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和“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所谓“知行观”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始终。在《左传》和《尚书》里就己经讨论过,“非知之艰,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都是从知行的难易来分析二者的关系。自“知”和“... 展开 “知”和“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所谓“知行观”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始终。在《左传》和《尚书》里就己经讨论过,“非知之艰,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都是从知行的难易来分析二者的关系。自“知”和“行”这对范畴出现以后,便为哲学家所接受,并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知行观在隋唐时期被突出出来,到宋代以至明清,更成为哲学家讨论的重要范畴。清初哲学家王夫之对以前的知行观,尤其是对王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让我们看到二者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就是到了近现代,这对范畴也没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失,依然是哲学家们经常探讨的重要话题。 此文试对王阳明、王夫之知行观做出分析对比,便于全面掌握他们知行观的特点、内容及其历史地位等。全文分为几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是写王阳明、王夫之的生平简介,以及他们形成知行观的背景,包括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其次对他们的知行观进行对比分析,有在立言宗旨、力行观、博约关系等方面的相近之处,以及在哲学本体、知的方面、行的方面、知行关系方面、对格物致知的理解等方面的相异之处。最后,对二者的知行观比较作出评价。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观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我们也不难发现二者的局限性。第一,王夫之认为“圣人”是“生而知之”者,可以不通过学和行而得知,这就完全背离了其“知行相资并进”的论断,与他批判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了同一性。第二,由于时代的局限,二王不可能完全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他们提出的知行统一或言行一致的观点,这在当时只能是抽象的说教,而无法从现实中真正执行。第三,尽管王夫之认为格物致知是一个由行得知的过程,但他和王阳明一样,认为有些知识不是从行和格物中来的,而是承认有天赋道德的意识,在这一问题上,他和王阳明都否定道德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而宣扬天赋的封建道德。 尽管二王在知行观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后人应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合理解读二王知行观中的积极成分,用他们的正确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现实行动。首先,就是学习他们重视践履的精神。其次,王阳明的“良知”论也启迪我们现代人要心存良知。第三,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王夫之强调行是知的基础的“行先知后”说,在认识论上也有其进步意义。他的“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理论,是一种行高于知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一个由行而知,由知促行的循环往复日益提高的过程,他这一具有深刻意义的观点使我们正确了解了认识过程的规律,对我们的学习等认知活动起到了指导作用。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发现二者对知行观的道德论、认识论意义有不同层面的解读,为我们后人了解和研究其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宝贵财富。 知行矛盾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始终的一个现象,知行观问题也具有永无止境的研究价值。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重要原则,中国历史上除二王之外还有许多哲学大师提倡并且力行知行哲学,重视知的内化和行的实践,这无疑是治疗我们现代人通有的“知而不行”的诟病的一剂良约,也正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的指导性。我们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才能提炼出中国占代传统知行观的思想精华,也只有做到推陈出新,博采众长,我们才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树立我们现代人正确的知行观。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