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非“打工文学”文本，而是关注“打工文学”的生产过程。通过对这一“让底层说话”的文化政治实践进行制度分析，回应“属下能否说话”、“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追问。 第一章从“打工文学”的发现与命名争议入手，细致梳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 展开 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非“打工文学”文本，而是关注“打工文学”的生产过程。通过对这一“让底层说话”的文化政治实践进行制度分析，回应“属下能否说话”、“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追问。 第一章从“打工文学”的发现与命名争议入手，细致梳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介绍其通过不断被阐释而获得意义的过程。 第二章在文学制度作用的视角下探讨“打工文学的生产”。首先说明“打工文学”发现过程中深圳文化机构所起到的直接推动作用。其次分析在“打工文学”的语境下，作协体系如何通过其“认定”与“范型”的功能实现“打工者”与“作家”间的身份区隔和跨越。 第三章从“打工文学”的发表渠道、获奖情况入手，描述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走向全国、走向主流话语体系的现实状况。分析其被纳入“底层文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的策略，解释其走向主流的现实语境和深层原因。 第四章以斯皮瓦克“底层能说话么”理论为对话对象，分析“打工文学”本身所呈现的三组悖论，即“打工”与“文学”的背离、作协体制与文学实践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底层表述的悖论。说明在这一实践中，底层自我表述可能性的消解。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