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宋时期，是杜诗学史上第一个研杜高潮期，有关杜甫与杜诗的“诗圣”说、“集大成”说，逐步确立并得以推广，有宋一代文坛上，“千家注杜”、人人宗杜，蔚然成风。在宋人的诗话、笔记、论诗诗文及杜诗注本等众多著作之中，对于杜诗的体裁、风格以及各种艺... 展开 两宋时期，是杜诗学史上第一个研杜高潮期，有关杜甫与杜诗的“诗圣”说、“集大成”说，逐步确立并得以推广，有宋一代文坛上，“千家注杜”、人人宗杜，蔚然成风。在宋人的诗话、笔记、论诗诗文及杜诗注本等众多著作之中，对于杜诗的体裁、风格以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都有许多富有价值的艺术批评。 宋人对于杜诗体裁运用之批评，充分肯定了其体格无所不备、诸体兼擅的诗体运用才能，并依据其创作实际，总结出其各体诗作之所长，尤其是对杜诗中以“吴体”为代表的拗体律诗，从“变体”之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作为诗学取法的范式。宋代诗坛诸家，对于杜诗谋篇、构句，以及炼字之法，颇为推重，从杜诗的布置严谨、工于起结、剪裁，前后呼应、一气连属等诸多方面，对其章法艺术加以总结；从多样化的句式结构、摇曳错综的倒装句法、涵蕴深厚的构句容量，及以拙为奇、化俗为雅的拙句运用等方面，对其句法艺术加以总结；从杜诗创作中锤炼实字、虚字、叠字、俗字等方面，对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本论文中所引杜诗，均依仇兆鳌《杜诗详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的苦吟精神有了深刻的体认，以“诗眼”、“响字”誉之，奉为诗学楷模。宋人择取杜诗中的多种特殊对仗形式，诸如“借对”、“当句对”、“扇对”、“流水对”等，加以艺术总结，并指出杜诗中“轻重对”、“偏枯对”的“词性不属”缺点，体现出其批评视野全面性。宋人基于“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举世重读书、尊士人之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重文字来历出处、崇尚才学的诗坛创作与诗歌批评倾向，对于杜诗中的用典艺术极为关注，既包括不厌其烦的钩稽事典、注释语典，也注重总结其多种用典手法。宋人对于杜诗的艺术风格，虽尚未普遍标举“沉郁顿挫”为其主体风格，但大多从其深沉、浑厚、壮阔之艺术境界，与抑扬、跌宕、逆折之艺术表现两方面，分别对杜诗的“沉郁”、“顿挫”两大艺术特征给以了总结，并关注到其多样化的风格呈现。 宋人对于杜诗的艺术渊源，紧密联系其创作实际，进行了细致入微探究，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唐代诸贤，充分验证了其“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的诗学继承精神，并促使杜诗艺术“集大成”说，在两宋诗坛最终定型并得到普遍认同。宋代诗人普遍尊杜、学杜，将杜诗奉为诗学楷模，纷纷通过化用语典，模学句法、对仗，以及效法诗体、风格，甚至创作集杜诗、填隐括词等诸多方式来学习杜诗艺术，虽多有循习陈言、缺乏创新之不足，但其学习热情是难以抹煞的。宋人不仅从伦理道德之“圣贤”层面，将杜甫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加以推崇，也从艺术表现层面，对于杜诗的艺术高度与成就倍加赞赏，诸如“诗人之冠”、“第一才”、“超今冠古”之赞誉层出不穷，这两方面的评述，共同构成了“诗圣”说的理论基础与内涵，至南宋杨万里，明确尊杜甫为“圣于诗者”（《江西宗派诗序》），代表了宋人对于杜诗艺术成就的最高定评。宋代杜诗艺术批评，在杜诗学史，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批评史上，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