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传统经济学将其归因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技术革新等，但这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制度变迁的引入，为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经济增长... 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传统经济学将其归因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技术革新等，但这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制度变迁的引入，为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经济增长是经济环境中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表象的背后，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来激励经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但是，中国的制度模式明显区别于西方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传统制度范式。因此，探寻中国独特的制度因素已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方向。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涵盖国家政体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以财政分权为主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作为改革过程中的关键点，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预算制度、税收制度、财政体制三个方面构建的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因此，构建一个多级政府框架，该框架能够更好地呈现财政分权的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异质性，反映出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模型，成为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文共有7章内容，基于以经验事实说明问题、构建模型分析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解决问题的思路，研究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经济波动和环境政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且通过反事实分析和福利分析评价政策效果。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描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其次，概述了国内外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现状。最后，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总结现有相关文献的缺陷或者需要改进之处，以此突出本文的研究价值。 第三章为中国财政分权理论的实践。简单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级包干财政体制和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并且深入分析了各阶段财政体制的影响。 第四章为城乡异质性与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效应。首先，通过SVAR模型分析政府城镇投资支出和政府农村投资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经验事实，为政府投资支出对总产出的正外部性这一关键性假设提供经验事实支撑。其次，在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模型中嵌入了企业异质性特征，即将厂商划分为城镇厂商和农村厂商，并且在城镇部门和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分别引入了政府投资支出对总产出的正外部性，依据分税制特征，考察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成”比例，由此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多级政府新凯恩斯DSGE模型。 第五章为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政府支出乘数。首先，通过SVAR模型分析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经验事实，为政府投资支出对总产出的正外部性和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两个关键性假设提供经验事实支撑。其次，在第四章的多级政府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了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引入了地方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和政府部门自身消费的偏好，并引入了多级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扭曲对债务规模的内生反应机制，该模型较好地刻画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特征。 第六章为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首先，在第四章多级政府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代表性家庭效用的负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以外的支出对总产出的正外部性，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等特征，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引入地方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偏好。其次，利用1996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4季度的相关数据，运用贝叶斯极大似然估计模型参数，深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于非环境治理支出背后的动机和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最后，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财政支出分权度和财政收入分权度变化的反事实分析以及福利分析。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展望。概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提供政策参考，展望未来的研究重点。 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政府支出乘数的研究发现：（1）政府投资支出对总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同时对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但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正外部性大于中央政府投资支出的正外部性。政府投资所产生的总供给效应可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政府消费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在长期，负的财富效应会完全“挤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有益于刺激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消费支出会“挤出”居民投资，从而不利于资本存量的增长。在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的市场特征下，政府消费支出的暂时性增加扩张了总需求，导致价格水平上升，因此通货膨胀率在短期上涨。此外，居民投资的减少引起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从而边际成本上升，也会导致在短期出现通货膨胀。（2）深化财政分权使得多级政府支出结构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在短期的波动幅度更大，总产出、居民消费和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 第二，城乡异质性与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农村投资支出的正外部性比城镇投资支出的正外部性更大。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的效果比中央政府投资支出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的效果更加明显。政府城镇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恶化产业结构失衡，而农村投资支出增加则有益于缓解产业结构失衡。（2）深化财政分权后，政府投资支出的正外部性将进一步增强，总产出、城镇部门产出和农村部门产出会持续增长。然而，政府城镇投资支出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也会更大，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在短期的下降幅度更大，而劳动供给在短期增加。 第三，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以外支出对产出的正外部性在短期略大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以外支出对产出的正外部性。征收碳排放税使得厂商面临边际成本增加，生产意愿下降，从而导致产出下滑。政府支出增加会造成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总产出的增加导致碳排放增加。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以外支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大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以外支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但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要强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征收碳排放税有益于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主要是因为征收碳排放税会导致产出水平下降，从而碳排放量也会随着产出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深化财政支出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冲击对总产出的正向作用，但抑制了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冲击对总产出的正向作用。碳排放税冲击对产出的负向影响会随着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 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基于对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本文认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以GDP为主的政绩观是导致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好于投资支出以追求地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机。因而，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适当提高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民生指标在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中的比重极为重要。 第二，多级政府财政支出乘数的结果表明，尽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果优于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效果，但地方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支出所滋生的重复建设、腐败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也值得去思考。 第三，更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范围，激励地方政府调整支出结构，兼顾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规范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第四，加大农村财政支出力度，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有力的财力保障，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五，制定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加强排污监测与管理，逐步完善环境规制。在强化财政分权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削弱财政分权所造成的环境负效应。 本文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点： 第一，本文以财政分权为视角，基于DSGE分析框架，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和经济激励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深入分析多级政府部门财政支出结构和税收扭曲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同时，通过定义多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乘数，定量分析多级政府部门的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大小。 第二，本文以财政分权为视角，基于DSGE分析框架，考虑了中国典型的城乡异质性特征，研究多级政府部门投资性财政支出作用于农村部门和城镇部门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特征。同时，通过定义总量支出乘数和结构性支出乘数，定量分析政府支出对各部门及总产出受到的影响。 第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级政府新凯恩斯E-DSGE模型，该模型包含环境污染对代表性家庭效用的负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以外的支出对产出正外部性、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等特征，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引入地方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偏好。以此探索在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于环境治理以外支出背后的动机和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