程中逐渐生成，并实现对土地秩序的调控和配置。土地秩序沉淀的生活政治内容导入政治过程，经由主体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等机制，实现政治性的凝聚和析出。土地政治过程打破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狭隘性，孕育了以“农民集体”为内核的基层政治共同体，激活了集体的自主性。其次，土地政治系统是土地政治化的拓展，赋予土地政治化以通达国家政治的高度。土地剩余的政治化和土地空间的政治化定义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资源流动模式，从而抑制了资源耗散，塑造了农民的政治认同。经由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政治过程释放的政治效能转化为国家政治调控的基础，从而建构了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同一性。基层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系统之中，成为政治系统循环的产物。再次，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同一性构造了土地市场化的政治空间，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成为土地市场化的政治通道。集体不仅通过内部市场调控维系了土地退守秩序，而且通过外部市场调控维系了土地发展秩序。集体的弹性减缓了土地市场化对村庄社会的分化效应和对国家政治的阻隔效应，维系了农村土地转型秩序的稳定与正义。土地的政治化拓展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彰显了集体的自主性。集体扎根于富有弹性的土地秩序之中，促进了土地价值的有效实现和政治升华。基于土地秩序的政治调控，集体嵌入村庄的同时避免锁定于村庄，通达国家的同时避免依附于国家，面向市场的同时避免市场吸纳。集体由此整合了农民利益表达、国家政治需要和土地市场分化，以能动性的姿态适应了复杂、变迁的乡村社会现实，并展现为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基层政治共同体。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的政治化凝聚了厚重的政治性，具有浓厚的秩序整合倾向。厚重的政治性奠定了基层善治的基础，激活了通达人心的政治正义，充分释放了农民的政治主体性。为了回应基层社会中的土地矛盾，国家推动了政治土地向权利土地的转型。土地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农民权利问题。权利土地抑制了集体的自主性，导致政治过程断裂和政治系统失衡，割裂了农民、集体与国家的政治关联，土地秩序陷入紊乱、破裂和失控的状态。土地市场化长驱直入，引发集体的“政经分离”，集体的政治生命终结，土地日益“去政治化”。面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复杂现实和渐进转型，有必要立足于基层善治的辩证思维，赋予集体土地制度一定的实践空间，进而找回土地的政治性，这是扭转政治失衡、建立基层善治的根本之道。收起

关键词 : 土地秩序集体土地制度土地政治化政治社会学

3. 治腐之道——转型期N县村干部腐败治理研究(1999-2019)

[学位论文] 冷波华中科技大学 2020年博士导师: 贺雪峰共241页

摘要 : 本文以浙江省N县为田野研究单位，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案研究法，历时性地考察当地村干部腐败治理实践，并以基层政府的权力实践为切入点，对转型期村干部腐败治理进行机制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效率目标，赋予了县级... 展开本文以浙江省N县为田野研究单位，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案研究法，历时性地考察当地村干部腐败治理实践，并以基层政府的权力实践为切入点，对转型期村干部腐败治理进行机制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效率目标，赋予了县级政府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并将GDP指标几乎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唯一标准。县级政府开启了GDP竞赛模式，通过经营企业、土地和城市等方式不断发展经济，进而给乡镇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治理任务。由于乡镇政府制度性治理资源的不足，乡镇政府就与村干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为了创造一切条件发展经济，县级政府也默许了乡村利益共同体。在乡村利益共同体的作用下，县乡政府塑造了庇护型权力结构，主动规避了农村治腐制度，弱化了基层监督部门的作用，造成了村干部腐败治理的制度失灵。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加强了稳定目标建设，条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县级政府的考核方式从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而且上级职能部门还会开展大量的督查工作，促使县级政府越来越注重行政过程的规范化、制度化，腐败治理也逐渐成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村干部腐败占据了县域腐败的主体部分，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严重威胁了县级政府的稳定目标建设。为此，县级政府主动打破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进而在乡村社会塑造制衡型权力结构。县级政府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塑造了制衡型权力结构。在纵向上，县级政府通过推动监督下乡，在乡镇形成了权威型监督体制，在农村形成了低成本举报模式，最终塑造了制衡型乡村权力结构，促使乡镇政府与村民联合制衡村干部；在横向上，县级政府通过输入复杂制度，推动了村级组织主体复杂化和村级治理规则复杂化，最终塑造了制衡型村级权力结构，促使村级组织内部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在制衡型权力结构的作用下，村干部权力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制约，村干部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然而，随着稳定目标和规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村干部腐败治理过程中出现了“顶格管理”倾向。这种“顶格管理”超出了村级权力制衡的限度，在农村基层实践中容易遭遇不适应，结果是村干部失去了主体性和积极性，日益影响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缓解治腐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县级政府在保证村干部权力行使规范的基础上，也根据农村实际适当调整了权力制衡模式。不过，县级政府自主调整的空间还是有限的，当前还需要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否则将会不断滋生形式主义行为。基于以上的认识与分析，文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制度主义视角难以呈现制度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基层政府行为纳入解释框架，才能更好地分析村干部腐败治理实践。第二，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条块关系建立了不同的政策目标，条块关系调整给基层政府带来了不同的组织制度环境，促使基层政府形塑出了不同的权力结构，最终给村干部腐败治理造成了不同的后果。第三，村干部腐败治理需要合理界定村级权力运行的制度空间：一方面要对村级权力进行规范管理，防止村干部的权力寻租；另一方面也要赋予村级权力一定的自主性，避免消解村干部的积极性。收起

关键词 : 村干部腐败治理绩效考核庇护型权力结构制衡型权力结构

4. “有为集体”:乡村文化建设困境的破解之道——以浙江X村为例

[学位论文] 蒋芜娟华中农业大学 2022年硕士导师: 周娟共59页

摘要 : 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发展背景下，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的统筹发展。但是，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着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文化建设供需错配和文化价值生产能力不足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浙... 展开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发展背景下，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的统筹发展。但是，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着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文化建设供需错配和文化价值生产能力不足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浙江省X村成功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案例分析，尝试提出破解乡村文化建设困境的可行路径。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浙江省X村的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发现浙江省的X村通过主动向上争取项目、吸纳村内的精英群体、创建多层次的文化活动以及帮助建设社会组织等方式，实现了村内文化建设资源的引入、村内文化建设主体的激活、文化建设供给体系的完善以及村民们的有效组织，从而促进了该村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落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村集体能够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是由于政府资源的硬激励和村干部表达性需求的软激励等的双重作用所致，且村集体在乡村文化建设之中还会受到基层治理的规范化运行和熟人社会的内部约束等社会基础的限制。最终，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尝试对这种成功案例进行简要的总结和一般化的提炼，得出村集体可以通过做好资源的有效链接、实现主体的多元激活以及保障供给的多层次性来破解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困境。通过对浙江省X村的文化建设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有为集体”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中间组织和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在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具有回应村民需求和承接上级行政任务的自主性能力。它对上以上级政策为参考点，对下以村民实际需求的落脚点，将各个行为主体和乡村资源进行整合和再分配，能够突破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建设面临着更为急迫的需求，如何激活“有为集体”这一内生力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收起

关键词 :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战略目标

5.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研究——以安徽省蒙城市坛集镇大任村为例

[学位论文] 秋美中央民族大学 2012年硕士导师: 姚丽娟共55页

摘要 :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快速转移，农村社区被逐渐空壳化为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居住地。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功能日趋弱化，在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等... 展开

关键词 :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城市化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