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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陈光辉山东师范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214页

摘要 : Bullying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自 Olweus明确将 bullying作为不同于aggression的一种不良行为展开系统研究之后(Olweus，1978)，30余年的历程中先后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针对bullying的内涵、表现形式、基本特点、发生发展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等不... 展开 Bullying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自 Olweus明确将 bullying作为不同于aggression的一种不良行为展开系统研究之后(Olweus，1978)，30余年的历程中先后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针对bullying的内涵、表现形式、基本特点、发生发展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等不同方面展开研究。我国的欺负研究始自上世纪末张文新对Olweus测量工具的引进(张文新，1999)，国内十余年来的欺负研究大都采用Olweus问卷来考察欺负的基本特点和发生发展机制等，研究中都将欺负与 bullying的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然而，欺负研究结果能否等同于bullying，二者是否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对等的。本研究尝试从中国语言使用习惯和文化特点入手来考察欺负的内涵与外延，以证实欺负与 bullying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异同。 Bullying的核心特征是重复发生性，然而欺负一词的内涵中没有强调重复发生性，而是注重对力量不均衡性的表达。如果说重复发生性注重的是行为使动方所具有的特征，而力量不均衡性则是从行为双方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的特征。欺负行为不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其发生和发展机制更应该从行为双方的具体关系及其所处的关系网络来进行阐释。欺负发生于同伴群体中，是同伴互动过程的一种不良行为模式。不同同伴背景变量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能够使得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欺负的内涵特征，也便于考察欺负、受欺负发生发展的群体影响机制。本研究从一般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多元同伴网络特征三个层面考察了同伴背景特点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论文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统考察了欺负的本土化内涵、表现形式、内在分类标准以及基本的发生特点，采用词源学考证、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信息，其中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被试主要为中小学生。第二部分系统考察了一般性同伴地位(群体/个体同伴地位、异性/同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朋友数量、友谊质量、友谊结构、朋友特征)、同伴网络特征(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中介性以及位置角色)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研究结果来自对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论文中总共涉及中小学被试2100余人。数据的整理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PSS13.0，Nvivo8.0，Ucinet6.2和PNET。研究所获得的主要结果或结论如下: 1.欺负在中国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行为现象，内涵界定统一且稳定。能够同时描述这一现象的同义或近义字、词也几乎与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当。从古文典籍、成语、歇后语、惯用语、名言以及现代汉语词典中考察出的欺负内涵均为强者伤害弱者的行为。欺负内涵的界定性特征有二:力量不均衡性和伤害性。没有西方 bullying的核心特征重复发生性。汉语使用中没有对欺负形式进行固定分类，并且欺负是攻击行为(aggression)的一个亚类，而不是攻击的亚类。 2.中小学生的实际同伴交往中存在许多欺负现象，其界定性特征为力量不均衡性和因果性伤害关系，另外的一些特征可以有助于评判者获取这两个特征，如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受动方的受伤害性结果、难以反抗性、重复发生性和道德评判性。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小学生之间会采取身体、言语、关系和威胁等方式来实施欺负，但是其主观分类标准不是使动方实施欺负的方式，而是受动方遭受欺负的方面和程度。 3.考察 bullying测量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和自编欺负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发现，Olweus，Smith，Espelage所编制的三种 bullying测查问卷的欺负确认率依次降低，自编欺负问卷的欺负确认率最高。欺负确认率的高低受到题目所暗示出的力量不均衡性特征和因果性伤害关系特征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和受动方的受伤害严重程度对于欺负确认率的影响较大。从欺负确认率上来看，重复发生性信息也能够较好暗示出欺负的两个界定性特征。 4.采用多维尺度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发现，国内中小学生对欺负行为的分类依据为身体接触性-非身体接触性维度和敌意性-工具性维度，欺负行为倾向于被分为三类:造成生理伤害的欺负、造成心理伤害或关系损害的欺负、威胁。这与 bullying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结果不同。 5.大样本的欺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自编欺负问卷的因素结构并不理想。针对每个测量题目进行结果分析发现，男生比女生实施更多的欺负行为；年级差异因具体欺负行为而不同，中学生实施的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欺负行为显著高于小学生；男生认为不同的欺负行为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而女生则认为非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女生与女生之间。欺负的两个内涵界定特征均是从使动方和受动方的关系上确定的，欺负、受欺负的发生发展也可能与个体与同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关系。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 6.个体角度获得的同伴地位(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与群体角度获得同伴地位(受欢迎、不受欢迎)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正向同伴地位上。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不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正相关；男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受欺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女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均与同伴拒绝显著正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与同性同伴地位和异性同伴地位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高于受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 7.从二元朋友关系的角度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不良友谊质量、问题行为朋友特征、朋友数量均显著预测欺负水平，但是良好的友谊质量、朋友特征并不能够降低受欺负水平。处于不同数量化朋友结构和性别化朋友结构中的中小学生所表现出的欺负、受欺负水平存在差异，孤立者的欺负、受欺负水平显著高于大团体朋友结构成员和双性别朋友结构成员。 8。小学生和中学生高、低欺负-受欺负班级中的朋友结构存在差异。中学和小学的两个班级中各有一个朋友结构相对开放和相对闭合。高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闭合，并且部分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能够形成自己的朋友结构或在主要朋友关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低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开放和不稳定，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均处于朋友关系结构的边缘化状态中。 9。考察整体同伴网络结构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网络密度大小能够负向预测受欺负，网络密度大的群体中的成员遭受欺负相对较少；个体在网络中的程度中心性，尤其是内向程度中心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即被班内同伴指认为好朋友的关系连接越多，其越不可能实施欺负和遭受欺负；个体在班级内所处的角色位置与欺负和受欺负没有稳定的联系，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会随机分布在不同角色位置上，有时还会处于同一角色位置上。总之，整个论文立足于国际 bullying研究前沿，围绕欺负、受欺负现象从两个切入点回答了欺负是什么和为什么发生欺负的问题。论文通过质性和量化研究明确了欺负和bullying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的异同，为正确解读本土欺负现象和跨文化比较结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二是从三个水平上系统考察了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为更好地理解欺负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欺负的同伴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另外，论文成功地将关系变量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了对发展心理学主题的研究。收起

关键词 : 中小学生本土化力量不均衡性同伴地位朋友关系网络结构社会网络分析欺负/受欺负

2. 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业、情绪适应关系的追踪研究

[学位论文] 王姝琼山东师范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96页

摘要 : 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是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心理结构，对个体当前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动力引导作用，并且促使个体当前的行为指向和服务于未来的目标(Nurmi，1991)。青少年未来取向的积极发展不仅有利于其当前的心理社... 展开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是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心理结构，对个体当前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动力引导作用，并且促使个体当前的行为指向和服务于未来的目标(Nurmi，1991)。青少年未来取向的积极发展不仅有利于其当前的心理社会适应，对其以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McCabe& Barnett，2000； Schoon& Parsons，2002； Vansteenkiste，Simons，Lens，Soenens，& Matos，2005)。未来取向是一个多阶段、多维度的心理过程，主要包括动机、规划和评价三个过程，其中动机过程是指个体对未来建构的目标和产生的担忧，规划过程是指个体计划怎样去实现未来目标，评价过程是指个体对实现未来目标的预期、重要性和影响因素的评估及其产生的情绪体验(Nurmi，1991)。近年来受到发展情境论思想的影响，研究者对多个变量之间具有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变化性、多样性特点的关注日益增加。以往对青少年未来取向发展特点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未来取向的动机过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考察未来取向三个过程的发展特点。同时，已有对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其学业适应、情绪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横断数据，且很少有研究考察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之间具有的整合性、多向性交互作用。本论文在梳理未来取向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追踪设计，结合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对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学业适应、情绪适应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考察，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建构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的关系模型。本论文以我国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为被试，采用追踪设计进行了三项研究、六项子研究。研究1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特点。其中研究1-a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特点；研究1-b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具有的不同亚类别。两个子研究均以来自山东省5所初中和4所普通高中的1103名青少年为被试，采用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对这些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未来取向问卷的测查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青少年提及的对未来的希望和担忧，二是青少年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领域发展的探索、投入以及对实现相应领域目标的内归因、外归因、情感体验、积极预期和个人价值。研究发现: (1)随年龄增长，男生对未来的受教育、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希望减少，女生对未来的受教育和个人婚姻家庭的担忧增多；初中生对近期学业适应、工作和父母家人安康的希望和担忧减少，高中生的休闲希望和对个人婚姻家庭的担忧增多；城市青少年对近期学业适应和父母家人安康的希望与担忧以及对未来的受教育希望减少。 (2)随年龄增长，总体上青少年报告的未来受教育、工作和个人婚姻家庭希望和担忧实现的时间跨度缩短，但休闲希望实现的时间跨度延长。 (3)随年龄增长，城市女生对未来教育领域的积极情感和农村女生对未来职业领域的个人价值感下降，男生对未来家庭领域目标实现的内归因倾向增加；高中生对未来教育领域的探索水平提高，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领域目标实现的外归因倾向增加；农村青少年对未来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内归因倾向增加，城市青少年对未来职业和家庭领域目标实现的外归因倾向增加。 (4)青少年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领域的规划和评价具有不同亚类别；青少年归属于不同的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规划-评价亚类别具有稳定性和变化性；青少年归属于未来规划和评价的不同类别以及在类别之间的稳定性和变化性由于性别、城乡和年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2与研究1的被试相同，考察了青少年的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情绪适应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问卷，包括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学业价值感、自感学业成绩、学校考试成绩、教育效用问卷、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对这些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其中未来取向问卷测查的内容同研究1；学业适应的测查内容包括:学业价值感、自感学业成绩、学校考试成绩和教育效用；情绪适应的测查内容包括:抑郁和状态-特质焦虑卷。研究2共包括三个子研究:研究2-a以交叉滞后分析方法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之间的纵向关系；研究2-b以交叉滞后分析方法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与情绪适应之间的纵向关系；研究2-c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的整合性关系。结果表明: (1)青少年提及的未来受教育希望和担忧数量与其学业价值感、自感学业成绩和客观学业成绩之间可以相互促进；提及了工作希望和担忧的青少年的自感学业成绩高于没有提及工作希望和担忧的青少年，但提及较多工作担忧的青少年的客观学业成绩低于提及较少工作担忧的青少年；青少年提及个人婚姻/家庭希望会降低他们的学业价值感，但有助于提高客观学业成绩；青少年有较高的学业价值感、自感学业成绩和客观学业成绩，他们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领域提及的希望和担忧实现的时间跨度也较长。 (2)青少年报告较多的未来受教育希望负向预测他们的抑郁、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青少年未来受教育和工作担忧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可以相互正向预测；青少年报告的未来受教育希望实现的时间跨度与抑郁和焦虑可以相互负向预测。 (3)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学业价值感、对教育领域的积极预期和自感学业成绩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可以提高自感学业成绩；自感学业成绩和学业价值感可以增强对教育领域的个人价值感和积极情感体验；客观学业成绩的提高对学业价值感和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个人价值、积极预期和情感体验具有促进作用；对实现教育目标进行内归因的趋势越明显，越有助于提高学业价值感、自感学业成绩和客观学业成绩。 (4)对职业领域的投入、内归因和积极预期间接通过教育效用提高自感学业成绩和客观学业成绩；自感学业成绩间接通过教育效用增强对职业领域的内归因和个人价值感，并直接增强对职业领域的积极预期和情感体验。 (5)在短时间内，抑郁和状态焦虑对学业价值感和自感学业成绩有消极影响作用，但状态焦虑可以提高客观学业成绩；对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投入与抑郁有相互消极影响作用；对教育和职业领域的积极情感体验与抑郁和特质焦虑具有相互负向预测作用；对教育和职业目标的内归因可以降低抑郁水平，对教育和职业目标的外归因与抑郁和焦虑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研究3与研究1的被试相同，在研究1-b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青少年归属于不同未来取向亚类别与其学业适应、情绪适应的关系，使用的问卷包括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自感学业成绩、学校考试成绩、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结果表明: (1)青少年归属于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规划和评价亚类别以及亚类别的变化类型从规划和评价水平上分析，与其自感学业成绩和客观学业成绩之间具有相互正向预测作用； (2)青少年归属于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规划和评价亚类别以及亚类别的变化类型从规划和评价水平上分析，与其抑郁、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之间具有相互负向预测作用； (3)归属于从家庭领域的较高规划-评价组过渡到中等偏高规划-评价组的过渡类别中的青少年，他们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归属于从较高规划-评价组过渡到高规划-评价组和从较低规划-评价组过渡到高规划-评价组的过渡类别中的青少年。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青少年未来取向随年龄的增长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2.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和评价表现为不同的亚类别，且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化性； 3.青少年的未来取向与学业适应、情绪适应存在动态的多元交互影响； 4.青少年归属于不同的未来规划-评价亚类别从规划-评价水平上分析，与其学业适应可以相互正向预测，与其抑郁和焦虑可以相互负向预测。本论文采用追踪设计，将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考察了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学业适应、情绪适应之间的关系。论文获得的重要结果和新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推进了中国青少年未来取向的研究，对指导青少年的人生规划和积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收起

关键词 : 青少年未来取向情绪适应心理结构学业适应

3. 校园欺凌中的保护行为及干预提升

[学位论文] 李腾飞山东师范大学 2022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64页

摘要 : 校园欺凌是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有较高的发生率，对学生、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基于欺凌发生的群体过程观，从欺凌参与者角色的角度入手考察欺凌的发生与干预机制，是当今校园欺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视角。保护者... 展开校园欺凌是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有较高的发生率，对学生、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基于欺凌发生的群体过程观，从欺凌参与者角色的角度入手考察欺凌的发生与干预机制，是当今校园欺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视角。保护者是校园欺凌的参与者角色之一，对于制止与减少欺凌、受欺凌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已有对保护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一些分歧，且绝大多数为横断研究;对于不同类型的保护行为（直接保护行为与间接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以及对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实践中提升保护行为的机制和减少欺凌的机制更知之甚少。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旨在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保护行为的发生特点、影响因素、反欺凌作用，并检验校园欺凌干预提升学生保护行为的效果与机制，以及干预通过提升班级保护行为规范影响欺凌和受欺凌的效果与机制。本研究具体包括四个研究:研究1考察保护行为的发生特点;研究2考察影响保护行为的社会认知因素（共情、责任感、效能感）和班级环境因素（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受欢迎规范）;研究3基于群体过程观考察班级保护行为规范是否会降低欺凌、受欺凌水平(研究3a)，以及班级保护行为规范对受欺凌者心理社会适应是否有积极影响（研究3b）;研究4考察3H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方案提升保护行为的效果及中介机制，即检验社会认知因素与班级环境因素在干预与保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4a），以及干预减少欺凌、受欺凌的效果及中介机制，即检验班级保护行为规范在干预与欺凌、受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4b)。研究1、研究2、研究3的被试均来自于济南市2所初中、2所小学的4年级至8年级的26个班级，共计990名学生（男生50.21％），于2020年12月进行第一次测量，半年后进行追踪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共情、责任感、效能感、保护行为、焦虑、抑郁，采用同伴提名法测量欺凌、受欺凌。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通过计算班级内的平均保护行为水平得到，保护行为受欢迎规范的指标是计算班级内保护行为与受欢迎的相关程度。研究4为干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3H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方案，参与3H项目学校被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被试为济南市7所学校34个班级的1206名学生（男生50.00％），对照组被试为济南市9所学校37个班级的1432名学生（男生53.60％），于2020年10月首次进行施测，一学期后(2020年12月)、一学年后（2021年6月）各进行一次追踪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共情、责任感、效能感，采用同伴提名法测量个体保护行为、欺凌、受欺凌。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和保护行为受欢迎规范的计算方法同研究2。具体研究结果发现如下: 1.关于保护行为的发生特点: 直接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直接保护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生，间接保护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小学阶段保护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初中阶段。 2.关于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个体水平上，情感共情、效能感均能显著预测直接和间接保护行为的升高，责任感能显著预测间接保护行为的升高。在班级水平上，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预测两种保护行为的升高，直接保护行为受欢迎规范预测直接保护行为的升高。 3.关于班级保护行为规范的反欺凌作用: 直接保护行为受欢迎规范能够减少个体欺凌、受欺凌。此外，班级保护行为规范能缓冲受欺凌与心理社会适应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调节受欺凌与焦虑、抑郁的横断关系:在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较强的班级中，受欺凌与焦虑、抑郁的关联不显著。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直接保护行为受欢迎规范能够调节受欺凌与抑郁间的纵向关系:在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受欢迎规范较强的班级中，受欺凌对随后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4.干预实践中保护行为的提升: 3H校园欺凌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直接和间接保护行为。干预通过提升个体水平的效能感进而提升直接保护行为，干预通过提升个体水平的责任感进而提升间接保护行为。干预能够通过提升班级水平的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进而提升直接和间接保护行为。3H校园欺凌干预能够降低欺凌、受欺凌，干预通过提升直接保护行为描述性规范进而降低欺凌、受欺凌。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直接和间接保护行为在发生特点、影响因素、反欺凌作用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从群体过程观的视角探讨了班级保护行为规范（描述性规范、受欢迎规范）对欺凌、受欺凌的影响，探究了班级保护行为规范对改善欺凌事件危害性后果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在干预研究中探讨了干预提升保护行为的效果与机制，以及检验了干预通过提升班级保护行为规范进而减少欺凌、受欺凌的机制。这些发现对校园欺凌防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指导价值。收起

关键词 : 校园欺凌保护行为社会认知班级环境

4. 儿童攻击、相关问题行为的发展及其家庭相关因素

[学位论文] 纪林芹山东师范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64页

摘要 : 长期以来,人类的攻击及其控制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心理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学派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发展心理学对于儿童攻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儿童青少年攻击的发展与控制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最多的领... 展开长期以来,人类的攻击及其控制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心理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学派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发展心理学对于儿童攻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儿童青少年攻击的发展与控制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最多的领域之一.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攻击与暴力问题日趋严重,并成为"全世界一个主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关于儿童青少年攻击发展的研究因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更加受到研究者和社会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在个体攻击发展领域,已有儿童攻击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不同年龄阶段上个体攻击发展的模式、攻击与儿童社会适应的关系,并揭示了影响攻击的一些儿童自身的(如认知、情绪情感等)以及环境方面的因素.但是该领域仍存在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包括攻击发展的个别差异问题、攻击与其他问题行为的共发性问题以及男女儿童在攻击的总体水平与发展过程上可能存在的差异问题等.此外,在影响攻击发展的环境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对影响儿童攻击发展的家庭相关因素的分析缺乏较清晰的概念框架,且多为横断研究设计,未能全面、深入地揭示攻击发展的家庭相关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研究采用追踪设计和回溯设计相结合的策略探讨了儿童攻击与相关问题行为的发展及其家庭危险与保护因素.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1、儿童早期至前青少年期攻击的发展,包括攻击发展的总体年龄模式、发展稳定性以及典型发展轨迹;2、儿童早期至前青少年期攻击相关问题行为的发展,包括各种内外化问题行为发展的总体年龄模式、发展稳定性、典型发展轨迹以及攻击与各种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共发性;3、儿童攻击及相关问题行为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包括总体水平、发展过程与模式以及个别差异的发展稳定性等方面的性别差异;4、儿童攻击及相关问题行为发展的家庭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家庭人口学特征、母亲教养及家庭功能等与儿童攻击及相关问题行为发展的关系. 追踪研究的被试为200余名幼儿园小班儿童.分别采用观察(3-6岁)与同伴评定(7-9岁)的方法对儿童3-9岁的攻击进行追踪测评,运用教师评定问卷测量其从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内外化问题行为,由儿童母亲报告家庭人口学特征及母亲教养、家庭功能等资料.回溯研究的被试为700余名小学六年级儿童,由教师回溯评定儿童7岁至12岁的攻击及各种内外化问题行为,家庭人口学特征、母亲教养及家庭功能等资料由儿童母亲报告. 研究获得了如下主要发现: 第一,在群体水平上,3-6岁间身体攻击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下降,在儿童中期身体攻击水平略有上升或相对较稳定,到儿童晚期身体攻击的总体水平仍有所下降.从儿童早期至中期言语和关系攻击随年龄增长而增多. 第二,儿童的攻击具有较明显的个别差异.身体攻击的个别差异比较明显,儿童身体攻击的发展表现为低、中和高3条不同的轨迹路径,从儿童早期开始身体攻击的个别差异就表现出明显的跨时间稳定性.儿童早期至前青少年期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也表现出有差别的发展,到儿童中期以后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的个别差异表现出较明显的跨时间稳定性. 第三,儿童的身体攻击与言语攻击及其发展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孩的身体、言语攻击水平高于女孩;与女孩相比,较多的男孩沿着高身体攻击、高言语攻击轨迹发展;男孩身体攻击的个别差异的稳定性比女孩略明显.男女儿童的关系攻击无明显差异. 第四,儿童早期至前青少年期外化问题行为表现出与身体攻击相似的发展模式,其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内化问题行为随年龄的发展表现为曲线模式,从儿童早期至中期内化问题下降,在儿童中期向晚期的发展中有所上升,到前青少年期总的内化行为水平又有所下降. 第五,儿童早期至前青少年期外化问题行为及其发展具有明显的个别差异,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轨迹,这种个别差异具有较明显的跨时间稳定性.内化问题行为及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个别差异性,特别是到了儿童中晚期内化问题行为发展的个别差异性比儿童早期略明显. 第六,外化问题行为水平及其发展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孩的外化问题行为水平更高;与女孩相比,较多的男孩沿着高外化问题行为轨迹发展.男女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水平及其发展无明显差异. 第七,攻击与其它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明显的共发性,表现为攻击与各种外化问题行为间存在显著相关,并且高攻击轨迹组的儿童比其它轨迹组的儿童较多地属于高外化问题行为轨迹.攻击与焦虑也具有一定的共发性,与其它内化问题行为间不存在规律性联系. 第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容易出现攻击及各种外化问题行为.父母职业状况较差的儿童也易出现内化问题;随着儿童年龄增长,父母学历较低的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总体上也比其它儿童明显.这表明父母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状况是儿童攻击及内外化问题行为发展的危险因素.相对而言,母亲学历与儿童的攻击及内外化问题行为问的联系更强. 第九,回溯数据显示收入较低家庭的儿童的攻击及外化问题行为水平较高,表明至少在城市儿童样本上,较差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儿童攻击及外化问题行为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 第十,母亲积极教养、家庭功能与攻击及内外化问题行为间存在负向关系,表明积极教养、良好的家庭功能是攻击及内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素.消极教养与攻击及外化问题行为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惩罚、控制性的教养是儿童攻击及外化问题行为发展的危险因素. 收起

关键词 : 儿童攻击问题行为个别差异个体攻击发展保护因素情绪体验

5. 青少年早期的同伴侵害：发展轨迹、相关因素及性别差异

[学位论文] 陈亮山东师范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60页

摘要 : 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儿童遭受来自同伴的攻击的经历.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同伴侵害现象十分普遍,并且对受侵害者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尽管随着攻击与欺负研究的蓬勃发展,同伴侵害领域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但目前同伴侵害的研究中仍存在若干... 展开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儿童遭受来自同伴的攻击的经历.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同伴侵害现象十分普遍,并且对受侵害者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尽管随着攻击与欺负研究的蓬勃发展,同伴侵害领域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但目前同伴侵害的研究中仍存在若干局限.首先,从研究取向来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研究者对同伴侵害的探讨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同伴侵害对个体适应的影响;二是与同伴侵害相关的危险因素.相比之下,研究者则较少关注同伴侵害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缺乏对同伴侵害发展特点的探讨.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更多探讨幼儿期以及童年期的同伴侵害现象,对青少年期的同伴侵害的研究则较少.最后,迄今为止,有关同伴侵害的研究多数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只是在最近几年,少数研究者才开始关注中国儿童的同伴侵害问题(Schwartz，Chang,&Farver,2001;张文新等,2009). 鉴于上述考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追踪设计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早期同伴侵害的发展特点、相关因素以及相应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讲,本文分三个实证研究来考察这些问题.研究一考察了身体侵害、关系侵害的发展与共同发展;研究二考察了个体行为因素、人际因素与同伴侵害间的关系模式及作用机制;研究三考察了攻击性受侵害者与被动受侵害者的发展变化.在上述三个研究中,本文也分别探讨了同伴侵害的发展轨迹和相关因素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一项大型追踪研究,共计2164人(其中男生1126人).被试自小学五年级起追踪至八年级,每年测量一次,共计四次.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了儿童的同伴侵害、社交退缩、焦虑/抑郁,采用同伴提名法测量儿童的身体/关系攻击和同伴拒绝.运用SPSS13.0、MPLUS6.0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在同伴侵害的发展特点方面,本研究发现: (1)青少年早期的身体侵害、关系侵害均呈中等程度的稳定性;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均表现出线性下降趋势. (2)在身体侵害方面,本研究发现了四条不同的发展轨迹,分别是:持续高侵害组(1.5%)、中等—略降组(14.2%)、持续低组(51.8%)和未受侵害组(32.5%).在关系侵害方面,本研究发现了五条亚组发展轨迹,分别是:持续高侵害组(1.0%)、高—下降组(4.8%)、低—上升组(8.3%)、持续低侵害组(44.8%)和未受侵害组(41.1%). (3)在上述轨迹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共发现了三类、11条可能的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的共同发展轨迹.这三类分别是无侵害或低侵害轨迹、非共发性中高侵害轨迹和共发性的中高侵害轨迹. (4)同伴侵害发展轨迹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水平的差异,而其发展趋势并无显著的性别. 2、在同伴侵害发展轨迹的相关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 (1)早期的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社交退缩、焦虑/抑郁、同伴拒绝的水平越高,儿童越可能属于高水平的身体侵害或关系侵害轨迹组.关系侵害的下降趋势与各相关因素的发展趋势无关;但关系侵害的上升趋势与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社交退缩、焦虑/抑郁、同伴拒绝的上升趋势有关. (2)身体攻击和社交退缩构成了双重受侵害者的典型特征;但在遭受单一类型同伴侵害的情况下,高身体攻击的女生有同等可能性遭受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高社交退缩的男生和女生更可能遭受关系侵害. (3)同伴侵害预测因素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身体攻击只能预测女生的身体侵害轨迹,而社交退缩只能预测男生的身体和关系侵害轨迹. 3、在同伴侵害与其相关因素间的关系模式方面,本研究发现: (1)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年龄效应和生态过渡效应.在小学高年级阶段,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较弱,基本不能相互预测;但在生态过渡阶段和初中阶段,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即身体攻击能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身体侵害,关系攻击能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关系侵害,反之亦然. (2)社交退缩、同伴拒绝、焦虑/抑郁与身体/关系侵害是单向影响的关系模式,具体表现为社交退缩、同伴拒绝能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身体/关系侵害,关系侵害能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焦虑/抑郁. (3)同伴拒绝在攻击行为对同伴侵害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但在社交退缩方面,在不同的年龄段,同伴拒绝的中介效应模式并不完全一致,这一中介作用仅存在于五至七年级这一时间间隔内. 4、在攻击性受侵害者与被动受侵害者的发展特点方面,本研究发现: (1)总体上,身体侵害方面的攻击性受侵害者约占6.1～8.6%,被动受侵害者约占16.5～22.3%;关系侵害方面的攻击性受侵害者约占7.6~8.2%,被动受侵害者约占12.1～17.0%. (2)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身体侵害方面,38.4~49.6%的个体为稳定的攻击性受侵害者,38.5～51.4%的个体为稳定的被动受侵害者;在关系侵害方面,42.3～52.1%的个体为稳定的攻击性受侵害者,30.6~47.5%的个体为稳定的被动受侵害者. (3)总的来说,在小学阶段和初中低年级阶段,攻击性受侵害者中多数个体会保持稳定,其次是发展为攻击者、被动受侵害者或一般儿童;但在生态过渡阶段,攻击性受侵害者有近乎同等的可能性发展为稳定的攻击性受侵害者、被动受侵害者、攻击者或一般儿童. (4)总体上,无论是关系侵害还是身体侵害,在青少年早期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上,被动受侵害者中有同等比例的个体会保持稳定或发展为一般儿童,且这两种发展模式所占比例很大(约80～90%).但在过渡阶段,被动受关系侵害者中约有一半会发展成为一般儿童,仅约三分之一的个体保持较稳定的受侵害者身份. (5)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类受侵害者中人数比例的差异:无论是身体侵害还是关系侵害,各年级的攻击性受侵害者中男生均多于女生;在身体侵害方面,各年级的被动受侵害者中男生均多于女生;在关系侵害方面,被动受侵害者中男生多于女生或大致等同.总体上,攻击性受侵害者与被动受侵害者的发展模式也具有性别一致性。收起

关键词 : 青少年同伴侵害性别差异发展轨迹生态过渡

6. 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联系：遗传与环境的影响

[学位论文] 王美萍山东师范大学 2010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60页

摘要 : 既有大量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存在密切联系，然而其内在联系机制，即二者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尚不清楚。心理社会学研究通常简单假定亲子关系是因，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是果。根据发展系统论、个体发展唤醒模型和发展情境论的观点，个体遗传特... 展开既有大量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存在密切联系，然而其内在联系机制，即二者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尚不清楚。心理社会学研究通常简单假定亲子关系是因，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是果。根据发展系统论、个体发展唤醒模型和发展情境论的观点，个体遗传特征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因，会通过影响其所处的环境进而影响自身的发展。以收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定量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遗传与环境因素(包括共享和非共享环境因素)对二者的联系起调节作用，但其中遗传与环境因素只是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测量指标，所以无法深入探查遗传与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联系的。近年来，分子遗传学研究技术的发展，为系统揭示遗传基因、环境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人类心理与行为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精神病学、药理学与遗传流行病学等领域已对基因在双相障碍、重度抑郁、多动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等发生中的作用进行了诸多研究，也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是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以正常群体青少年为样本的研究十分匮乏，目前也尚未见到运用分子遗传学研究技术揭示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联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采用横断研究设计，综合运用心理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分子遗传学研究技术，系统考察了遗传与环境因素对正常群体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社会适应联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内容包括:1、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心理社会学分析；2、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分子遗传学分析，该部分研究内容又包括:(1)遗传与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2)遗传与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期亲子关系的影响；(3)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联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运用Achenbach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YSR)攻击行为分量表(?=0.82)、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0.87)、亲子关系问卷(?=0.73-0.93)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0.91)对715名初一至初三的学生进行测查；第二步，根据攻击行为或抑郁得分筛选出两端各10%的被试构成攻击行为或抑郁高分组和低分组，并请班主任老师根据经验对被试的分组进行评定，剔除分组结果与老师评定不一致的被试，最终共筛选出208人(高攻击组65人，低攻击组88人，高抑郁组59人，低抑郁组68人)；第三步，对筛选出的208名青少年采集唾液样本提取 DNA，利用美国 Sequenom公司的MassARRAY系统对14个候选基因位点进行SNP分型。运用SPSS17.0、SHEsis和MPLUS5。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亲子关系的各个测量指标与青少年社会适应(攻击行为和抑郁)均存在显著相关。 2、正常群体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具有遗传与环境基础，遗传与环境因素独立并协同作用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遗传基因作用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路径较为复杂，既存在某特定基因的效应，也存在不同基因间的相互作用，青少年的自身特征(如性别)对遗传基因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某些基因类型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依赖于青少年所处的环境条件。 3、正常群体青少年的亲子关系亦具有遗传与环境基础。单基因位点多态性对亲子关系无显著影响，但某些基因位点多态性对亲子关系存在显著交互作用，青少年的性别与环境因素对某些基因位点多态性与亲子关系之间的联系具有调节作用。 4、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同时控制遗传基因与负性生活事件的效应时，亲子关系，特别是亲子暴力冲突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联程度显著降低。 5、遗传与环境因素影响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途径是多样的，遗传基因与/或负性生活事件或者对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具有独立影响，或者通过影响亲子关系而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本研究证实了遗传与环境因素在正常群体青少年的亲子关系与社会适应发展中的作用，并描绘了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影响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机制。这有助于深化既有关于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认识，能够为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同时本研究也说明了发展心理学研究者以发展系统观为指导，结合并运用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新技术、新发现考察正常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收起

关键词 : 子关系青少年社会适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

7. 青少年早中期的个人目标及其家庭、同伴背景

[学位论文] 于凤杰山东师范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51页

摘要 : 个人目标是指个体希望实现或避免发生的未来状态或结果的内在表征,是自我管理的基本途径,是动机系统的核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指导功能。在青少年期,由于面临着新的发展任务以及新的社会角色,个体需要做出决策并设立新的目标,而且设立并成功追求目标对... 展开个人目标是指个体希望实现或避免发生的未来状态或结果的内在表征,是自我管理的基本途径,是动机系统的核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指导功能。在青少年期,由于面临着新的发展任务以及新的社会角色,个体需要做出决策并设立新的目标,而且设立并成功追求目标对于青少年同一性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对个人目标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已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其一,个人目标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其内容涉及多个领域,每个领域又包含多个维度,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某几个领域目标的某个维度,忽视了目标的多领域多维度的特点;同时,目标还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即多领域多维度是同时表现在同一个体身上的,而已有研究都采用单维度分析的策略,缺乏对目标系统及个体差异性的探讨。其二,个人目标的建构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青少年个人目标的设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的影响,具有文化特异性。而已有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缺乏关于我国青少年个人目标发展现状的认识。其三,虽然已有研究考察了家庭和同伴因素对青少年个人目标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对这些因素的考察多是零散的、孤立的,往往只探讨这些因素中的某个变量对个人目标的影响,对于家庭和同伴如何作为一个整体的背景来影响青少年的个人目标这一问题并不清楚。其四,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横断设计,缺乏对个人目标及其与背景因素的动态发展特点的纵向研究。本论文在梳理个人目标领域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为被试,采用追踪设计,系统考察了我国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个人目标多个领域的多个维度的特点,探讨了家庭和同伴背景对青少年个人目标的影响。具体来说,本论文分三个实证研究来考察这些问题。研究一考察了青少年个人目标的领域集中性、控制信念和时间跨度三个维度的发展特点、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研究二考察了家庭和同伴背景对青少年个人目标的独立影响,以及家庭—同伴背景作为一个系统对个人目标建构的影响。研究三通过对个人目标系统划分类型,确认了可能存在的具有不同目标系统的青少年亚组,并考察家庭—同伴背景与青少年个人目标系统的关系。本论文三个研究的被试为山东省济南市和烟台市的五所初中和四所高中的8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第一次测量时共1309人(男生706人),间隔一年半后进行第二次测量,追踪到的有效被试为1155人(男生616人)。两次测量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第一次测量了青少年的个人目标(采用开放性题目,测量了个人目标的希望和担忧两个方面)、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行为)和同伴背景(高成就动机朋友群体和问题行为朋友群体);第二次测量了青少年的个人目标(开放性题目)。本论文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果: 1、在青少年个人目标的特点方面,本研究发现: (1)青少年早中期的个人目标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学业、职业、婚姻/家庭、父母安康、休闲娱乐、人际关系、自我、财富和公共事务10个领域。 (2)青少年个人目标的发展特点存在领域差异性。①对于领域集中性,青少年早期个体的教育目标的领域集中性呈上升趋势,在青少年中期下降;青少年早期个体的学业目标的领域集中性呈下降趋势,在青少年中期上升;在青少年早中期,个体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目标的领域集中性呈上升趋势。②对于控制信念,与中期青少年相比,早期青少年认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更多是由自己决定的,学业担忧的发生更多是由外界因素造成。③对于时间跨度,在青少年早中期,个体预期教育、学业、职业、婚姻/家庭和财富目标的时间跨度随年龄增长而减小。 (3)青少年的个人目标存在性别差异。①男青少年对职业、婚姻/家庭和财富目标的关注多,而女青少年对父母安康和休闲娱乐的关注更多。②男青少年认为婚姻/家庭希望的实现更多地是由自己决定的;青少年对其他领域目标的控制信念不存在性别差异。③男青少年预期目标实现的时间跨度比女青少年要长。 (4)青少年的个人目标存在城乡差异。①农村青少年对父母安康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多,而城市青少年对休闲娱乐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多。②与城市青少年相比,农村青少年认为父母健康方面的问题更多地是由自己决定,而学业失败更多的是由外界因素造成的。③在时间跨度方面,农村青少年预期教育、学业和休闲娱乐目标的时间跨度比城市青少年要长,预期职业和父母安康担忧发生的时间跨度比城市青少年短。 2、在家庭背景与青少年个人目标的关系方面,本研究发现: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青少年的个人目标。①对于领域集中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当时对婚姻/家庭、休闲娱乐、自我和公共事务目标的关注越多,对教育的担忧以及父母安康的关注越少;在间隔一年半后,青少年对休闲娱乐、自我和公共事务的关注越多,对学业、职业担忧和父母安康的关注越少。②对于控制信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认为婚姻/家庭希望的实现更多地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③对于时间跨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当时预期职业和父母安康目标的时间跨度越长;在间隔一年半后,青少年预期职业、婚姻/家庭和休闲娱乐目标的时间跨度越长。 (2)父母的教养行为影响着青少年的个人目标。①对于领域集中性,父母的接纳/参与水平越高,青少年当时对休闲娱乐的担忧越少;在间隔一年半后,青少年对教育和学业的关注越多,对财富的关注越少。父母的严厉/监督水平越高,青少年当时对休闲娱乐的担忧越少;在间隔一年半后,对财富的关注越少。②对于控制信念,父母的接纳/参与水平越高,青少年认为教育、职业、婚姻/家庭和休闲娱乐希望的实现更多地是由自己决定的。父母的严厉/监督水平越高,青少年当时认为教育希望的实现更多地是由自己决定的,婚姻/家庭希望的实现更多地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③对于时间跨度,父母的教养行为对青少年当时预期未来的时间跨度没有影响,仅接纳/参与正向预测青少年一年半后教育目标的时间跨度。 3、在同伴背景与青少年个人目标的关系方面,本研究发现: (1)对于领域集中性,高成就动机朋友越多,青少年当时对学业和公共事务的关注越多,对父母安康的关注越少。问题行为的朋友越多,青少年当时对教育、学业和职业的关注越少,对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和财富的关注越多。 (2)对于控制信念,高成就动机的朋友越多,青少年当前认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更多地是由自己决定的。问题行为朋友越多,青少年当前认为职业和自我目标的实现更多地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 (3)对于时间跨度,高成就动机朋友群体对青少年个人目标的时间跨度没有影响。问题行为朋友越多,青少年在一年半后会预期更早地参加工作。 4、关于不同家庭—同伴背景下青少年个人目标的特点,本研究发现: (1)青少年的家庭—同伴背景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低社经—高父母监督型(35.9%)、高资源型(22.2%)、低资源型(18.4%)和多问题朋友型(23.5%)。 (2)不同家庭—同伴背景下青少年个人目标的特点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①对于领域集中性,所有青少年对教育、职业和自我目标的关注程度类似。低社经—高父母监督背景下青少年对学业的关注较多,而且更担心教育目标不能实现,且对未来婚姻/家庭的关注少。高资源背景下的青少年较多地提及休闲娱乐希望,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且他们更不必担心父母的安康。多问题朋友背景下青少年较少关注学业,对未来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和财富的关注较多。低资源背景下的青少年较少关注学业,而且也不担心教育失败(如考不上大学等),而且与其他系统下的青少年相比,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的目标。②对于目标的控制信念,除了低社经—高父母监督背景下青少年认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更可能是由自己决定的外,四种背景下的青少年对其他领域的控制信念不存在差异。③对于时间跨度,除了高资源背景下的青少年预期职业、婚姻/家庭、父母安康、财富目标的时间跨度更远一些外,四种家庭—同伴背景下的青少年预期其他领域的时间跨度均不存在差异。 5、关于青少年的目标系统与家庭—同伴背景,本研究发现: (1)基于10个领域希望和担忧的集中性,青少年的目标系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成就取向型(人数比例最多为41.6%)、自我—人际担忧型(28.6%)和目标宽泛型(29.8%)。 (2)不同家庭—同伴背景下具有不同目标系统的青少年的分布存在差异。在高资源家庭—同伴背景下的青少年提及的目标系统更多地属于成就取向型和目标宽泛型,在低社经—高父母监督背景下具有成就取向型目标系统的青少年要多于具有目标宽泛型目标系统的青少年。在多问题朋友和低资源背景下,三种类型目标系统的青少年的人数相当。收起

关键词 : 个人目标青少年家庭背景同伴背景时间跨度领域集中性控制信念

8. 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母亲教养、同伴侵害对青少年早中期抑郁轨迹的影响

[学位论文] 曹丛山东师范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40页

摘要 : 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抑郁均是普遍流行的导致残疾且代价高昂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预计到2030年，抑郁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引发死亡和导致残疾的首要因素。防止抑郁以及完善抑郁临床治疗的有效途径之一即在于揭示导致抑郁发生的潜在遗传、环境因素，以... 展开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抑郁均是普遍流行的导致残疾且代价高昂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预计到2030年，抑郁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引发死亡和导致残疾的首要因素。防止抑郁以及完善抑郁临床治疗的有效途径之一即在于揭示导致抑郁发生的潜在遗传、环境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青少年是研究抑郁易感性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抑郁的发生率与水平急剧升高。尤为注意的是，在青少年期，尤其是青少年早期至青少年中期这一过渡阶段，研究显示抑郁的发展轨迹存在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并不是所有青少年其抑郁均按照平均增长的轨迹发展。采用张文新主持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SCCA)）的纵向数据，以1090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50%女青少年），本研究首次调查了多巴胺系统基因、母亲教养（10岁与11岁）与同伴侵害（10岁与11岁）在青少年早中期抑郁轨迹（11岁～16岁）中的作用。本研究中考察的多巴胺系统基因包括多巴胺D2受体（DRD2）基因TaqIA、A241G多态性，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Val158Met、Ala72Ser多态性以及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T941G多态性。关于抑郁的异质性轨迹，我们发现：（1）在此中国青少年样本中（N=1090,50%女青少年），青少年早中期抑郁呈现出三条异质性发展轨迹：（i）持续低轨迹组（36.1%）、（ii）中等上升轨迹组（44.5%）与（iii）高上升轨迹组（19.4%）。（2）在上述全样本中确定的三条轨迹模型在男青少年与女青少年中分别得到了验证（男：N=545,持续低轨迹组（35.6%）、中等上升轨迹组（42.7%）与高上升轨迹组（21.7%）；女： N=545，持续低轨迹组（41.1%）、中等上升轨迹组（42.0%）与高上升轨迹组（16.9%））。而且，在抑郁异质性轨迹的分布中不存在性别差异。（3）青少年10岁与12岁时的自我概念在全样本、男青少年以及女青少年的抑郁三条异质性轨迹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提示，本研究中发现的抑郁异质性轨迹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关于母亲教养与同伴侵害在青少年早中期抑郁异质性轨迹中的作用，我们发现：（1）母亲教养与同伴侵害间独立地、而非交互地预测青少年早中期抑郁异质性发展轨迹；但这两个因素间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因而，仅部分支持了独立效应模型。（2）母亲教养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异质性轨迹，而且通过同伴侵害间接地影响青少年抑郁轨迹身份。这一结果提示，母亲教养与同伴侵害对青少年抑郁异质性轨迹的作用符合间接效应模型。关于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母亲教养以及同伴侵害对抑郁异质性轨迹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1）DRD2基因A241G多态性的AA纯合子携带者具有更高的风险发展为高上升轨迹组而非持续低轨迹组。更为重要的是，A241G多态性与母亲教养交互作用于抑郁的异质性轨迹亚组身份。对于 G等位基因携带者而非 AA纯合子携带者而言，高质量的母亲教养显著降低了青少年发展为高上升轨迹而非中等上升轨迹的可能性。对于AA纯合子携带者而非 G等位基因携带者而言，高质量的母亲教养增加了青少年发展为持续低轨迹而非中等上升轨迹的可能性。（2）DRD2基因 TaqIA多态性、COMT基因Val158Met与 Ala72Ser多态性以及MAOA T941G多态性对青少年抑郁异质性轨迹身份既不存在直接效应也不存在与母亲教养间的交互效应。（3）在男青少年中，MAOA基因T941G多态性的T等位基因增加了青少年发展为中等上升而非持续低抑郁轨迹的几率。而且，该多态性与同伴侵害交互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异质性轨迹身份。与G等位基因携带者相比，高水平的同伴侵害使得T等位基因携带者更可能发展出高上升而非中等上升或持续低的抑郁轨迹。但是，T941G多态性对女青少年抑郁轨迹身份并不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且亦与同伴侵害间无显著交互效应。（4）DRD2基因TaqIA与A241G多态性、COMT基因Val158Met与Ala72Ser多态性与同伴侵害间的交互作用无法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异质性轨迹身份。最后，经过上述逐步分析以及进一步的模型统合验证，我们发现男青少年中，母亲教养通过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早中期抑郁轨迹的间接效应进一步受到 MAOA基因T941G多态性的调节。作为首项系统考察多巴胺系统基因、母亲教养以及同伴侵害在抑郁发展轨迹中作用的研究，本研究发现突出强调了考察青少年期抑郁异质性轨迹中 G×E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支持了发展性的而非静态的 G×E交互作用的本质。而且，本研究为母亲教养与同伴侵害在抑郁纵向异质性发展中的间接效应，而非独立效应或交互效应，首次提供了研究证据。尽管牵涉其中的潜在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一探索性研究为我们阐释青少年抑郁的遗传与环境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有益信息。本研究可能对旨在降低青少年抑郁风险的预防与干预项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考虑到母亲教养在 G×E交互效应以及主导同伴侵害中的重要作用。收起

关键词 : 青少年心理学抑郁现象多巴胺系统基因母亲教养同伴侵害

9. 青少年早期的母亲教养方式及其发展变化：一项个体定向的研究

[学位论文] 魏星山东师范大学 2016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38页

摘要 :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初与最重要的场所。在诸多的家庭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尽管已有研究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但仍存... 展开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初与最重要的场所。在诸多的家庭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尽管已有研究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现有研究对教养方式的考察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对中国文化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现有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考察大多使用横断的研究设计，主要关注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适应结果间的关系，很少有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对父母教养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少数探讨父母教养纵向发展的研究也局限于对教养行为维度的考察，至今尚未有研究对教养方式类型的发展变化进行考察。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采用个体定向的纵向研究设计，对青少年早期的中国母亲教养方式及其与青少年适应结果间的关系，以及青少年早期母亲教养方式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共包括四个子研究：研究一对目前广泛应用于中国文化父母教养研究的儿童养育实践问卷（Child-rearing Practices Report, CRPR）问卷进行了修订。研究二采用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对青少年早期的中国母亲教养方式类型，以及不同母亲教养方式类型与青少年行为适应、情绪适应和学业适应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三采用潜转变模型（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对青少年早期这一关键转折期母亲教养方式的发展变化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四对教养方式类型的变化与青少年适应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研究所有被试均来自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在被试五年级到七年级之间，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数据收集，三次共计2173人（女生1043人，首次施测平均年龄=11.27岁）。采用母亲报告测量母亲教养方式，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测量内化问题和学业成绩，采用教师报告测量外化问题。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修订后的CRPR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信效度良好。问卷使用的因子模型能够对青少年早期中国母亲的教养内涵进行较好地测量。 2、青少年早期母亲教养方式的LCA分析发现：（1）母亲教养方式存在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一般型和严慈型。权威型主要特征是高温情/说理/自主支持—低严厉，专制型主要特征是低温情/说理/自主支持/鼓励成就—高严厉，一般型在大部分教养维度的得分接近平均分，严慈型主要特征是高鼓励成就/监督/严厉—中等水平的温情/说理/自主支持。（2）严慈型在内涵上与西方经典教养方式类型均不相同，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本土教养方式类型。（3）上述四类母亲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和学习成绩得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权威型母亲子女的适应结果最好，严慈型其次，专制型的最不好。 3、青少年早期母亲教养方式的LTA分析发现：（1）青少年早期母亲教养行为呈中高程度的稳定性。六种教养行为中只有严厉教养呈下降趋势。（2）母亲教养方式的四种类型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并且稳定性程度会因教养方式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3）母亲教养方式类型间的转变主要发生在一般型与其它类型之间，而权威型、专制型和严慈型三种类型之间几乎不发生相互转变。 4、在母亲教养方式的转变与青少年适应间的关系方面，研究发现：（1）在控制前一时间点青少年适应的初始水平后，母亲教养方式的转变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和学习成绩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2）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外化问题能够显著预测母亲教养方式由一般型向专制型的转变。（3）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能够显著预测母亲教养方式由一般型向权威型的转变。收起

关键词 : 教养方式传统文化纵向设计青少年早期个体定向

10. 多巴胺系统多基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学位论文] 曹衍淼山东师范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张文新共137页

摘要 :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健康统计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地区和文化背景下，抑郁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疾病，据估计大约有十分之一（6.76亿）的人罹患抑郁（WHO,2016）。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青少年阶段是抑郁发病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青少年抑郁的严重... 展开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健康统计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地区和文化背景下，抑郁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疾病，据估计大约有十分之一（6.76亿）的人罹患抑郁（WHO,2016）。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青少年阶段是抑郁发病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青少年抑郁的严重程度和发病率均显著增加（Avenevoli, Swendsen, He, Burstein,&Merikangas,2015;Hankin,2015）。抑郁的严重程度在青少年中晚期发展到顶峰并开始接近成人抑郁水平（ Natsuaki, Biehl,& Ge,2009; Twenge&Nolen-Hoeksema,2002）。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有8~20%的小于18岁的青少年受到抑郁的影响（Naicker et al.,2013）。因此，考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发病机制迫在眉睫。在有关抑郁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环境因素和遗传基因的作用。但是当前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近二十年的研究主要关注单基因与环境对抑郁的影响，忽视了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其次，虽然早有研究提出了“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理论框架，但很少有研究对这一基因作用路径进行考察，同时也仅有少数几项研究对环境变量参与这一过程的机制进行探索。第三，有关研究对象，研究者更关注成人抑郁的发生机制，其被试多为罹患重性抑郁障碍的成年人或具有创伤经历的特殊群体，对青少年抑郁研究较少。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为期3年的追踪设计考察多巴胺系统多基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探索多基因在青少年抑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联合作用。（2）在“基因—内表型—行为”框架下，考察多巴胺系统多基因通过气质特征对青少年抑郁影响的中介机制。（3）考察双向关系水平和群体水平的同伴环境因素对“多基因—气质—抑郁”中介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4）比较并整合不同水平的同伴环境的作用过程，构建多基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影响机制的整合模型。本研究是张文新教授主持的追踪研究课题《多基因与环境对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动态影响及中介机制》的一部分。被试来自山东省济南市，从初一（13岁）开始连续追踪测评3年，具有基因数据且有效的被试1010名（初次测评平均年龄13.32岁，男生498人）。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了青少年抑郁、易受挫性/恐惧、身体/关系侵害，采用同伴提名测量青少年同伴接纳和拒绝，采用唾液样本提取DNA，运用MassARRAY RT3.0.0.4和MassARRAY Typer3.4(Sequenom)测评了4种多巴胺系统基因（COMT基因Val158Met多态性、DAT1基因rs27072多态性、DRD2基因TaqIA多态性和DRD2基因A241G多态性）。综合运用SPSS21.0、R3.2.2和Mplus7.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在多基因对青少年抑郁发展的联合影响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在抑郁的严重程度上，在13~15岁青少年中，青少年抑郁水平总体随年龄呈上升趋势，但在14~15岁时青少年抑郁的增长趋势变缓。在13~15岁时均未发现青少年抑郁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抑郁的普遍性上，13~15岁青少年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加，但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抑郁检出率不超过10%。（2）COMT基因Val158Met多态性、DAT1基因rs27072多态性、DRD2基因TaqIA多态性和DRD2基因A241G多态性这四种多巴胺系统基因以一种累加的作用方式而非上位性（交互作用）方式联合影响青少年即时抑郁水平。个体携带的风险等位基因条数越多，即多基因累加分越高（多巴胺系统功能活性越低），则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这一作用模式为单胺缺陷假说提供了支持。（3）多基因累加分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2、在多基因通过易受挫性/恐惧对青少年抑郁的中介机制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较高的易受挫性（行为趋近系统缺陷）和较高的恐惧（行为抑制系统过度激活）是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源，这为抑郁的动机理论提供了支持。（2）多基因累加分能够通过易受挫性影响青少年抑郁，表现为多巴胺累加分越高（多巴胺系统功能越低）则其易受挫性得分越高（行为趋近系统功能缺陷），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越大。这一结果为“多基因—内表型—抑郁”这一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3）多基因累加分通过恐惧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中介路径不显著，相比恐惧（行为抑制系统），易受挫性（行为趋近系统）与抑郁的关联更强。 3、在同伴环境因素对多基因中介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机制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从主效应上看，多基因累加分与同伴侵害与同伴关系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较高多基因累加分和同伴拒绝、身体侵害、关系侵害是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而同伴接纳是青少年抑郁的保护性因素。（2）同伴关系侵害与多基因累加分交互预测青少年抑郁，其他环境变量与多基因累加分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在高同伴关系侵害环境下，多基因累加分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但是在低同伴关系侵害环境中，多基因累加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交互作用模式符合“素质—压力”模型。（3）同伴接纳不能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4）同伴拒绝能够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路径。具体表现为在高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中，存在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而在低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中，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不存在。易受挫性与同伴拒绝的交互作用模式符合“素质—压力”模型，即在消极同伴环境中，高易受挫性的青少年更容易罹患抑郁，但在积极环境中，高易受挫性与低易受挫性的青少年抑郁水平不存在差异。（5）身体侵害不能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6）关系侵害能够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具体表现为在高关系侵害的青少年中，存在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而在低关系侵害的青少年中，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不存在。多基因与关系侵害对青少年易受挫性的影响与其对抑郁的交互作用模式相一致，均符合“素质—压力”模型。 4、在不同类型同伴环境整合模型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同伴拒绝和关系侵害作用于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不同过程，关系侵害能够调节多基因到易受挫性这一路径，而同伴拒绝能够调节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作用路径，但是多基因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且也不受同伴环境的调节。本研究作为首项采用多基因遗传指标考察遗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影响机制的研究。本研究不仅为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为“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中介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同伴环境指标作用于“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不同过程，虽然对这一发现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是这对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及时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收起

关键词 : 青少年抑郁多巴胺多基因同伴环境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