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舍勒整个哲学范围内，一种历史哲学总是被预告和期待，却又总是因无法得到系统的落成而无限期地延宕，这一遗憾不管对于哲学家本人，还是对于历来的研究者皆是如此。我们将依据舍勒思想转变的分期来重构与整合他散落在各个作品中的历史观，因为舍勒... 展开 在舍勒整个哲学范围内，一种历史哲学总是被预告和期待，却又总是因无法得到系统的落成而无限期地延宕，这一遗憾不管对于哲学家本人，还是对于历来的研究者皆是如此。我们将依据舍勒思想转变的分期来重构与整合他散落在各个作品中的历史观，因为舍勒本人的语言风格，以及不幸早世，这些观念就只是晦暗不明的碎片，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冀望一个有意义的可以统合在“历史哲学”这个标题之下的整体。以1922年为界，我们看到舍勒在这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中是如何从深受现象学的影响，越界走向了完全的形而上学，基于此，舍勒的历史哲学也更多地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现象学的时期，舍勒主要讨论的是历史学或历史思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前提条件，而在形而上学的阶段，他则开始对作为绝对生成的精神与生命二元斗争的历史过程本身进行沉思。相比之下，前者是批判的、反思的；而后者则是思辨的、实质的。 我们还可以在笼统归于现象学的时间段里重新强调出往往被忽视的属于新康德主义者的阶段，大致在1911年以前。当然，这种分期法并不影响我们关于舍勒历史哲学主要是两种形态的这个结论，因为在其早期阶段的典型文本《历史科学的基础》本就是对于历史科学的认识论前提的探讨，它和中期主要著作《伦理学中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的伦理学基础共同组成了一种元-历史学的奠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期可能会比较着意说明历史思维和历史科学在一个活生生的、流动的意识主体上的发生奠基，而中期则是在其价值-人格的现象学伦理学框架中更加偏重元-历史学的结构性奠基。 总而言之，舍勒在现象学的大阶段中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得出了一门能够表象人格生成的历史学，我们称之为人格史-历史学，同时这种历史还是一种典范史和理想史，而不仅仅是现实的历史与实证的历史。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