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评估是我国一项运作四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目前确保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高等教育评估政策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 展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评估是我国一项运作四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目前确保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高等教育评估政策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是束缚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我们必须持续做好对既有的高等教育评估政策文本的再认识、再分析工作。 本研究把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高等教育评估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一定的筛选原则搜集到217份政策文本，从总体层面以及政策工具层面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总体层面的情况主要从我国政策主体发文情况、政策文本类型以及政策年度数量分布情况三方面展开梳理。 政策工具层面的分析主要包括对政策工具运用情况的总体分析以及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析。本研究采用Ingram和Schneider对政策工具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具体的政策文本内容对五种政策工具进行细化，对每个政策工具建立相应的子类目，以“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章节－要点排序”为原则对搜集到的217份政策文本的内容逐一拆解，对解构后的分析单元逐一编码，将定义后的分析单元归入每个政策工具相应的子类目中，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政策工具运用情况的总体分析以及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结合政策文本，基于相关理论，通过逻辑分析、推导与解读从而得出以下结论：(1)权威工具存在异化倾向；(2)权威工具在一些方面使用不足；(3)信息工具在一些方面使用不足；(4)激励工具存在异化倾向；(5)符号和规劝工具使用不足；(6)自我评估工具存在异化倾向。 最后本文根据研究发现，提供了相应的优化路径：(1)增加学习工具的运用，加速政府职能转型；(2)合理运用权威工具，实现政府与高校、社会功能的耦合；(3)增强信息工具的运用，最大程度的推进信息公开；(4)增加符号和规劝工具的运用，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