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经世致用,是中国文人行文的基本准则.唐宋散文八大家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为儒者宗,文章为主流思想和主流社会服务既是其宗旨,也是其特色.维护当世政权统治,捍卫儒家道统思想,是八大家共同的文艺思想,也是八大家诗文的共同特点.而也正... 展开 文章经世致用,是中国文人行文的基本准则.唐宋散文八大家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为儒者宗,文章为主流思想和主流社会服务既是其宗旨,也是其特色.维护当世政权统治,捍卫儒家道统思想,是八大家共同的文艺思想,也是八大家诗文的共同特点.而也正是基于此,八大家文章受到后代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和推崇.佛教以抄经为功德,在全社会大量复制、积蓄释典,以达到传布之目的.由于此种原因,唐宋社会最易寻到的书籍即是佛经,没有阅读过佛教典籍的士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抄写佛经者也不乏其人.另外,抄写书籍具有规范文字、练习书法等实际应用价值,不具备一手出众的书写本领,会造成社会交往困难,甚至为士人耻笑.鉴于佛经之抄写在当世的重要意义,拙文亦作考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唐和北宋初年两个文人群体,其与佛徒交往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其所结交的僧友时有穿插,一个人的方外友也同时是另一个人的友人;第二,中唐时期的领军人物韩愈,与宋时的领军人物欧阳修有诸多可比之处,甚至连佛门演绎的皈依故事都大同小异.这两个特点也是该论文所关注的地方.佛教的影响触及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幼年时期的教育也不免受到佛教文化的熏习.而佛教似乎更适合中年以后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可以成为晚年人们精神生活的补充,所以晚年皈释是唐宋士人中常有的现象.实际上佛教在中国并不否定人生积极的社会意义,将注意力放在人生早、晚两个阶段确实是佛教的聪明之处:早年的启蒙教育会影响人一生的思想行为,而晚年的态度和倾向又会反过来施加给后代,在以家庭传授为主要教育形式的中国,这不失为一种一劳永逸的传教方式.此外,佛教带来的轮回观念,在唐与宋的士人中有两种不同的关注形式:唐人喜言来生,宋人好语前世.唐人喜言来生实际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信心,而宋之关注前世,人生态度似更积极,价值取向也更进步.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