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信托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还是传统上的离岸法域，都极为重视信托制度在调节本国国民的资产配资、吸引国际资本、便... 展开 随着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信托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还是传统上的离岸法域，都极为重视信托制度在调节本国国民的资产配资、吸引国际资本、便利跨境投资等方面中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法律移植或者本土化的方式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信托制度。 虽然基于普通法传统的信托制度在各国的立法中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依然难免因为国内法的差异而出现的在跨国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冲突以及在信托识别与承认等环节上的障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1985年签署并于1992年生效的《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球唯一一个信托国际私法条约。《公约》填补了信托法律适用国际立法的空白，并为许多没有信托法律制度的国家和有信托制度而没有信托冲突规则的国家提供了构建信托法律制度的蓝本和一套法律适用规则，推动了信托制度全球化。在国际经贸条约立法的迟滞背景下，国际私法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日渐受到重视，《公约》的价值日益受到各国重视。晚近以来，瑞士、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巴拿马等际纷纷加入或批准《公约》以保证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制度竞争力。 本文在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国际信托立法的趋同化和国际信托流动需求持续增长的现实中，以全球私法治理的视角研究《公约》，试图结合《公约》的制定背景和谈判经过，厘定《公约》的适用范围，探讨《公约》项下的信托准据法的选择以及信托的承认，并通过分析考察十四个《公约》缔约国的信托法及信托冲突法文本现状，阐明《公约》的实施情况。本文最后在前述基础上专门分析了我国涉外信托的法治现状，探讨了我国批准《公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信托全球化与私法治理背景下的《公约》”研究了英国普通法传统的信托制度的历史演进以及信托制度的全球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普通法系国家抑或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混合法系国家，欧陆、亚洲、拉丁美洲等各国都在试图移植英国普通法的信托制度，虽然各国信托法的立法趋于相同或相近，但是依然避免不了在具有国际性因素的信托关系中出现法律冲突和承认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以海牙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私法条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此本章专门介绍《公约》的缔结的近因和远因以及缔约的过程，并同时勾划了《公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公约》的适用范围”研究了《公约》适用的国际信托类别。《公约》涵盖的信托类别主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考察。由于普通法中信托种类繁多，本章也探讨了不属于《公约》调整的信托类别。鉴于《公约》排除了适用普通法系国家常见的司法宣告信托这一类别，本章也根据谈判文献和各国实践分析了《公约》排除适用司法宣告信托的因由。考虑到确定《公约》的适用范围，首要确定的是国际信托的识别问题，本章同时探讨了《公约》对信托特征的描述是否可以构成信托关系识别的排他性根据，以及信托先决问题是否能够被涵盖的问题，因此虽然《公约》很明显排除了适用于先决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本章对有关先决问题理论争议的探讨。 第三章“《公约》的准据法的选择”研究了《公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信托准据法选择问题。《公约》采纳了美国与欧盟冲突法革命与变革以来的新观点和新原则，首先是信托准据法选择的意思自治原则，笔者从该原则出发探讨其理论逻辑及《公约》所规定的准据法明示选择和默示选择的适用规则。同时也分析了《公约》谈判过程的争论较大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否受信托的客观联系因素限制的问题。其次是信托准据法选择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问题，文章分别从信托财产管理地、所在地、受托人居住地及目的实现地四个特征性履行因素和信托自创设到存续期间的时间因素探讨该原则，并对《公约》没有重视的遗嘱信托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也作了探究。再次是信托准据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准据法应该调整信托的有效性、解释、效力及管理等问题，特别是《公约》所列的十个事项。由于准据法的适用范围问题涉及到信托管理等信托实体法的内容，也是国际信托关系的争议所在，需要从信托基本制度和结构进行深入探讨，才能正确理解《公约》条款的内涵。最后是信托准据法的可分割适用原则，该方法使《公约》的法律适用规则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本章从“可分割适用原则”的学理和争议出发，探讨了信托可分割适用的问题，以及在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的分割适用的情形，还阐明了不能由信托条款控制的事项。本章最后是信托准据法的变更问题，这个问题在《公约》缔约期间分歧较大，由于信托存续期间准据法的变更可以使信托“搬家”，也可以使当事人挑选法域。本章还探讨了准据法变更的法理，一些国家允许准据法变更的立法实践，辨析了信托最初适用的法律以及信托存续期间法律内容的修改等突出问题，并分析准据法变更的溯及既往、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及可分割要素在变更中的适用等特殊问题。 第四章“《公约》的适用除外与保留”探讨了《公约》不适用或者被排除适用的问题。首先，《公约》可以因为冲突法规则指向的准据法没有规定信托制度或者没有指定的信托类别而导致《公约》目的落空。其次，因《公约》为了获得更多国家的批准规定了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直接适用的法、公共秩序保留以及财税主权豁免等排除《公约》适用的情形，本章从《公约》的谈判争议点出发，深入的探讨了这几个排除规则的立法经过以及缔约国的履行情况。最后，本章讨论了《公约》允许缔约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包括扩展适用到普通法国家很熟悉而大陆法系国家很陌生的司法宣告信托、对信托承认的限制权利、《公约》适用时间是否回溯的保留以及多领土单位国家对《公约》适用范围的保留等问题。 第五章“《公约》的信托承认”研究《公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即信托的承认问题。信托的承认是信托得以全球流动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信托的承认不同于承认外国判决，其具有独特的逻辑。本章首先探讨了国际信托承认的法律内涵，通过与其他公约对“承认”涵义的比较，进而分析了《公约》规定的承认的最低标准以及具体要求等法律效果。其次探讨了拒绝承认的立法目的以及《公约》拒绝承认条款的谈判背景和经过，并梳理了拒绝承认在英国和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以及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对《公约》信托注册登记事项的国内法实施现状。 第六章“《公约》在缔约国的实践”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角度探讨了《公约》在十四个缔约国的施行情况。《公约》目前一共有十四个缔约国，有普通法系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大陆法系的意大利、荷兰、瑞士、卢森堡和马耳他，也有混合法系的塞浦路斯、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巴拿马。这些国家分布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既有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也有传统和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的国家在批准《公约》前就具备本国信托制度或类似制度，有的国家是在批准《公约》的同时移植了信托制度，有的国家在批准《公约》依然维持没有信托实体法，这些国家在施行《公约》的过程中情况各异，本章对以上国家和地区的信托制度和《公约》的本地化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第七章“《公约》与中国信托冲突法体系”在分析了我国涉外信托的法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准《公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由于我国信托实体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信托冲突法规则又过于简单僵化，导致了我国无论信托实体法还是冲突法均无法满足我国所面临的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托国际化的挑战。在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和吸引全球资本流动的国内背景下，在各国展开的以制度建设与优化为基础的法域竞争中，中国难以获得优势。我国信托制度和冲突法规则得不到及时完善，将使我国的信托法制在国际信托事务中被选择、被适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本章提出我国可以通过研究《公约》的立法成就，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公约》其他缔约国加强国际交流，获取国际信托立法和实践的经验；也可以通过签署或批准《公约》加强对其研究以助推我国的信托制度和冲突法规则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倒逼国内立法机构对信托实体法和冲突规则的修改以面对21世纪信托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本章从《公约》与我国的信托实体法、法律适用法和财税法律制度的兼容性方面论述了批准《公约》的可行性；从我国两岸四地多法域的特征与政府当下大力推动的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基础论述了《公约》的可适用性；从全球法域竞争和推动国内信托实体法和冲突法完善的角度探讨了批准《公约》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背景下，批准《公约》对我国更具有必要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