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自治试点以来，尤其是1998年11月《中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威结构正在发生某些令人关注的变化。其中，如何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展开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自治试点以来，尤其是1998年11月《中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威结构正在发生某些令人关注的变化。其中，如何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因为在不少农村地区，两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影响到村庄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出于对农村问题的现实关怀和政治转型研究的学术兴趣，本论文将村民自治中的两委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 为了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不但需要了解两委关系问题的现状，而且需要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制度性背景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为此，论文首先考察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公共权威的历史建构及其结构性特征。第一章从行政设置演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组织演进三个维度，叙述了农村基层公共权威的全能化趋势，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与村“行政”组织(在历史的时序中其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先后为行政村、高级社、队委会与村委会)关系格局的生成。简言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村庄微观层面体现为党支部是村庄权力结构的领导核心。与此相应的是村支书的“一把手”地位以及“一元化”的领导作风。 乡村社会的这一政治权力格局，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源于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公社解体。在全能主义政治的背景下，任何分权型的经济改革同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奏响了乡村政治改革的序曲。公社制度的经济基础销蚀后，“上层建筑”的变动也就指日可待了。各地程度不同的村级组织“瘫痪”和“软散”构成了改革的压力/动力。围绕如何应对乡村公共权威危机的问题，人们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其要害是在村庄一级(原生产大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在行政化与村民自治的分岔口，历史选择了后者。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作为解决农村基层权威危机的举措却引发了另一场危机。如果说第一次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因素激发的，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是由政治因素导致的。村民自治在一元化的村庄权力结构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变数，使一元权力结构解裂为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性变革导致的一个重大结果是，在全国各地农村两委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问题。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失衡的现象。而且，村民选举的范围越大、竞争性越强，两委关系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概率也就越大。第二章的任务便是叙述和分析两委矛盾的生成过程，涉及村民自治的启动与拓展、两委关系矛盾的形成与激化、对两委矛盾起因的理论解释、解决两委冲突的不同方法以及笔者关注的特定类型。 两委矛盾的登场固然在各地演绎了一些冲突性的事件，但它同时也成为激发基层制度创新的动力。本书选择的三种类型——“两票制”(山西河曲)、“一肩挑”(山东威海和广东顺德等地)与“一制三化”(河北武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农村公共权威的结构性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举措。其中“两票制”将村民自治的民主原则引入了村党支部建设，通过民意基础的建构恢复和加强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一肩挑”则从调整两委关系结构入手，经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兼任，消除二元权力结构导致的两委矛盾与冲突。相比之下，“一制三化”是在二元权力结构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规范，围绕“分权共事”这一基点，致力于协调、平衡(“摆平”)两委关系。基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和笔者的实地调查，本文对上述三种经验模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制度性描述。第六章对这三种模式进行了简要的逻辑归纳和初步比较，从而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做好准备。 就解决两委矛盾而言，上述三种模式可谓各具特点。但从制度绩效与成本比较、合法性程度、乡村关系以及宏观政治结构等因素综合考虑，“两票制”和“一肩挑”在政策层面具有更大的可推广性。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两票制”与“一肩挑”相互结合并融为一体。2002年夏季中央14号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一肩挑”成为一项具有“普遍价值”的制度选择。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走到这一步，已经涉及了乡村政治结构(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地带和基本问题。基于两委关系的实践，笔者尝试在理论层面对之进行分析。这一分析采取了发散性的抽绎方式，亦即从经验材料中发掘不同维度的理论意义。为了限定讨论的题域，作者分别从党政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宏观启示三个维度考察了村民自治及两委关系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其中，党政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视角致力于回答为什么“一肩挑”似乎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制度选择，在中国既有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它如何平衡了村庄内部以及乡村关系的政治格局。与此同时，笔者强调应该区分“一元权力结构”与“一元化领导体制”。尽管一肩挑的制度安排使村庄政治重新回归“一元权力结构”，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公社时期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复归。这是因为在“一肩挑”的制度设计中，已经将村民的认可(通过投信任票的方式)纳入了选举的程序，从而使定期的、自下而上的合法性赋予成为村庄政治的一个常量。尽管这一常量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以及能发挥何种作用，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若因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而忽视这一常量，显然会妨碍人们对未来中国乡村政治发展趋势的把握。 而所谓两委关系实践的宏观启示则旨在探索草根政治的深层意蕴。在中国政治这个大话题面前，两委关系显然是一个小问题。不过，小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它与大问题没有关系。就前一方面来说，两委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集中表现在纵横两个维度的“关联性”方面。在横向维度，虽然村民自治与党支部建设从理论上说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但实践中两者是彼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辨证的互动过程:村委会选举使村党支部的权威受到挑战，由此激发村党支部建设的创新;而村党支部建设的创新反过来又对村民自治提出了新的问题。一方的变化引发另一方的相应变化，而这种相应变化又会对原先的格局产生影响。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一波三折”，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一肩挑”是到目前为止在既有体制背景下达致某种平衡的一个“解”。在这一相互作用的链条中，发现村庄政治的勾连性和整体性。 在纵向方面，发生在村庄内部的问题也深刻地影响了乡村关系。由于压力型体制的缘故，乡镇政府不可避免地卷入村庄内部的两委冲突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博弈者。在乡村关联中，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成为处理乡村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肩挑”的制度安排恰好为这一因素的显化提供了场域，从而使得法律规定的乡村指导-协助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就村庄政治与“大问题”的关联而言，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村民自治及其两委关系的实践推动了农村党支部民主建设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两票制”(两推一选)为执政党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汲取合法性资源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和技术手段，从而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第二，村民自治及其两委关系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层面的观念革新，使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体现:一方面，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合法性支撑，由此，人们从既有理论的储备库中寻找可被利用的资源以论证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在这一论证过程中，传统理论资源本身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作为一个“案例”，笔者考察的具体对象是群众路线。通过对经典群众路线的理论解析，说明选举变量是如何被纳入到群众路线中去的，以及这一变化在政治哲学层面所具有的双重深刻意义:政治代表性基础的转换以及农民观的变化。第三，村民自治及其两委关系的实践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从渐进性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操作程序的角度，笔者提炼了“合意空间”这一概念，旨在探索不同的政治原则以及不同的政治(利益)力量，如何通过某种操作程序而建构起一种彼此依赖、良性互动局面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发生在乡村层面的“合意空间”的建构技术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层面亦具有某种意义。 通过对两委关系问题的综合分析，笔者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知识增量:(1)比较系统地考察两委关系的历史演进、结构背景、问题生成、现实模式和理论意义。对大量的资料和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从而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2)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两委矛盾的生成提出的“结构性解释”、在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票制模式”、在分析“一肩挑”时提出应区分“一元权力结构”与“一元化领导体制”;(3)在研究方法上，尝试将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这两个分析范式综合运用，以解释“一肩挑”现象的复杂性(“一肩挑”是既有制度冲突过程中的一个“暂时解”或平衡点);(4)基于对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的把握，对群众路线的创造性阐释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指出将选举因素纳入群众路线是村民自治和两委关系实践的最大理论贡献(一方面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代表性原理，同时又改变了传统的农民观)、主张从程度差异的角度来看待不同的政治制度、提出“合意空间”的概念及其建构策略，并阐释它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潜在的意义。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