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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1901-1919年）

[学位论文] 艾晶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693页

摘要 :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 展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缠足，女子参政等，而对平民女性关注不多，特别是女性犯罪，关注者更是寥寥。但在清末民初，女性犯罪却开始大量出现，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此时，国家法律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各种法律文件、司法公文都对女性犯罪的惩罚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规定。从当时司法年报中对女性犯罪的明细统计，亦可以看出女性犯罪已经开始引起了司法界的注意。本文拟主要考察这一时期女性犯罪情况，着重探讨女性犯罪的成因、程度及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本文由导言、正文、结语及附表、参考文献等五大部分所构成，全文主体共分五章，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清末以前女性犯罪概述，主要阐说清末以前的女性犯罪情况。在清以前，由于女性生活环境的局限，接触社会不是很多，所以触犯法律的机会也少。就目前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女性犯罪类型主要为奸非罪和杀人罪，且尤以奸情杀人为多。针对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统治者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刑具和刑罚并对犯罪女性进行了宽宥处理。到了清季，女性犯罪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除了奸非罪和杀人罪外，还出现了拐逃、诬告、窃盗等犯罪类型。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法律和家法族规都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了清中后期，因战乱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女性大量地参与到社会中来，女性犯罪的类型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清前期的奸情、杀人、拐逃等罪，而是有所增加和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婚姻冲突下的女性犯罪增多，表明女性已开始向传统的婚姻家庭提出挑战，但从冲突的结果来看，很多女性却仍然处于备受压迫的状态。这一时期，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有所松动，女性犯罪的处罚环境较前也显得相对宽松。部分审判者在处理女性案件中，往往会不拘成法，做出有利于女性的判决。第二章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统计分析。这一时期大量的统计数据，再现了女性犯罪的数量、类别、被处徒刑及缓刑等情况。清末犯罪统计的资料虽然很少，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新律影响的痕迹及犯罪女性的一些基本情况。到了民国初年，犯罪统计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具体，对女性犯罪的统计亦趋于明细。由统计中可以看出，民初犯罪女性的数量大大增加，职业种类也有所增多。犯罪女性多为已婚妇女和寡妇，年龄则集中在20-40岁之间，且多为没有职业、未受过教育者。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数种:一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大量地走向社会并承担家庭的重担，犯罪机会增多;二是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迫使部分女性对之进行反抗，但方式不当而触犯刑律;三是社会的发展，促使女性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为了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有的女性便不惜触犯当时的法律。此外，中国的女性犯罪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因所处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第三章女性犯罪的类别。清末民初的女性犯罪，仍然以性犯罪为其主体。社会风气的开化使得部分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性自由，当被束缚的性欲一旦发泄出来，便一发不可收;同时因为女性缺乏一定的教育，有时不知怎样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容易被人引诱;而经济上的困境也使得部分女性靠出卖肉体(卖淫或与人通奸)来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当时女性的性犯罪之所以居多，与社会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的性犯罪与女性的其他犯罪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成为其杀人、拐逃、诬告等犯罪行为的诱因。同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与家庭成员及邻里发生矛盾冲突走向犯罪的女性亦不少，这使得杀伤罪成为其时女性犯罪的又一大典型。很多家庭都存在虐待女性问题，处于卑幼地位的子媳、妾、婢女等备受摧残。而社会对女性性生活的严格压制，更使得女性的心态趋于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在杀伤罪中，女性的奸情杀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成为其犯罪的一大典型。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使得部分女性遭遇不幸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通过出逃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另外社会也给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就业的机会相对以前有所增多，也增加了部分女性出逃的勇气，特别是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妓女、婢女等更是希望通过出逃来摆脱不幸的境遇;近代以来，更多的女性因经济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出外觅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家庭的重负，但社会上工作的难寻及工资的低廉也让其乐于从事诱拐活动。很多中老年妇女甚至把诱拐作为自己的“职业”，因此拐逃罪也成为女性犯罪的一大类型。对于女性诱拐者来说，从事这一犯罪活动多数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乏一些想帮助被诱人的好心人，但法律却也对之进行了严惩。此外，其他如鸦片、赌博、诈骟钱财等在当时也逐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犯罪。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多与女性的不良嗜好及经济困境有关，因其并未威胁到国家的政权和社会上的伦纪大防而多以罚金了事。第四章对女性犯罪的惩治。清末民初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犯罪的条款，可以看出国家对女性犯罪的重视;清末修律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法律对男女犯罪的惩罚趋于平等，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新律废除了凌迟、枭首等酷刑及笞杖刑，对非死刑案件，多处以罚金和拘役。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法律上虽然沿袭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加强了对女性犯罪的控制:大理院频繁颁发相关的解释例，对女性案例的审判进行一定的监督和指导;此外，加大对奸情罪和拐逃罪等的控制力度，以期更好地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同时，清末民初虽然废止刑讯的呼声很高，但因司法的腐败，禁止刑讯的法规很多时候行同具文。而且废止刑讯的规定为部分官员办案的拖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藉口，使得积案问题成为其时司法部门的又一大痼疾。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对女性越轨行为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对其日常的行为规范仍然控制严格。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和社会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但因各种干扰的存在，所谓的防治措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五章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由该时期的女性犯罪，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实际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存在的妇女问题。其时，虽然女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但多数女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犯罪。有的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家庭地位低下，备受摧残而奋起反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妇女则因就业机会及受教育机会少，沦为无业者和低工资阶层，在无知状态下走上了犯罪路。特别是一些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女性，有时犯罪实为其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本文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分析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及报刊杂志中大量案例的同时参照时代背景进行详尽论述，以期揭示出处于这一时代变迁中的女性犯罪的真实状况。收起

关键词 : 清末民初时期女性犯罪法律调整社会变迁

2. 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

[学位论文] 李永芳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陈廷湘共617页

摘要 : 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 展开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为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清朝末年旨在农业改良的农会。中国农会肇始于清朝末年。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农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至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成立了农务总会、农务分会与分所。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受上海农学会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影响，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分为设立于省城的总会;设立于府、厅、州、县的分会;以及设立于乡镇、村落、帝集的农务分所等三级直属组织系统。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开办农业学堂;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农产陈列所;创办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受理调解民事纠纷等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机械操作鲜有建树。同时，清末农会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这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二、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始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是其后执掌国家政权并开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袁世凯，面对农村经济的残破、农业生产的衰微以及农民生活的困苦不堪，均对改良农业、发展农会组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民国早期思想界各种“新思潮”的竟起、兴农呼声的日益高涨，则为农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农会组织得以更加广泛地发展。民国早期的农会依然是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但在清末农会分为三级的基础上增加为四层，即增设了一个最高层——全国农会联合会，使农会组织从上到下更具完整性。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其富有成效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编制每年该区农业状况调查表呈报上级农会与主管官署;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方面。由于该农会是在清末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辛亥革命后国家体制由君主走向共和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纷乱政局等新的社会因素，无不影响和赋予了该农会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在其组织构成、职能与性质等方面与清末农会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依然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的、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社会团体和联络机关，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的社会经济自助组织。三、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农会作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群体组织的出现，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种新型农会是在农村经济凋敝、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土地占有日趋集中、农村阶级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创建起来的。1921年9月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为己任的新型农会。随后，广东海丰赤山、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策和措施，为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颁布的全国《农民协会章程》，为各地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文本依据;历时两年多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促进了各地农会组织的空前发展。同时，1927年4月还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省、县、区及乡级层层连接的的直属组织系统。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了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反帝斗争和农村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开展的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时期农会活动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且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异。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已根本区别于清末民初的农会，尽管它也进行了一些农业改良的活动，但不再是为政府服务的农业咨询机构，而是由中共创立和直接领导、并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斗争色彩和政权性质的农民自治性组织。四、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国民党所领导的农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协组织加以摧残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乡村建设运动广泛兴起的情势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予以重建、整顿和发展起来的。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以及1930年《农会法》颁布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制定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国民党控制下的农会，其法定任务可谓面广繁多，但大多未曾付诸实施，各地农会所开展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进行该区域农村概况调查并填写报表呈送主管官署等。同时，该农会呈现出了法规条例的完备性及其多变性、组织制度的民主性、政府控制的严密性、主要活动及其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国民党领导建立的农会，名义上是一种旨在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以图农业之发达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则是一种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整治社会秩序的保甲附属，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五、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建立农会组织以整治社会秩序的同时，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也相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会组织，即苏维埃区域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区的“农民协会”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活动。革命根据地的农会组织呈现出组织名称的多元性、组建方式的策略性、组织系统的不完整性以及气势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从其性质和功能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作为革命政权合法执行机关的社会组织，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乡村政权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结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为:1、农会组织呈现出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多种类型;2、农会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建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维护者”、“破坏者”与“整治者”等不同角色的活剧;3、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农民生活贫困、改变农村文化教育落后状况、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4、近代中国农会组织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农会组织须应坚持“自愿性”、“自主性”、“民间性”和“法制性”;5、总结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的历史经验，对于如何思考目前理论界在研究“三农”问题中存在的是否重新建立农会组织的讨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收起

关键词 : 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功能分析历史演变

3. 清朝京控制度研究

[学位论文] 李典蓉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成崇德共559页

摘要 : 京控制度来源自叩阍，在清代以前，这样的诉讼程序并非常制，案件都是当作特殊事件来审断。清中叶后，京控正式脱离叩阍制度，地方的总督、巡抚成立“发审局”专门审办京控案件。即使到了清末，引进西方的司法审判制度，京控也没有被废弃，改由大理院... 展开京控制度来源自叩阍，在清代以前，这样的诉讼程序并非常制，案件都是当作特殊事件来审断。清中叶后，京控正式脱离叩阍制度，地方的总督、巡抚成立“发审局”专门审办京控案件。即使到了清末，引进西方的司法审判制度，京控也没有被废弃，改由大理院受理。京控起于吏治的败坏，清代的州县官负责司法审判的初审，但过重的行政负担与吏役的舞弊，种种积弊导致基层司法无法有效运作，继而激起民间的上控。学者寺田浩明提出中国是“伸冤型”审判的观点，社会期待法官主持公道，惩治为恶之人，使受害者得以伸冤。京控就是人们寻求原有规范和秩序的一个行动，期待最后的法官-皇帝能够伸张冤抑。但是皇帝不可能亲自审理这些控诉，便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将这些控诉重新发回地方督抚审理，让原告再度面对官场“官官相护”的弊病。京控制度的结构缺陷严重影响了审判，使得部份原告很容易陷入一个循环里:对地方官吏不满而上控→到京城呈递→案件发回地方→接受地方官员审理→被认定为诬告→再次京控。笔者运用了大量的军机处与内阁的纪录，整理出一千多件京控档案，尝试还原京控的运作模式，并且对京控的参与者:官员、生监阶级、讼师、民人进行分析，研究他们的互动关系。生监阶级是无法参与到官员行列中的低层仕绅，他们一部份变成了讼师与幕友，透过各种模式跟地方衙门发生联系，包括参与民人对官吏的京控。官员以生监与讼师的积极参与为借口，让他们背负上“唆讼者”的罪名。但是民人的上控许多都是自发性的，他们只是利用了讼师生监的文笔替自己发声，并且给这些“文人”提供了生活的出路。讼师的存在，是因民人的需要而生的。本文以妇女、疯子、回民、官员作为京控原告的研究范例，前三者是清代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在男权的控制下、疯子无法自由生活、回民犯罪会受到比汉族更严厉的惩处。以此检视弱势族群与特权阶级如何利用京控来申诉冤屈。在这些案例中，许多原告者逐渐脱离传统的伸冤思维，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文提出了几个论点:一、京控制度虽然是统治者为了补救地方官员的失职而建立，反而对既有的司法诉讼制度造成了破坏。二、统治者依赖京控制度，忽略对州县官员行政弊病的直接干预，放任督抚操作地方事务，导致现有司法问题难以改善，使得京控对官僚弊病起到的整体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三、操作京控制度者本身以“原告有罪”的预设去审理案件，很少关心被告是否受到惩治，影响了京控的审理结果。四、对于面对司法不彰的百姓来说，京控制度是向政府反映地方问题最直接也是最“正当”的渠道，他们对在上位者的反映异常积极，呈控范围也不限于检举官吏失职。但是基于“息讼”的官方理想，官员一再地将他们的诉求压抑下去，以免破坏了官场的与社会的秩序。五、地方官员是社会中的“特权阶级”，他们和书吏一样经常成为京控中的“被告者”，一旦面临问题，也只能使用京控来伸冤。但走上京控道路的官员同样无法突破“官官相护”的困境，有时候他们还不如被政府刻意拉拢的少数民族。表面上，京控制度保护的是百姓的利益，但在实际操作里，保卫的却是官方的利益。历史证明，行政与司法无法独立的社会如果依赖京控制度，将导致现有司法问题难以改善。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对清代法制史与社会史提供一点贡献。收起

关键词 : 清朝历史京控制度诉讼机制司法独立

4. 宋代巴蜀易学研究

[学位论文] 金生杨四川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舒大刚共543页

摘要 : 巴蜀易学是祖国易学宝库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区域易学，在宋代进入到她的繁荣时期。程颐两次入蜀，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引起了人们对巴蜀易学的高度关注。宋代巴蜀易学不仅为宋代蜀学的发展繁荣作出突出的贡献，而且在易学儒理化、图书化的重... 展开巴蜀易学是祖国易学宝库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区域易学，在宋代进入到她的繁荣时期。程颐两次入蜀，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引起了人们对巴蜀易学的高度关注。宋代巴蜀易学不仅为宋代蜀学的发展繁荣作出突出的贡献，而且在易学儒理化、图书化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儒理易学、图书易学、拟《易》学等的发展、传播，对传统易学及宋代易学的总结发扬上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复兴儒学的历史召唤中，通过有步骤地继承和改造传统义理、象数易学，宋代易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唐易学的面貌，使易学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宋代巴蜀易学开拓、追寻着全国易学的发展轨迹，不断向前迈进。本文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基础上，分专题，按时代，逐次地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全面系统而深入的阐释。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宋代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复兴儒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易学领域里，宋代学者对传统的以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为代表的玄学易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同时努力地向着儒理化方向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宋代巴蜀易学家站在批判继承的立场上，对玄学易的转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论文的第一章就以宋代巴蜀学者对玄学易的延续与转变作为研究对象，对任奉古易学派、龙昌期易学派、三苏易学派及何维翰、任维翰易学派、房审权、毛璞、陈友文等其他诸儒的易学成就，逐次加以深入地研究。综合来看，宋代巴蜀易家在对玄学易的延续与改造中，以阐发儒理，建立新学为宗旨，集多种杂学于一身，大多带有玄学余风，而以阐发新儒学义理为归趣的《苏氏易传》则成为宋代巴蜀自我发展起来的儒理易学的典型代表。在宋代易学的儒理化转变过程中，程颐最终胜出，成为宋代儒理易学确立的标志，得到后世的共同尊重。论文的第二章以“程颐与巴蜀易学”、“谯定易学及其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对“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的初步兴起”作了深入的分析。程颐两次入蜀，并在涪陵北岩完成其易学名著《伊川易传》。其弟子尹焯在北宋末年来蜀，探访其遗迹，寻求其《易》著。弟子袁溉则听从其说，入蜀寻访，终得薛翁之学。蜀人谢湜得程颐指点，著成《易义》十二卷。谯定虽以程颐易学为宗，却兼传有蜀人郭曩氏象数易学。他洞晓诸葛亮八阵图，重视易象，以为“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学传刘勉之、胡宪、张浚、张行成、冯时行等多人，形成著名的涪陵易学派，对宋代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二程的入蜀经历、程颐在蜀注《易》的事迹、程颐“易学在蜀”之说，以及程颐弟子尹焞、袁溉入蜀求《易》，谯定、谢湜传播程颐易学，对宋代巴蜀易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宋时期，理学在学术论争中逐渐取代王安石新学，而趋于一尊。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论文的第三章着力于此，对李石、张浚、张栻、李舜臣、李心传诸程颐后传弟子之易学作了深入的剖析。综合而论，李石、张浚、张栻都不废弃象数，并继承汉唐象数易学，吸收宋代图书易学，用以阐发儒理，发挥其理学思想。李石重视易例，关注《春秋左传》中的易学内涵，从义理、象数两方面对易例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发挥。张浚一本天理，既注重以心体《易》，又注重其用。张拭重视《系辞》，强调觉心悟性，而不拘泥于文字训诂。李舜臣继承冯时行之学，重视易画，留心于纯正的儒理。其子心传则宗主理学，而折衷众家。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的发展传播，最终形成了融会巴蜀易学传统，又积极发挥理学思想的巴蜀理学易学。宋代儒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史学易学派。同时，在疑古惑经的学术环境中，宋儒又对《古易》原貌进行探索与恢复，形成颇具时代特色的《古易》学。宋代巴蜀学者在这两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论文的第四章就“宋代巴蜀的史学易与《古易》学”作了深入的考察。李杞是宋代巴蜀史学易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易学既具有史学易学派的共同特征，同时又以构建史学易理论、宗主玄学、兼容象数为特征，在史学易学中别具一格，尤具巴蜀易学特色。在《古易》学方面，李焘综合吕大防、晁说之两家，承上启下，进一步推动了《古易》学的发展;税与权则以邵雍之学为基础，重编《古易》，发挥其后天易学思想，大有订补之意。在改造传统易学的大潮中，宋代易学还涌动着一股更为新颖的学术潮流，这就是图书易学的兴起。论文的第五章以“宋代巴蜀图书易学的兴起”为题，对宋代图书易学的巴蜀学术渊源作了探讨，对陈抟、周敦颐对巴蜀图书易学的贡献作了研究，同时分析了邵雍学术的《太玄》学渊源及北宋时期的巴蜀《太玄》学成就。巴蜀是宋代图书易学的发源地，巴蜀易学家是宋代图书易学的开拓者。陈子昂、宗密、彭晓的学术都被清代学者认作是图书易学的重要源渊，而陈抟的易图学传至刘牧、周敦颐、邵雍，最终形成图书易学派。周敦颐曾仕合州，易学传于蜀人傅耆。邵雍之学有着鲜明的《太玄》学渊源，而陈渐、郭元亨、章詧、苏洵等北宋蜀易学家都对《太玄》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卓有成效。到了南宋时期，巴蜀图书易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论文的第六章专就南宋时期的巴蜀图书易学作深入的分析讨论。南宋时，邵雍之学通过子孙、牛氏父子及术士等途径，在巴蜀广泛传播。临邛张行成得邵雍十四幅易图之传，并以邵雍先天学为中心，著成“易学七书”，推衍邵雍数学，阐发程颐、邵雍儒理，并会通《周易》、《太玄》、《元包》、《潜虚》、《皇极经世书》诸易，成为历史上阐发邵雍学术最有贡献的极少数学者之一。此外，杨甲汇编易图，进一步扩大了图书易学的影响。张行成、胡次和等人又以邵雍学为宗主，用图书易学之方法，对《太玄》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经过北宋诸易学家对易学的改造与创新，到南宋时，有别于汉唐传统易学的宋代新易学已经建立起来了。朱熹在张栻、蔡元定、吕祖谦等人的切磋辅益下，最终融合象数、义理，以象数阐发义理，发展完善宋代易学，成为后世易学的宗主，历五六百家而不替。论文的第七章以“朱熹与巴蜀易学”为研究对象，对朱熹影响下的宋代巴蜀易学作了深入地探讨与分析。朱熹长期关注巴蜀易学，在批判吸收中，从苏氏、谯定、张栻等易学家的易学中获益良多。同时，通过其弟子等人的宣传发展，朱熹对宋代巴蜀易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曼)渊、阳枋、阳岊、阳恪、家铉翁等朱熹后传大力宣扬其学，注重践履，又日渐出现心学趋向，在象数、义理上也各有所见，与朱熹之学不尽吻合。魏了翁私淑朱熹，与其弟子税与权、史绳祖一道，坚持融会象数、义理，会通程颐、邵雍易学，又学贵自得，重理旧注疏，多有补充发展之意。论文的前七章虽重视结合全国易学，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宏观地把握，但更多的是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具体深入的微观分析。在这样的基础上，论文的第八章站在宋代巴蜀易学的全局上，通过横向、纵向两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总结提炼宋代巴蜀易学的整体表现、特征、内涵及其发展原因等。由此，看到宋代巴蜀易学不仅是巴蜀易学的繁荣期，而且也处于全国区域易学的领先地位。在宋代巴蜀，易学人物有121位，著述达146部，出现了大量的易学名家，并产生了13个易学学派，9个易学家族。宋代巴蜀，易学文献广泛流传，各阶层共同参与到易学研究之中。在集杂为醇，以传统之学阐述时代新说的整体形势下，在全国学术繁荣、巴蜀区域优势明显的条件下，宋代巴蜀学者对宋代易学的大多数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宋代巴蜀易学。收起

关键词 : 宋代巴蜀易学理学思想历史地位

5. “俭以广惠”：左宗棠理学经世的路径——以其廉俸的使用为视角

[学位论文] 谢孝明湖南大学 2013年博士导师: 肖永明共516页

摘要 : 近代湖南学者以崇奉理学，尤以恪守程朱著称。道咸以降，清王朝陷内忧外患之困境，当时学者又多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时救世。湖南名臣辈出。太平军兴，促使湘军官绅集团乘时崛起，其核心人物多以书生将兵，建赫赫之事功。湘军将领以儒家学术为指... 展开近代湖南学者以崇奉理学，尤以恪守程朱著称。道咸以降，清王朝陷内忧外患之困境，当时学者又多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时救世。湖南名臣辈出。太平军兴，促使湘军官绅集团乘时崛起，其核心人物多以书生将兵，建赫赫之事功。湘军将领以儒家学术为指导思想，以护教卫道为职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皆有建树，此世人所谓理学经世者。左宗棠作为与曾国藩、胡林翼并名的湘军统帅，尤为理学经世的杰出代表。熟读儒家经典，尊奉儒家传统和圣人之道，勤苦积学以为救世之用;观照历史，立足现实而究心治安之术，这是湘军名臣共同体现的理学经世的线路与形态。左宗棠的理学经世之途，于此共同的线路和形态之外，又别有不同于他人之特殊路径，即“俭以广惠”之道。左宗棠的“俭以广惠”，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实践。究其原因，既包含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也有其自身人生经验的体悟与积累。而其一生取与，皆准于义，以公是公非为判，则又使其廉俸的开支使用具有伦理与道义的正当性。本此思想精神，左宗棠一生克勤克俭，将自己绝大部分廉俸用之于国计民生和周恤佽助他人，独辟一条名实相符，言行一致，义利相宜的理学经世的特殊路径。左宗棠“俭以广惠”的行为实践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跨度大。从其未仕之前的利济惠人的经历，到中年步入仕途，在地方军政首脑任上的大量捐助活动，其时间跨度就是左宗棠一生数十年。二、涉及人事广。左宗棠的捐助既有济人助人的生活小事，也有关系国家利益的军国大事。数十年的捐助生涯，虽然没有一本详尽的账簿，但是从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汇集在一起，捐助活动的后面牵涉到众多、复杂的人事，反映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左宗棠在廉俸开支使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已，甚至公而忘私，人而忘已，同时又非常强调儒家亲亲以及人的伦理秩序。他的“俭以广惠”客观上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卑而高的路线图序，即:自奉——养家——赡亲——济族——佽助朋友故旧——周恤部属、褒奖忠义——兴教劝学、分润寒畯——赈济抚恤、为民兴利——军国邦交事务。这一路线图序，符合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路径。同时，也表现出左宗棠在近代千年变局的历史境遇下所孜孜追求的国家富强的中兴之梦。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既是一种治学修身论，也是一种齐家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士人当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比较而论，左宗棠“俭以广惠”论主张“用财之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惟崇俭乃可广惠”。这种节俭用财之道，在包含齐家、修身的一层深意之外更多了一层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操作意义，由一种以修身为主的崇俭论变成了一种经世济民之道，从而提升了诸葛亮的“俭以养德”论。同时，左宗棠的观点，将“德”的范畴扩充到“惠”的范畴，丰富了传统俭德观，具有理论维度和思想高度。为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丰富了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 “俭以广惠”这一具有道德践履精神的观念在左宗棠一生安身立命中起着指导性作用，表现了他立身处事的思想导向与道德准则。从他的捐廉活动中可以观照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一个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日用人伦的指导意义。左宗棠捐廉广惠的活动涉及到当时的许多人事。从人际关系上讲既有宗亲、朋友、僚属，也有众多的贫寒学子和广大的受灾百姓;从内容上讲，不只限于一般亲朋往来的馈赠，更多的是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与赈济，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并与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对左宗棠“俭以广惠”身体力行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他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情和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各种心态和精神活动，表现出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使我们在了解左宗棠这一历史名人的精神面貌和风范的同时，加深了对其时社会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了解。今人多有‘近代湖南所谓中兴名臣以书生将兵，以理学经世’之说，然究竟如何理学经世，他们的事功与理学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却很少有具体的事例印证。从左宗棠的“俭以广惠”作为切入点，察其经世济民、文治武功、修齐治平的各个方面，从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可以管窥蠡测中兴名臣理学经世的整体风貌。作为自然经济土壤与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耕读传家”的教育模式所培养起来的封建士大夫，左宗棠身上具有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继承与开新二重性的鲜明特征和烙印，在清朝国门洞开，被迫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阵痛中，成为当时儒家官僚代表。他反映和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从旧的传统中蜕变更新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主流官员们的苦闷、彷徨、思考、调适、接受、改造、探索，是一种先觉与启萌。左宗棠是一个时代巨子，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的思想信仰，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法，乃至他的性格情操，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影响了他的时代。一方面，左宗棠以廉、俭率属，以仁、惠济民，他的“俭以广惠”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儒将之效”。他长期在西北执政，培养了一大批清正廉能的部属。这些部属在其身后长期主政陕甘、新疆，在政策制度层面和人格精神层面都继承左宗棠的余风遗绪，从而使西北政局相对稳定，在晚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使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保存完好。这是左宗棠和其后继者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巨大功勋和留给后世子孙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左宗棠“俭以广惠”的为官为人的精神人格，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论文撷取左宗棠生平廉俸的开支使用为研究课题，试图从一个学人较少关注的视角，来弥补左宗棠研究的一些空白和不足，扩展左宗棠研究的视野。方法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本论文也尝试着方法论创新。互见法的使用对于同一类目而主旨不同的材料处理，使论文内容避免重复芜杂之弊也颇有裨益。本着对经济与文化互为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知识结构所包含道、学、术的三个方面的理解，本论文试图从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道、学、术的文化观照来剖析左宗棠俭以广惠的思想行为，来了解事理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将心态史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相结合来考察左宗棠的博施广惠，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左宗棠学术思想、个性特征、生平事业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状态。同时，本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和了解左宗棠的生平事迹，也可以促进和加深对其他湘军人物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甚至近代史的研究。此外，新材料的发现和搜集整理出来的相关文献材料也当有它的学术利用价值。收起

关键词 : 左宗棠湖湘文化儒学思想道德准则

6. 帝国的骨架：地缘与血缘之间——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

[学位论文] 萧映朝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王炳华共499页

摘要 : 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两年后契伦提出“地缘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就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缘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在国际关系和现实政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影响着各国内政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展开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两年后契伦提出“地缘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就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缘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在国际关系和现实政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影响着各国内政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古代拥有极为丰富的地缘政治实践与地缘政治思想，自西周至西汉时期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演变中，孕育出中国古代帝国第一阶段的地缘政治骨架来，其对于后世的地缘政治结构具有深远的奠基意义。一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在特定的时空格局之下，政治行为体与地理环境之间、地缘政治区域之间互动关系的综合性学科。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也相应地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历史性、空间性、政治性、交叉性、人为性等相关特性。由于西周天下秩序的特征所在，地缘体系最为隐秘而不为强调，地缘政治活动也隐藏于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人伦体系最深处，《周易》里虽强调了地险的意义，但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并不见于西周时期。伴随着地缘政治活动的逐渐展开，春秋到战国时期地缘政治思想大量出现。在经历着天下秩序经历变体到失序的历史演变中，“道”、“术”也经历着为“天下”裂的历史过程。观乎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乃至力主王道的儒家在内，无不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地缘政治的烙印。纵观先秦文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地缘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法家与纵横家之中，兵家所强调的地理因素多是军事地理学意味上的内容，绝大部分不具有地缘政治的宏观意味。此外，一向不被学者所重视的儒家、道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主张。进入帝国时代，由于天下一统的新格局，地缘政治思想的活跃程度远不及先秦时期，汉代的地缘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于贾谊的《新书》与《盐铁论》中桑弘羊的相关论议之中，汉初的贾谊主要是思考如何通过地缘政治的方式以解决王国问题与匈奴问题，其成就主要体现于解决王国问题上;而身为武帝开拓四境的重臣桑弘羊亲身参与了武帝时期一系列地缘战略的决策与执行，其凸显出国家管制经济对于外捍匈奴、内驭诸侯的重要意义，并在武帝时期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提出了边疆内地“肢体—腹心”说。从先秦到秦汉帝国时期，地缘政治思想也经历着竟雄式向着控驭式转变的历史过程。二西周时期，周人以西部边陲之小部族而入主中土，面对辽阔的大平原与斯时实力犹存的殷商遗民，创造性地实行了寓地缘于血缘之中的封建制度，在这一宏伟地缘政治擘画渐次开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西周通过营造东都洛邑而实现了渭河平原与伊洛平原的历史性结合，并通过分封齐、鲁等国而将这一地缘联合拓展至山东半岛附近，从而建立起控驭北中国最重要的地缘轴线;而其在南向则继承了商王朝对江淮地区的经营，自洛邑向南经豫西山地绵延以至于南阳，隐然成为经略江汉、江淮的又一轴线，而其中南阳尤其处于枢纽地位。在北向的晋中、晋南地区亦有霍、唐、虞等重要封国，不过此一线在西周时期相对沉寂。总体言之，西周以洛邑为中心构建了十字形架构的地缘政治结构，横向地轴为宗周—成周—齐、鲁一线，宗周为根本所在，成周为控驭东部之大本营，而齐、鲁则为其前哨，于地轴之两侧诸多封国呈放射型展开，北及幽燕，南达江淮;从纵向观察亦有一隐形之轴线，其北依太行、南连南阳，前锋则直指荆楚核心的江汉平原，东出则势关淮水。从根本上看，西周坐守关中而东向进取，依托众多的封国而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模式，从这种意味上看北至幽燕，南至淮水都是广义上的东方，唯独南阳江汉一带算是自洛邑而南的一个延长线。这大抵是西周立国的基本地缘构架所在。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的纵横地轴之上孵化出晋、楚、齐、秦四大国，基本主导着春秋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大势，与此同时，东南的吴、越二国也成为轴线格局之外的异数，显示出惊人的地缘能量。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大大改写了春秋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自兹始晋国主导北中国地缘局势的状况为之而发生根本变化，及至秦惠文王南并巴蜀而建立起秦蜀地缘联合体后，新地轴已是具体而微，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即是秦人假新地轴之实力以冲击旧地轴之形势并最终席卷天下的历史。三秦统一六国的同时实现了新旧地轴的合璧，而随着蒙恬的北击匈奴而将国防线推进至阴山一线，北向地轴实现了空前的完固。扩大化的关中成为帝国控驭东方的根本。但是随着秦人在南北疆的大举拓展而造成了中空的局面，而又因为秦人自恃武力而摈弃了对人民基本的人文关怀，及始皇崩后未暇，陈胜振臂首倡而关东反秦势力如燎原之势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埋葬了强大的秦帝国。纵观秦汉之际不同势力的纷纭之争，皆与地轴有莫大之关联。项羽分封对于东西地轴皆加以肢解，而其自居于这一中轴线的中央以图控驭东西之形势，而齐地能在秦汉之际形势自任与其完固的形势不无关联，而正是这一完固之齐摄其后终于拖住了项羽之楚而令其被迫两线乃至数线作战，以至于沦亡。韩之后封而数亡与其当东西交争之要道不无关系，东魏为项羽所据而旧地轴上之西魏虽是其战国时之故地，然则河东究竟沦丧过久而经由秦人之地缘改造后其民众基础荡然无存，是以刘邦得以渡河而劫魏王豹之兵，韩信渡河而豹束手就擒。赵国能在秦汉之际有抢眼之表现与其占据旧地轴之北段不无关系，而当其历井陉之败，斯无赵矣。项羽虽雄武盖世而楚军虽勇冠千军，然则待到新旧地轴分而再合而南北地轴再次联合之时，已是疲于奔命之局，其九郡之地终于成了四战之地。是以当天下纷乱之时，帝国之郡县疆理焕然解散，水落而石出，以自然山河之限的四向地轴再次发挥出其强大的功能，可谓当之者兴，失之者亡。四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乃是由于其“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但是这种地位随着冒顿统一匈奴而随着被打破。西汉初年，不仅要面对东向的王国问题，还在漫长的国境线上面临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帝国的地缘冲击，战略压力极大。这种情势乃是西汉初年实行对匈奴妥协的和亲政策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政策所造就的相对和平的地缘环境为汉初诸帝不失时机地解决东向的王国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西汉初年，刘邦在夺取天下之后马不旋踵次第翦灭了异姓诸王，刘邦一则为惩秦孤立之败的教训，二则鉴于当时汉初军功侯势力强大之现状，开始大封同姓诸王，并确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假血缘之纽带以实现地缘控制再次成为汉初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局面很快随着血缘的日渐淡化而成为汉廷的潜在威胁，文帝时期利用诸侯国无后、有罪及诸侯王去世等机会而实行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剖分齐国为六、淮南为三，而与此同时强化对皇子的分封，实行“以亲制疏、以近制远”的策略，从而将王国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步，文帝的种种处置使得横向地轴呈现出重心逐步西移的趋势。景帝时期在文帝的基础上厉行削藩而终于激起了七国之乱，景帝挟战胜之威一方面进一步析分王国，一方面从制度上收回王国的事权，从而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景帝的削夺王国支郡举措的展开，东向地轴呈现出日渐虚无化的倾向。五随着武帝外事四夷而拓展四疆的事业的展开，到宣、元之世西汉帝国的疆域有了一个很大的拓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西汉帝国的地缘政治骨架也由此而奠定，在辽阔的疆域之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轴线地区。元朔二年，随着河南地的收复而北向地轴再次回归;而南向地轴在武帝时期也作为独立的地缘辐射中心向西南和东南两个维度分别演绎出不同的新内涵;而随着武帝的广关，以大关中格局为特征的纵向地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西向，随着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的胜利，汉廷渐次开始了经略河西与西域的事业，这是汉匈对抗在西北地区的继续，在这一过程之中，西向新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延拓，随着神爵二年西域都护的设置、甘露三年韩邪单于的来朝及建昭三年郅支单于被诛，有汉以来的匈奴问题最终定格。而在东向随着武帝时期推恩令下而王国日渐析分，东向地轴也随之而消解，但是有鉴于秦代郡县制在控驭局部地缘区域的支离破碎之弊，随着刺史制度的建立，东疆刺史所在地区亦隐然有地轴的影子。而在纵向地轴之东部疆域，东北疆定朝鲜而置四郡，于其南则收两粤而置九郡，皆是蔚为壮观的地缘新拓展，而汉廷在东北疆的地缘实践乃是对匈奴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放在汉匈对抗的大格局之下，斯时东疆之地缘活动的意义则在其次。总体观之，自武帝以来，地轴格局在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结果乃是在地缘政治的架构上再次呈现出西周时期的十字形架构模式，所不同的是武帝时期的纵向地轴在东、北、南三个方位上都有延展，而呈现出所谓的大关中格局，而随着汉匈对抗的深入而汉廷经略河西与西域事业的展开，西向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展拓，而斯时之东向地轴随着王国问题的解决而仅仅依约于刺史州部之间，不易显见罢了。这种变迁乃是西汉的帝国地缘政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相应地奠定了帝国地缘政治的基本骨架。收起

关键词 : 地缘政治血缘纽带时空格局历史变迁

7. 喀尔喀历史地理研究——以《蒙古游牧记》与《蒙古游牧图》比勘为基础

[学位论文] 那顺达来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成崇德共488页

摘要 : 清前期纂修多部关于一统天下及边疆部族兴衰的官书,多以武功为主,经略为辅。而有关北部边疆蒙古高原的历史地理、地名、边界之关注较少。可以说张穆开创了蒙古高原地理研究的先河,撰写了著名的历史史籍《蒙古游牧记》。蒙古高原幅员辽阔,诸多民... 展开清前期纂修多部关于一统天下及边疆部族兴衰的官书,多以武功为主,经略为辅。而有关北部边疆蒙古高原的历史地理、地名、边界之关注较少。可以说张穆开创了蒙古高原地理研究的先河,撰写了著名的历史史籍《蒙古游牧记》。蒙古高原幅员辽阔,诸多民族来去匆匆,蒙古地名浩如烟海,文献史料疲于考索。这是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至今鲜有突破的原因之一。本论文选题界定于清代喀尔喀蒙古四部八十六旗,相当于今天蒙古国的80%的领土。其中不包括西面的三个省,巴彦乌列盖、乌布苏与科布多。本文主要以“一旗一图”的形式、“以图校稿”的方法,以旗为单位,依《蒙古游牧记》的撰写顺序,与喀尔喀蒙古《游牧图》比较,对喀尔喀诸旗进行历史地理学、地名学研究。通过简单的考证、利用蒙古文字对地名进行考究,以拉丁文转写、汉语复原的形式标出正确读音。对旗名、方位、方向、地名、边界的讹误加以纠正。在每旗的前后附上了交界旗数、现存游牧图情况、旗名和今地位置。下面就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做一简单介绍。第一章:张穆与《蒙古游牧记》,介绍作者张穆的基本情况;介绍《蒙古游牧记》内容、所引文献情况。第二章:考证蒙古方向——兼述喀尔喀历史概况。一、喀尔喀历史概况:对喀尔喀历史轨迹做一简单介绍。二、蒙古方向在清代边疆史地著作之影响:重点分析《蒙古游牧图》方向,也就是蒙古习惯方向的形成及这一方向概念对清代史地著作的影响。第三章: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各旗游牧地研究。主要涉及喀尔喀土谢图汗部20旗的历史地理研究,以旗为单位、“一旗一图”的形式、“以图校稿”的方法,详细分析和考证蒙古地名的基础上,辨认不同时代的旗名之异样记载。将《蒙古游牧记》的地名记载与《蒙古游牧图》的地名相比较,进一步把《蒙古游牧图》的地名,与今地名做审核、定位,考证和分析张穆《蒙古游牧记》地名记载之讹读、地理方向之误认。再总结导致《蒙古游牧记》讹误的原因。以蒙古地名之蒙古语复原、汉语复原、拉丁文撰写的方法,表明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大体定位今天的地理位置(因工作量的考虑,没有涉及浩繁的地名,而主要以省、苏木地理范围为准)。第四章:喀尔喀车臣汗部各旗游牧地研究。重点研究喀尔喀车臣汗部23旗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同上。第五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各旗游牧地研究。重点研究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19旗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同上。第六章: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各旗游牧地研究。主要对喀尔喀赛音诺颜部24旗的历史地理研究,因《蒙古游牧图》缺乏而只涉及有图的四旗历史地理的详细研究,方法同上。其他二十旗,根据赛音诺颜部全图(比较简单盟图,地名很少,所以依据不足而没有充分研究)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如:接界旗数、蒙、汉地名复原,拉丁文音写、今地位置的情况。第七章:结论。简单探讨《蒙古游牧图》在《蒙古游牧记》等清代史地文献的影响。附录一、喀尔喀地名规范表格。是本人博士生学习期间所编写的《清代蒙古地名规范项目》之喀尔喀部分地名内容。还有不少问题:如没有系统和索引方面的缺陷等等。附录二、蒙古地名分类试探。这也是蒙古地名分类的初步试探,因为工作量,没有对地名的源流意义等做太多的涉及,所以作附录。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内一些学者之蒙汉文文献、档案的整理、翻译,有少量著作涉及这一领域,但没有充分展开,缺少系统性研究。本文试图进行初步的、也比较细致的地理、地名考证研究。二、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史籍,谈到蒙古人的经纬度,多将“东南”视为“正南”,也就是说,蒙古这一方向与经纬度方向错位45°左右。不仅过去是那样,现在也是继承了这种方向概念。本人用考古资料中的城市遗址、文献史料中的方向记载、蒙古民俗中的鄂博方向、游牧图中的对称地名的方位布局、现代蒙古人住宅房屋的坐落等几个方面,对蒙古方向进行认真研究,认为蒙古习惯方向与经纬度方向夹角为45°左右,而且清代早期的蒙古游牧图是按蒙古习惯方向绘制的。这方面是前人没有提出过。本文将蒙古游牧图与今地图(最新版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详图,2008年)比较,利用GPS定位系统等测绘仪器实地考察,用NV地图绘制软件,把游牧图定位于今地图,进行研究,发现蒙古习惯方向影响了清朝中晚期的边疆史地著作之地理记载和游牧地图。三、论文用“以图校稿”方法、“一旗一图”的形式,对喀尔喀历史地理进行研究,这对蒙古历史地理研究来说,是一种新的方法。前人对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大多是“以稿校稿”的方法进行的,本文所采取“以图校稿”的方法,该是最有说服力的方法。通过这一研究方法,结合民族语言文字的优势、民族风俗习惯的常识、蒙古历史研究的基础,发现了《蒙古游牧记》中的讹误记载有300余条(主要在方向、方位、地名等诸方面,不计文献考证的20多处错误)。进而利用民族文字功底的优势,对“十人译而十异”的清代汉文文献的讹误进行蒙汉文复原、拉丁文转写,并纠正。四、论文充分运用了个人掌握的历史地理学、考据学、地图学、地名学、民族语言学、民族文字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民族历史、民族风俗习惯,试图对喀尔喀历史地理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当是比较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当然,限于本人之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研究能力、文字表达,也有可能不少不足与讹误。收起

关键词 : 喀尔喀历史地理《蒙古游牧记》《蒙古游牧图》

8.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

[学位论文] 张娣山东大学 2017年博士导师: 王育济共486页

摘要 : 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 展开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著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三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三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收起

关键词 : 中国少儿电视历史演变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文化重构

9. 宋代《礼记》学研究

[学位论文] 潘斌四川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舒大刚共486页

摘要 : 《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其内容比较博杂。《礼记》所阐发的德治和礼治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所强调的礼仪风范和礼乐精神渗透进了中国的民族心理。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都从《礼记》中吸收思想精华并加以发挥，... 展开《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其内容比较博杂。《礼记》所阐发的德治和礼治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所强调的礼仪风范和礼乐精神渗透进了中国的民族心理。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都从《礼记》中吸收思想精华并加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点在《礼记》一书中得以充分彰显。从事宋代《礼记》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宋人的《礼记》诠释中有大量关于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的内容，这是传统文化之精华。通过对宋人的《礼记》学进行研究，宋人的道德文章在我们面前会逐渐变得明晰。时逢精神家园重建，走进宋人的经典诠释，我们会得到不少精神资源和道德启迪。然而，学术界于宋代《礼记》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论著寥寥，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也尚待进一步完善。可以说，宋代《礼记》学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值得好好耕耘。宋代《礼记》学专著约110种，分别为93位学者所作。其中流传至今的有14种，亡佚和存佚不明者有96种。宋代《礼记》学专论文献是指未单独刊行，寓于学者各自的文集之中而又单独成篇，从微观上研治《礼记》学文献的有关文献，不包括寓于《四书》学中的有关《大学》和《中庸》文献。以此为辑录标准，宋代专论类《礼记》学文献81种，涉及学者26位。序跋类，包括“序”和“跋”，也包括“后记”。奏议包括“奏”、“进”、“表”、“札子”等。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撰写雕版等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礼记》学文献序跋类、奏议类文献共27种，涉及学者20位。《礼记》的作者并非一人，各篇的写作时代也前后不一。《礼记》有些篇目的内容相对单一而集中，如《月令》、《冠义》等；有的内容博杂而无序，每段相互独立，如《曲礼》上下、《檀弓》上下等。自东汉以来，不少学者对《礼记》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代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之说可能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但是均难成定论。宋儒中不少人对《礼记》各篇的作者以及《礼记》的纂集成书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就宋代《礼记》诠释而言，由于诠释的角度和目的与汉唐诸儒有所不同，所以宋儒在《礼记》诠释时所采用的诠释体式也与汉唐诸儒有异，并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效果。观有宋一代《礼记》学文献，其诠释体式大致有两大类，即随文注释体和图解体。其中随文注释体又包括解体、说体、义体、疏体、章句体、集解体等六类。宋儒疑《礼记》，既包括疑篇目的作者，也包括疑经文及旧注中的文字、名物、礼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诠释有可取之处。不过，宋儒对《礼记》的怀疑有时并不全面和深刻，所下结论也有草率之处，这与宋儒重视义理而忽略文献考证的学风息息相关。从义理的角度来看，宋儒对《礼记》的怀疑对于正确理解经文和旧注也有裨益。此外，宋儒怀疑《礼记》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这从他们对《大学》、《中庸》的疑改就能得到充分说明。宋代理学归根结底还是人学，宋儒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对人性的揭示，对道德伦理的设定，其落脚点皆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礼记》中的一些篇目，如《曲礼》重视阐述礼的重要性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学》阐述内圣外王之道，《儒行》阐述儒者应有的品格德行等，在《礼记》的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圣人君子所应持守之道。在对《礼记》的诠释中，宋儒将自己的人格理想表达了出来。自唐代开始，《礼记》正式升格为经，官方对其非常重视。《礼记》所记载的不少内容均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关联，因此也迎合了善于以经发论的宋儒。宋儒在诠释《礼记》中提出了他们的理想国构想，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仁政和德治的政治理想。汉唐以来，儒教强调更多的是儒家伦理，重视的是现世，其理论缺乏形而上的诉求，在精密思辨的佛老理论面前，儒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不管是社会生活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佛老二教对当时的儒教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宋儒在诠释《礼记》时，一方面对佛道加以批判，同时又积极构建道统论以与佛教祖统论相抗衡。《大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因之一是它提出了一套内圣外王之说。入宋以后，学者们对《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多有重视，而首先赋予其理学色彩的，当为二程兄弟。二程的格物致知论中关于格物的对象、范围以及方法的理论由朱熹加以继承。朱熹重视格物，有出于辨斥杂学的需要。朱熹认为，既然“三纲领”和“八条目”之“诚意”以下诸节都有传，惟独格物致知条目无传，说明有脱文，遂以己意为之补传。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也利用《大学》构建他们理学思想体系。此外，陆九渊也重视《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其心学本体论与《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密切相关。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具有本体意义，而格物致知则偏重认识论，格物致知的目的不是程朱所说对天理的体认，而是“存心”、“求放心”。陆九渊的格物致知论与湖湘学派比较接近，“存心”、“求放心”与胡安国、胡宏的“求放心”、张栻的“格心”如出一辙。中唐到宋初，《中庸》受到统治者和一般儒者的重视，宋代理学家对《中庸》的研究正是在中唐以及宋初《中庸》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中庸》与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建构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诚”、“中”、“中庸”、“性”本体等均与《中庸》有渊源关系。《中庸》与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建构也有着密切关系，二程、朱熹关于中和问题的探讨多以《中庸》为思想资源，张载、朱熹、张栻等在论心性关系时也多与《中庸》相关联。《乐记》是《礼记》的第十九篇，主要论述乐的产生、乐与礼的关系、礼乐的作用等。《乐记》的作者将“天理”和“人欲”相对提出，这是对“理”、“天理”、“欲”等概念一次全新的整合。“天理”、“人欲”的初次并提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初步梳理，启发了宋儒从理学的角度对二者的内涵及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礼记》为儒教经典，而《圣经》是基督教经典，二者都具有经典的一般属性。通过宋儒的《礼记》诠释与新教的《圣经》诠释的前提、主体、客体、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经典诠释之相同、相通和相异之处。收起

关键词 : 宋代《礼记》学礼仪风范礼乐精神

10. 现代中国的反迷信运动1900-1949

[学位论文] 沈洁中国人民大学 2006年博士导师: 杨念群共470页

摘要 : 一个多世纪以来，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情境中，被当作虚妄、蒙昧的另一种同义语，与“封建”、“迷信”、“神权”等等被抛弃在时空序列中的陈旧之物联结在一起。反对“迷信”成为一种斩钉截铁的现代态度，日益坚固地化约在了所有中国人的知识、... 展开一个多世纪以来，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情境中，被当作虚妄、蒙昧的另一种同义语，与“封建”、“迷信”、“神权”等等被抛弃在时空序列中的陈旧之物联结在一起。反对“迷信”成为一种斩钉截铁的现代态度，日益坚固地化约在了所有中国人的知识、态度、思想以及行为当中。可以认为，对民间信仰领域持续不断的批判与改造几乎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一样艰巨而且漫长。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回到民间信仰作为“迷信”表达开始的地方，这中间还有许多的细节需要厘清。本文即是以“反对迷信”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借助一个具体的历史分析范畴——“反对迷信”——以及有关于此的文本、语境、实践以及社会反应来勾勒“现代”在中国兴起的历史细节。在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展开过程。所以作为现代性的某种表征，反对迷信的历史获得了一种全局性的影响力。这中间，包括了许多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相关的历史细节。比如“反迷信”的论述策略是如何使得民间信仰作为国家灾难和旧秩序的双重象征而进入到论说者的话语体系中的？而这种论述又是怎样依据于理性主义的启蒙策略与构建新道德的交互辩证而实践对民众日常世界的重构的？在“迷信”成为自明的被改造对象过程中，作为一种历史与传统的保留者，民间信仰又是如何在其自身的逻辑中反观或者对应这种被论说、被改造的命运的？从话语到实践，从论说主体到被改造主体，再到反观与抗争，如果把这一充满了分裂与隐喻的历史看作不绝如缕的一种历史形态的绵延，则应当理解它的发生以及不断形塑乃至最终成为“自明”，在这一切得以发生的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然而破除迷信作为一种启蒙形态，并非现代性的独创。从传统时代的淫祀批判，到现代国家的反迷信话语，对民间信仰仪式的申斥与改造可以视为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统治阶级或者说精英传统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把自己的价值与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莉益，这几乎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大传统”对于“小传统”的塑造过程。精英传统、帝国秩序在此过程中不断确认其自身的合法性，并且为其统治创造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这是迷信批判兴盛以前，正统论和精英主义主导下上层统治对于民众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一贯做法。进入现代中国反迷信运动的历史现场，理解反对迷信何以成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同义语，首先必须清楚——何为“迷信”？据本文的考证，“迷信”一词，并不在传统汉语词汇体系里熟见，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才由日语转译而来。“迷信”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世纪之交开始流行于中国本土的语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政治与社会急遽变革的背景。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创生的年代，在此数十年间，缔造新民并以之作为构建新国家之基柢的启蒙主义成为那一时代最为风行且引发过最广泛讨论的命题。现代中国的改革者曾呼吁，不仅应当建立新型国家，还应当创造新民。这不仅需要组建机构以便产生一个能够与统一的国家相匹配的稳固的社会实体，同时也需要在大众中间进行伦理宣传，以便塑造个体公民。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大量使用“迷信”一词，用以指陈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的批判，反对“迷信”、改造民众的信仰世界从而彻底变革其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迷信”运动便是此期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当“反迷信”旗帜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被不断高扬的时候，民间宗教作为非理性的、愚昧的表征出现在清末以降形形色色的启蒙叙事中。在现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语境下，对一切与过往世界相关的、与缔造新国家相悖事象的批判，均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叙述结构，服务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这一概论在清末民初的整体历史中，大致无可怀疑。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将启蒙话语同民族国家、救亡图存联结在一起的线性进化的历史。但是，如果将问题深入下去，“反迷信”作为一种同一性的态度，在它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论述场景中，并不具有统一的内涵。从帝国政府到新兴民族国家，从维新主义者到革命者，他们在一致批判民间信仰仪式的前提下陈述各自的启蒙理想。对民众信仰世界虚妄、愚昧的批判是反迷信叙事共享的理论前提。可以认为，反对迷信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成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者共同使用的某种批判工具。因此，在这一具有统一表象的启蒙主题外表下，不同论者对于“迷信”范畴的定义及其理解方式有极为明显的差异。“迷信”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实体性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断裂与差异。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主义在不同层次、不同立场叙事场景中的复杂呈现。如果将“反对迷信”视为一个现代性问题，那么这其中包括了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是作为叙事策略或者称之为话语形态的反对迷信;一是将作为知识氛围的反对迷信推行于实践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纠缠在一起，使得“反迷信”运动成为了现代中国兴起并在不断变化中为自身创造合法性以及控制权力的历史缩影。权力实体对于反迷信话语的制度实践包括了许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展开方式。比如庙产兴学运动即为20世纪初年反迷信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启蒙主题与实践的联结，现代国家将反对迷信的知识氛围转化为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庙产兴学在形式上反映的是现代化建制对信仰空间的征用，而在历史的深处，具体的情境和组合方式则极为多样。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资源被一一动员;改造者与被改造对象之间的矛盾、博弈与相互妥协的过程展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现场。这些情境和细节也让人们看到，现代化建制在启蒙的名义下实践对信仰空间的征用，而这中间的利益侵夺、权势转移同样重要。此外，在现代改造的早期，自上而下的权力建构与被改造世界的抵抗与复归其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另外，经过20世纪初年启蒙主义的洗礼，反对迷信日渐从一种表达性的叙事策略演变为政治实践和社会展开的过程。国民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反迷信法规，为“迷信”了厘订标准并为反迷信实践确立了合法性与实施规范。信仰空间内部合法与非法的界分昭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国家政权也试图借助这一新的动员方式重构社会秩序。在一种实践的场景中观察作为国家建构和现代制度而展开的反迷信运动，它具有政治建构和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当国家权力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现代政治确立过程中的表达与实践、政治目标与社会环境之间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同一时期乡村改革派对民众信仰世界的改造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科学与愚昧的对决，而更像是从解决其现实生活困境的扶持行动。对这些类型各异的反迷信实践的考察将表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甚嚣尘上的“反对迷信”，可能更多应当看作是民族主义者竭力制造的一种舆论导向。在许多实践的场合，反迷信运动并没有将信仰空间置于同现代性的文明追求绝然对立的语境中执行。民族国家以摧毁旧秩序为目标的反迷信运动只是为现代化的叙述策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语境，其实践过程却远不如态度那样的决绝。在反对迷信的现代氛围中，民众信仰空间的变迁轨迹同样值得深究。信仰、仪式作为延续于传统时代的宇宙观念，植根于乡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面临申斥与改造的现代命运，这种乡民传统以各种方式化约了来自于上层文化的强迫力，依托其自足逻辑生存下去。城市场景中的仪式变迁是与乡村及城镇社区信仰空间所不同的变迁类型，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厘清在不同空间场景，信仰仪式与现代制度整合程度的差异。庙宇作为传统时代民众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发生了功能的转移，而不是功能的置换。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现代改造并不表现为一种“传统—现代”绝然对立的线性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在现代改造中强固地延续着。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历史现场，会发现“事实”存在着丰富多彩的面相，从许多方面来讲，正是这些各异的存在证明了变迁时代的确曾发生。本文所要描述或曰“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个在更广泛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背景下的“反迷信”运动。通过讲述话语与实践、绵延与断裂、博弈与妥协这样一些互动场景中的复杂故事，透析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将“反对迷信”作为现代中国兴起的历史缩影，它既申斥并改造传统，又接续传统而来;权力主导者规训并统制民众世界，而被统治者又以其自身的生存逻辑回应来自于上层的力量。这些过程交互在一起，才构成了一种多重叠合的历史现场。因此，本文对于反迷信问题的关注，并非意在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任何更新的视角，而只是希望回到历史本身。在对过程与细节的梳理中，揭示复杂性。收起

关键词 : 反迷信运动话语体系叙事策略清末民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