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 展开 “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⑵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⑷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