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许为义复旦大学 2004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47页

摘要 : 该文从重塑环境资产的资本化经营理念开始,详细梳理了环境资产的四种收益机制:即环境资产的收益不可回收机制、物质增值收益机制、服务收费收益机制Ⅰ型(降低环境不经济性获取收益)和服务收费收益机制Ⅱ型(增加环境经济性获取收益),并归纳了环境资本经... 展开

关键词 : 区域性环境资本项目生态服务价值流弥散机制区域型环境资产包收益回收机制超边际分析商业化融资与经营

2. 我国对外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

[学位论文] 陈红敏复旦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25页

摘要 : 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能源与环境资源的大量投入。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使能源与环境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大量的出口贸易产品背后是生产中国内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污染的大量排放;另一... 展开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能源与环境资源的大量投入。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使能源与环境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大量的出口贸易产品背后是生产中国内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污染的大量排放;另一方面,进口贸易产品减少了国内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与此同时,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因此,了解贸易对我国的能源环境究竟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平衡能源环境压力与国家利益的路径选择。传统的贸易与环境关系分析指出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机制,但是难以单独的分析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气候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对贸易中隐含能和隐含碳等问题的广泛研究。由于缺乏广泛接受的标准的核算方法,现有研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应用方式,一些不合理的或随意性过大的处理方式使得分析结果出现巨大的差异。而在如何看待贸易导致的“碳平衡”问题上,现有的研究则主要纠缠于碳减排责任上。然而,减排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范畴,对此的争论可以作为气候谈判的策略,并不能成为现实的指导我国缓解能源环境压力的依据。因此,需要全新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排放等问题。本文首先在改进传统的隐含能和隐含碳分析架构的基础上,核算了我国1997-2006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进出口情况,分析了其对我国能源环境的影响。其中主要做了两点新的尝试:第一,将“隐含能”和“隐含碳”等概念统一在“隐含流”概念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以“虚拟进口国”假设为原则的隐含流分析架构。并提出了基于“虚拟进口国”假设的较为简单的进口技术系数的选择方法,以简化对来自不同国家进口产品隐含能的计算。该方法在分析单一国家对外贸易中的隐含流时,弥补了采用“进口同质性假设”或“进口替代假设”,以及其他随意性过大的技术系数选择方式的不足,同时又比多区域的投入产出方法更为灵活简便。其基本特点是假设存在一个虚拟国家,一国的进口产品全部来自这个国家,从而可以利用这个国家的技术系数计算进口隐含流。在此基础上,假设在我国的主要进口贸易伙伴中,某个国家的国内的平均能耗强度(也可以是其他指标)与我国全部进口产品的平均能耗强度最接近,就可以将这个国家近似的看作我国的虚拟进口国,并利用该国的技术系数计算我国的进口隐含能。第二,本文尝试建立了同时包含能源消费和生产过程碳排放的隐含碳核算框架。传统的隐含碳核算中主要侧重对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的核算,而忽视了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导致的产品中的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为了适应我国工业过程碳排放比重不断上升的现实情况,本文尝试扩大了传统的能源消费的隐含碳核算框架,以同时包含生产过程的隐含碳排放,并与传统的方法具有兼容性。研究发现,台湾地区可以作为我国的虚拟进口国(地区),从而可以利用台湾的技术系数计算我国进口隐含能和隐含碳。对隐含碳的分析发现,我国的生产过程碳排放主要消耗在国内,通过贸易隐性出口的生产过程碳排放较少,能源消费导致的隐含碳排放占出口隐含碳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变化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对1997-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能和隐含碳的核算结果显示,虽然我国隐含能和隐含碳的进口增速高于其出口增速,但是因为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出口规模远高于进口规模,因此,我国是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且净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对我国的能源环境构成了巨大压力。2006年,出口国内隐含能对我国能源消费的压力增加至34.18%,净出口隐含能也已经达到国内能源总消费的26.31%。类似的,2006年,出口国内隐含碳占国内总碳排放量32.73%,而我国总碳排放的26.09%是为净出口服务的。服务于出口贸易的大量的能源和碳排放消耗在国内,对国内的能源环境形势产生了巨大压力,而实际上这些能源和碳排放是为国外最终消费的。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以及它给我国带来的能源环境压力?本文尝试提出一种看待贸易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影响的新视角。如果将碳排放看成是某种环境资源的损耗,那么我国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大量出口和净出口实际上意味着能源与环境资源的间接出口。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知道大量的能源和环境资源以隐性的方式出口是否带来与之相应的或者更大的收益?因此,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将对外贸易中的隐含流看作是贸易的资源投入,将贸易诱发的GDP和就业视为产出,进而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析对外贸易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据此,本文着重考察了出口贸易中隐含能和隐含碳投入的GDP效应和就业效应。时间轴上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出口贸易扩大来获得就业机会的增加,所需付出的能源与环境代价将越来越高。结构上的比较分析显示,出口贸易的资源投入产出的各项指标均小于国内消费的资源投入产出的相应指标。因此,相较于国内消费,将能源与环境资源投入于出口贸易,并不利于我国GDP和就业的最大化,从而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由此可见,有必要从贸易角度寻找缓解我国能源环境压力的途径。为此,需要解析贸易影响能源环境的主要作用渠道。本文利用分解分析技术分析了影响我国出口隐含能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并首次分析了导致我国净出口隐含能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指出规模效应是导致我国隐含能出口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国内外技术因素(即国内外单位产值完全能耗)的差距是导致我国隐含能净出口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国内产品的低附加值是导致国内外技术因素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部分。从“微笑曲线”角度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由于这种结构性原因,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资源环境投入高而产出效益低,而为了提高产出不得不增加产品规模,依赖产量经济,从而导致隐含流的出口增加,加剧了能源环境压力。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大量出口和净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影响问题,本质上不是规模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而我国长期以来GDP导向的贸易增长策略是导致我国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对我国而言,贸易的发展从GDP导向转向就业导向,并逐步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从横向的产品结构调整转向纵向的向产业链高附加值部分的调整,以及健康的国内市场的培育,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平衡能源环境压力与国家利益。收起

关键词 : 对外贸易能源环境碳排放资源投入就业机会

3. 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ITQ制度交易成本研究

[学位论文] 杨正勇复旦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17页

摘要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我国曾采取了捕捞许可制度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资源衰退趋势一直未能改变。于是在200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提出实行捕捞... 展开

关键词 : 海洋渔业资源个体可转让配额交易成本渔村社区

4. 论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的冲突——为摊贩反思发展战略

[学位论文] 刘新宇复旦大学 2007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12页

摘要 : 本文对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的冲突进行了研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对于城市政府为吸引企业而减少提供给低端部门的设施，降低城市空间对低端部门的容纳能力，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第二，对于传统... 展开

关键词 : 城市社会劳动就业摊贩管理

5. 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评价的思路与方法研究

[学位论文] 嵇欣复旦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09页

摘要 :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我国新增建设用地为585万公顷(8775万亩)，而规划期前五年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已占新增总量的40％左右，可... 展开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我国新增建设用地为585万公顷(8775万亩)，而规划期前五年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已占新增总量的40％左右，可见到2020年我国新增建设用地十分有限。而新增建设用地中，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比例较高，为40％-50％。另外，我国城市工业用地比例约为22％，与国外大城市相比明显偏高。在耕地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城市中工业用地与其他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居住用地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用地指标紧张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瓶颈。但与此同时，工业用地却存在着用地粗放、低效等问题，工业用地闲置现象严重、土地产出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相关政策，国土资源部也在2008年提出了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并制定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规程(试行)》，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确定指标理想值、指标标准化和计算分值等步骤，来评价工业园区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国外关于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的研究很少，其研究范围主要来自于中国。从国外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方式的管理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认为农田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很高，需要限制城市增长，将工业用地抑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不需要对工业用地绩效进行评价。而国内关于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的研究也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以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地均就业人数、容积率、建筑密度、地均产出、地均利税等指标来评价工业用地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方法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规程(试行)》基本一致。然而，现有的评价方法过于简单，用地均产出(即单位面积工业产出)来判断工业用地土地产出效率的高低，其前提是所有工业园区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默认所有的工业园区都是合理的，落后的工业园区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是不成立，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园区的级别问题。级别高的工业园区，上一级政府对园区内的产业布局更为重视，进入的项目质量较高。二是地理区位问题。离中心城区较近的工业园区，能享受到中心城区的服务功能；靠近主要交通枢纽，即交通通达性较好，则便于运输。因此，区位好的工业园区更容易吸引优质企业进入。另外，工业用地与城市功能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工业用地与城市功能发生冲突时，城市功能受到损害；当工业用地与城市功能互补时，能够促进城市的发展。而现有评价方法无法反映出上述情况。总的来说，现有评价方法无法识别出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差异的原因，即土地产出效率受园区级别、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的大小，也无法识别出哪些区位是不适合发展工业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现有工业园区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方法进行改进和补充，从相对值的角度来衡量工业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即在剔除某些客观条件(如园区级别、地理位置等区位因素)的影响后，对工业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中判断出受到区位因素影响较大的工业园区，并识别出城市中不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从而优化和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推动城市的发展转型。本文从两部分对文献进行梳理。首先，梳理有关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发现国外有关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的研究很少，而国内研究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所以，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评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需要为新的评价方法寻找相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将借鉴城市发展与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土地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理论以及城市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城市中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即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土地产出效率与所支付的租金相一致、有利于企业对区位的选择。通过梳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对各文献中使用的计量模型和企业选址时考虑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确定合适的计量模型和区位因素，分析各因素对2007-2008年上海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确定区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来分析区位因素对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并用残差来表示剔除区位因素后的土地产出效率。通过单因素回归的方法，分析园区级别、到市中心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等因素对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园区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有重大影响。国家级工业园区有较为明显的级别优势；市级工业园区有一定的级别优势，但明显小于国家级工业园区；工业基地并没有明显的级别优势；区县级工业园区有明显的级别劣势。到市中心距离对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有较大影响。离市中心越近，则土地产出效率越高。而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较小。并结合地均产出残差的大小和地均产出排名的变化情况来识别出土地产出效率一直较低或一直较高的工业园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或较为明显的工业园区、区位劣势十分明显或较为明显的工业园区。根据评价结果分析，指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采用单位面积工业产值评价代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时，由于其工业产值很高但工业增加值和税收很低的特点，其土地产出效率被明显高估了。因此，有必要建立工业园区的工业增加值统计体系。二是在工业园区发展转型的过程中，2.5产业进入工业园区，一方面提高了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另一方面由于2.5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不清，利用工业用地发展服务业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将服务业的产出算在工业用地上，导致工业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被高估。将这类工业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与那些严格按照国家用地政策利用办公用地、商业用地来发展服务业的园区相比，是不合理的。因此，园区内工业用地政策也要与时俱进，统一规范，对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三是工业用地与城市功能的关系复杂，靠近市中心的工业园区能享受到公共设施长期投入的成果，即中心城区服务功能和交通通达性较好；而离市中心较近的工业园区所产生的污染问题会损害到城市功能的发挥。因此，靠近市中心的工业园区如何发展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空间表现。离市中心较近的成熟工业园区，如果与城市功能互补，则考虑逐步与中心城区融为一体；如果与城市功能发生严重冲突，则考虑逐步撤销此类工业园区。四是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上海市的工业用地明显偏多，对于区位非常不利的区县级工业园区或市级工业园区，可以考虑将部分工业园区搬到区位较好的园区，逐步撤销一些工业园区用以发展其他用地(如农业、绿地、公共设施用地、住宅用地等)，改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本文将地租理论、区位理论纳入到土地产出效率评价中，改变了原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支撑的现状。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本文采用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工业园区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指出了原有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即没有考虑到园区级别、地理区位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并且默认所有的工业园区都是合理的，无法识别出不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因此，只有在剔除区位因素对产出效率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分析出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差异的原因，更为客观、合理地评价工业园区的土地产出效率。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明确了区位变量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进行回归，用回归残差来表示剔除区位因素影响后的土地产出效率。从应用层面上来看，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将工业园区土地产出效率评价与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紧密结合，这种方法能使我们从城市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某些工业园区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发展转型的方向，有利于我们认识城市工业空间结构调整的方向。收起

关键词 : 土地产出效率区位因素园区级别工业园区城市功能

6. 自然资本的替代性研究

[学位论文] 刘平养复旦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208页

摘要 : 自然资本及其替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产物,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由于自然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领域主要是生态和环境学领域,因此有关界定和分析往往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致使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和生态、环境学家对这一问题的... 展开自然资本及其替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产物,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由于自然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领域主要是生态和环境学领域,因此有关界定和分析往往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致使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和生态、环境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观点迥异,但是却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围绕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关系,主张替代性的观点与主张互补性的观点其实不在同一分析架构中,这不但严重限制了自然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融合,还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研究陷入困境:尽管它的影响很大,但是对一个国家或社会可持续实践的导向能力却非常有限。以我国为例。我国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但与此同时,自然资本的约束却趋向于全面化和刚性化。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现有研究似乎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启迪。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本文发现对自然资本范畴的不同界定以及对自然资本的替代性的不同假设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是,本文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出发,分析了主流经济学和生态、环境学对自然资本范畴的界定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建立以稀缺性为基础的自然资本范畴。接着,放松了两大学派对自然资本的替代性的前置性假设,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重点分析了核心自然资本——能源的替代性问题,以及迄今为止人类对能源的替代能力的变化。随后,本文将能源的替代性结论逐步推广到市场物品类自然资本、混合物品类自然资本和公共物品类自然资本,发现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即自然资本与资本、人力资本之间存在长期的替代性和短期的互补性,并且人力资本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发现,价值越是无法通过市场实现的自然资本,替代的难度越大,对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制度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国家长期投入的结果,因此,自然资本的替代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尝试构建了一个基于自然资本的可持续能力框架,并针对我国的自然资本约束问题,提出国民财富充分再投入到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对提高我国可持续能力的重要意义。相对于现有的自然资本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经济学意义相对明晰的自然资本的范畴。本文提出,竞争性使用(不同消费主体的竞争性使用和不同功能的竞争性使用)是稀缺性的核心。对于自然物品和服务而言,只有满足稀缺性的才能被视为自然资源,只有满足增殖性才能被视为自然资本。并且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本的范畴随着竞争性使用状况的改变而动态变化,体现为发展性。这种界定有助于为对立的主流经济学和生态学派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搭建一个基础平台。第二,放松了关于自然资本替代性假设,采用更具普遍性的、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由点及面,层层拓展,证实自然资本与资本、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时间轴上的替代性和时间点上的互补性,并且人力资本起决定性作用。围绕这一结论,本文进行了以下较有意义的拓展: 1.由于价值实现路径不同,不同自然资本的互补约束程度和替代的解约束难度都不相同,替代的路径也不相同。 2.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替代和互补关系长期共存,并且可以通过资本之间结合方式的变化而相互转化:结合方式的优化可以强化时间轴上的替代性,缓解时间点上的互补性约束,甚至可能将其转化为替代性;如果自然资本只能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时间点的互补性约束就会趋紧,而长期的替代性就会受损,甚至可能转化为互补性。 3.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任一时问点上,都必须在自然资本的约束下发展,并储备替代能力。如果某一时点上自然资本的约束和解约束能力不对称,就有可能爆发严重的危机; 第三,基于以上自然资本及其替代性结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试图包容强可持续观和弱可持续观的可持续能力框架,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有足够多的社会财富用于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否满足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发展的公平性和节俭三大要求将最终决定它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如何。对我国而言,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广泛而全面的投资以及合理的国际市场定位,是解决当前自然资本约束的基本出路。收起

关键词 : 自然资本替代性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发展战略

7. 环境政策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机制研究

[学位论文] 李瑾复旦大学 2009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181页

摘要 : 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承受的压力尤为巨大。技术变迁是实现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环境友好性技术的变迁过程中存在强烈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环境政策成为引导技术变迁方向,加快技术变迁速... 展开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承受的压力尤为巨大。技术变迁是实现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环境友好性技术的变迁过程中存在强烈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环境政策成为引导技术变迁方向,加快技术变迁速度的必要条件。研究技术变迁有两种主要流派——新古典框架假设经济人完全理性且遵循最优化原则,从而出现“诱导性创新”;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变迁是受各种层次因素交错影响的复杂过程,因而“波特假说”有可能成立。为了研究环境政策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机制,诸如传染模型、probit模型、理性选择模型等许多理论上的技术扩散模型得以应用,但是只是针对一种技术;创新模型又多属于政策工具的静态效率分析,忽略了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与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缺乏将政策同技术积累的结合。针对个别行业或企业的实证研究也不具有普遍意义,难以区分经济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不同效果。近年来气候变化政策的领域出现许多综合性环境政策模型,外生描述技术变迁的AEEI参数难以区分是技术进步还是价格变化,备选技术依赖于技术成本;内生描述的技术变迁可以应对社会经济政策变量的变化,但依赖于对外生定义参数的假设。技术创新和扩散会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而恰当设计的环境政策能够实现这种激励。但是有一些问题仍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企业进行技术选择时考虑的依据,经济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效果区别,涉及到政策的细节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不同市场中环境政策的不同表现;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研发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损害、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技术的研发收益如何得以保证,企业的决策目标可以是满足环境政策的时间或绩效要求。基于不同目标,企业如何决策研发周期的长短,在一个研发周期内如何进行投资分配,研发决策受不同环境政策有怎样的影响,都未能给出一致的答案。已有研究往往将“研发”和“扩散”这两个技术变迁中密切相关却又有本质不同的过程分别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新技术的市场收益将“研发”和“扩散”建立联系。在技术扩散环节,根据新技术的市场价格和市场份额得到其市场价值,可作为企业研发决策中参考的期望收益。这样以来扩散阶段的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研发阶段的企业决策,在研发阶段作为内生的技术在扩散阶段成为外生技术变量。本文针对环境友好性技术变迁存在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企业在环境政策作用下对技术研发的决策机制和技术扩散的选择机制。主要开展的工作和可能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在技术扩散阶段,本文考虑环境政策可以改变技术的竞争力,从而改变技术出现和退出的时间和顺序,建立一个“技术扩散时序控制的环境政策模型”。它包含一般均衡框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函数、三种典型技术(污染技术、过渡技术、清洁技术)成本随时间下降的函数、价格引导的消费函数、针对各种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环境政策函数。模型结果发现,环境政策对于污染技术的淘汰和清洁技术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过渡性技术的存在给企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缓冲,以实现从污染性技术到清洁技术的平缓过渡。本文的模型不但能够解释《蒙特利尔协议书》作用下各种制冷剂消耗量的变化,而且能够尝试模拟在其他环境政策作用下不同性质技术的扩散路径。本文将扩散模型用于财政补贴对节能灯的推广应用研究,说明了将其用于环境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可行性。2、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中的技术或产品有着不同的定价方式,本文对这两种市场下的技术扩散模式分别予以分析。通过改变为不同技术设计的环境政策工具中的初始税率、税率变化速度、税率变化时间等因素,得到三种典型技术的扩散路径受各种环境政策因素的不同影响。可以发现,技术扩散路径会根据环境政策的起始时间、维持时间、变化力度等因素显著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要求企业在规定时点之前淘汰污染技术。结果发现,该政策可以显著影响技术的扩散路径,但是监管成本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在技术研发阶段,本文认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决策不但要考虑新技术的未来市场竞争力,也要考虑研发是一种风险行为,从而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建立一个“技术研发流程可控的环境政策模型”。企业对研发周期长短和周期内的投资分配同时进行决策以最大化整个研发周期的期望效用。结果发现,企业研发周期内的收益与新技术的预期收益、研发初期的技术基础和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正相关,并且企业会有一个基于最大研发项目收益的最优研发周期。因而环境政策通过改变新产品的预期收益、企业风险偏好、研发初期的技术基础等因素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本文以美国1985-2005间能源R&D投资与专利数量的关系为例,发现能源研发投资与滞后三年的专利数量相关性最强,符合了模型的推论之一,即技术基础能够影响研发投资决策。本文通过“研发模型”解释了地方保护主义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在环境保护领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是降低新的清洁技术的研发项目收益,延长研发周期。4、本文比较了研发过程中的补贴、研发成功后的补贴、以及强制研发周期的不同政策效果,并提出应对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结果发现,如果强制研发时间与企业决策的时间表不一致,那么需要给予企业补贴以弥补企业的损失,否则企业可能陷进入不敷出的困境。研发过程中的补贴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现金流困难,并且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收益,产生更为明确的导向缩短研发周期。但是,研发过程中的补贴要适度适量,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可以在给定补贴强度的同时规定一个研发活动的期限,从而降低企业瞒报信息的道德风险。技术变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本文从分析技术变迁的规律开始,运用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对环境政策下的技术变迁机制进行动态的、系统的、全面的审视,并尝试为科学合理地设计和选择环境政策工具提供一定依据。收起

关键词 : 环境政策技术变迁项目研发动态规划

8. 城市内河生态系统服务的意愿价值评估——CVM有效性可靠性研究的视角

[学位论文] 张翼飞复旦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175页

摘要 : 生态资产的经济价值评估是生态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意愿价值评估法(CVM)作为该领域迄今唯一能获知与环境物品有关的全部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方法,在西方已有40余年的研究历史,并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应用,研究成果在环境公共政策和治理决策的制... 展开生态资产的经济价值评估是生态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意愿价值评估法(CVM)作为该领域迄今唯一能获知与环境物品有关的全部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方法,在西方已有40余年的研究历史,并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应用,研究成果在环境公共政策和治理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独特的假想市场的方法学特征既使其受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同时也是该方法有效性和可靠性广受争议的根源。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现。生态环境政策和相关治理决策的科学制定,离不开生态(环境)物品的价值评估。CVM作为重要的评估技术之一,对其在我国应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增进以此为基础的环境公共政策和治理决策有效性和科学性,促进我国建设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社会的重要科学问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等条件所限,CVM在我国的研究明显滞后。与国际上对其有效性的争议相一致,CVM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一直是我国生态经济学领域争议的焦点。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又增加了其应用的特殊性。那么CVM在我国是否能揭示出人们对生态(环境)物品的偏好?被调查者的真实偏好与CVM模拟的支付意愿之间的差异分布如何?如何有效应用从而减少差异?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形成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在借鉴国际、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上海市城市内河—漕河泾为研究对象,构建该河流生态恢复的假想市场,进行意愿价值评估的研究。从2006年2月到2008年3月共进行6次CVM的情景调查,共约2700份调查问卷,以此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问卷调查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CVM有效性可靠性的三个关键性问题:支付意愿的中国特殊影响因素、CVM研究成果的“内容依赖性”和时间稳定性。主要内容如下: 本文在对国际国内CVM有效性与可靠性理论争议的系统输理和应用案例回顾的基础上,开展了以下研究: 首先应用CVM方法评估上海市内河-漕河泾生态恢复的价值,经过预调查,由第一阶段496份支付卡正式调查问卷进行非参数估计:平均支付意愿是168.12元/年·户,3年总价值约21.4×106元。然后在实例分析基础上,进行支付意愿的中国特殊影响因素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选取反映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特殊性质和研究区域特征的变量:收入差距、户籍安排、收入与户籍的交互影响、居住期差异、对管理部门的信任度。应用对数线性模型和二值响应的Logit概率模型对支付意愿和支付意愿为正的概率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收入的差距加大,总支付意愿降低;非户籍人口支付意愿偏低,而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户籍带来的影响降低;对政府信任程度越低,支付意愿越低;居住年限显著负相关。同时,调查显示居民支付意愿为零的主要原因是“应由政府负责”,低收入、非沪户籍、较长的居住期、对相关管理部门的不信任等因素同样增加零WTP的概率。结果验证了一般经济理论预期和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和研究区域特殊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路径特征。再者,设计四重方案平行调查,在720份问卷基础上,验证了CVM研究中WTP“范围不敏感”、“顺序效应”“部分一整体效应”、“嵌入效应”等在本案研究中的存在。说明评估物品数量、种类、排列顺序等提供给被访者可以选择的集合不同,支付意愿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同一份问卷中同时调查居民的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差异比例均值为10.4,相比于国际调查结果,平均比值偏大,影响因素呈现中国特殊性;以二分法和支付卡不同诱导技术进行评估,二分法呈现高估,二分法与支付卡法比例为4.69～6.02,与国内研究成果较为相符,在西方文献报道的范围中。再者,对CVM时间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时间间隔为一个月的两次CVM结果比较显示:支付意愿分布相符,均值仅相差0.1元,中位数相同。收入、教育、对政府信任程度对支付意愿及其概率的影响因素重现性较好;混合数据时间虚拟变量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本案CVM结果在一个月时间间隔基本保持良好的时间稳定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CVM在本案中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内保持稳定,而WTP的数值随问卷的内容、诱导技术和测度指标的不同,呈现一定差异,同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性特征将导致CVM的研究成果偏离居民的真实偏好。因此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对我国CVM的应用提出以下建议: 1)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的特殊因素,如户籍、收入差距、发展模式、政府相关管理模式都会使得调查中的支付意愿偏离居民对生态环境物品的真实偏好,故在制定政策或决策时应予以充分考虑以纠正这种扭曲; 2)CVM研究成果呈现显著的“内容依赖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应用CVM结果时,必须考虑CVM研究的特定方案和实施场景;CVM的时间稳定性检验说明,该方法可以在一定时间尺度上保持结果的稳定性。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审慎使用CVM的数值结果,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应用CVM研究中获得的对环境物品重要程度的排序信息,支付意愿大于零的定性信息可以用以充分识别公众关注点,为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门槛条件; 3)CVM通过个体调查获得消费者对生态(环境)物品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两个指标互为补充,以揭示消费者的偏好信息。该方法为在消费者微观需求信息和宏观环境政策之间构建了科学的桥梁,是我国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之间作用机理,确定政策干预的过程变量和关键因素,实现生态系统有效管理的必要技术手段。综上所述,与现有文献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点创新性的工作: 第一、在国内结合实例应用,系统地对CVM在我国应用的有效性可靠性的三个关键性问题:支付意愿的中国特殊影响因素分析、CVM“问卷内容依赖性”和CVM时间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与现有文献相比,更为全面和深入。尤其是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四组平行问卷进行CVM“内容依赖性”的实验性研究,填补国内该领域的文献空白;对时间稳定性检验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构造跨时混合数据,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在国内较好地从统计意义上验证了时间稳定性。第二、在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创新性地引入户籍、收入平方、收入与户籍的交互项、沿河居住期、对政府信任程度等变量,揭示了收入差距、户籍安排、环境污染的发展路径(以沿河居住期表征)、政府相关管理模式等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特殊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对CVM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与现有国内该领域的经验研究相比,更为科学地剖析了我国特殊的影响因素。研究指出这几项特殊影响因素使得支付意愿偏离真实偏好;并且在国内对“零支付意愿”的原因分布和影响因素首次进行了专门的问卷调查。第三、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在应用CVM结果时,必须考虑CVM研究的特定方案和实施场景;针对我国地区差异和发展特征提出了CVM绝对数值、相对大小和大于零的信息在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的应用原则。收起

关键词 : 意愿价值评估有效性可靠性内河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

9.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的研究

[学位论文] 王芳芳复旦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169页

摘要 :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供排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需求量增加、需求标准提高，相应设施和管网建设需要巨额投入，传统政府投资、运营和管理的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城市水务的巨大压力。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实施了城市水务产业化改革，在开放市场、引入... 展开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供排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需求量增加、需求标准提高，相应设施和管网建设需要巨额投入，传统政府投资、运营和管理的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城市水务的巨大压力。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实施了城市水务产业化改革，在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和特许经营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城市水务在短短十几年经历了“脉冲式发展”，水厂、管网等水务基础设施大量建设，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对城市水务产业化的含义以及水务行业的特殊属性认识不清，城市水务发展中出现了大量问题。为建立“高效、优质、安全、公平、可持续”的城市水务服务体系，迫切需要拓宽投资渠道和提高运营效率，构建全盘性、系统性的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本文从混合物品理论和自然垄断物品理论出发，深入剖析了城市水务的产业特点，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混合物品属性、区域垄断性、高沉没成本以及高资本密度等属性，决定了城市水务的产业化模式需平衡政府和企业、垄断和竞争以及效率和公平等关系。通过对英国和美国水务行业发展历程的分析，明确了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和城市化阶段的关系，通过对两国水务行业现有制度和法律框架的梳理，为我国城市水务产业化的实现路径和制度构建提供了参考。随后分析地方政府拥有城市水务企业模式的优缺点，研究了城市水务行业中盈利性和公益性的边界问题。进一步验证了非公经济进入城市水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实证研究了非公经济进入对城市水务行业效率的影响。通过构建激励理论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影响特许经营合同重新谈判的因素，结合案例分析，对我国水务行业的特许经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城市水务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与城市化阶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城市水务地方政府所有的模式与我国正处于的快速城市化阶段相符。未来城市水务将进入建管并重的阶段，非公资本有进入城市水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一国水务发展模式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取决于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也就可以认为，城市水务是公有还是私有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确定所有权架构之后，制度设计的完整性和制度的执行能力。若倾向于公有，制度建设的重点需偏重效率，实现政企分开，保证企业独立性；若要引入非公资本，制度建设的重点需偏重于公平，强化监管能力，保证企业信息透明。 (3)地方政府拥有区域内水务企业的模式易于整合资源集中建设城市供排水设施，满足快速城市化的要求，并能有利于保障公平。但极易造成城市水务项目、资产等盈利性和公益性边界模糊，进而导致严重的政企不分。政企不分致使国有企业“事业化”、政府补贴缺乏标准，并且严重阻碍了外部资本的进入。划清城市水务盈利性和公益性边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盈利性和公益性分开的项目核算体系，对新建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和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已有资产的投入-产出分析，可将水务企业全部盈利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剥离。 (4)在盈利性和公益性边界划分清楚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企业财务体系、转变国有资产的管理理念以及构建有效的谈判机制，能实现国有企业向特许经营主体的转变，从而真正将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之后，可以实现城市水务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经营收益独享和经营权可以转让的基础上，扩大特许经营的内涵。赋予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的特许经营主体地位，形成所有权公有为主、多元化特许经营主体的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 (5)我国供水行业的整体效率较低，城市间的供水综合技术效率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过低(而非规模效率过低)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当大规模城市供水设施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过去后，供水行业产业化发展的重心必将聚焦于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提升行业整体效率上。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资本的进入对地区供水效率具有显著正向贡献，非公资本尤其是外资进入的地区平均供水效率，普遍高于仅有国有资本的地区，这说明水务行业效率提高可以通过广泛的服务外包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但也要避免盲目引入非公资本、一哄而上“搞运动”的模式，在引入非公经济、构建竞争市场、提高运行效率的过程中，需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体系、规范竞争机制，为提升行业效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6)从委托-代理框架的理论分析和中国水务行业特许经营的案例分析可知，当前很多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制度环境不稳定，政府和企业之间重复谈判频繁，很难说其特许经营项目是非常有效率的。在城市快速扩张期内，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过多，某些条件下的重新谈判难以避免，仓促实施特许经营是不可取的，将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城市水务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租赁以及BOT等模式在各种可竞争环节广泛引入具有专业化管理和运营水平的特许经营主体。未来城市水务产业化发展特许经营为核心的方式需通过构建包括合理的准入制度、完善项目移交制度、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有效率的(重新)谈判机制的制度框架来实现。本文以建立“高效、优质、安全、公平、可持续”的城市水务服务体系为目标，明确提出了我国所有权公有为主、多元化特许经营主体的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及其实现路径，主要创新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了将城市水务资产盈利性和公益性分开的核算体系。城市为单元、政府拥有水务企业的模式造成资产盈利性和公益性边界模糊，并引起严重的政企不分。本文构建了新项目成本收益的净现值分析框架和基于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将新建和已有资产盈利性和公益性分离的核算体系。第二，明确的提出了所有权公有制为主、多元化特许经营主体的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水务资产盈利性和公益性边界分开后，公益性资产的所有权实施公有。通过构建与之适应的财务核算体系、国有资本管理理念以及谈判机制，实现国有企业向特许经营主体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真正将政企分开。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保证经营效益的独享和经营权的转让，可打破非公资本的进入的制度和技术障碍，各种形式的非公经济可与公有经济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特许经营的内涵不再限于涉及资产的BOT和TOT等模式，还包括大量不涉及资产的广泛外包服务。这样，所有权公有制为主、多元化特许经营主体的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即可得以实现。第三，从特许经营重新谈判的角度研究特许经营项目有效运行的经济和制度条件。本文创新性的利用委托-代理模型从理论角度对城市水务特性经营合同重新谈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我国快速城市化条件下，某些情况下的频繁重复谈判是难以避免的，特许经营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才能发挥其高效性。也就意味着，在快速扩张中的城市，特许经营项目，尤其是BOT、TOT等涉及资产、周期长的项目引进需要在完善制度本身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经济和制度条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而在建设基本稳定的城市，则可以在城市水务的可竞争环节广泛引入专业化的外包服务。收起

关键词 : 城市水务产业化模式盈利性公益性特许经营

10. 大城市郊区农村的价值研究

[学位论文] 黄文芳复旦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戴星翼共156页

摘要 :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灯下黑”现象相当普遍。农业出路狭隘，农村边缘化，农民生计发生问题。为此，有关城市在实践中不断在探讨郊区农村的发展定位问题，如“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农村工业化政策、“三集中”战略、“农民... 展开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灯下黑”现象相当普遍。农业出路狭隘，农村边缘化，农民生计发生问题。为此，有关城市在实践中不断在探讨郊区农村的发展定位问题，如“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农村工业化政策、“三集中”战略、“农民变市民”之类。学术界也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研究，指出农业弱势、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导致农村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农村的集约化经营、工业化与城市化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出路。但这些理论与实践都有一个根本问题：大城市郊区还要不要农村。人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三农的非农化，但无论如何，城市的扩张终究会有边界。因此，大城市郊区农村的出路何在，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对此，现有的研究和对策显然不能有效回答。　　本文从大城市郊区农村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农村边缘化问题。认为大城市郊区农村价值的流失是其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实现这些价值，能够极大地拓宽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生存空间。并且让大城市拥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美好乡村。　　通过几组经典经济学模型的应用，本文论证了大城市郊区农村价值的完全实现是有利于城乡共同发展的。　　本论文提出了缓解大城市郊区农村边缘化的基本思路。　　基于现有制度环境下农村发展模式不可能自发实现转变的事实，研究提出建立城乡补偿机制，以促使这种转变。在政府主导下构建与完善农村服务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农村可市场化的价值，同时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来实现农村非市场价值。　　在论文的最后部分，以大城市郊区农村的有机农产品市场、生态旅游市场与政府购买的生态服务市场的构建为例，勾画了农村未来发展模式的轮廓以及城乡补偿机制的作用。　　收起

关键词 : 大城市郊区农村价值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城乡补偿机制